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就目前最先進的科學來看，人的選擇不是生物預設就是隨機，兩者就像蛋糕一分為二，沒有哪一小塊屬於 自由意志 。到頭來，我們奉為神聖的 自由 就像 靈魂 一樣，只是個空虛的詞語，只存在於人類發明的想像故事中。 進化論像為自由的棺材釘上的最後一根釘子。 永恆的靈魂 在進化論面前就是說不通，而 自由意志 也是如此，否則如果人類真是自由的，哪有自然選擇的餘地？根據進化論，動物做的所有選擇（選擇棲息地、食物或伴侶）都是基因密碼的反映。如果有適當的基因，讓一隻動物選了營養的蘑菇、挑了健康而有生育力的伴侶，這些基因就能傳到下一代。如果基因不適當，讓這隻動物選了有毒的蘑菇、挑了虛弱的伴侶，這些基因就會滅絕。然而，如果這隻動物真能 自由 選擇吃什麼、與誰交配，自然選擇就無用武之地了。 碰上這樣的科學解釋，人們常常裝作沒看見，說他們 覺得 自己很自由，都依自己的意願和決定行事。這麼說確實也沒錯，人類能夠依自己的慾望行事。如果所謂 自由意志 指的就是 依自己的慾望行事 ，那麼人類確實有自由意志。但這樣說來，黑猩猩、狗和鸚鵡也一樣有自由意志。鸚鵡學會說 我想吃餅乾 之後，還真能有餅乾吃呢。但這裡最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鸚鵡或人類能不能根據內在慾望採取行動，而是究竟能不能選擇要產生什麼慾望。為什麼鸚鵡想吃餅乾而不是想吃黃瓜？為什麼我想把討厭的鄰居一槍斃了，而不是把另一邊的臉頰轉過去讓他打？為什麼我這麼想買紅色的車，而不買黑色的車？為什麼我想投的是民主黨，而不是共和黨？這些都不是我的 選擇 。我之所以覺得腦中浮起某個願望，是因為大腦里某種生化過程創造出的感覺。這些過程可能是生物預設，也可能是隨機發生的，但絕不是自由意志。 你可能會說，至少當要把鄰居殺了或選舉投票的時候，並不是用當下瞬間的感受來做選擇，而是經過了長期思索，細細思量了各種重要論據。然而，檯面上就是有那麼多種論據，有的會讓你投給民主黨，有的會讓你投給保守黨，還有些會讓你投給英國獨立黨，或是乾脆待在家裡。是什麼讓你選擇了某種論據，而不是另一種論據？在腦中的中央車站，我可能會因為生物預設而被迫上了某論據的列車，又或是隨機被分配上哪一趟列車。但我無法 自由選擇 讓自己只去想那些使我投票給民主黨的論據。 以上所說絕不只是個人假設或哲學猜測。現在只要掃描人腦，就能在受試者自己有所感覺之前，預測他們會有什麼慾望、做出什麼決定。在一項此類實驗中，受試者躺進一台巨大的腦部掃描設備，兩手各拿一個開關，隨時可以按下其中任何一個。科學家只要觀察大腦神經活動，就能預測受試者會按哪個開關，而且會比受試者自己更早感覺到想按開關。在人類感覺到自己做某項決定前，大腦已經啟動了指示人類決定的神經，大約提前幾百毫秒到幾秒。 決定要按下右邊或左邊的開關，反映的當然是這位受試者的選擇，但不能說是個 自由 的選擇。我們對自由的信念，背後其實有一套錯誤的邏輯。當一連串的生化反應讓我想按右邊的開關時，我確實覺得自己想按右邊的開關。一點兒沒錯，我確實想按。但有人一下跳到結論，認為這種想按的念頭就叫作自己的 選擇 。這當然不對：人的慾望不是一種 選擇 ，我們只能 感覺 到慾望，再據以行事。 就算科學家，現在也經常使用自由意志這種過時的神學概念，民眾也還是繼續吵著自由意志的話題。幾個世紀以來，基督教、伊斯蘭教及猶太教神學家一直對靈魂和意志的關係爭論不休。他們假設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心本質，稱為靈魂，也就是真實的自我，並且進一步認為，這個自我擁有各種慾望，就像擁有衣服、車子和房子一樣。他們還說，每個人都能夠像選衣服一樣選擇自己的慾望，而命運就是依據這些選擇而定的。如果選了好的慾望，最後就會上天堂；如果選了壞的慾望，最後就得下地獄。但問題來了：慾望真的能 選 嗎？舉例來說，夏娃想要吃蛇給她的那顆禁果，她為什麼想做這件事？是有人強加於她？完全隨機出現在她的心中？還是她的 自由 選擇？如果想做這件事並不是她的自由選擇，那麼為什麼她又要受罰呢？ 然而，如果我們已經接受人沒有靈魂，也沒有稱為 自我 的內在本質，再去問 自我如何選擇它想要的事物 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這就像問一個單身男子 你太太怎麼挑衣服 一樣莫名其妙。事實上，人類有的就是一條意識流，慾望會在這條意識流中起伏來去，並沒有什麼永遠不變的自我能夠擁有這些慾望。因此，要問我到底是因為生物預設、隨機發生，還是自由意志而選擇了自己的慾望，其實是個沒有意義的問題。 這個概念聽起來可能很複雜，檢測的方式卻極其簡單。下次有個概念從你腦中跳出來，就趕快問問自己：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想法？我是在一分鐘前決定要想到這個想法，然後才想到的嗎？還是我自己並沒下任何指示或准許，這個想法就自己出現？如果我真的是自己思想和決定的主人，能不能決定在接下來60秒內不要想任何事？ 試試看，看看情況如何。 質疑是否有自由意志，並不只是一種哲學探討，而是確實有實際意義。如果生物確實沒有自由意志，也就意味著只要使用藥物、基因工程或直接對大腦進行刺激，就能操縱甚至控制人的慾望。 如果想看看這種哲學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可以參觀機器生化鼠（robo-rat）的實驗室。這裡的機器生化鼠其實就是一般實驗用的大鼠，但有一點不同：科學家在大鼠腦中掌管感覺和獎勵的區域植入電極，於是能夠遙控操縱這隻大鼠。只要稍加訓練，研究人員不僅能控制大鼠左轉或右轉，還能讓大鼠爬梯子、用嗅覺探查垃圾堆，以及做些大鼠通常不愛做的事情，例如從很高的地方一躍而下。軍方和民間企業都對機器生化鼠很感興趣，覺得它們在許多任務和情境中都能派上用場，比如尋找倒塌建築物下的受困倖存者，找出炸彈和暗殺裝置，或是探明地下隧道和洞穴的路線。 動物福利組織擔心這些實驗會對大鼠造成傷害。但紐約州立大學機器生化鼠研究先驅桑吉夫 塔瓦爾（Sanjiv Talwar）教授認為這些擔心是多餘的，大鼠其實很享受這些實驗。他解釋道，這些大鼠 在為得到愉悅而工作 ，每次電極刺激它們大腦中的獎勵中心， 大鼠會覺得彷彿脫胎換骨 。 據我們所知，這些大鼠並不覺得受人控制，也不覺得做了什麼違背自己意志的事。塔瓦爾教授按下遙控器，是讓大鼠自己想要往左走，於是它就往左走。教授按另一個開關，是讓大鼠想要爬梯子，於是它就爬了梯子。畢竟，慾望也只是神經元的某种放電模式而已。至於神經元放電的原因，究竟是其他神經元的刺激還是塔瓦爾教授用遙控器控制電極的刺激，真有那麼重要嗎？如果你去問問那隻大鼠，它可能會告訴你： 我當然有自由意志啊！你看，是我想要左轉，所以就左轉了。是我想爬梯子，所以就爬了。這不就證明了我有自由意志嗎？ 智人的實驗則顯示，人也像大鼠一樣可以被操縱。只要能刺激人腦正確的位置，即使是愛、憤怒、恐懼或沮喪這些複雜的感受，也能夠被創造或抑制。美國軍方最近開始實驗在人腦中植入計算機晶元，希望能夠治療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士兵。在耶路撒冷的哈達薩醫院（Hadassah Hospital），醫生為躁鬱症處於急性抑鬱期的患者用了一種創新療法。他們將電極植入患者大腦，並連接到植入患者胸部的微型計算機。每次從計算機得到命令，電極就會放出一股微弱的電流，使造成抑鬱的大腦區域麻痹。這種療法並非萬無一失，但有部分案例顯示，那些一直折磨著他們的空虛和黑暗，就像變魔術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曾有一位患者抱怨癥狀在術後幾個月複發，讓他整個人陷入嚴重抑鬱。經過檢查，醫生髮現了問題根源：計算機的電池沒電了。他們一換電池，抑鬱就煙消雲散了。 這種療法顯然有其倫理限制，研究人員只能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將電極植入人腦，其他人體實驗多半還是使用非植入性的頭盔裝置，技術上稱為 經顱直流電刺激器 （transcranial direct-current stimulator）。這種頭盔配有電極，連接頭皮外側，能夠產生弱電磁場，瞄準特定大腦區域，進而刺激或抑制選定的大腦活動。 美國軍方正在測試這種頭盔，希望提升士兵在訓練或實戰時的專註力和表現。主要實驗由位於俄亥俄州空軍基地的人類效能指揮部（Human Effectiveness Directorate）進行。目前距離能下定論還很遙遠，而且經顱直流電刺激器的效用還遠遠名過其實，但有幾項研究指出，像無人機操作員、空中交通管制員、狙擊手等需要長期保持高度專註的人員，都能夠通過這種方式提升其認知能力。 《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的記者莎莉 埃迪（Sally Adee）曾獲准前往一處狙擊手訓練地點，親身測試效果。她一開始先不戴頭盔，進入戰場模擬室，20個蒙面男子綁著自殺式炸彈、手持步槍，直接向她衝來，令她一陣驚恐。她寫道： 好不容易射中一個人，又有三個新的攻擊者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顯然我開槍的速度不夠快，慌得要命又笨手笨腳，一直卡彈。 還好，這些攻擊者其實只是投射到她身邊巨型屏幕上的影像。但她還是覺得自己實在表現太差，沮喪到簡直想把槍丟下一走了之。 然後，他們幫她戴上了頭盔。她說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只是稍微覺得有點兒刺痛，嘴裡有奇怪的金屬味。但接下來，她開始一個一個放倒這些虛擬恐怖分子，態度冷靜、手法純熟，簡直像蘭博或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看著這20個人拿著槍沖向我，我冷靜地舉起步槍，深吸一口氣，放倒離我最近的人，再平靜地評估下一個是誰。好像才一會兒，我就聽到有個聲音說： 好了，結束了。 模擬室里的燈光亮起 我身邊橫七豎八倒著屍體的影像，忽然一陣安靜，但我好希望有更多人來攻擊。當研究人員幫我拿掉電極的時候，我甚至有點兒失望。我抬起頭，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把鐘調快了，因為我完全沒感覺到時間已經足足過了20分鐘。 我擊中了幾個？ 我問那位助理。她看著我，帶點揶揄的神色。 他們全掛了。 這次測試改變了埃迪的生活。接下來幾天里，她意識到自己經歷了一場 近乎靈性的體驗 不是覺得更聰明或是學得更快，真正讓我好像腳下忽然一空的，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覺得大腦里忽然一片安靜 沒有任何自我懷疑，彷彿看到一個新世界。腦中忽然靜得令人難以置信 我希望你會懂，在那次測試後的幾個星期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去把電極再接上。我也開始冒出許多疑問。平常，在我腦中總像有許多憤憤不平的小人，佔滿了我的心思，讓我害怕嘗試，最後導致失敗。但除了這些聲音之外，我究竟是誰？這些聲音又是從哪裡來的？ 這些聲音有些是重複社會的偏見，有些是附和我們個人的歷史，也有些傳達出我們的基因傳承。埃迪認為，這一切創造出一個看不見的故事，在不知不覺中塑造著我們有意識做出的決定。如果我們可以重寫這些內心獨白，甚至叫它們完全噤聲，會發生什麼事？ 直到2016年，經顱直流電刺激器仍在起步階段，也無法預測是否會在何時成為成熟的科技。到目前為止，通過這種方式增強能力只能維持短暫的時間，莎莉 埃迪的體驗能到20分鐘，可能是特例中的特例（甚至只是安慰劑效應而已）。關於經顱直流電刺激器，多數已發表的研究都是人類樣本數極少，情境也有特殊限制，而且長期影響和危險仍然完全未知。然而，如果未來這項科技成熟，或者我們找到其他方法來操縱大腦的放電模式，會對人類社會和人類產生怎樣的影響？ 如果哪天人類真能控制自己的大腦電路，除了希望自己更有效地擊倒恐怖分子之外，可能還會希望實現一些更世俗的、自由主義的目標。換句話說，也就是能夠更有效地學習和工作，讓自己能全心投入遊戲和愛好，或是能在任何時刻專註於有趣的事物（不管是數學，還是足球）。然而，如果這樣的操縱成了家常便飯，原本該由顧客自由操縱的意願，就會變成另一項可購買的商品。你希望彈得一手好鋼琴，但一要練琴又想看電視，怎麼辦？沒問題：戴上頭盔，安裝適當的軟體，你就能夠完全只想練鋼琴了。 你或許覺得不服氣，認為如果能讓腦中的聲音噤聲或是放大，其實是增強而非削弱了自由意志。在過去，你可能就是因為被外界干擾，才沒能實現自己最珍視、內心最深處的慾望。有了這種讓人專心的頭盔或類似的設備，你就更能把父母、牧師、神父、祭司、公關、廣告商、鄰居的聲音通通排除掉，專註於自己想要什麼。然而我們很快就會看到，要說你有個單一的自我，能夠區分自己真實慾望與外界聲音的不同，這也只是另一個自由主義的神話，已經被最新的科學研究推翻。 科學不僅破壞了自由主義對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壞了對個人主義的信念。自由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有單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 inpidual （個人）這個英文單字的意思，就是 in-pidual （不可分割）。確實，人體由大約37萬億個細胞組成，而且每天身體和心靈都會經歷無數次變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觸自我，一定能在內心深處找到一個單一、清楚和真實的聲音，這就是真實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義和權威的源頭。對自由主義來說，想要有意義，就必須有一個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許多個聲音，那麼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場上該聽誰的意見？ 經過數十年研究後，生命科學的結論是：這種自由主義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話。所謂唯一真正的自我，其實和永恆的靈魂、聖誕老人和復活節兔子一樣並不存在。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究自我，就會發現自己一向以為理所當然的單一性分解成各種互相衝突的聲音，沒有哪個是 真正的自我 。人類絕非 不可分割 ，而是由許多分割的部分組成。 例如，人腦就由左腦和右腦兩個腦半球組成，中間由一束神經纖維連接。每個腦半球控制著身體相對的一側，例如，右腦控制身體的左側，接收來自左側視野的數據，負責移動左臂和左腿，左腦則剛好相反。因此，右腦中風的患者有時候會忽略身體的左側（例如，只梳右邊的頭髮，或是只吃盤子右邊的食物）。 左右腦也有情感和認知方面的分工，只是不夠清晰。例如，多數認知活動都會同時用到左右腦，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別。例如，在大多數情況下，左腦在語言和邏輯推理時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右腦則在處理空間信息時有較大優勢。 在左右腦關係的研究上，許多突破源自對癲癇患者的研究。嚴重的癲癇患者，會從大腦的某一區域掀起一場電子風暴，迅速傳播到其他區域，造成急性癲癇發作。癲癇發作期間，患者無法控制身體。一旦頻繁發作，常常會導致他們丟掉工作，無法正常生活。在20世紀中葉，如果其他療法都無法奏效，醫生的最後一招就是把連接兩個半球的神經束切斷，讓某個腦半球掀起的電子風暴不會影響到另一半球。對腦科學家來說，這些患者簡直就像金礦，提供了許多驚人的數據。 關於這些 腦裂 （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羅傑 斯佩里（因其突破性發現獲得198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及他的學生邁克爾 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教授。其中一項研究的對象是一名青少年。研究者問他長大後想做什麼，男孩回答說： 繪圖員。 這個答案由左腦提供，邏輯推理和語言也多半由左腦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腦也有另一個活躍的語言中心，雖然無法控制口語，但能用拼字遊戲Scrabble的字母牌拼出字來。研究人員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腦有何意見，於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一張紙上寫著： 你長大後想做什麼？ 並把紙放在男孩左邊視野的邊界處。來自左邊視野的數據會由右腦處理，右腦無法控制口語，所以男孩什麼也沒說，但他的左手開始迅速在桌上移動，到處收集字母牌，拼出 汽車比賽 。厲害了吧！ 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另一個行為，則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雙手分別由不同的腦半球控制。他的左右腦之間沒有聯繫，於是有時候右手要開門，左手卻會把門關上。 還有另一項實驗，加扎尼加的研究團隊向左腦（負責語言）展示雞爪的照片，同時向右腦展示雪景照。接著問患者PS看到了什麼，他回答： 雞爪。 加扎尼加接著再展示許多圖片給PS看，請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內容。患者的右手（由左腦控制）指向一隻雞，但同時左手也伸了出來，指向一隻雪鏟。加扎尼加接著就問了這個再明顯不過的問題： 為什麼你會同時指了雞和雪鏟？ PS回答： 呃，雞爪和雞有關係，而要清理雞舍需要鏟子。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控制語言的左腦並未接收到雪景這個信息，根本不知道為什麼左手會指向鏟子，結果左腦就自創出一些覺得合理的解釋。多次重複實驗後，加扎尼加的結論認為，左腦不僅控制表達能力，也是個內部翻譯人員，會用各種片段的線索編織出貌似合理的故事，想為我們的生活找出意義。 另一項實驗是讓掌管非語言能力的右腦看到一張色情圖片。受試者開始臉紅、咯咯笑著。 你看到了什麼？ 研究人員語帶狡黠地問道。受試者的左腦說： 沒什麼，只是有光閃了一下。 但她立刻又開始咯咯笑起來，還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 那你為什麼會笑呢？ 研究人員追問。同樣一頭霧水的左腦翻譯官拼盡全力想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釋，於是回答說因為房間里有部機器看起來很好笑。 這就像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執行無人機空襲任務，美國國務院卻毫不知情。於是當有記者向國務院官員詢問此事時，官員只能編造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釋。但實際上，這些官員根本不知道為何要空襲，只是在那裡自說自話。不只 腦裂 患者，所有人類都會用到類似的機制。我們心中的 中情局 一次又一次不經 國務院 批准或知情就恣意妄為，使得我們心中的 國務院 只能編出一個讓自己看起來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最後，就連 國務院 自己都信了自己編出的故事。 行為經濟學家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當時討論的是民眾如何做各種經濟決定。說得更準確些，是誰做了這些決定。是誰決定買豐田而不買賓士，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國，投資韓國債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數實驗都指出，並沒有什麼 單一的自我 做出這些決定，而是人心中有許多不同且經常相互衝突的內部實體，經過不斷拉扯決定的。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 卡尼曼曾做過一項開創性的實驗，請一組志願受試者參加一項分為三個環節的實驗。在 短 時間的實驗中，受試者將一隻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鐘，這種水溫會讓人不舒服甚至痛苦。60秒後，請他們把手拿出來。而在 長 時間的實驗中，受試者的手會放入另一個容器中，水溫同樣是14℃。但在60秒後，研究人員會偷偷將熱水導進容器，使水溫略升為15℃。有些受試者會先做 短 實驗，也有些從 長 實驗開始。但不論哪種，都會在實驗結束的7分鐘後，開始第三個環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研究人員告知受試者，他們必須重複前兩個環節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選擇。足足有80%的人選擇了 長 實驗，它讓人感覺沒那麼痛苦。 雖然這個冷水實驗非常簡單，但是它透露的意義卻動搖了整個自由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實驗告訴我們，人體內至少有兩種自我：體驗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敘事自我（narrating self）。體驗自我是我們每時每刻的意識，所以對於體驗自我來說， 長 實驗顯然比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溫達60秒，這已經很難受了，而且在 短 實驗中受的苦，在 長 實驗中一點兒也沒有減少，接下來你還得再忍受30秒15℃的水溫。雖然情況勉強好一點，但絕對不愉快。對於體驗自我來說，在一個非常不愉快的體驗後，再加上另一個仍然不愉快的體驗，並不會讓整件事變得愉快一些。 只不過，體驗自我並沒有記憶能力。它不會講故事，而且當我們要做重大決定的時候，也不會去問它有何想法。說到要喚起記憶、講故事、做重大決定，負責的是我們心中另一個非常不同的實體：敘事自我。敘事自我的概念，很像加扎尼加所說的左腦翻譯人員，永遠忙著將過去的絲絲縷縷編織成一個故事，並為未來制訂計劃。敘事自我就像記者、詩人或政治人物，不會敘述所有細節，通常只會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後結果來編織故事。整個體驗的價值，是通過把峰值與終點兩者加以平均而確定的。舉例來說，敘事自我判斷 短 的冷水實驗時，是將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後一刻（水還是非常冷）拿來進行平均，結論就是 水非常冷 。接著，敘事自我對 長 的冷水實驗也做一樣的判斷，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後一刻（水沒那麼冷）拿來進行平均，結論就是 水稍微溫暖一點 。這裡的重點之一在於，敘事自我對於時間持續多久無感，並不在意長短兩部分實驗的持續時間不同。所以，如果需要二選一，敘事自我會挑長的實驗，認為 水稍微溫暖一點 。 每次敘事自我要對我們的體驗下判斷時，並不會在意時間持續多長，只會採用 峰終定律 （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記得高峰和終點這兩者，再平均作為整個體驗的價值。這一點對於我們所有的日常決定都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90年代早期，卡尼曼開始與多倫多大學的唐納德 雷德梅爾（Donald 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腸鏡檢查的患者，另一方面開始研究體驗自我及敘事自我的差別。腸鏡檢查通過肛門將小攝影機插入腸道，以診斷各種腸道疾病。這種檢查並不舒服，而醫生都想知道怎樣才能減輕這道程序的痛苦。是該加快動作，讓病人長痛不如短痛，還是該放慢動作、小心一點？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卡尼曼和雷德梅爾請154位患者在大腸鏡檢查期間，每分鐘都報告他們的疼痛程度。報告時使用0~10的數字，0代表完全無感，10則是痛到無法忍受。等到檢查結束，再請患者同樣使用0~10的數字，報告檢查的 整體疼痛程度 。我們可能會認為，整體分數會與每分鐘報告的分數總和相關，也就是說，如果時間持續越久，患者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後的整體疼痛分數就會越高，但實際結果並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實驗，不管持續時間多長，整體疼痛分數只會反映峰終定律。因此，有一次腸鏡檢查的時間是8分鐘，在此過程中患者給出的最高疼痛分數為8，而最後一分鐘的打分為7。等到檢查結束，這位患者給的整體疼痛分數就是7.5。而在另一次腸鏡檢查中，時間足足有24分鐘。在此過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數一樣是8，但這位患者在最後一分鐘的打分只有1。到最後，這位患者的整體疼痛分數只有4.5。事實上，後面這位患者的腸鏡檢查時間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總的說來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但這一點完全沒有影響他的記憶。敘事自我並不是將所有的經驗進行加總，而是進行平均。 那麼，患者會喜歡哪一種呢？是為時短暫但痛苦的檢查，還是時間長但動作小心？這個問題並沒有唯一正解，因為患者至少有兩個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問的是體驗自我，他大概會選擇時間短的。但如果問的是敘事自我，他反而寧可挑時間長的，因為他只會記得最糟時刻和最後一刻的平均值。事實上，如果從敘事自我的觀點來看，醫生最好在檢查最後安排幾分鐘原本完全沒必要的鈍痛，因為這反而會讓整件事在患者記憶中的痛苦大減。 兒科醫師和獸醫都很懂這個技巧。許多醫師會在診室里準備零食點心，在打完針或做了痛苦的檢查之後，讓孩子（或是小狗）吃點甜品。這樣一來，等到敘事自我後來回想這次問診，最後這10秒的快樂足以抹去之前許多分鐘的焦慮和疼痛。 至於進化，更是早在兒科醫師之前許久就發現了這個伎倆。許多婦女分娩時都會經歷難以忍受的痛苦，這會讓人認為，只要生過一次，沒有哪個心智正常的女性會願意再生一次。但在分娩後的幾天，內分泌系統會分泌皮質醇和 內啡肽，舒緩疼痛，讓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歡快，再加上對小嬰兒的愛與日俱增，又得到來自親友、宗教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多方讚譽，從而合力把分娩從創傷轉為正面記憶。 以色列特拉維夫拉賓醫學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顯示，分娩的記憶主要反映高峰及終點，整體持續過程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請2428名瑞典婦女在分娩兩個月後回憶生產的過程，其中有90%認為這個過程屬於 正面 或 非常正面 。她們並沒有忘記這種痛苦（有28.5%認為分娩是世上最痛的事），但仍然認為這是個正面體驗。敘事自我有一把鋒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馬克筆，一一審查著我們的體驗。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懼不悅的時刻就這樣被刪減或抹去，最後整理出一個有歡樂結尾的故事，歸檔備存。
圖40 聖母瑪利亞抱著嬰兒耶穌的聖像。大多數文化都將分娩描繪成美妙的體驗，而不是一種創傷
圖41 伊松佐戰役中的幾個死者，他們就白白犧牲了嗎？
圖42 蘇格蘭議會大廈 我們的英鎊不能白白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