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壯年後期（前49年1月—前44年3月，愷撒50歲至55歲） 龐培之死

為龐培最後的結局而惋惜落淚的人也無法惡語指責愷撒，因為愷撒不僅沒有對龐培進行批判，甚至在得知他死訊的瞬間，心中感想一句都沒有寫下。他留下的這一行文字，既是愷撒自身性格的反映，也是出於政治的考慮。如果從既要有所制約又要能充分表現文章力度的角度來看，這句話如同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一般，是能夠傳遞語言重量感的絕佳例子。

「我在亞歷山大港，得知了龐培的死訊。」對於愷撒寫下的這一行文字，我是這麼看的：對愷撒來說，這非但不是最後的可以放心的終結，反而在為背後更深遠的東西而擔憂。

如果愷撒能夠成功地生擒龐培又當如何呢？他連普通士兵都可以釋放，給予自由，對龐培肯定也會給予自由的。但是得到自由之後的龐培又要選擇怎樣的方式生存呢？從這15年來他的生活方式推測，他會不會選擇回到阿魯巴的別墅，帶著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偶爾招待前來探訪的部下，過著平靜的隱居生活呢？

這個西塞羅對活著的龐培的評價沒有一句好話，即使是在毫無顧慮地寫給密友的信中，也是如下的腔調：

第一，對愷撒而言，武將當中唯一不能掉以輕心的對手已經不復存在。也就是說，以後愷撒真的只需要「攻打無將之師」。在這之後，他可以長時間地在埃及滯留，既是因為捲入了埃及王室的內部爭鬥，也是因為那時已經進入了刮西北風的季節而無法出港，同時也是因為被克婁巴特拉的魅力吸引——抑或是其他什麼原因。總之，可以看出來，愷撒一直處於綳弦般的緊張情緒，此時得到了緩解。

同樣是得知龐培死訊後寫下的文章，西塞羅的文字就完全不一樣。在他寫給好友阿提庫斯的私人信件中，儘管不需要考慮政治因素，也通過文章從正面充分地反映出了作者的氣質：

《內戰記》是從渡過盧比孔河開始記錄，卻並不是以法薩盧斯戰役，而是以龐培之死作為終結的。此後的和龐培派的鬥爭雖然還在持續，但是這已經不再是內戰了。這難道不是愷撒的「宣判」嗎？這已經不再是互相抵抗的兩大勢力之間的抗爭了，僅僅是解決叛亂分子的抵抗而已。

事實上，在這之後繼續進行的《亞歷山大戰記》《阿非利加戰記》《西班牙戰記》，都是由愷撒的幕僚和中堅將領執筆的。尤其要提的是《亞歷山大戰記》的執筆者希爾提烏斯，這個人是代替愷撒寫《高盧戰記》最後一卷的人，但是他沒有參與亞歷山大戰役。沒有從軍參加戰役也沒有去過亞歷山大港的希爾提烏斯，只能根據愷撒的口述來寫作。愷撒只是口述，沒有參與成書寫作，因此，《阿非利加戰記》和《西班牙戰記》都是交給屬下完成的。從只通過口述筆記就能寫成出色散文來看，愷撒這樣的人並不是不能寫，而是沒有寫作的意向——大概只有這樣才能解釋吧。

龐培如若在戰場上，是愷撒值得作為對手的唯一一位將領。但是，與都拉斯戰役失敗時最後一個離開戰場的愷撒相反，法薩盧斯戰役中的龐培是最先一個捨棄戰場的戰士。

但是龐培被殺了，他的死反而讓反愷撒派更加有了支撐的支柱。此刻的龐培再不是那個生前有著諸多缺點的人，而是成了死後被人們回憶起更多優點的、偶像化的人物，被尊稱為「偉大的龐培」。

我在亞歷山大港，得知了龐培的死訊。

缺乏智慧。零說服力。體力也已是今非昔比。因沉溺於年輕嬌妻而疏於政務。沒有自我控制能力。至於意志力，則自始至終都沒有過。等等。

所謂內戰，是國內兩種勢力相互對抗而產生的鬥爭。以我的觀點，愷撒認為從渡過盧比孔河開始到龐培之死，這場內戰就算走到了盡頭。

但是，愷撒的《內戰記》是面向同時代羅馬人的作品，對當時的「讀者」而言，即便是藝術品也不是古代藝術品。讀到這一行文字的人，如果是愷撒派的話，自然要高唱凱歌；如果是龐培派的人，則難免要流下傷心的淚水。因此，這一行字在感情上是符合雙方需要的。

12年前的公元前60年，當時46歲的龐培和40歲的愷撒兩人還是結成「三頭政治」的盟友。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9年，龐培娶了愷撒的女兒尤利婭為妻。公元前58年，愷撒將首都羅馬託付給龐培，出發前往高盧平亂。在出發前，愷撒曾寫下遺書，這個遺書的繼承人就是成為他女婿的龐培。

浸泡在香油中的龐培的首級，以及象徵著他信印的金戒指被送到愷撒的面前。根據後來的史學家，也就是古羅馬時代的史學家普魯塔克和狄奧·卡西烏斯等人的記載，愷撒見此情景，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有學者認為，不汙染自己的雙手就除掉了宿敵，對愷撒來說正是自己最盼望的結局。同意這種觀點的研究者不在少數，然而，真實的愷撒是這樣想的嗎？

但是一旦龐培擔任被架空了權力的「會長」，而由愷撒擔任運營總監的「兩頭政治」真的實現的話，事態會有所變化嗎？

那麼，愷撒又該何去何從呢？

不管知道龐培死訊之後的愷撒真正的心理活動是什麼，龐培已經死了，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在這個既成的事實面前，愷撒在想到上述所說的負面影響的同時，也想到了兩個有利影響：

跟隨龐培上船的幾名士兵也被當場殺死，雷託魯斯被關進了大牢，後來也在那裡被殺。載著龐培的小船起錨疾走，在人們的悲號聲中遠去。

《內戰記》在這之後沒有繼續寫下去，在我看來，不是因為愷撒沒有充裕的時間撰寫，而是他認為再沒有寫下去的必要了。

在得知龐培的死訊後，西塞羅立刻停止了這樣的評價。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死往往可以讓人們忘記對他生前的種種批判，而只會回憶起那人優秀出眾的一面。這不也正是很多人共同的現實人性嗎？

首先最為明確的一點是：逃到北非的強硬反愷撒派和龐培派人士，想繼續反對愷撒就將師出無名。

雖說忍不住要為他的命運感到悲哀，但我認識的龐培真是一個不懂得規避、只知道直面世界的男人。

我想，以愷撒的一貫作風，可能會向龐培提出「兩頭政治」的解決方案吧。回想起來，渡過盧比孔河後，愷撒多次試圖與龐培和解，而且愷撒唯一堅持的條件，就是他要通過和龐培進行兩人之間的直接會談來解決。對愷撒來說，自從「三頭政治」建立以來，特別是在經過「盧卡會談」的「商討」之後，只要能夠和龐培進行商談，最終的結果都是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下去的。愷撒一直都擁有這種自信。在法薩盧斯戰役勝利之後這樣做就更容易了。愷撒擁有極為強大的自信心，可以將表面上的「兩頭政治」變成實際上的「一頭政治」。

此外，如果雙方都妥協了的話，首先喝彩的人一定是西塞羅——即使「兩頭政治」中有一人只不過是名譽「會長」，或者說是權力被架空的「會長」。

龐培乘著小船，在妻兒和嶽父梅特魯斯·西庇阿的注視下，遠離了五層樓高的大船。小船在一箭之遙的距離外停了下來——肯定在百米開外。但是這個距離在一覽無餘的海面上無論發生了什麼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塞普提米烏斯控制龐培的動作，龐培的右腕被壓在船舷之外動彈不得，都映入眾人眼中。他的親族目睹了這一切的發生。在一片哀號和絕望聲中，龐培的人生走到了盡頭。

而且，讓戰敗者加盟並同化他們，這是羅馬人對待失敗者的傳統做法。很多的事例已經表明，愷撒也是個懂得妥協的、現實的羅馬人。

這是公元前48年9月28日，距離法薩盧斯戰役僅僅過了1個月零20天。4天後，愷撒的身影出現在了亞歷山大港。

來迎接的船雖有不少船員在劃槳，但實際上只是勉強可以稱為「舟」的小型船。此外，被稱為希臘人的倫理學教師阿基拉斯和羅馬士兵塞普提米烏斯也在船上。龐培看到在掃蕩海盜作戰中曾是自己屬下百夫長的塞普提米烏斯，心裡安定下來，相信了阿基拉斯說的先只請龐培前往港內會見等待中的埃及國王。龐培也沒有懷疑其餘人將有其他船隻前來迎接的說辭。

第二，事實證明，在龐培死後，殘留下來的反愷撒派也不可能再推戴一個象徵性的人物出來了。元老院派裡再也找不到一個能夠代替「偉大的龐培」的人。格涅烏斯和塞克斯圖斯，龐培的兩個兒子，僅僅是繼承了龐培的血脈而已。小加圖雖然是個有威懾力的人物，卻缺乏聲望。而西塞羅雖堪稱羅馬的「輿論代表」，但難以引導整個反愷撒派。

這個龐培在7年後從愷撒的盟友變成了最強硬的反愷撒派，兩人的關係從過去的盟友變成了對手。愷撒渡過盧比孔河，龐培逃離義大利，在法薩盧斯戰役之後逃到埃及送了性命。這就是年齡只有6歲之差的羅馬雙雄在最後兩年裡的命運。冷峻而不冷酷的愷撒面對曾經的好友因為立場的改變而得到這樣的下場，為之傷心落淚是再自然不過的了。但是愷撒對這件事只在書中寫下了一行文字：

「我在亞歷山大港，得知了龐培的死訊」，這麼簡短的一行字，是在當時能引起正反兩方讀後感想的一行字，也是能經得起後世反覆誦讀的一行字。

西塞羅竟然追隨了一個在自己口中形容得如此糟糕的人，讀者對此一定會感到目瞪口呆。但這就是西塞羅對在世時的龐培的評價。

2000年後有位英國學者則是這樣評價的：

此外，對天才和人才的區別方法是智慧和熱情是否能合二為一，而龐培在這一點上尚有欠缺。

亞歷山大港既是當時埃及的首都，也是東地中海領域最大的海港城市，擁有可以停靠大型船舶的完善設施。龐培乘坐的五層樓高的帆船原本可以在著名的燈塔後寬闊的內港下錨停靠，但是，由國王的家庭教師和宦官組成的親信以15歲的埃及國王的名義，傳達出迎接的消息，所以請龐培在港外等待。他們對毫不懷疑地等待著的龐培說，會有迎接船靠近他。

這一行字，如小林秀雄所言，是比刻在大理石上的文字更美的古代藝術品。我也與他持同樣看法。

龐培有那樣的結局，我其實已經充分地預想過了。法薩盧斯戰役後，他處於一個危險的位置上。這一點在羅馬世界裡，上至王侯下至民眾都看得非常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管他逃到哪裡，最終的結果都只有一個。

這樣的話，愷撒就會很麻煩了。龐培不是那種因為有著鮮明的政治信仰，所以決定堅持元老院主導的寡頭政治體制的元老院派或者龐培派領袖，他是被那些人推舉為領袖的。即使他自己非常渴望過上平靜的隱居生活，但是只要擁戴他的人存在，他就有可能經常被推舉。對愷撒來說，這樣的龐培永遠是個危險的人物。

在阿基拉斯的勸說下，上了小型迎接船的只有龐培、公元前49年度的執政官雷託魯斯以及少數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