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希臘城邦國家的終結第一章雅典的凋敗

在雅典社會，女人不被看作完整的人，自然也沒有公民的權利。

順便一說，《長徵記》的原書名在希臘語中是「上」的意思。我想，恐怕古希臘人與日本人相似，認為從地方去首都是「上」京，從首都去地方是「下」吧。

至少毒酒是他自己喝下去的，雖然同樣是死刑，但這與絞刑等不同。這種方法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考慮到了人的尊嚴。

此外，在有罪和無罪的票差很小的情況下，被告繳些數額不大的罰金或自己逃往國外便可結案。雅典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無論政體如何，作為居民共同體的國家能否發揮作用，取決於其能在多大程度上高效利用自己具有的力量。對於自然資源匱乏的雅典而言，「人」就是資源。

我認為，蘇格拉底思考過如何結束自己的一生。

在恩師臨終時趕來的學生們，是要從面對死亡的蘇格拉底口裡聆聽其哲學的真髓，聆聽阿基比亞德曾經說過的「令人淚水泉湧不止」的真髓。

「三十僭主」就這樣匆匆垮臺，這時政權建立剛過半年。

此外，延續了七十多年的提洛同盟遭到瓦解。與本國政府的意見相比，斯巴達的呂山德將軍更熱衷於聽取支持他的波斯的意見。拜他所賜，在脫離雅典獲得獨立的美名下，愛琴海周邊城邦和島嶼全都從提洛同盟分離出去。

大多數市民面對天翻地覆的現狀還處在茫然的狀態。恰在此時，堅信雅典也應建立寡頭政體的一小部分人回國了。

蘇格拉底沒有做出任何難看的動作，他自己拉下了人生的大幕。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克裡提阿率領同黨回到雅典。這次他隨戰勝方斯巴達的軍隊歸來。

阿基比亞德的罪名是罔顧法庭的出庭令逃往斯巴達，向敵人斯巴達提供了危害祖國雅典的戰略計劃。

當時雅典軍隊試圖從敘拉古向北逃往60公裡外的卡塔尼亞，其距離只有色諾芬指揮軍隊成功逃離敵營的百分之一。

雖然書名為「上」，但色諾芬《長徵記》敘述的主要部分並不是希臘傭兵從小亞細亞去美索不達米亞的「上」。儘管傭兵在那裡打了勝仗，但因波斯國王的弟弟戰死，他們被迫滯留在敵營中。毋寧說《長徵記》主要敘述的是這些希臘傭兵歷經艱險，跨越6000公裡的路程回到故國的逃離過程，也就是所謂的「下」。

對年輕人施加了惡劣影響是第二個訴因。當時的雅典人聽到這條會立刻想到阿基比亞德和克裡提阿。這兩個人都是蘇格拉底的著名學生，而且都被認為給城邦國家雅典帶來了禍害。

希臘三大悲劇作家之一的歐裡庇得斯應馬其頓國王之邀前往馬其頓，拋棄了雅典。前途可期的年輕悲劇作家、蘇格拉底的學生阿伽通也前往馬其頓久矣。不過，這兩人去了別的國家後再沒有傑作問世。

蘇格拉底不承認所有罪狀，他的話很明確：「我過去曾兩度應徵入伍上戰場，還當過一次公務員，並未少盡一點雅典公民的義務，既然你們用雅典的法律審判我，那我服從這個法律。」

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拋棄了民主政體（demokratia），轉向寡頭政體（oligarkhia），而這並非戰勝國斯巴達的逼迫所致。

修昔底德不知何故寫到伯羅奔尼撒戰爭末期便中斷了寫作，《希臘史》正好從這一戰爭的末期開始，一直寫到希臘城邦國家時代終結的公元前362年。同修昔底德的作品相比，色諾芬的《希臘史》無論在觀察力、洞察力還是文章表現力等各方面都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儘管該書有很大的史料價值，但我認為，作為運用史料講述歷史的史學家，色諾芬不及修昔底德。

500位審判員最初做出的判決是250人認為有罪，220人認為無罪。但聽了蘇格拉底的申辯後，他們的最終判決是360人認為有罪，140人認為無罪，和第一次有巨大的差距。這使付點罰款就能了事的情況一下子變為死刑判決了。

蘇格拉底及其學生們的祖國雅典雖然恢復了民主政體，但並未恢復自信。人們找不到可以一以貫之的政策，只是焦慮地一個勁兒把責任推給別人。

拋棄祖國遠走海外的雅典市民中，有一位年僅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色諾芬（Xenophon）。

統率民主派獲勝的色拉西布洛斯宣布特赦，不再追究克裡提阿追隨者的一切罪過。這也表現出人們對「三十暴君」的恐怖政治已經有了過敏反應。

他們青少年時代的老師，還要為成人已久的學生的行為負責嗎？

拜斯巴達國王帕薩尼亞斯所賜，雅典民主政體得以復活。帕薩尼亞斯應「三十僭主」的要求出兵雅典，卻又在關鍵時刻撤軍。

訴因有兩個，即蘇格拉底缺少對希臘傳統神祇的信仰，以及給雅典青年講授哲學從而對他們施加惡劣影響。

蘇格拉底有個怪癖，問他問題他不直接回答。

儘管居留在雅典的外國人不算雅典公民，本可置身事外，但如果他們是有錢人便可能會成為鎮壓的目標，理由是他們搶了海外歸來者的工作。這讓伯羅奔尼撒戰爭後一落千丈的雅典經濟遭受到第二波打擊。

人才外流

這個政權很短命，僅4個月便走向終結。緊隨其後的是「五千人會議」，雖然執政人數增加了，但它仍是寡頭政治。該政權壽命雖比前面的「四百人會議」長，但同樣短命。不到兩年工夫，雅典的民主政體便殺了回馬槍。其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雖未發生流血事件，但與建立寡頭政權有關的許多人都逃往了其他國家。克裡提阿也逃離了雅典，他的父親似乎就死於這一時期。克裡提阿的這段流亡生活持續了6年之久。

這意味著，雅典有某種東西能讓這些知識精英創造出傑作。至此，留在雅典的名人只剩下蘇格拉底和阿裡斯託芬兩人。蘇格拉底安然若素，阿裡斯託芬在這個時期幾乎沒有發表過作品。他連以辛辣的批判引人發笑也做不到了，這位絕代喜劇作家和欣賞他喜劇的雅典人，恐怕都消沉到了極點。

年輕的色諾芬面對聲名遠揚的哲學家恭敬地回答道：「去魚市就能買到。」

蘇格拉底沒有任何著作流傳下來。雖然他沒有成文的作品，但他的一生就是作品。

伯羅奔尼撒戰爭綿延30年之久，它導致城邦國家雅典的凋敗，在接下來的42年中又進而導致了希臘城邦國家的終結。

審判蘇格拉底

論及政治制度，這些城邦國家有民主政治、寡頭政治以及兩者的混合，情況各不相同。可雅典、斯巴達和底比斯終歸都是城邦國家。與之相對，馬其頓是王權國家。

在這樣的氣氛中，蘇格拉底事件爆發了。

雅典的民主政治回來了，但它的功能並未回來。

色諾芬似乎真的去了德爾斐，結果是自己思考自己決定去波斯當傭兵。

我以為，蘇格拉底與地米斯託克利和伯裡克利一樣，是「真正的雅典人」，他們不可能誕生在希臘的其他城邦。

被這樣的女人嫌棄，這已經不是「諷刺喜劇」，而是「悲劇」了。

逼死蘇格拉底的不是「寡頭政體」這個少數人領導的政體，而是以全體市民的決定為決策基礎的「民主政體」。

這是蘇格拉底向全體審判員發起的激烈挑戰，他等於聲稱他們正以違反雅典公民應盡義務為由審判他。

然而，這裡還是希臘人的國度，四年一次的奧林匹克休戰還是必要的。

當時雅典人記錄、稱呼某人時習慣說成「某某之子某某」。和3歲喪父的阿基比亞德不同，克裡提阿年屆五十父親還精神矍鑠，因此他很晚才當上一家之長。

伯裡克利死的那年他41歲，他屬於飽享了雅典黃金時代的一代人。

問題是實際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有人認為多極化的狀態才是理想狀態，但實際上這種狀態也許只是混亂而已。

伯裡克利的聰明之處在於，雖然實際上他實施的是一人統治，但他能讓大家覺得最終做決定的是民眾自己。雅典民眾沒有領悟這種「一人統治」的必要性。伯裡克利之後的所有領袖都沒有發揮出作用便垮臺就是明證。因為民眾不想培養「一人統治」的領袖，所以這種人剛嶄露頭角便會被拿下。

提洛同盟使各方面的知識、物資交流越發活躍。

西西裡遠徵軍全軍覆沒給伯裡克利死後的雅典帶來了巨大災難。那年，這位哲學家57歲。

她們斷言沒有資格執掌政權的男人中，包括恢復民主政體的有功之臣色拉西布洛斯。

公元前399年春，學生色諾芬在遙遠的波斯率軍步入撤回希臘6000公裡行程的最後一程。此時在希臘的雅典，70歲的蘇格拉底被押上了被告席。

這些書中，關於審判蘇格拉底的大致有以下三種。

「三十僭主」政權建立不久，就被人們叫作「三十暴君」。他們決定從肉體上消滅那些反對派——即民主派人士，並開始付諸行動，執政方針從「不流血」轉向了流血的暴力鎮壓。

蘇格拉底在70年的生涯中體驗了民主政體下雅典的所有榮耀和屈辱。

《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斐多》三部作品寫得就像一出三幕戲劇，讀後使人感到這才是蘇格拉底哲學的集大成。

可是，希臘世界卻走向了「城邦國家時代的終結」。

這時蘇格拉底出現了。他明確說不用交罰金或自行流亡的方法收場，他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在檢方發言之後500名市民進行了第一輪投票，即裁決投票。

由於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雅典變得一窮二白，失去了這種魅力。恐怖政治又使人們面臨被剝奪生命和財產的境遇。外國人繼續居住在雅典的好處越來越少。為扭轉這種狀況，雅典人改變了方針，授予居留在雅典的外國人以雅典公民權。但這並未能阻止居留外國人的進一步減少。這種情況對雅典市民中的傳統中間階層形成了直接的打擊。

《克力同》：以判刑後監獄裡的單人牢房為舞臺，學生克力同勸蘇格拉底說，只要蘇格拉底願意，他可以從監獄逃出去保全生命。蘇格拉底說，這樣做會違背自己歷經多年建立起來的想法，不可為之。他娓娓道來，說盡了道理。

蘇格拉底曾應徵入伍打過仗，也被抽中當過國家公務員。他做這些並非因為擁護雅典的民主政體，而是要盡到他作為雅典公民的義務，是出於極其自然的愛國心。

城邦國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喪失了主導權，從此再也未能恢復。

色諾芬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卻未能成為哲學家。作為史學家他遠不及修昔底德，但作為軍隊領袖，他率領一萬士兵撤回希臘，完成了難中之難的事，我認為他具有卓越的能力。

還有一位叫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os）的寡頭派人士，在這個時期和塞拉門尼斯一道被雅典的「四百人會議」派往薩摩斯島。他也明確表態要留在民主派的薩摩斯島雅典海軍裡。在阿基比亞德的指揮下，塞拉門尼斯負責陣形的右翼，色拉西布洛斯率軍在左翼戰鬥，為祖國雅典帶來了勝利。

自信的喪失

同樣，學生屬於上流社會也好，屬於社會底層也罷，這些也都不是問題。哪怕是不能成為公民的奴隸，只要他有熱愛知識之心，蘇格拉底都會滿心歡喜地把他納為弟子。而且，他對誰都不收取報酬。雅典的法律是參照絕大多數人的情況制訂的，雅典人能以這樣的法律來審判蘇格拉底這樣的人嗎？

對他而言，學生比家庭更重要。但他們不是被暗殺就是戰死，活著的年輕學生又像阿伽通和色諾芬一樣，拋棄雅典去了他國。

離別的時間一點點逼近，蘇格拉底盛有毒芹飲料的酒杯就要被喝乾了。單人牢房裡擠滿了趕來的學生。他們坐立不安，有的抱著頭，有的絕望地薅著自己的頭髮。蘇格拉底反倒安慰起大家。情節的展開非常符合蘇格拉底臨終時應有的景象。不同的是蘇格拉底還要扮演安慰別人的角色。

第一個疑問是，信仰不可能存在客觀標準，而法律以有無證據為最重要的判斷標準，有關信仰的事能用法律來審判嗎？

克裡提阿很有才華。儘管他的詩歌、悲劇、喜劇和以哀歌形式撰寫的政治論文只有一些片段留存下來，但我們仍可從中窺見他敏銳的認知和纖細的情感。他一生中沒有一部可以算得上扛鼎之作的作品，但這在博學多才的人中並不罕見。

最重要的是，雅典人一直下意識地拒絕在認識上有所醒悟，他們不承認讓民主政體發揮作用的領袖人物的不可或缺性。

由衷敬佩蘇格拉底的柏拉圖正確地領會了恩師的這一想法。

他斷然拒絕了酌情減刑，採用正面作戰的方法展開了一場「申辯」。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此後雅典的實力便以斷崖般的趨勢下降，那情形令人感慨萬千。

他66歲時又經歷了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戰敗後混亂而悲慘的時光。

色諾芬5年後被祖國雅典判處流放國外。他曾追隨斯巴達引弓射向雅典，所以流放並非事出無因。當初雅典並未把他視為一個多麼危險的人物，可是32年後才解除了對他的流放。對色諾芬來說，這可是他從33歲到65歲的幾乎全部的人生。

其他打擊接踵而至。恢復了民主政治的政府開徵不動產稅。房主們沒有了房租收入還不得不繳納這種新稅。

這為逃亡底比斯的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黨起義創造了契機。

首先，他的四肢末端開始麻痺變涼。然後這種癥狀一點點逼近心臟。這期間他的頭腦仍然十分清醒。

順便一說，羅馬人沒有取得什麼哲學成就，但在他們仿製的古希臘時代的希臘人雕像中，蘇格拉底的雕像是最多的。那些仿製品都是真人大小的半身像，讓人很有親切感，就像是為了擺放在公共圖書館或自家書齋而做，並非要大模大樣地放在廣場上。

本卷第一部講述的是真正的霸權國家雅典存在80年之後，帶引號的霸權時代42年的歷史。

也許這不失為一種理想的安樂死方法。

此外，我們認為，正如《斐多》描寫的那樣，蘇格拉底喝乾摻有毒芹的飲料之後，並沒有表現出痛苦的樣子。

然而，色諾芬描寫親身經歷的《長徵記》，成就確實與世界第一部非虛構作品的地位相稱。

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從霸權國家的地位上跌落下來。

雅典被奪走長期享受的霸權，跌落到與其他城邦國家平起平坐的境地。但雅典人並不是因為對這樣的現狀感到絕望，才主動拋棄民主政體，選擇寡頭政體的。

所幸色諾芬沒有丟掉性命，後來又遇到特赦，他留在了雅典。不過，面對民主派回歸的雅典，他恐怕對未來也不抱什麼希望。

我閱讀學者的研究著作時感到，學者必須讀懂文字記載背後的東西，即所謂的真話。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勝利者即使在「斯巴達霸權時代」也沒有想過要建設一座可與帕特農神殿相媲美的壯麗神殿。

很多有威望的市民被告發並被處以死刑，理由是他們雖然不支持民主派，但也沒有積極向寡頭派靠攏。這樣的案例越來越多，整個雅典被籠罩在恐怖政治之中。

這「三十人」中，除了奔走於斯巴達進行媾和的塞拉門尼斯之外，其他人幾乎都是跟隨斯巴達將軍呂山德率領的所謂進駐軍一同回到雅典的。

讓整個雅典為之顫抖的「三十僭主」政權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由於民主派的回歸而成為過去。

過去，人才總是從其他國家流入雅典。伯羅奔尼撒戰爭後，人才轉而從雅典流向了其他國家。

聽了蘇格拉底的這番申辯，仍有審判員投了無罪票，也許他們對蘇格拉底陳述的思想抱有同感。然而剩下的360人不這麼想。

尚未明白為什麼要把人送上戰場，人已經實實在在地死亡。每到這時雅典都國庫空虛，為填補空虛便亂徵新稅，結果當然是經濟進一步惡化。

儘管蘇格拉底以那樣站不住腳的罪名不得不赴死，但這反而成就了他的哲學。雅典因處死最後留在雅典的愛國者，證明了它此後絕無力量走出迷茫。

在雅典，擔任國家要職的年齡底線是30歲。阿基比亞德剛滿這個年齡便躍上了國家的政治舞臺。而克裡提阿49歲以後才在政界登場。

按照民主政體的雅典的慣例，審判蘇格拉底的責任落到了抽籤決定的500位市民身上。

當時雅典的法庭上經常出現另一種做法，即帶來慟哭的妻兒以博取審判員的同情。蘇格拉底也沒有採取這種戰術。

雖然書上寫的是「霸權時代」，但必須理解為帶引號的所謂的霸權時代。

另外，居留在雅典的外國人也減少了，正是他們使雅典成了希臘城邦中唯一的國際化都市。

精英以外的人員大多到其他國家當了傭兵。僱主並不是希臘的其他城邦，而是80年前被他們打得落花流水的波斯。

有些古希臘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哲學上，讓人感到有些片面。這些研究多集中於柏拉圖，更準確地說是通過柏拉圖的對話集研究蘇格拉底。

根據梭倫改革的等級劃分方法，色諾芬出身於被稱作騎士階層的第二等，若他留在雅典不會生活不下去。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這師徒二人的邂逅也是蘇格拉底式的。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末期，愛琴海的東面成為戰場，雅典在與斯巴達海戰的初期連戰連勝。在整個海戰中，本應是寡頭派的塞拉門尼斯一直在幫助民主派的阿基比亞德。

而克裡提阿建立了名為「三十僭主」的寡頭政權，造成了雅典的恐怖政治，被視為民主政體的敵人。

《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斐多》這三部作品就像一出三幕戲劇。

「去哪裡才能得到新鮮的魚呢？」

這種混亂不只禍害當事國，還會殃及其他國家。因而，它不會止步於暫時的混亂，而會成為一種可確切地稱為「混沌」的長期現象。

在古希臘，這種意義上的霸權國家只有城邦國家雅典。斯巴達雖然在陸戰方面堪稱希臘第一，但斯巴達戰士的國家只有軍事力量。

首都雅典與外港比雷埃夫斯一體化使雅典的經濟實力位列希臘世界之首。

他們都具有一種才能，能使別人動搖而自己絕不動搖，並能安撫變得不安的人們。

這些人員可以分為知識精英和普通百姓兩大類。

連接首都雅典與外港比雷埃夫斯的7.5公裡的「長牆」也多處被毀，「長牆」給予本國防衛和國民糧食兩方面的安全保障也化為烏有。

三部作品洋溢著28歲的柏拉圖對恩師的敬慕之情，閃耀著柏拉圖的文學才華，讓人感到頂尖作家之傑作的魅力。

無力決定自己命運的冷酷現實，對於曾認定自己能夠主宰命運的雅典人來說，也許更加難以忍受。這是一種令人憤懣的心情。

我認為這兩人確實有罪。可是，雅典規定擔任要職的人必須年滿30歲。阿基比亞德35歲亡命斯巴達，克裡提阿56歲那年實施恐怖政治。

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公元前404年形成的「三十僭主」中，塞拉門尼斯榜上有名。色拉西布洛斯沒有參加其中，他在「三十僭主」變為「三十暴君」的徵兆剛剛出現的時候就離開雅典逃往底比斯。這倒不見得是因為他對民主政治恢復了信心，也許只是他對雅典寡頭政體的未來不再抱有希望吧。

雖然民主政體回來了，但伯羅奔尼撒戰爭兩年後的雅典尚不具備這一切條件。

不過，在蘇格拉底看來，他的挑釁戰術獲得了成功。

色拉西布洛斯雖然有勇氣靠70個人起事，但沒有那種狡詐的智慧，那種能讓民主政體發揮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智慧。

以斯巴達為盟主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只是一個軍事同盟，而雅典主導的提洛同盟不同，它不僅是軍事同盟，還是經濟同盟。提洛同盟是雅典人的「作品」，而雅典人在希臘民族中具有格外出色的經濟敏感性。正因如此，這件「作品」甚至促成了當時任何國家都沒有想到的廣域經濟圈。

當時他的回答只是「你可以去德爾斐祈求阿波羅的神諭」，這只能理解為讓色諾芬自己思考、自己決定。不過這話裡有話。人即使自己通過思考已經有了決定，也要有神祇的同意才會放心前行。蘇格拉底參透了這點才給出這樣的忠告。

如果霸權國家戰敗後有另一個國家代替它掌握霸權，或許能在相當程度上避免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

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色諾芬沒有輕易地做出決定，他去找蘇格拉底商量這事。

這360人為何憤怒呢？

隨後開始的辯方辯護是他自己進行的。當時雅典的通行做法是要麼委託專業辯護人辯護，要麼在法庭上念這些人寫的辯辭。但蘇格拉底拒絕了這些做法。

它沒有一以貫之的政策，一會兒參加反斯巴達的城邦聯盟與斯巴達為敵，一會兒又與斯巴達聯手對其他城邦發起戰爭。

自己的學生是民主派也好，有寡頭派的同情者也罷，對他而言都不是問題。

更糟糕的現象是人員流動發生了變化。

然而，毒素不停地侵入他的身體中心，讓他犯困。這期間他也一直不覺得疼痛，完全沒有痛苦的樣子。

告發他的人叫美勒託。僅告發蘇格拉底這一件事就足以讓這無賴歷史留名了。阿尼託斯和另一位民主政府的大人物在背後操縱著這個想在文學界出名但並不順利的年輕人。

如同突然戰敗一樣，外國人的撤離也來得突然，讓人沒了任何希望。

《斐多》：舞臺也是監獄裡的單人牢房。

更加悲哀的是，就像藝術家去了別國創作不出傑作一樣，這些傭兵根本沒參加過什麼劃時代的戰鬥，只被用於波斯帝國內部的勢力鬥爭。

於是，如何結束一生便如同如何寫完作品。

很多雅典人因此選擇在加入同盟的城邦和海島定居，就像雅典在那裡開分公司或分店一樣。這些人因呂山德的強制回國令撤回雅典，環繞愛琴海的廣域經濟圈因此崩潰。由於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雅典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連經濟大國的地位也不保。

塞拉門尼斯在年齡上是克裡提阿的同輩，他曾代表戰敗的雅典與斯巴達完成媾和，因此聲名鵲起。從心態上講，他即使屬於寡頭派，也不是一個頑固的寡頭派。在「四百人會議」時代，他被派往不支持「四百人會議」而一直支持民主派的薩摩斯島，任務是把那裡的雅典海軍拉到寡頭派這邊來。然而他被迎接他的阿基比亞德說服，還作為其副將參加了海戰。海戰期間，他把當初的任務完全忘到腦後，可見他這個寡頭派並不堅定。

正因為如此，他們即使遭遇一時的失敗，也終將成為永遠的勝利者。

「請跟我來。」

這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此14年前發生的事情。那年，遠徵西西裡的雅典軍隊進攻西西裡第一強國敘拉古失敗，而且未能從那裡逃出，竟至全軍覆沒。

我想是由於這時雅典人處於不能決定自己國家命運的狀態，內心焦慮。

那為什麼現在這兩人會被拿來說事呢？

雅典雖然一直向這些人敞開門戶，但不論他們在雅典居住多少年，都不會取得公民權，即不被允許參與國家政治，其不動產所有權也不會得到確認。但這些外國人卻被要求加入防衛軍，儘管僅限於輔助戰鬥。這些人在上述情況下還會選擇居住在雅典，是因為那時的雅典充滿了商業機會。

就這樣，色諾芬加入了蘇格拉底學生的行列。他與師出同門又年齡相仿的柏拉圖不同，雖然這兩人都傾向於寡頭派。柏拉圖和寡頭派領袖克裡提阿是甥舅關係，但柏拉圖始終與現實政治保持著距離，而色諾芬積極地參與政治。在色拉西布洛斯率領的民主派與克裡提阿率領的寡頭派的內戰中，色諾芬站在寡頭派一邊參加了戰鬥。

有現代研究者主張，因為審判蘇格拉底的雅典民主政府對民主政體能否存續沒有自信。

為什麼會這樣，其內情容後再敘。既然斯巴達把手縮了回去，雅典的寡頭派與民主派之間的爭鬥就成了一場內亂。

雅典經濟因提洛同盟廣域經濟圈的解體而遭到沉重打擊。對這時的雅典而言，居留在雅典的外國人實際起著重新與海外建立經濟關係的「連線」作用。

率領一萬人擺脫波斯國王發起的一波波追擊，這可是難中之難的事。而28歲的色諾芬正是完成這一難事的指揮官之一。

當初色拉西布洛斯離開底比斯南下雅典時，跟隨他的雅典人不過70人。隨著離首都越來越近，人數不斷增加，最終發展為數千人的規模。與其說這些市民對寡頭政治感到失望，不如說他們對恐怖政治感到絕望。

真正的原因在於，綿延近30年的戰爭以雅典空前屈辱的失敗告終，雅典市民對自己沿用百年的民主政體失去了信任。

由此看來，也許這500位審判員中有不少人對蘇格拉底被起訴的訴因抱有疑問。

雅典人創造了思想、言行和表達自由這些理念，蘇格拉底不但貫徹了這些理念，還思考了人生如何謝幕。

《蘇格拉底的申辯》：以審判現場為舞臺，敘述了原告起訴、被告辯護和500位審判員的反應等審判的全過程。

果若如此，希臘世界的霸權便只是從雅典轉移到斯巴達，再轉移到底比斯而已。即便霸權轉移時存在一定弊害，造成的混亂也應該會控制在一定程度內。

如果斯巴達軍與色拉西布洛斯率領的雅典民主派發生衝突，消滅後者將不費吹灰之力。

隨後在比雷埃夫斯港附近展開的已不能稱為衝突，得叫作戰鬥了。結果寡頭派失敗，克裡提阿在激戰中戰死，戰死的還有另外兩位大人物。

在那段時間，一個朋友傳來消息，說斯巴達接到波斯國王的弟弟居魯士的求援，正在徵召派往波斯的軍隊。

說到柏拉圖著作的譯本，不同時代、不同譯者做了大量翻譯，眾多出版社出版了很多譯本，數量多到令人難以選擇。

雅典已經很久沒有出現能夠領導眾人的人了，人們也沒有理由認可這種領導人的存在。對雅典人來說，讓民主政體發揮作用本身也許已經成為重負。

然而，蘇格拉底不打算接受這兩種妥協方案中的任何一種。

這些在雅典過不下去的人到了別國也沒能施展才華，這是精英和非精英的共同之處，這一點實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然而，他的嘗試以失敗告終。在修昔底德之後書寫希臘人歷史的色諾芬筆下，塞拉門尼斯與克裡提阿的對立甚至沒有發展到論戰的地步。前者道理說盡，後者面對責難只是一味地暴跳如雷。

克裡提阿檢舉塞拉門尼斯並把他推上被告席，理由是怎麼都能編造出來的。在雅典，喝毒酒似乎已經成了實施死刑的固定方法。塞拉門尼斯被定為反國家罪，喝下了毒酒。死前他叫喊著要把杯中剩下的幾滴毒酒「留給美男子克裡提阿」。

我認為西方哲學始於古希臘終於古希臘，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世界裡的最大明星。

公元前404年戰敗的只是雅典，半個世紀之後敗下陣來的卻是希臘的所有城邦國家。

可能因為這個新稅種是臨時性的，人們居然不知道稅率是多少。政府以國庫空虛為由，試圖用稅金來填補窟窿，這種政策顯然不可能得到市民的好評。如果這種惡評如潮的政策得以延續，市民對政權的信任度會越來越低。

我倒真心希望，僱主既為大帝國波斯，所付薪水應該高些。然而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使人悲哀。這些雅典人作為重裝步兵參戰，可僱主付給他們的薪水只相當於當年伯裡克利付給三層槳戰船槳手的1.5倍。如能保證高薪，他們必定不會跑去外國掙錢。可他們如今在雅典已經生活不下去，只能出國掙錢。

告發者美勒託在這500人面前擔任檢察官的角色。他曆數並譴責了蘇格拉底的罪行，主張應該叛他死刑。

克裡提阿可靠同黨的數量不及對手一半，於是他開始向斯巴達求援，也許他認為斯巴達同為寡頭政體，定會伸出援手。

根據現代研究者的說法，克裡提阿是一流的知識分子。但我認為他的內心已經被一種不安攪得痛苦不堪。那是擔心「三十僭主」政權也會同「四百人會議」一樣歸於失敗的不安感。將不安轉嫁給別人就是憤怒。這種憤怒使人盲目，讓冷靜的人變得瘋狂。在克裡提阿看來，塞拉門尼斯在同黨中屬於很有能力的人。這使塞拉門尼斯成了克裡提阿憎恨的對象，而且恨到只想殺掉的程度。

前往敘拉古的雅典軍全軍覆沒，而14年後同樣由雅典人率領的希臘傭兵，雖然在與敵人一波波的交鋒中耗時兩年，但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最終踏上了故國的土地。

我這個對法律一竅不通的人也會對此產生樸素的疑問。

已經56歲的克裡提阿在逃亡中信念更加堅定，更起勁地反民主並親斯巴達。時隔6年，他回國的目的是復興寡頭政權。他決心不讓新政權重蹈上一次的覆轍。

城邦國家雅典的民主政體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是與下述事項密切相關的。

我認為，蘇格拉底教給他們的是思考的重要性。至於他們後來是民主派還是寡頭派，這不是哲學問題，是政治問題。

研究者們認為，從這一年開始到馬其頓雄起的半個世紀間，先是斯巴達的霸權時代，接著是底比斯稱霸。

他對哲學饒有興趣，是蘇格拉底的學生。這件事廣為流傳。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判死刑，飲鴆而亡。把蘇格拉底送上被告席的人列出的罪狀之一是蘇格拉底給雅典青年造成了惡劣影響。被指受其影響為害雅典的最重要的兩個人正是阿基比亞德和克裡提阿。

居留在雅典的外國人原本不能獲得不動產。所以雅典有很多住宅都租給了定居在此或因臨時來訪開展商務活動的外國人。

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後平靜了10年，或者說是不得不平靜了10年。但它並沒有同戰爭這個魔物絕緣。

於是，在市民尚未找出反對理由也無力反對的時候，一個稱作「三十僭主」的寡頭政權在雅典成立。彼時的雅典充斥著從海外基地撤回的人士，嘈雜而混亂。

持續30年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雅典的完敗告終。在雅典被徹底打垮的這一時期，雅典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中，有很多人像色拉西布洛斯一樣選擇離開。所以如果採取的方法得當，「三十僭主」也有成功的可能。正因為如此，曾經與色拉西布洛斯共同戰鬥的塞拉門尼斯對寡頭政治抱有幻想，他企圖通過加入「三十僭主」，在內部使之剎車。

公元前480年，雅典在第二次希波戰爭中取得巨大勝利之後，外國人的流入開始增多。此後的七十多年中，外國人支付的房租在許多雅典市民的收入中佔據了不小的比例，他們已經習慣這樣的狀態。

這個時期上演了諷刺喜劇作家阿裡斯託芬打破10年沉默創作的《呂西斯特拉忒》。

色諾芬的全部著作都流傳到了現代，這在古代作家中是罕見的幸運。《希臘史》和《長徵記》這兩部書應該是他的代表作。

蘇格拉底已年屆七旬，接近了人生終點。

的確，公元前404年的雅典喪失了80年來一直擁有的所有「力量」。

一天，色諾芬走在一條小路上，蘇格拉底從對面走來。路太窄，無論怎麼走兩個人終會碰面。於是蘇格拉底問道：

據說他還是一位非常俊美的男子。不過，他與小他10歲但仍屬同代人的美男子阿基比亞德不同。阿基比亞德性格開朗，而克裡提阿性格陰沉；阿基比亞德遇事不抱怨、不發怒，而克裡提阿的內心總是燃燒著一團強烈的憤怒之火。

市民們認為，他們能做的事只有焦慮，而蘇格拉底一點也不焦慮。於是他們把怒火發洩在蘇格拉底身上，結果便是以多數贊成票判蘇格拉底死刑。

恐怖政治不斷升級，遭到肅清的犧牲者已多達1500人。這在「三十僭主」內部也引起了強烈的不滿。三十人中的實力派人物塞拉門尼斯就指名道姓地批評了克裡提阿。

有罪250票，無罪220票，棄權30票。

此時這兩個人都已經不在人世。阿基比亞德於5年前被暗殺，克裡提阿也在4年前戰死。

大家原本覺得一旦有事可以相互幫忙才加入同盟。雅典本來有200艘戰艦，確實有事可以前去相幫。可現在它僅有12艘戰船，不可能再幫上忙了。雅典已不是海軍大國，所以不論以什麼名義都不可能繼續擔任盟主了。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戰勝方斯巴達甩給雅典的媾和條件中有這樣一條：允許逃往他國的反民主派人士回國。作為戰敗者的雅典不能對此提出異議。

不論執政者有無意識，鎮壓舉措總會自然地走向擴大化。

說是外國人，其實他們是從希臘其他城邦來雅典定居的人，都是希臘人，都講希臘語。

「民主」並非集合更多人的頭腦便能搞好政治那麼簡單。

所謂「先有雅典，再有希臘」，這話絕非誇張和過譽。

可是，帕薩尼亞斯剛展現了一下斯巴達的軍力便立刻撤退，回到了斯巴達。斯巴達以此表態不願介入雅典內部爭鬥。

如果不做這樣的想象，我們就無法解釋投有罪票的人數為何從第一天的250人變為第二天的360人。

公元前411年，寡頭政權在雅典建立。那時雅典人剛剛得知遠徵敘拉古的軍隊慘烈的結局，尚處於茫然不知所措的狀態中。老卡萊斯庫勞斯成了核心人物，其子克裡提阿就在他身邊。這個寡頭政體被稱為「四百人會議」，是雅典反民主派的集大成者。

蘇格拉底接著問：「去哪裡才能得到知識呢？」

起初是規模略大的示威隊伍與警察的衝突。雙方都拿著武器，都想置對方於死地。

「霸權」一詞的詞源是古希臘語的「hegemonia」（英語為「hegemony」），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對其他國家有強有力的影響。

這些人的領袖克裡提阿（Kritias）這時已經56歲，是當時年僅24歲的哲學家柏拉圖的舅舅。克裡提阿出身於雅典名門，按梭倫提出的財產等級制劃分，他是屬於第一等的不折不扣的富人。

他們派到波斯去的軍隊並不是國王率領的斯巴達正規軍。軍隊雖由斯巴達的將軍指揮，卻是從別國僱來為別國利益而戰的僱傭軍。加入這樣的軍隊的人就是為錢而戰，與為祖國而戰的市民兵相比，會被社會看低。

這證明了雅典人已經無力自行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

我們閱讀這些作品，就像坐在觀眾席的最前排，屏住呼吸觀看舞臺上劇情展開的戲劇。

和這個時期離開祖國的很多雅典人一樣，色諾芬並非暫時出國。他26歲離開祖國後，直到72歲去世都沒有再踏上祖國的土地。他數量眾多的著作沒有一部寫於雅典。

把自己的死法從頭到尾展現出來，是他能夠給予學生們的最好教誨。

審判蘇格拉底不僅是一個哲學題目，也是一個歷史題目。

故事情節是雅典女人絕望於把一切交給男人來擺脫自身的慘狀，便採取了佔領議會的過激行動。

作為主戰力的海軍艦船從200艘減少到12艘，只能完成近海警備。

蘇格拉底最後說：「請代我向阿斯克勒庇烏斯神獻上一隻雞作為供品！」

人們讀了《蘇格拉底的申辯》便會了解情況為何會變成這樣。一言以蔽之，蘇格拉底激怒了原本想差不多就收場的審判員們。

斯巴達回應了這個請求，他們出動了由二王之一的帕薩尼亞斯率領的斯巴達正規軍。

雅典海軍不僅在愛琴海，在整個地中海都是最為強大的。

23歲的年輕人答不上來，沉默不語。66歲的老者對他說：

希臘人的故事3·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