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風一詞是氣象專業術語，通俗地說，就是無風的意思。
其實風總是有的，有空氣流動就有風，只是當這種流動小到一定程度（米／秒），我們感覺不到而已。人的知覺很有限，很多東西我們看不見，聽不到，感受不到，但它們就潛伏在我們身邊，甚至比那些有目共睹的東西還要影響我們的身心。
我把本部稱為外部，不是玩花哨，而是想表明：有關李寧玉的故事已經結束，本部說的都跟那故事無關。跟什麼有關？不好說。我覺得，除了跟該故事無關外，似乎跟什麼都有關，雜七雜八的，像一出生活，什麼事都有，就是沒有連貫的故事。有人說故事是小說的陽面，那麼這就是陰面了。出於迷信，本部的每一個字我都是選擇在夜晚和陰雨天落成的，我想如果選擇同樣的時間閱讀，也許會有些意外的收穫。據說有一本書，1691年出版的《哈扎爾辭典》，讀者在子夜後閱讀它會招來殺身之禍，我保證我的書不論在何時閱讀都不會招來任何禍水。
東風引發了西風，一場橫跨海峽兩岸的舌戰勢在必然。
從台北回來後，我一直在迴避潘教授，他不知從哪兒探聽到我去台灣拜訪了顧老人家，短時間內先後給我來了一封郵件、兩個電話和多條簡訊，問我行蹤，表示很想見我。我以在鄉下趕寫稿子（事實也是如此，我在寫下部《西風》），無暇見他來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顧老的影響，對他有情緒。其實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簡單和實際，可以說是出於一種自我保護心理。有些東西是可以想像的，我們見面繞不開要說起顧老講的故事，他聽了一定會組織人力予以反擊。潘老是首當其衝的中鋒大將，靳老（即老虎）和老K的長子陳金明可以當個左右邊鋒，王田香的女兒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個後衛，還有部分黨史研究人員做個聲援的啦啦隊也是真資格的。一年前，正是他們的記憶和研究成果幫助我完成了上部《東風》，現在有人要對他們的記憶和研究成果進行毀滅性的剿殺，他們怎麼可能袖手旁觀？一定會集體反擊的！
如果反擊無力倒也罷了，反之則將嚴重影響我寫《西風》的熱情。寫東西就像談戀愛，稀里糊塗時感覺最好，等你把對方身體和心靈深處的幾個凹凸面都摸透了，談的恐怕就不是戀愛，而是人生了。人生的感覺無非就是咬牙：一種令人厭惡的感覺。我不想帶著一種厭惡的心情，咬著牙來完成顧老講的故事，最好的辦法就是躲開潘教授的追蹤，避而不見。我早想好了，先寫出來再說，完了給他們看，聽他們說。他們怎麼說都可以，我將照搬不誤，公之於眾。總之，我不會偏聽偏信的，我將努力做一個聰明的傳聲筒，爭取挑起雙方打一場時髦的口水仗，讓他們把想說和不想說的真話、假話都一股腦兒端出來，接受世人的評判。我不相信魚龍混雜的說法，我相信魚就是魚，龍就是龍，魚龍混雜才能把魚龍分開。
鄉下是讓人慢下來的地方。正如胖女人不是現代的美人一樣，慵懶、緩慢也不是當今的時尚。這個時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紐約或許會成為你是神經病或窮鬼的證據，男人和女人見面就上床不是什麼新潮，更不是問題，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所以千萬不要大驚小怪。相反，我至今還在用一部十年前買的手機，這成了一件比什麼都叫人新奇的事情和問題，為此我受夠了各種善心或惡意的誇獎或嘲笑。善心和惡意，誇獎和嘲笑，都是因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戰更快的速度。速度，滿足於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聰明人送出的禮物，一頭風做的怪物，一條上去了就下不來的賊船。毫無疑問，今天你想擁有一部手機要比沒有更容易，你想擁有一部新手機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機更容易。這就是一個追求速度的時代的魅力，也是問題，速度裹挾著我們往前沖，我們慢不下來，慢下來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們付出雙倍的氣力和努力。
其實，我選擇到鄉下來寫作也是為了速度，在這裡，我成了一個自由的囚徒，無親無故，無是無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憶和等待中。等待也是對速度的嚮往。換言之，主觀和客觀都為我的寫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給潘教授的郵件中自豪地寫道：我相信我會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子，希望你閱後儘快給我迴音……我是說儘快：一個帶著速度的詞，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駕馭著它從我們眼前一掠而過，灑下一路呼嘯聲。
潘教授的迴音姍姍來遲，而且嚴格地說，不是回應，而是報喪：潘老壽終，希望我去參加追悼會。我突然有點害怕，擔心是我的稿子——顧老講的故事——把他氣死的。話說回來，如果確鑿如此，我更應該去追悼。我沒有選擇，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訴我，他父親正是在看我稿子的過程中突發心臟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貫的口吻，文質彬彬又帶著思辨的色彩這樣對我說：
「毋庸置疑，你的書稿是直接導致我父親去世的誘因，但不見得他一定是被氣死的，從理論上說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覺得，如果你寫的那些是真的，我父親在如此高齡的情況下依然謊話連篇，真是……怎麼說呢？令人羞愧啊。我父親在醫院裡躺了七天，期間多次想開口說話，終是一語未破，所以我們難以確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這也符合他的身份，帶著秘密離開我們。」
我感到無地自容，像害死了一個嬰兒，不知該如何謝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責怪我，反而主動寬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書面語言：「對一個已經九十幾歲高齡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臨的課題，甚至一個突發的噴嚏都可能讓他走。你起的作用無非就是一個噴嚏罷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麼心理負擔。我是父親唯一的孩子，父親走了，我可以代表父親向你承諾，我們潘家人決不會追究你什麼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為你立字作據。」
之豁達，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為他對我的寬容和厚愛，一定將成為他要求我打壓顧老、捧舉潘老的砝碼。就是說，他對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裡有個小算盤，付出一點，索取更多。與其讓他來索取，不如主動奉上。這樣想著，我便討好地向他表示：顧老說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可以儘管指出來，我會充分尊重他的意見，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毀掉稿子。
錯！沒這回事！根本沒有。潘教授明確地告訴我，父親走了，他什麼都不想說了。「不說不是無話可說，而是無需說。」潘教授從容不迫地對我說，「我相信父親的功過組織上自有定論，個人說什麼都是白說，沒意義的。」
正因此，潘教授對組織上替父親擬定的悼詞尤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見，認真到了咬文嚼字、錙銖必較的地步。認真不等於如願，從他不同意我對外公開悼詞這一點看，我有理由懷疑他對最後擬定的悼詞是不滿意的。
作為那代人的最後一個逝者，追悼會開得是足夠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職的特別單位701專門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報紙上刊登了訃告，來弔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級的領導，把規模和規格一下子擴大了，拔高了。
追悼會持續三天。第一天來參加弔唁的全是死者親人、鄉親，會上哭聲一片；第二天來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戰友、同事和701現任領導及各部門代表，他們人人莊重肅穆，會上幾近鴉雀無聲；第三天主要是當地政府部門的領導，加上部分前兩天該來而沒來的，還有個別未經邀請自己闖來的。當然，靳老、老K的長子陳金明、王田香的女兒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來了。來人都贈送了花圈，最後花圈多得四輛卡車都拉不完。
整個弔唁活動結束後的當晚，潘教授到賓館來見我，給我帶來了兩樣東西：一個是我的稿子，一個是一盤光碟。稿子是我從網上發給他的，其實沒必要還我（本來就是他列印出來的），他特意還我，我理解這是帶著一種情緒的，也許有點眼不見為凈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問他：「難道你真的不想對它發表意見嗎？」他搖頭，再次表達了那個意思：父親走了，他什麼都不想說了。
我其實是希望他說的，沉默有點認錯的感覺，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顧老手上。在我再三勸說和鼓動下，他突然冷不丁地問我：「你注意到沒有，第二天，父親的單位，701，來了那麼多人，有誰哭的？沒有一個人哭，也沒有誰流下一滴眼淚。為什麼？因為這是一群不相信眼淚的人。」
我不解其意，問他：「你想告訴我什麼？」
他說：「你稿子上不是寫著，顧老最後決定幫我姑姑把情報傳出去，是因為我姑姑的眼淚感動了她，你覺得這可信嗎？要知道，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們不相信眼淚。說實話，作為父親的兒子，我說過了我什麼也不想說，但站在一個讀者的角度，一個了解這群人特性的讀者，我覺得這……值得推敲，你把一個關鍵的情節落在一個可疑的支點上，這也許不合適吧。」
我預感到，反擊開始了，可轉眼又結束了。除了建議我把那個關鍵情節改掉外，他再無異議，多一個字都不肯說。看事看樣，聽話聽音，我明顯感到他有話可說，可就是不肯。為什麼？我問他：「你的沉默讓我感到奇怪，你為什麼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堅持不置一詞。四個小時後，我突然收到他一條簡訊，發信的時間（凌晨三點）和簡訊的內容，無不說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像，一定是失眠摧毀了他的意志，讓我有幸看到這麼一條簡訊：
我為什麼沉默？因為她（顧老）是我的母親。他們像某些濃縮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讓他們去說吧，你能對父母的爭執說什麼？除了沉默，別無選擇……
觸目驚心！令我心裡雪亮得再無睡意。
兩個小時後，我在失眠的興奮中又迎來了他的一條簡訊：
請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