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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查理寶典 第八講:2003年的金融大丑聞- 窮查理寶典

重讀第八講

2000年夏天,我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得到很多樂趣。但我很認真地想證明,對股票期權的標準記帳方法與那些更廣為人知的簡單欺騙作假手段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

在我看來,做假帳無異於在蓋高層公寓樓的時候把鋼筋從水泥中抽走,允許這麼做的行業和國家必將學到慘痛的教訓。而且假帳的破壞作用比那些害死人的豆腐渣工程更大。畢竟,那些無良的建築商很難給他們的骯髒行為找到正當的理由。因此無良的會計行為比無良的建築行為更容易擴散。事實正是如此,股票期權的無良記帳方法已經變得無處不在。

自從我寫下這第八講以來,情況已經有所改善。目前美國的會計行業要求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在損益表中必須被記為支出。然而,等到股票期權被行使時,帳目上記錄的總成本往往比實際發生的總成本低很多。此外,那部分記到盈利下面的成本通常被故意用不正當的辦法降低了。

這篇關於會計的寓言是一個令人悲傷的例子,它再次證明能給人們帶來好處的罪惡很難被消除,因為大量的人認為,一件事只要能給他們帶來利潤,就不可能是罪惡的。


2003年爆發的金融大丑聞使得寬特科技公司——人們向來稱之為寬特技術——突然間聲名掃地。

寬特科技這時已經是全國最大的純工程企業,這是其傳奇式創始人阿爾伯特·貝索格·寬特工程師多年苦心經營的成果。2003年之後,人們開始把寬特科技的故事當做一出兩幕的道德劇。第一幕是偉大的創始人寬特的時代,被看做是道德高尚的黃金時代。第二幕是這位創始人的後繼者的時代,被視為道德淪喪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的末期,寬特科技變得跟索多瑪或蛾摩拉差不多。

這篇記錄將會清楚地展示,寬特科技從好到壞的轉變並不是在其創始人於1982年去世後突然發生的。1982年之後,該公司仍保留了許多好的作風,而早在1982年之前許多年,寬特科技所處的金融文化環境就已經出現嚴重的問題了。

要理解寬特科技的故事,我們最好把它當做一出經典悲劇,在劇中,只是一個漏洞就遭到了命運女神的懲罰。這個漏洞就是該國對職工股票期權的特殊會計處理。寬特科技和它的國家成了受害者。這次金融大丑聞的情節就好像是索福克勒斯筆下的悲劇。

在我們的故事中,寬特科技(Quant Tech)是一家虛構的工程公司,它經歷了許多真實公司常見的弊端——特別是沒有在會計報表中正確地反映出職工股票期權成本的致命傷。

1982年去世的時候,阿爾伯特·貝索格·寬特為他的繼任者和造物主留下了一家非常繁榮和有為的公司。寬特科技惟一的業務是設計新型的發電廠,這種小型發電廠能夠改善電力供應,而且超級清潔、超級節能,備受世界各國歡迎,給該公司帶來了不菲的設計收入。

在1982年,寬特科技佔據該行業的龍頭地位,營業收入為10億美元,而盈利高達1億美元。它的成本主要是支付給參與設計的技術員工的薪酬。

直接的員工薪酬成本佔到營業收入的70%。在這裡面,30%是基本工資,40%是依據創始人設計的一套複雜方法計算出來的獎金。所有薪酬都以現金支付。該公司沒有股票期權,因為寬特先生認為對股票期權的法定會計處理方式「軟弱、腐敗和令人鄙視」,他不想企業做糟糕的帳目,正如他不想做糟糕的工程設計。除此之外,這位老先生還堅持嚴格依據業績標準來給個人或小組發放巨額的激勵性獎金,而不願意像其他公司那樣採用股票期權作為激勵機制,因為他認為那種做法是不可取的。

然而,即使在這位老先生的制度之下,大多數把畢生心血奉獻給寬特科技的員工也已經變得富裕起來,或者肯定會變得富裕起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那些員工和其他不在公司任職的股東一樣,也從市場上購買寬特科技的股票。這位老先生向來認為,他的員工既然擁有足以設計發電廠的聰明才智和自律意識,當然會通過這種方式來好好為自己謀利。他有時候會建議員工去購買寬特科技的股票,但也就是到此為止,不會表現出更多的家長作風。

1940年11月7日,華盛頓州皮尤吉特河塔科馬灣上第一座弔橋垮塌,原因是施工不合格,該地區常年刮大風,設計方卻沒有正確地考慮到這個因素的影響。當時該橋才通車幾個月。

等到1982年他去世的時候,寬特科技完全沒有債務,如果不是為了提高公司知名度,不管業務增長多快,它的運營根本就不需要股東的資金。然而,老先生相信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空袋子很難豎起來」,他想要寬特科技巍然屹立。此外呢,他熱愛他的企業和同事,總是希望手裡持有大量的現金等價物,以便發生不測時有充分準備,或者遇到機會時能夠抓得住。

所以到1982年,寬特科技持有五億美元的現金等價物,大概是年收入的50%。

1982年的寬特科技不但擁有健康的財務報表和行之有效的企業文化,還擁有一個快速變化、快速增長的行業中的關鍵技術,只要繼續採用老先生的方法,在未來20年,它的年均利潤必定可以達到收入的10%,而年收入增長必定可以達到20%。在這20年之後,從年開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寬特科技的利潤將會繼續保持在年收入的10%,而年收入的增長速度將會下降到每年4%。但沒有人能夠準確地預言這段不可避免的收入增長緩慢期將會從什麼時候開始。

老先生為寬特科技設定的利潤分配製度非常簡單:他從來不派紅利,而是把所有利潤轉換成現金等價物累積起來。

任何有經驗的股票投資者都能看到,1982年是購入擁有大量現金的寬特科技的良機,當時它的市盈率只有15,而且儘管它的前景非常好,整個公司的市值只有15億美元。既然公司前景很好,市值為什麼很低呢?這是因為在1982年,其他很棒的股票的市盈率也只有15,甚至更少,這也是因為當時的利率很高,而且持股人此前多年的投資回報率相當令人失望。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公元前496年—公元前406年)

索福克勒斯是古希臘的編劇、劇作家、神職人員和雅典政治家,被認為是希臘的三大悲劇作家之一(其他兩位是埃斯庫羅斯和歐里庇得斯,他經常與這兩個人展開戲劇競賽)。索福克勒斯創作的劇本超過部,包括亞里士多德在內的許多學者認為他是古希臘戲劇史上最偉大的編劇。他的存世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悲劇《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

寬特公司在1982年的低市值造成的後果之一,就是令那些董事感到不滿意,老先生剛剛去世,他們就開始蠢蠢欲動。如果這個董事會很明智,他們會利用手頭所有的現金和外面借來的資金大量買進寬特科技的股票。然而,這樣的決定並不符合1982年常見的企業經營智慧,所以董事會作出了常見的決策。他們從寬特科技之外聘請了新的首席執行官(CEO)和財務總監(CFO),這些人來自一家實行員工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公司,該公司市值是年報披露利潤的20倍,儘管其資產負債表比寬特科技差很多,利潤的增長速度也沒有寬特科技那麼高。寬特科技的董事們聘請這兩位新的高層管理人員的意圖很明確,就是希望儘快提高公司的市值。

寬特科技新上任的管理層很快意識到,他們很難更快地提高公司的年收入,也很難增加寬特科技的利潤率。創始人在這兩方面已經做到了盡善盡美。新上任的管理層也不敢改變運作得如此之好的企業文化。因此,新管理層決定啟動他們所謂的「現代金融工程術」,迅速採用各種儘管存在爭議但又合法的手段以提高財務報表上的盈利,先從簡單但是重大的改起。

命運弄人,這種讓寬特科技的創始人原本極其憎惡的股票期權記帳方法,現在卻讓新管理層的工作變得十分輕鬆,而且最終將會毀掉寬特科技的聲望。當時美國通常的會計做法是這樣的,假如先給了員工認股權,公司便可以將股票低於市場價賣給員工,折讓給員工的部分就相當於現金(如果員工同時將股票以市場價格立刻賣掉的話),但在做帳的時候並不用記為薪酬支出,從而不會影響年報披露的盈利。雖然這種特別奇怪的記帳方法遭到某些最聰明正直的會計師的反對,但會計行業還是採納了,因為大多數企業的管理人員不願(會計師)將他們從行使股票期權中得到的收益算入公司成本,那樣的話他們任職的公司的利潤就會下降。會計行業在做出這個特別怪異的決定時竟然奉行的是那些跟優裕的資深會計師截然不同的人所奉行的準則。這項準則通常是那些食不果腹、無權無勢的人遵守的:「誰給我麵包吃,我就給誰唱歌。」幸運的是,稅務部門並沒有像會計行業那樣採用這種特別怪異的記帳方法。稅務部門擁有基本的常識,理所當然地將行使股票期權獲得的收益視為薪酬成本,在計算企業所得稅的時候會把這部分減去。

寬特科技的新管理層精通金融業務,他們一眼就看出,只要使用這種特別怪異的記帳方法,再加上完善的所得稅徵收制度,寬特科技會有極大的機會,只要採取非常簡單的做法,就能增加其年報上披露的利潤。寬特科技每年大量的成本本來就是發放給員工的激勵性獎金,這為「現代金融工程術」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厄普頓·辛克萊

「讓人們去理解那些跟他們的利益衝突的事情是很難的。」

例如,管理層可以很容易看出,如果1982年的寬特科技用行使員工股票期權得到的利潤代替它那四億美元的激勵性獎金成本,同時用省下來的獎金加上員工為股票期權支付的金錢來回購所有因行使期權而增發的股份,其他一切保留不變,那麼1982年寬特科技的年報披露的利潤將會上漲400%,從一億美元上漲到五億美元,而流通股的份額仍跟原來一樣!所以在管理人員看來,最正確的做法就是用員工行使股票期權的獲利來取代激勵性獎金。那些精於計算的工程師怎麼會在意他們的獎金到底是現金還是現金等價物呢?只要管理層願意,作出這樣的替換安排似乎沒有什麼困難的。

然而,新管理層也很容易可以看出,他們在推行新把戲的時候必須小心謹慎,有所約束。很明顯,如果他們在某一年推行新把戲的力度太大,那麼可能會引起會計人員的抗議,或者遭到其他方面的敵視。這無異於殺死一隻會下很多金蛋的鵝,至少對管理層來說是這樣。畢竟,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把戲能夠增加年報披露的利潤,只是因為他們把真實的盈利和偽造的盈利相加而已——因為通過這種把戲在年報上增加的盈利並不會給寬特科技帶來真正的經濟效應,只會帶來那種臨時的虛假效應(這跟虛報期末存貨造成的虛假效應是一樣的)。新的CEO私下把這種迷人的、謹慎的做法稱為「明智的剋制型造假」。

「正確的做法是永遠別讓錯誤的會計開始」

1991年,金融會計標準委員會提議將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視為支出。由於遭到企業界和國會的強烈反對,這項提案最終被大大縮水,僅僅要求公司在備註中有所披露。然而,目前美國通行的會計準則要求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在損益表中必須被記為支出。查理對此持懷疑態度:「等到股票期權被行使時,帳目上記錄的總成本往往比實際發生的總成本低很多。此外,那部分記到盈利下面的成本通常被故意用不正當的辦法降低了。這種事情是很難杜絕的。正確的做法是永遠別讓錯誤的會計開始。」

顯然,新管理層也認識到,用行使員工股票期權的利潤來取代獎金的做法不能一蹴而就,應該在未來多年裡逐漸實施。他們私下管這種謹慎的方法叫做「細水長流」計劃。他們認為這個計劃有四個優點:

第一,每年虛報一點利潤,被發現的概率比虛報大量利潤要低。

第二,雖然每年虛報的利潤不多,但經過多年累積,這個「細水長流」計劃將會產生巨大的長期效應,而且也不容易被人發現。那位財務總監私下恬不知恥地說:「如果我們每年只在葡萄乾里摻入一點點大便,這樣的話,就算最後出現了一大堆大便,可能也不會有人發現。」

第三,對於公司外部的會計師來說,一旦包庇過幾份顯示利潤有增長但包含了少數造假成分的財務報表,而不包庇同樣虛報利潤增長的財務報表,他們可能會覺得非常難為情。

第四,通過實施「細水長流」計劃,寬特科技的管理層可以防止醜聞或者更為嚴重的事情發生。

其他公司實施的股票期權計劃比寬特科技更加大方,所以如果有人提出異議,管理層可以解釋說,適當地實行員工股票期權計劃有助於吸引和留住人才。實際上,考慮到這種怪異的股票期權記帳方法對企業文化和股市熱情的影響,這種說辭往往是正確的。

你們必須遵守他為這家事務所設定的原則,必須維護他的聲譽。你們不能打著他的旗號去做壞事。我敢保證,如果你們不遵守他的原則,他寧願這家事務所倒閉。他給你們留下了巨大的信譽。你們的機會很好,你們的責任也很重大。

——鄧肯 · 利托菲爾牧師在阿瑟·安達信(上圖)葬禮上的講話1947年1月13日

具備上述四個優點的「細水長流」計劃明顯是個好方法,寬特科技的管理層現在只要決定每年增加多少虛假利潤就行了。這個決定也是很容易做出的。管理層首先考慮三個他們想要滿足的合理條件:

首先,他們希望這個「細水長流」計劃能夠持續不斷地實施20年。

其次,他們希望在這20年裡面,寬特科技每年披露的利潤增長幅度都差不多,因為他們認為,如果寬特科技每年的年報披露的利潤增長都很穩定,那些代表機構投資者的理財分析專家將會給予寬特科技的股票較高的估值。

第三,為了維護年報披露的利潤的可信度,他們不想引起投資者的懷疑,所以即使在第20年,寬特科技從設計發電廠得到的利潤率也不會高過40%。

確定這些要求之後,管理人員計算起來就簡單了,因為他們已經估算出寬特科技的收入和盈利將會在未來20年里每年增長20%。管理人員很快決定利用他們的「細水長流」計劃,讓寬特科技的披露利潤每年增長28%,而不是像該公司的創始人老老實實地報出20%。

就這樣,這個「現代金融工程」大騙局逐漸將寬特科技推向悲劇的下場。人類歷史上沒有幾個臭名昭著的大騙局能比這場騙局幹得更漂亮了。根據會計師核准的年報,寬特科技的利潤每年增長28%。除了少數幾個公認的不切實際、過於迂腐、憤世嫉俗的怪物之外,沒有人批評寬特科技的財務報表。該公司的管理層繼續執行創始人從不分派紅利的做法,這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寬特科技年報的可信度,人們相信它每年的盈利增幅確實達到了。在那種通常破壞現實認知的巴甫洛夫聯想反射效應的影響之下,認為寬特科技擁有大量現金等價物的人們萬萬不會想到其年報披露的部分利潤竟然是偽造的。

龐氏騙局

現代金融工程術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19年在波士頓發源的龐氏騙局。卡爾洛·「查理」·龐茲(Carlo「Charles」Ponzi)聲稱他有能力利用國際郵政票據套利,許諾天可獲利50%,吸引了數以千計的投資者。為了建立信用,他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利潤返回給舊投資者——這是典型的金字塔騙局所用的花招。龐茲很快就募集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1920年,《波士頓郵報》刊發文章質疑龐茲的做法,於是有關方面對龐茲展開了獨立的審計。審計表明這是騙局,投資者要求退錢。到最後,平均每個投資者只收回了37%的資金,龐茲被判了幾年有期徒刑。20世紀20年代末期,出獄後的龐茲死不悔改,又開始兜售佛羅里達州一些毫無價值的土地。

因此,在「細水長流」計劃實施了幾年之後,寬特科技的管理層自然想要讓該公司年報披露的每股盈利繼續以28%的速度增長,同時大幅度地虛報公司持有的現金等價物的增長。這種辦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等到這個時候,寬特科技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已經非常高,通過不匹配地逐步增加購股權持有量,公司管理層開始相應減少用現金支付獎金,或者相應減少回購寬特科技的股票。管理層很容易意識到,這種改變極大地完善了他們最初的計劃。這不但使得他們虛報盈利的做法因現金加速增長而變得更難以察覺,而且還為寬特科技引入了龐氏騙局效應或者連鎖信效應,給包括管理層在內的現有股東帶來了切實的好處。

在這個時候,管理層還解決了最初的計劃中的另一個漏洞。他們發現,由於寬特科技虛報的盈利以每年28%的利潤增長,而作為稅前利潤的一部分,寬特科技繳納的所得稅相對稅前利潤稅率卻逐年下降。這顯然會招致他們不想看到的質疑和批評。這個問題很快被消除了。外國的許多發電廠都是由政府出資興建並歸政府所有的,寬特科技很容易說服某些外國政府支付更高的設計費,只要寬特科技額外交給這些外國政府的所得稅比增加的設計費多一點點就可以。

信任,但去證實

有一個好辦法可以查證企業年報中披露的利潤是否屬實,那就是將年報中披露的好消息和該企業實際繳納的所得稅進行比較。由於管理層不願給美國稅務局看他們用來糊弄股東的注水報表,所以企業的表格中「支付所得稅的現金」一欄往往更為準確、更為忠實地反映了該企業的真實盈利。

最後,寬特科技在2002年的年報中披露,該公司的利潤為160億美元,收入為470億美元,包括大量由現金等價物產生的利息收入,而這些現金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這些年凈增加的股份。現在寬特科技持有的現金等價物達到了驚人的850億美元,大多數投資者認為一家擁有如此之多現金的企業每年能夠賺到其年報披露的億美元的利潤也不是不可能的。在2003年,寬特科技的市值高達1400億美元,是其2002年披露利潤的90倍。

如果讓人選擇增長速度的話,所有人會選幾何級數,可惜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

但是,所有人類對幾何級數增長的過度追求,在一個有限的地球上,最終都以慘痛收場。

2003年,寬特科技在這兩個方面都失敗了。

到2003年,寬特科技的真實盈利能力只以每年的速度增長,因為公司的銷售收入增長速度已經下降到4%。這時寬特科技沒有辦法避免讓其股東——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大失所望。股東的失望使寬特科技的股票價格直線下跌,一下子跌去了50%。股票價格的暴跌反過來又促使人們重新審視寬特科技的財務報告。最後,終於人人都看清楚了,原來該公司絕大部分的利潤都是偽造的,而且這種大規模的故意篡改已經持續了很多年。這導致寬特科技的股票繼續狂跌,等到年年中,寬特科技的市值只剩下1400億美元,和六個月前的高峰期相比,90%的市值蒸發了。

幾何級數增長:與直覺背道而馳

為了讓年輕的學生領略複利的魔力,有位教師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方案:

「我打算給你兩個選擇,但選中之後不能改變主意,所以選之前仔細考慮。第一個選擇是,我每天給你1000美元,連給天,你拿到錢之後隨時可以花。第二個選擇是,我第一天給你一美分,第二天給你兩美分,第三天給你四美分,每天給你的錢是前一天的兩倍,這樣持續30天,但你必須等到30天結束之後才能用這筆錢。」

年輕人想到連續一個月每天有1000美元可以花就很心動,他可不想一個月後口袋裡只有一堆分幣可以用,所以他選擇了第一個。他的選擇明智嗎?

按照第一個選擇,年輕人總共可以得到3萬美元。按照第二個選擇,複利的魔力將會使總數達到5368709.12美元。

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從前它廣受推崇,很多人都買了它的股票,所以它的股票價格暴跌了,總共有13000億美元的市值消失了,這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寬特科技的醜聞敗露之後,公眾和政界自然把滿腔怒火都發向了寬特科技,儘管這個國家最好的發電廠依然是由該公司那些值得尊敬的工程師設計的。

怒火併沒有隻燒到寬特科技就熄滅。它很快蔓延到其他公司,其中有些公司明顯也犯了跟寬特科技相同的錯誤,只是嚴重程度有所不同。公眾和政界的怒火就像引發它的行為那樣,很快就變得不可收拾。這次金融醜聞不僅令投資者血本無歸,而且還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就像20世紀年代日本經濟在企業界長年累月做假帳之後陷入蕭條那樣。

這次大丑聞之後,公眾對各種專業人士非常反感。

當然,遭到最多譴責的是會計專業人士。制定會計師準則的機構的縮寫是「F. A. S. B」(,金融會計標準委員會),現在每個人都說這四個字母代表「」(金融會計還做假)。

經濟學教授也遭到非議,人們責怪他們未能敲響警鐘,沒有提醒公眾注意廣泛的做假帳行為將會給宏觀經濟帶來的糟糕後果。傳統經濟學家是如此令人大失所望,乃至哈佛的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畢竟他曾經預言大規模的、尚未敗露的公司舞弊行為將會對經濟產生極大的刺激效應。人們發現2003年之前的情況跟加爾布雷斯的預測差不多,而且隨後那些年裡,那種情況果然導致經濟陷入了大衰退。

下面是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的名言集錦:

「我們都認為悲觀是智力超群的標誌。」

「美當然沒有絕對的標準。所以追求美才會如此有趣。」

「如果你什麼都不想做,那麼你就去開會吧。」

「經濟預測的惟一功能是讓占星學變得令人尊敬。」

「現代的保守主義者從事的是道德哲學中最古老的活動,也就是說,他們要為自私尋找一個超級漂亮的道德借口。」

「許多美國人死於食物過多,而非死於食物太少。」

「當面臨要麼改變想法、要麼證明無需這麼做的選擇時,絕大多數人都會忙於尋找證據。」

「那些走運的人總是說他們過得幸福是因為他們的道德很高尚。」

「難道你不明白嗎,『讓一家企業停泊在廢話當中,和讓它駛入麻煩的思維之海比起來,是一種好得太多、太多的做法。』」

「有權勢的人總是寧願拿全副身家去冒險,也不肯捨棄一點利益。」

「在任何大型組織裡面,和多數人一起錯比一個人對安全得多。」

由於美國國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許多成員都是律師,而這些律師參與起草的財務披露法規現在都被視為是漏洞百出,所以每個星期都有關於「律師」的新笑話。其中有一個是這樣的:「肉販說:『律師的聲譽最近下跌了好多啊。』收銀員說:『他們的聲譽本來就只有薄餅那麼點,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但公眾對專業人士的敵視並不僅限於會計師、經濟學家和律師。許多向來潔身自好的專業人士的聲譽也遭到了「池魚之殃」,比如說工程師,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在這個國家已經泛濫成災的金融詐騙。

到最後,許多對這個國家有益的、也是它未來的福祉所需的行業都遭到了廣泛的、不明智的仇視。

這時,天庭採取了行動。目睹一切的上帝本人改變主意,決定提前審判2003年金融大丑聞這樁令人傷心的案子。他召喚來他的首席大偵探,並說:「史密斯,我要公正嚴明地處理這件事,你去把那些最應該為此負責的罪人帶進來。」

但史密斯帶來的是一群證券分析專家,多年以來,這些人一直為寬特科技的股票搖旗吶喊。大法官感到很不高興。「史密斯,」他說,「我不能對低級的認知錯誤進行最嚴厲的處罰,這些錯誤大部分由俗世的標準激勵制度引起,是在下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

接下來,史密斯帶來了一群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委員和一些位高權重的政治家。「不,不,」大法官說,「這些人受到許多令人遺憾的力量的左右,他們也是身不由己,你指望他們遵守正確的行為規範是不合理的。」

「他們的聲譽本來就只有薄餅那麼點,哪有好多可以跌啊。」

首席偵探這下以為他終於明白了。接著他把那些在寬特科技落實他們的「現代金融工程」的高層管理人員給抓來了。「你差不多抓對了,」大法官說,「但我要你帶來的是造孽最深的罪人。這些管理人員當然會遭到嚴厲的處罰,因為他們作姦犯科,毀掉了那位偉大工程師的遺產。但我要你抓的是那些很快會被打入地獄最底層的混蛋,那些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阻止這次大災難的人。」

首席偵探終於真正明白了。他記得地獄最底層是為背叛者準備的。所以他現在從煉獄帶來一群老人,這些人在世時曾是各大會計師事務所傑出的合伙人。「這就是你要的背叛者,」首席偵探說,「他們在處理員工股票期權時採用了錯誤的記帳方法。他們在一個高尚的行業中身居高位,那個行業的職責和你差不多,都是通過設定正確的規則,來幫助社會正確地運轉。才華出眾、錦衣玉食的他們居然故意造成如此明顯可預測的謊言和欺騙,真是罪無可赦。他們完全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極其錯誤的,然而他們還是執迷不悟。由於司法系統受到商界的影響,你開始誤將他們判得很輕。但現在你可以把他們送到地獄的最底層啦。」

威廉·布萊克通過各種媒介——包括素描、木刻畫、版畫、水彩畫等——創造了《上帝審判亞當》

(God Judging Adam,1795年)的畫面。其中一幅偉大的作品是由鉛筆、墨水和水彩完成的彩色蝕刻凸版畫,現藏於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大法官被這通慷慨陳詞鎮住了,沉默了片刻。

然後他安靜地說:「幹得好,你是我忠誠的好僕人。」

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並非為了預言2003年的情況。它是一篇虛構作品。除了有關加爾布雷斯教授的內容,任何與真實的人物或企業雷同的情節均屬巧合。這篇文章的用意是提醒人們留意現代社會中的某些行為和信念系統。

重讀第八講

2000年夏天,我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得到很多樂趣。但我很認真地想證明,對股票期權的標準記帳方法與那些更廣為人知的簡單欺騙作假手段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

在我看來,做假帳無異於在蓋高層公寓樓的時候把鋼筋從水泥中抽走,允許這麼做的行業和國家必將學到慘痛的教訓。而且假帳的破壞作用比那些害死人的豆腐渣工程更大。畢竟,那些無良的建築商很難給他們的骯髒行為找到正當的理由。因此無良的會計行為比無良的建築行為更容易擴散。事實正是如此,股票期權的無良記帳方法已經變得無處不在。

自從我寫下這第八講以來,情況已經有所改善。

目前美國的會計行業要求職員股票期權的部分真實成本在損益表中必須被記為支出。然而,等到股票期權被行使時,帳目上記錄的總成本往往比實際發生的總成本低很多。此外,那部分記到盈利下面的成本通常被故意用不正當的辦法降低了。

這篇關於會計的寓言是一個令人悲傷的例子,它再次證明能給人們帶來好處的罪惡很難被消除,因為大量的人認為,一件事只要能給他們帶來利潤,就不可能是罪惡的。

享樂是罪惡的最大動因。

——柏拉圖

查理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發表這次演講那天,本書的編輯連續12個小時跟他在一起。我們當天的行程是這樣的:從洛杉磯驅車兩個小時過去,午飯,演講前會議,演講,演講後招待會,最後到甲骨文集團的財務總監(現任董事會主席)傑夫·亨利家吃飯。查理當時儘管離80歲生日只有幾個月,但還是表現得像個不知疲憊的大師。他在那天表現出來的犀利、耐力和幽默令人驚嘆和敬佩。

查理這次演講的內容可以被當成芒格方法的綜合理論。查理在演講中整合了許多他從前講過的思想,有條有理地將它們糅合成一種連貫的哲學,奉獻給他的聽眾。

當天的聽眾是這所名牌大學的經濟系的師生,向他們表達對軟科學中缺乏跨學科研究的現狀的惋惜及改進的方案,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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