唐小舟到達孫志華的辦公室，孫志華主動過來和他握手，算不上熱情，但也並不冷漠。唐小舟能夠理解，孫志華當副廳級幹部的時候，唐小舟還什麼都不是，現在，大家都成了副廳級幹部，唐小舟還要分管他，這種尷尬，用語言是很表述的。孫志華自然會稱他唐主任，唐小舟又得一番解釋，希望稱呼自己名字。他很誠懇地說，自己隻是小字輩，什麼都不熟，還希望孫主任以後多多指點。說話的同時，往他的桌上扔了一條煙。孫志華倒也沒有假意推脫，隻是看了一眼，說，我都已經老朽了，未來是你們這些後生晚輩的，應該我向你多學習才是。唐小舟明顯從他的話裡聽到了情緒，卻又無可奈何。洛新光和孫志華，是擺在他面前的兩大打子，如果能夠將這兩大打子拔掉，他未來的路，才有走穩的可能。若是拔不掉這兩大打子，他的麻煩就大了。但怎麼拔這兩顆釘子？實際上，他的面前，僅僅隻有一條路，那就是搞統一陣線，讓這兩個人成為自己的同盟。這兩件事，確實是太有難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無路可走。時間過得很快，唐小舟還沒把這兩件事理出頭緒，趙德良出訪的時間到了。近年來，公費旅遊，一直受到社會的廣泛關註和非議。另一方面，不僅國家層面需要外交，省級層面，同樣需要。隨著對外開放的持續深入，省級外交越來越頻繁。正是利用這一特點，很多政府官員，借著考察學習之名，行公費旅遊之實。唐小舟跟在趙德良身邊三年多時間，隨同趙德良出訪的機會還挺多的，分別去過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歐洲等地。唐小舟發現，趙德良每次出訪，雖然帶有經濟交往等方面的任務，同時，他也夾帶了一件私人事務，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國的公務員制度。趙德良之所以致力於公務員制度研究，顯然因為他覺得中國現行的公務員制度是存在問題的。過去的舊中國，一律將公務員稱為官，而新中國成立後，給了公務員一個全新的名稱，叫幹部。在新中國創立者心目中，公務員隻有工作職責的區別，而沒有地位的差別，至少在幹部這個層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差別永遠是存在的，最大的區別在於決策和執行。一個領導幹部，如果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且不說工作效率會受到影響，工作程序也會完全混亂。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存在的最大問題，恰恰是決策官和執行官為一體，相互交叉甚至彼此爭權。
新中國成立之初，將幹部劃分二十四個行政級別，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級，最高的是行政一級。這種行政分級制度，實際已經向西方的公務員制度靠攏，與中國傳統的九品制相比，已經進步。改革開放以後，進行了工資改革，而新的工資改革方案，並沒有與行政二十四級掛鉤，二十四級制也就終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與二十四級制並行的五級行政制，也就是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處級和科級。每一級，又分為兩級，實際是十級，再加上不屬於行政級別的股級。這種分級，顯然存在很大問題。第一大問題，決策官和執行官混為一談，沒有區別。第二大問題，越往上，級別的跨度越大，升級的難度也越大，最後形成了一人一級的局面，而這所謂的一人一級，又不是公務員體系的制度性規定，變成了一種人為的東西。權力結構的隨意性，導致了決策和執行的隨意性。此外，還有一個大問題，是自新中國建立以來，就沒有解決也從未提上解決日程的，那就是，隻有少數人能夠沿著權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絕大多數人，都在這種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並不善於行政事務，卻在業務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遷通道，他們要麼丟棄自己最在行的業務工作，轉向自己並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隻是停留在低級別上面，個人利益受到巨大影響，從而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多勞多得原則。紀律部隊在後來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層警員，因為他們的年限以及實績等，也可以升上較高警階。部隊也是如此，技術兵種可以單列於軍街之外。但這種改革，顯然還不徹底，警街制中，警街實際成了官街的另一種表達，一個技術派警員，即使你能幹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監。政府機關公務員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幹一輩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級，你仍然隻是一個普通科員，薪酬待遇，跟不上來。後來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出臺了一種補充制度，也就是科員制，在科級幹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員和主任科員。在處級幹部中，有副調研員和調研員。在廳級幹部中，有副巡視員和巡視員。表面上看，這種設置，是為了解決某些非政務員的升職通道，但實際上，這個升職通道，是行政職務通道的一種補充，並沒有形成獨立的體系。這種非政務員體系的每一種級別，都是相對獨立的，根本不可能從一個級別升上另一個級別。除非你藉助行政級別完成這種升遷。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員，幾乎沒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員升上主任科員，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員，升上副科長，再由副科長，到達主任科員。如此一來，這一套體系，便不再是事務員體系，而是政務員體系的輔助體系。
中國人早已經了解權力結構的本質，是由決策者和執行者組織。在古時候，所有的決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稱為官，隸屬於行政主官的，自然就是執行者，則稱為吏。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而吏，則是行政主官聘任或者任命。過去的行政機構比較簡捷，一個縣令，下屬只不過幾個部門，選擇吏員，相對不那麼複雜，一個府臺，稍稍複雜一點，但屬下幾個關鍵部門，也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府臺所能控制的，也就是政府本部的吏員。所以，由官選吏，操作起來，比較容易，但也有弱點，很容易出現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新官上任，所有一切行政人員，全部換新，兩屆政府之間，便出現了斷裂。很多西方國家，也有官和吏的區別。比如日本，就有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區別。政務官，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官，也就是決策者。事務官，相當於吏，是執行者。日本的事務官，可以擔任的最高級別是行政副職，隻有政務官，才能擔任正職。香港也有政務官和事務員的區別，但香港的政務官和事務官，和日本還有不同。香港的這種區別，來源於英國。英國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政務官和事務官定義的國家。英國的定義，理論上和中國的官吏制是一致的，政務官，是決策制定者，事務官，是決策執行者。因此，政務官往往是議員等。事務官則是政府官員和僱員。這樣區分，在英關國家，行得通。但在中國，卻存在一些問題。比如中國的人大，是決策機構，類似於國外的國會，如果將人大劃入政務官，似乎說得通。但中國還存在一個黨委，黨委的主要職能，是決策，兩種決策之間，怎樣處分？如果說，黨口的官員屬於政務員，那麼，黨口還有些執行部門，是否就應該把這些部門劃歸政口？即使是政口，恐怕也不完全是執行，在怎麼做方面，同樣需要決策。這樣分法，顯然不如日本科學。此前，趙德良已經考察過英國和日本的公務員制度，這次去關國，他很希望深入地考察一下關國的公務員制度。關國公務員主要分兩種，一種是高級公務員，一種是普通公務員。高級公務員，基本相當於政務官，普通公務員，則相當於事務官。關國的各級政府首腦，均由競選產生，這部分人員，並不在高級公務員序列，任何人，隻要夠競選條件，均可以參選某一級行政首腦。某個部長的級別待遇，遠遠高於一個縣長或者市長。他如果不想當部長而想當縣長，任何人都無權任命，必須參加競選。但在行政主官之外，一些部門首長，比如國務卿，各部的部長等，則由政府首腦任命。他們，就屬於高級公務員。關國的高級公務員，分為五個級別，如果用中國的級別套用的話，高I級相當於省部級，高日級相當於地廳級，高III級相當於處級，高IV級相當於科級，高V級就隻能相當於股
級了。美國的這五級官員，並不屬於終身制，官員並不帶著級別走，而是級別和職位配套。也就是說，關國總統任命你為國務卿，或者某部的部長，你就是高I級。如果你先當某部的部長，後來又被總統任命為駐某國的大使。外交機構屬於國務院的二級機構，隸屬於國務卿，國務卿也隻是高I級，大使就隻能是高II級，你原來的部長級帶不走，隻能就任高II級。在中國，這無疑屬於降級使用，但在關國，都屬於高級公務員，不存在降不降級的問題，僅僅隻是工作崗位的不同。除此之外，關國各級政府部門，還有大量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屬於普通公務員，也就相當於日本的事務官。普通公務員分為十五個等級，每級又分十檔。關國的普通公務員，有一百五十個升職平臺。這些升職平臺，最直接的體現，是工資，當然，也包括相應的吏級職務。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在關國的公務員序列中，鐵打的營盤是這些普通公務員，無論政府首腦怎麼換，這些人，還是在為政府部門工作。除非發生極其特殊的情況，這類公務員可以說捧上了鐵飯碗。當然，與此相對應的是，他們的收入水平也會低於全國平均工資。關國公務員工資，是基本國定相對彈性的，所謂基本國定，是多年來，其工資均保持在相當穩定的標準之內，相對彈性，是指隨著通貨膨脹等，公務員的工資，差不多每年都會有微調，調整幅度，以通貨膨脹指數為準。關國公務員工資有三大參考標準，一是人均GDP，二是全國平均工資，三是全國最低保障工資。關國的人均工資，一般保持在人均GDP的百分之八十九，低保標準大致是人均GDP的百分之三十二。高級公務員的薪酬，會高於人均GDP，比如總統工資，高出八點四倍，副總統，高出四點七倍，最高級別的部長，高出四倍，州長高出二點六倍，縣長高出一點七倍。而普通公務員，會低於人均GDP，大多數甚至低於全國人均工資。唐小舟暗想，趙德良下一步，會不會在江南省推行公務員制度改革？如果要改，他將會選擇哪個方向？是關國式的分級制度，還是日本式的政務官和事務官分列制度？如果讓他評判的話，他認為，在公務員管理制度方面，日本的比關國的更為先進。而無論是關國的還是日本的，都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官吏制度的影子在關國五天，接著又去加拿大，也是五天。除了趙德良考察人家的公務員制度，唐小舟對此亦充滿興趣，認真傾聽，仔細琢磨之外，其他事務，他都不太放在心上。整個這段時間，他思考最多的，還是怎麼處理同洛新光以及孫志華的關係。
在美國和加拿大，唐小舟分別買了不少札品，其中既有帶給一處的同事以及辦公廳領導的，更有特別為這兩個人準備的。唐小舟甚至想過，是否給兩人各送一塊高級手錶。轉而再想，這事不能幹，幾百關元的手錶，拿不出手，人家也戴不出門。若是幾千關元的名表，用人民幣來換算，就是好幾萬元。且不考慮他們是否接受的問題，假若他們想趁機做點什麼，隻要把這表往上一交，唐小舟就難以說清。既然如此，帶點禮物，就僅僅隻是一個意思，功夫還得另外做。從關洲歸來，趙德良並沒有返回雍州，而是留在了北京，他要在北京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徐易江已經提前趕到北京，等著趙德良。出訪團成員在北京散了，一部分在北京辦事，一部分乘火車返回雍州。唐小舟沒有必要留下，回到雍州。沒想到，雍州有一件事等著他了。如果不是想到要把禮物送出去，倒也沒事，至少，孫志華不知道唐小舟已經回來，或者唐小舟可以征個理由，避開這件事。唐小舟想，送禮這種事，宜早不宜遲，早點送出去，說明自己心裡有他們。何況，他們隻要稍稍打聽，便能搞清廷，自己送給其他人的禮物，價值也就幾十關元，送給他們的，卻是幾百關元。正所謂千裡送鶴毛，禮輕情義重，對待他們，唐小舟有所區別，就說明一種姿態。換個角度想，無論是洛新光還是孫志華，在辦公廳，都不能算是主流人物，得罪背後有趙德良撐腰的唐小舟，對他們並沒有絲毫益處。既然唐小舟如此主動，他們又何必做這個惡人？唐小舟沒有家人，也不用回家去向誰報到，第一時間回到了辦公廳，接著就去拜訪洛新光，然後又去拜訪孫志華。果然，和上次不太一樣，兩人的表情，都變得豐畜了許多。離開他們之後，唐小舟還暗喜，隻要自己堅持，滴水石穿，相信一定可以和這兩個人融洽起來。晚上，唐小舟和冷稚馨一起吃飯。原本他想，吃飯的過程，應該是很愉悅的過程，畢竟，好一段時間沒見了，自己和她在一起，從來都是快樂的。可他沒料到，自己太長時間沒有接觸女人了，面對一個秀色可餐的女人，已經不是享受，而是煎熬。最初，他是準備安排點活動的，又擔心真的有什麼活動，自己會陷進去，無法自控，隻好提前結束，各自分手。回到家雖早，卻並不好受，折騰了大半個晚上，直到凌晨兩點多才睡。因為趙德良不在雍州，又因為住地離省委不是太遠，唐小舟沒太把上班時間放在心上，到達省委門口時，遲了約一個小時。他把車開到大門口，發現那裡站了很多人。他心裡一愣，暗叫了一聲不好，
群訪事件，讓自己碰到了。以前遇到這種事，他可以繞過去，也可以在旁邊找人聊上幾句，了解一下情況。畢竟，那時上訪事件離他很遠。現在不同了，他分管信訪部門，如果繞過去，實在說不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