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必要的虛構

正如我們所見，各州從一開始想的就是滿足自己的民兵需求，而不是提供大陸會議為補充大陸軍而提議的配額。這主要是因為各地和各州內部的聯盟關係遠甚於任何集體的或國家的情感。戰爭就這樣一直拖下去，而這種離心力只會日益加劇，每一次對於財力和人力支持的要求都只會讓各州議會更加憎惡。這也並非僅僅事關對本州的忠誠與對國家的忠誠。建立一支強大的大陸軍，這種想法被普遍認為是建立一支美國版的英軍，它像一頭家養的龐然大物一樣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外表，它威脅著這場戰爭聲稱要為之而戰的共和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在華盛頓對於美國勝利的理解中，他所主要關注的是一個在大多數美國人看來多少有些尷尬的組織所具備的那種堅忍不拔的精神。

在這種敘事框架中，1776年紐約的行動顯得十分關鍵，因為這是最為危機萬分的時刻，此時的大陸軍差點就要不復存在。的確，懷著「存活就是成功的關鍵」這種觀點所寫下的戰爭史會特別重視1776年8月那場橫渡伊斯特河的近乎奇跡的逃離，以及1777年冬天大陸軍在福吉谷面對的持久考驗，它們甚至比薩拉託加和約克鎮戲劇性的勝利更像是這場戰爭中的決定性|事件。

美國人需要相信，他們擁有的是一種單純的想法，即他們不依靠正式士兵組成的常備軍就建立了獨立的北美共和國。馬丁的回憶錄是與他一樣的正式士兵的痛心疾呼，他們因為與共和國所宣揚的「市民/士兵」的典型不相符而被從愛國主義者的文字中清除了出去。華盛頓從一開始就警告說，美國獨立戰爭的故事也許有著虛構的外表，但是他無法知道的是，這個虛構的版本將民兵描繪成了這個故事裏的明星。

柯林頓講述了豪三次拒絕了他的提議的經歷。他宣稱，激勵他的「並非任何其他原則，而正是盡自己最大努力以迅速撲滅這場叛亂」的意願。從一開始他就提議對曼哈頓北端發起進攻，因為這樣可以將紐約羣島上的大陸軍團團圍住，讓他們沒有逃生的希望。他也曾爭取過在布魯克林乘勝追擊大陸軍的機會，他們在戈溫那斯高地戰敗後正處於逃跑狀態。他還建議過在國王橋而不是基普灣發起進攻，因為那樣可以將大陸軍困於曼哈頓。每一次，豪都拒絕了他的提議。儘管柯林頓還特意表明了對豪作為總司令的權威的捍衛，然而他卻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十分明顯的印象，那就是在紐約的行動中本來是有數次機會可以殲滅大陸軍的，如果事情真的那樣發生，這場戰爭也許早就結束了。

這種反老兵的情緒後來集中促成了一個叫作「辛辛那提協會」（the 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的退休軍官互助組織的成立，它似乎代表了所有普通美國人所憎惡的價值觀念。亨利·諾克斯曾是保護這個「兄弟連」的主要倡導者，因為裡面的人們曾歷經磨難、犧牲自我、共同努力贏來了美國的獨立。但是一旦人們了解到，協會裡的成員是根據家庭中男方的血緣關係世代相傳，此時它就被貶斥為一個威脅著共和價值觀的貴族組織。對於辛辛那提協會的廣泛敵意令華盛頓深感震驚。他認為，這個組織的成立，是對於為實現美國獨立而犧牲的無數個體的永久紀念。但是正如事實所證明，大陸軍的重要角色正是大多數美國人最不希望去紀念的東西。

有人曾經說過……這支革命軍是毫無必要的；他們說民兵足以應對這場危機所提出的所有挑戰。……但是我仍然堅信，他們的回答不及正規軍戰士的有分量，當我們慶幸自己不用面臨戰爭的磨難時，這些戰士仍然活著，並且有義務活著，他們還不能離開。

包括豪在內，沒有人曾預料到事情會發生這樣的轉變，甚至連那些對於豪對國王陛下的軍隊的掌管抱有嚴重質疑的議會議員們現在也呼籲結束這種討論，因為它已經變成不計後果地對政府的批評。但是豪堅持認為應該繼續進行討論，他聲稱沒有什麼比他的名譽更為重要，而他覺得自己還未被完全洗清罪名。能夠有機會貶損傑曼名聲的福克斯由衷同意的是，這場討論無論如何也應該繼續下去，因為威廉爵士已經成為在議會多年的粉飾和否認之後促使真相浮出水面的人物。

派軍隊去北美絕不是意味著這片土地的臣服——而是因為那裡人民的敵意和怨恨，他們幾乎清一色地憎惡著英國政府；這也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自然環境，此處是最難也最不適合開展軍事行動的地方……這使得軍隊不可能隔著距離在離開艦船的任何地方發動進攻。

如果歷史編纂者能夠有魄力在史書中記錄下在這場戰鬥過程中以不對等的軍力（就美國一方而言）獲取的優勝，並試圖把它們與其過程中所面臨的令人沮喪的環境聯繫起來，後人多半會將他們的工作戲謔地稱作虛構；因為人們不會相信，大英帝國動用了這樣一支軍隊，在這個國家徵戰八年，他們居然會失敗……而且將他們打敗的軍隊在人數上少得多，它的士兵總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沒有報酬又缺乏經驗，時不時還要經歷人性所能承受的各種悲痛。

這種強制遺忘政策的一個例外情況是亨利·柯林頓，他1782年從美國一回來就伺機動筆寫自己的回憶錄了。柯林頓在1778年從豪手中接掌英軍，所以他的首要任務就是為自己在戰爭後期的決策辯護。他聲稱，一旦法國介入這場衝突，他就面臨著不可逾越的障礙，康沃利斯的軍隊在約克鎮的投降並非他的過錯。但是在他的回憶錄的前面部分裏，柯林頓回顧了紐約的行動。在向作為總司令的豪致敬過後，他接著講述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暗示豪在戰爭一開始就錯過了一個獲勝的絕好機會。

從豪的角度來看，這場質詢的結果是模稜兩可的。一方面，他的批評者得到了回應，沒有人提議說他應該被剝奪爵士身份或是受到官方的批判。另一方面，他的行為在更大的關於戰爭的理智與可行性之間的爭論中成為一種政治獎賞。在他身後的支持者們所堅守的理由是，他被賦予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無論怎樣施展軍事力量都無法完成這一任務。對於議會中一貫反戰的人來說，他是受害者。對於大英帝國在北美殖民地的擴張行動的支持者而言，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回答一個尷尬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輸掉了這場戰爭？

《巴黎條約》（the Treaty of Paris，1783）上的墨跡才幹，華盛頓就預言說，關於美國不可能的勝利的真相將永遠不會寫進歷史書裏：

這些人傾向於否認事實，而不是坦率地評判這次慘敗，因為那樣將會讓英國政府面對某些讓人極度不快的事實。這些事實一起埋葬了承託起整個大英帝國基業的核心理念。因為令人沮喪的真相是，有幾位英國大臣從1763年開始就嚴重地錯誤估計了北美對於英國議會在殖民地的權力擴張的抵制。這幾位大臣滿不在乎地認為，1774年英國的大軍壓境將會迫使殖民地屈服。他們一直都錯誤地理解了北美人民抵抗的程度。他們還錯誤地認為，英國軍隊的優勢地位將為1776年的叛亂迅速畫下句號。

豪要求提供對傑曼的數據進行反駁的機會，但是被駁回了，因為當時下議院在6月29日投票決定結束這次討論。回過頭來看很清楚的是，傑曼對於親英派情緒的估計是嚴重誇大的。我們現在知道，大約有20%的北美人口是親英派，但是豪的支持者宣稱幾乎所有的北美人都很支持這次叛亂，同樣是一種誇大。

他在這場戰爭剩下的日子裏都十分相信的是，紐約是一個上天選定的地方，他將回來補救之前所犯過的錯誤，並且發起一場決定性的進攻，以結束英國在北美的一切跋扈行徑。他十分沉迷於將紐約視為將會有重大戰役發生的地方這一想法。因為紐約是曾經讓「這項事業」幾近毀滅的地方，所以有理由相信，此地也應該成為它最終勝利的地方。讓他完全大喫一驚的是，所謂命運，以及法國艦隊，選擇的地點卻是泰德沃特半島上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這番證言迅速引起了這場戰爭的兩位傑出批評者的注意，他們是查爾斯·福克斯（Charles Fox）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這兩位善良的輝格黨人從一開始就反對喬治三世和他手下那幫大臣們的壓迫政策，這種政策達到頂點的標誌是1776年夏天傑曼決定出兵進攻紐約。福克斯特別直言不諱地維護著豪，他宣稱豪是被人當成了替罪羔羊，是為了轉移人們對英國政府裏真正的罪人的譴責：「我們損失了25000人。我們為這場遭天譴的北美戰爭消耗了3000萬［英鎊］。誰才是這次錯誤決策的罪魁禍首？問題難道不是在這裡嗎？誰將我們引入了戰爭之中？」因為譴責國王幾乎是叛國之罪，也違背了議會討論中大家默認的行為準則，福克斯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個更為安全的譴責目標之上：應該接受審判的不是豪而是傑曼。伯克也同意這樣的觀點，他向豪這名令人尊敬的軍官表示了真誠的謝意，認為他在一場既不必要也無法獲勝的戰爭中很不走運地被任命為了總司令。

尤其令他深感沮喪的是，他聽說豪和其他的英國軍官都將大眾對北美叛亂的支持錯誤地描述為「幾乎是全體支持」。他自己的消息來源主要是流亡的北美親英派，他們向他保證說，只有1/4到1/3的殖民地人民是堅定的叛亂者；其餘的人要麼是親英派，要麼持中立態度。為了澄清自己，傑曼拿出了證據，那就是「參加我們軍隊的北美人比叛亂領導者麾下的北美人要多得多」。他還援引了困擾著大陸軍的徵兵問題，那就是「他們想要6萬人，但是從未能召集齊2萬人的部隊」。

對此的第一手回憶記錄曾一度幾近蒸發，直到約瑟夫·普拉姆·馬丁在1830年終於得以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馬丁在自己緬因州的農場上以70高齡寫出了這本回憶錄。在書中他回憶了在長島和曼哈頓所經歷的最早的戰鬥，當時他還是一個滿懷愛國熱情的15歲小夥子，沒有任何戰鬥經驗，是這支業餘部隊裏的童子軍。這本書的主題呼應了華盛頓所強調的十足的堅忍不拔精神，那就是他和大陸軍在面對後人無法理解也想要忘卻的那種艱難困苦時的生存能力。

唯一的例外是威廉·豪。斯特德曼對紐約行動的敘述遵循著與柯林頓的批評相同的思路，他將豪在長島和曼哈頓的決策描述成是「難以理解的」。因為斯特德曼在理查德·豪的部隊中任職，他肯定意識到了豪氏兄弟的軍事決策都極大地受到了他們的和談願望的影響，但是他沒有提及這一事實，而是更傾向於將豪的決策形容為「戰術錯誤」。他重點批評的是，豪在1776年11月未能在華盛頓潰敗的隊伍穿越新澤西撤離的時候乘勝追擊，他認為那是最後也是最合適的殲滅大陸軍的時機。

他最為激烈的批評者將他們的抨擊集中在他未能在長島乘勝追擊、進攻逃散的美國士兵這一事件上，因為果斷出擊的話也許本可以讓整個大陸軍投降。豪承認說，當時他的士兵們已經熱情高漲，如果得到允許的話，他們也許可以攻佔布魯克林的堡壘。但他堅持認為，這樣一場勝利要靠英軍付出極大傷亡才能換來，他認為那毫無必要。他沒有料到的是，華盛頓會想方設法從伊斯特河撤走他戰敗的隊伍，那是一場違背了所有現代戰爭傳統戰術的、奇跡般的抽離行動。他暗示說，他的批評者們只是在對一個戰爭決策進行事後評判，而這個決策是在緊急時刻出於正確的戰略考慮而做出的——也就是說，決策者並不擁有他們那種事後之見的英明。

這種解釋的高明之處在於，它迴避了「英國政府那些導致戰爭的政策是否明智」這個問題（很明顯它們是不明智的），而且它認為英國失敗的根源在於1776年夏這個微妙的時刻以及威廉·豪這位錯失殲滅大陸軍大好時機的英國軍官。這樣就不必再引起人們對大英帝國基業背後的核心理念的根本性質疑了。人們會想，要是豪氏兄弟的行動能夠更為主動一些的話，大陸軍應該已經不復存在了。這樣的想法差不多可以肯定是正確的，而且大陸軍的覆滅也會讓這場戰爭早早結束。當然我們永遠無法確切地知道如果那樣結局會如何，過去40年的歷史學界所發揮的平衡作用已經讓它成為一個問題重重的假想。

傑曼在這一點上什麼也沒有說，但是他現在感覺到有必要回應那些對於他在戰爭中的行為的批評。他十分痛苦地表達了他一直以來對於豪的尊敬，並且他十分不贊同豪的名聲被「造謠者、傳舌者和咖啡館政客們」四處傳播的方式。但是他也堅定地相信，他讓豪氏兄弟擁有了壓倒性的軍事優越地位。在這一點上，他沒有絲毫疑惑或是猶豫：「從這個國家派遣出去的軍隊都是完全有能力通過徹底撲滅叛亂以及收復殖民地來實現自己目標的。」傑曼並沒有明說，但是他的話清楚地暗示，不管有什麼理由，豪氏兄弟都未能完成他們的任務。

從各方面看來，歷史都已經證明了他們的錯誤。北美殖民地人民給了他們許多次改變路線的機會，有好幾次提議甚至讓人隱約看到一個重組後建立在主權共享與相互承認的原則之上的大英帝國。英國拒絕了所有這樣的提議，他們這麼做的憲法基礎是，主權不容分割且必須歸於一處（也就是英國議會），但其中也有根植於對掌控殖民地臣民的需要的深層心理因素。這種傲慢的想法在他們看來是不容談判的原則，正是因為它帝國才得以確立。它超越了政治和體制的具體意義，而直接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這種感覺讓他們將美國的表親看作低等生物。但是隨後導致的戰爭相當確切地展示了，英國無法控制結果，他們的優越感只是一種幻想。有一個疑似虛假但具有歷史意義的說法是，戰敗後走出約克鎮的英軍上演的是「世界顛倒過來」這一幕。

華盛頓在呼籲人們對大陸軍的堅韌不拔精神的關注——漫長的8年中他們一直是「這項事業」的代表——他們是使美國獲得最終勝利的根本因素。正如亨利·柯林頓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而豪氏兄弟卻沒有）的那樣，這場叛亂的戰略中心不是一個地方——不是紐約，不是費城，也不是哈德遜走廊——而是大陸軍本身。

大眾對於這個補償方案的反應主要散見於新英格蘭新聞界的通信和評論。它們幾乎清一色地對此持否定態度，其行文言辭激烈，幾近汙言穢語。身經百戰的軍官們被描繪成懶惰的無用之人，他們帶著自視甚高的態度，在公眾那裡騙喫騙喝，就像「貪婪的鳥身女妖（harpy）一樣，長著磨得鋥亮的喙，瞪著兇神惡煞的眼」。如果他們真如自己所稱是有道德的人，那麼用道德作為對他們的唯一報酬就可以了。一位康涅狄格的退休軍官抱怨說，那些關於他的養老金的報道讓他成了鄰裏眼中的卑賤之人：「對於大眾而言，我已經變得卑鄙不堪……當我得了什麼重病的時候，他們曾希望我可以死掉。一個聒噪的人曾對我說，他希望我可以死掉，這樣他就可以剝下我的皮做鼓皮，用做成的鼓將其他軍官趕出這個地方。」

隨著《巴黎條約》簽署後養老金問題開始出現，對於將大陸軍從愛國主義的願景中抹除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戰爭期間，主要出於對徵兵這一目的的考慮，政府做出過包括為軍官提供終身半薪養老金在內的相關承諾。變得日益明顯的是，這一承諾將不會得到履行，因為各州拒絕徵收專門用於此事的稅款。此時一個叫作「補償方案」的替代選項又被提了出來，根據這一方案，退休軍官將得到連續5年的全薪養老金。

馬丁所記敘的事情毫無榮耀可言，他關注的是日復一日平淡無奇的生存挑戰，這種挑戰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找東西喫。他無意去評判長島和曼哈頓的戰鬥所蘊含的更為宏大的意義，因為他的觀察位置就像基普灣的淺陋戰壕一樣，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全景視角。但是馬丁以自己這樣的謙遜方式，提供了一種我們可以將其稱為託爾斯泰式的戰爭觀的東西，它意味著對普通士兵真實情感經歷的還原。在書的結尾，他給出的信息簡單而深刻：他和大陸軍都成了倖存者，這就是戰爭如何被贏得，或者說未被輸掉的方式。

斯特德曼這個版本所記載的歷史提供了一條受到英國政府和英國軍隊認可的故事主線，因為它反駁了伯克、福克斯和皮特（Pitt）這些反對派領袖的言論。他們認為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錯誤的行動。但是必須要以一次致命攻擊迅速贏得戰爭，這正是傑曼在1776年夏天所提議並策劃達成的目標。當這種努力失敗的時候，英軍也還是英勇戰鬥著，苦苦支撐著這場註定要輸掉的行動。

也許可以被我們稱為「豪對戰敗之解釋」的事件從未獲得過官方認可。關於這一點，英國政府從未認為對這次重大潰敗的原因進行官方質詢是合適的。與此相反，他們更傾向於給整個事件擋上一層沉默的幕布，他們將它視為一道隨著時間流逝可以自行愈合的傷口。

華盛頓自己對於這場對抗的認識體現出了一種天定論的特點，而這正是基於對1776年夏天的回憶。因為他比大多數人更加能夠意識到，守衛紐約的決定是一個巨大的失誤，僅僅是靠著純粹的運氣以及豪氏兄弟令人費解的克制才沒有淪為一場大災難。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將美國的勝利描述為「標準的奇跡」，這個奇跡是因為「一系列因素的連鎖反應才會出現，而這樣的反應無論何時何地都不可能再次出現了」。儘管華盛頓並非篤信宗教的人，但是這場戰爭的頭幾個月讓他深深地相信了天意，這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上天掌控著事態的發展。

到那時為止，豪的防守依靠的是對那些針對他的指責的狹隘定義。他辯稱說，他在長島和曼哈頓的幾次行動中的戰略謹慎是嚴格地出於軍事上的考慮，而大眾和政治家都缺乏對此進行批評的能力。但是這場爭論的事態急劇擴大，幾名英國軍官被傳去代表豪出庭作證。他們認同了豪的說法，認為他推遲對布魯克林高地的正面進攻的決策在戰術上是正確的，這樣的進攻的確可能會成為「輕率之舉」。但是他們隨後繼續對豪所面臨的更大的戰略困境進行了描述：

與解釋勝利的原因相比，解釋戰敗的原因總是一項更為困難的事情。但是《巴黎條約》的出臺給英國造成了難以解決的兩難困境，因為其中的條款表明的是，英國永久性地失去了在北美的領土。所有的流血犧牲和財力消耗——4萬人的傷亡和5000萬英鎊的軍費——都打了水漂。隨著這次令人難以置信的、徹底的失敗被人了解，一種集體的沉默像烏雲一樣籠罩著這個話題，就好像它是晚餐聚會上一位不受歡迎的來客，如果不去管他，他最終會離開。約翰·亞當斯在1785年曾不幸擔任了美國第一位拜訪聖詹姆士宮（the Court of St James’s）的公使。他報告說，無論他什麼時候走進房間裏，英庭的官員們都轉過頭不想看他，因為他總是讓他們痛苦地想到他們不願承認的沮喪的現實。阿比蓋爾聲稱，由於受到流亡親英派的妄想故事的影響，倫敦新聞界大範圍報道說大部分美國人開始重新考慮獨立問題。他們還說，本傑明·富蘭克林在從巴黎回去的時候差點被費城的工匠們用石頭打死，因為他們很氣憤他將大家帶入了歧途。

到他真正下筆寫作的時候，人為造成的對於大陸軍重要角色的遺忘早已作為明智之舉被廣泛認可，而馬丁所說的「民兵的神話」也已經在民間傳說中廣為流傳，以用來解釋看似不可能的美國的勝利。這場勝利據稱是由「臨時民兵」而非像馬丁這樣的正規軍所贏得。作為大陸軍為數不多的健在老兵之一，他覺得有特別的義務去挑戰這種錯誤的歷史觀：

柯林頓的回憶錄可能反映了英軍的軍官團體內部某些人對於豪的決策的批評性評價，但是他們對於那場關於「誰為英國戰敗負責」的持續的（如果私底下進行也算數）討論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因為柯林頓在完成回憶錄之前就離世了，這些回憶性文字一直未能出版，直到20世紀中期。然而，似乎比較清楚的是，直到柯林頓去世為止他都相信，要是在紐約的時候是由他而非豪來指揮的話，北美獨立戰爭也許結局會完全不一樣。

他對大陸軍的描述——「經常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沒有報酬」——是意在讚揚這支歷經艱辛挺過整個戰爭的隊伍。但這也是對於在1776年夏天最初成形、在隨後的戰爭歲月裏其前途卻一再變得嚴峻和渺茫的政治模式的刻薄評論：那就是，大陸軍勉強能夠生存，並且從來沒能得到過華盛頓所要求的財力和人力的支援，即使打造一支更大的、裝備更精良的軍隊的資源已經具備。

為了回應那些指責他在紐約戰役中過分謹慎的批評者，豪提供了一份概括性的解釋：「我要履行的最重要職責是，我不希望讓國王陛下的軍隊在達成目標的條件尚未充分的情況下行動。我十分清楚的是，軍隊所承受的任何重大損失都無法迅速輕易地得到複原。」豪並不承認他和他哥哥有過充當外交官的想法，也不承認他們希望通過和談結束衝突。相反的，他找到的理由是他作為英軍軍官所做出的判斷。實際上，他成功實現了自己所宣稱要實現的目標，那就是讓英軍以最小的傷亡佔領紐約市及紐約港。

另一種版本的故事甚至在人們感受到戰敗的全部含義之前就開始在撫平戰敗的傷痛了。在1779年春天——從5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這段時間裏，英國下議院啟動了全體會議模式，以討論被稱為「北美戰爭行動」的這次事件。這一極為不正常的要求是由威廉·豪提出的。他最近才被從美國召回，現在即將被封為威廉爵士，這個騎士封號是為了獎勵他作為英國國王軍隊的指揮在北美戰場的表現。但是，儘管有這個榮耀的封號，豪一回來就遭遇了倫敦新聞界對於他在戰爭中表現的廣泛批評。這些批評主要指責的是，他做出的軍事決策基本上都是在拖延而不是結束叛亂。豪利用自己議會成員的身份要求下議院召開特別會議——而不是通過審判或軍事法庭——來回應他的批評者並澄清他的名聲。

柯林頓的記錄很明顯是為了自己，但是1794年出版的一部從英方視角全面記述這場戰爭的兩卷本著作支持了他的記錄。這部著作的作者是查爾斯·斯特德曼（Charles Stedman），一名戰爭期間的英軍參謀。儘管英軍失敗了，但是他還是想要寫出一些積極的東西。「儘管這場戰爭的運氣很不好，」斯特德曼解釋說，「我的同胞們並不想展示武力，或者愛國熱情。」斯特德曼的主要觀點是，英軍已經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作戰十分勇敢，他們不應該為戰爭的最終結果而受到批評或是責備。

根據斯特德曼的講述，最關鍵的時刻一旦過去，英軍取勝的可能性就已經消失，原因有三。第一，華盛頓採取的是偏防守的戰略，被稱為「據點戰」（a war of posts），這使得決定性的交戰變得相當不可能。第二，大陸軍有了更多的戰鬥經驗，尤其是打造了一批更具職業水準的軍官隊伍。第三，1778年的《法美條約》（the Franco-American Treaty of 1778）為美國提供了財力和人力支援。總的來看，這些情況的變化使得對於英國而言很難在這場戰爭中取勝，儘管他們的海陸軍隊有著英勇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