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九一八事變 「昭和第一兵家」

石原以三次參謀旅行為基礎，制訂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計劃，計劃預計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對滿洲的佔領。據他估計，張學良在東北的部隊大約有22萬，其中瀋陽附近有2萬精銳部隊，擁有飛機、坦克、大炮等先進武器裝備，而當時奉天附近的關東軍只有10900人，從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這個「以寡制眾」的計劃決定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給中國軍隊以致命打擊，從而迅速攻佔奉天，並在其他國家的幹涉尚未開始時迅速佔領東北其他戰略要地。儘管實力懸殊，幾個人還是決定鋌而走險。石原捧著計劃躊躇滿志地說：「好了，還有兩年。」

1931年2月，為了給「歷史的觀點」尋找依據，石原莞爾特地回日本拜訪了當時日本中國問題的頭號專家，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內藤湖南博士。

他們密謀之後所促成的「滿洲事變」，中國人叫「九一八事變」，就是後來被稱為昭和時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餘兩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劃的「諾門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賢了實施的「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北部事件」，將在後文再做詳述。

也正是在這裡，石原遇到了他後來在東北的黃金搭檔板垣徵四郎。作為日本陸軍中的少壯派精英，兩個人在滿洲的合作可謂是天衣無縫。後來石原還推薦板垣出任陸軍大臣，只是由於板垣資歷不夠才未能成功。盧溝橋事變之後，冷靜的石原反對擴大對華作戰，與板垣強力要求擴大侵華作戰的意見南轅北轍，二人因此分道揚鑣。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爾出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岡市，其父石原啟介曾任鶴岡市警察署署長，也就是當地的公安局局長，屬於高級公務員類別。石原啟介從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導石原莞爾要勇敢而不懼艱險，還算不錯的家庭環境也使年幼的石原養成了不信邪、飛揚跋扈、頤指氣使的蠻橫作風。後來石原的經歷也表明，不管他到什麼地方任職，總是與頂頭上司鬧得很僵，這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板垣徵四郎。

後來事實證明石原的判斷完全正確。

剛剛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組織所謂的「北滿現地戰術」參謀旅行。由於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中將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處分，石原的建議無法實施。新關東軍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後，立即命令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前後組織了三次「參謀旅行」演習。

也就是在第一次參謀旅行中，當時的石原中佐對隨行的關東軍參謀首次發表了他的「最終戰爭論」和「滿洲土地無主論」理論。在一邊聽著的板垣大佐十分欽佩，將石原的觀點全部認真記錄在筆記本上。回奉天後，板垣就找來石原再次認真研究。於是，一個小團隊自發建立了，成員包括石原莞爾中佐、板垣徵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幾個雄心勃勃的少壯派軍人開始定期碰頭，專門研究佔領並統治滿洲的問題。

石原的三個觀點簡單明了。石原的第一點說的是實話，為了從當時的經濟危機中脫困，日本也只有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可以選擇。石原的第二點則是所有侵略者的陳詞濫調，將自己的行為美化成為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發動的戰爭。關於第三點這個「歷史的觀點」，石原自己也沒有做詳細說明。

但後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軍閥混戰的亂局讓石原莞爾大失所望，他的觀點由此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中國逐漸由希望到失望，再到仇視。石原認為，既然你自己管不好自己，那就讓我來替你管理吧。

第一看英、美。對於日本搶佔滿洲，英、美不會直接插手。因為北方蘇聯紅色政權的建立，英、美等國正擔心赤色浪潮在亞洲的蔓延，如果由日本來控制東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勢力南下的屏障。

1946年的一天，在駐東京的美軍佔領軍司令部出現了一個病懨懨的日本老頭兒。老頭兒個子不高，卻目光炯炯，口氣更大：「我是來自首的。本人認為只有我才最有資格作為甲級戰犯，滿洲事變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爾，我才是大東亞十五年戰爭的真正發起者。可惜日本戰敗了，如果當初由我來當參謀總長，根本輪不到你們在這裡吆五喝六，耀武揚威。」一席話說得在場的美國人個個目瞪口呆，他們真以為遇到的是一個瘋子。

石原：「不能說是日本的嗎？為了這塊寶貴的土地，在『日清』『日俄』兩次戰爭中，我們付出了10萬人的生命代價。」

目前對於板垣和石原來說，可以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

一、未來世界的衝突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國進行一場所謂的「最終戰爭」，以此來決定未來人類歷史的走向。

乘興而來的石原只好敗興而歸。在這裡，老酒真想為內藤博士點個贊。

內藤：「中國的。」

縱觀整個太平洋戰爭的歷史，日軍始終缺乏明晰且能貫徹始終的總體戰略。老酒曾經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在20世紀30年代的10年時間裡，日本曾經先後出臺各種「綱要」「要領」「指南」「方針」，有30多種。如此頻繁的變動，正說明了日本對於戰爭並沒有真正的戰略指南。換言之，日本缺乏真正的戰略家。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駐漢口的日軍華中派遣隊。他用一年多的時間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經濟和軍事情報。為了收集信息，他甚至化裝成苦力在碼頭上與中國勞工一起扛大包，現實目睹了惡勢力和警察對普通民眾的盤剝。一次，他與警察發生了爭執，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搶走了他身上的最後一個銅板。也就是在這裡，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陸擴張」的侵略思想，並總結出了對付中國軍閥的辦法——「比起武力徵服，收買、宣傳具有更大的價值」。

這三篇論文主要觀點有三：一、為了解除日本國內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對外進出；二、積極解決「滿蒙」問題不僅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大多數中國國民的利益，「為了正義」，日本必須採取果斷行動；三、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與其說「滿蒙」屬於中國，不如說應該屬於日本。

石原的「滿蒙生命論」一出爐，由於與當時日本陸軍的思路恰好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為關東軍後來策動九一八事變的理論指南。日本《每日新聞》曾連發30多篇社論為這一理論搖旗吶喊。

內藤：「作為一個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張滿蒙是日本的領土。但歷史就是歷史，是不可以隨便歪曲的。」

畢竟「軍刀組」的成員都是日本陸軍的精華，後來石原受命留學德國。當時，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被譽為軍事界的經典巨著。這本書，老酒的書架上也有，也看過不止一遍。說實話，每一個字都看得懂，每一段也看得懂，每一章似乎也看得懂，但是看完後把整本書合起來，腦子裡一片空白，原來什麼都沒懂，這就是素質。這本書類似於科學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真正能看懂的沒幾個。石原就是能夠看懂《戰爭論》的兩個日本人中的第二個。第一個叫東條英教，陸軍大學第一期的「首席」，後來大家都熟悉的東條英機他親爹。

從一定意義上，不能說石原天生就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其實石原也曾經非常同情中國並關注過中國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時，石原當時在朝鮮的春川任職。聽到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時，石原把手下的幾個士兵帶到一處小山上，對天鳴槍，喊出了「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年輕的石原覺得，同在東亞的中國和日本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如果作為有色人種的代表只有一個日本的話，那肯定是會被西方列強吞併，消滅。如果中國也和日本一樣強大起來，那麼日本就算有了一個兄弟。

相比東條英教來說，石原更牛，他不但看得懂，還發展了《戰爭論》。結合對日本未來前途的思考，石原寫了《最終戰爭論》一書。其實這本書只是根據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演講的記錄稿整理的。完整地體現了石原戰略思想的是《戰爭史大觀》，最早是石原1929年在長春的一篇講話提綱，後來經他在1938年和1940年兩次修改，於1941年正式出版。在這些「著作」中，石原提出以下觀點：

石原當然不會忽略國內的因素。對於關東軍所採取的行動，雖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謹慎態度，但軍部一直是默許的。行動一旦能冒險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軍部是不會拒絕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的。所有的問題就歸結為：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石原：「是這樣嗎？那太遺憾了。」

稱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就在於石原不僅僅在軍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細緻的分析和判斷。石原認為——

當時「陸大」的功課相當重，學員通宵達旦學習屬於家常便飯。可石原好像永遠是無所事事，吃了飯就到處串門。石原絕對是個不修邊幅的另類，和前面提到的明石元二郎一樣常年不洗澡，還把滿身的蝨子捉起來放在鉛筆盒中觀賞。口才極佳、知識淵博的石原特能吹牛，所以大家對他是又喜歡又討厭。討厭他的邋遢，喜歡聽他侃大山。日本親王梨本宮守正元帥檢閱「陸大」時，特立獨行的石原故意不|穿正式軍裝，為的就是給學校抹黑。石原就是在大家的非議聲中這樣輕輕鬆鬆地從「陸大」畢業，成績還是名列前茅的第二名，屬於「軍刀組」。實際上，石原應該是「首席」，但由於在校的惡劣表現，被剝奪了第一名的榮譽。要知道，第一名有機會見到至高無上的天皇，石原因此失去了覲見天皇的機會。後來在被問及為何在「陸大」只拿到第二名時，石原的回答是「陸大沒有品行分」。

在這裡，石原的「善謀」與板垣的「善斷」得到了盡情的發揮。相對來說，石原冰山一般的冷靜更加可怕。九一八事變之後，在長春當地的一個日本牙科診所，牙醫小澤開作正在為自己新出生的兒子起名。他太崇拜那兩個「英雄人物」了，就從這兩個人的名字中各選出一個字進行組合，作為新生兒的名字——這個嬰兒叫小澤徵爾。這個小孩長大以後，迷戀音樂，後來與印度的祖賓·梅塔、新加坡的朱暉一起成為東方三大指揮家。搞音樂的朋友可能會熟悉這個名字。

石原：「從歷史上看，滿蒙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

第三看蘇俄。石原判斷蘇聯此時正在忙於國內的五年工業計劃和集體農莊建設，平復內戰的創傷和鞏固政權，一時還騰不出手來南進。況且之前的「中東路事件」張學良早把蘇俄給得罪苦了，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後邊捅刀子就算燒高香了。

此言也不全對。就有這麼一個人，始終對整個遠東的戰爭進程有著異常清醒的分析和判斷，後來事實證明這些判斷基本正確。他就是被稱為日本陸軍大學「有史以來第一大腦」、昭和三大參謀之首、「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爾。作為日本陸軍中的另類和天才的謀略家，可以說，日本侵華「功勞」的一半都要算在他的頭上。

第二看南京國民政府。當時的東北雖然名義上歸屬國民黨中央，但蔣介石根本指揮不動，對於這些面和心不合的異己分子，老蔣肯定不會真正大力支援，「中東路事件」中蔣介石的表現就是最好的佐證。石原認為蔣介石很可能會袖手旁觀。奉系在當時是中國最大的一股軍閥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滅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對於中央軍來說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從「陸大」畢業後，「軍刀組」的石原莞爾並沒有被分到人人嚮往的參謀本部，而是到了並不很重要的訓練總監部任職。到這裡他仍然「惡習」不改，和自己的頂頭上司再次交惡。訓練總監馬奈木敬信中將稱，聚在石原莞爾周圍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會一樣的人，稍微正常點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來。至此，石原獲得了「正常人無法與之合作」的壞名聲。

內藤博士搖搖頭：「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衛自己的生命線是當然的。但從歷史上來看，所有的文獻都只能證明滿蒙不是日本的領土。1900年我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文《明東北疆域辯誤》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那篇論文在學術界得到的評價很好。」

三、石原經過思索，替日本找到了這個基地，那就是「滿蒙」。這就是「滿蒙生命論」的由來，也是《田中奏摺》中「必先徵服滿蒙」的理論基礎。

1902年，石原進入仙臺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學習。1905年9月，轉學到東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並以第三名的優異成績畢業。在學習過程中，石原博覽群書，特別是歷史、哲學以及人物傳記類書籍。石原尤其喜歡有關拿破崙的書籍。天資過人的石原在考試時總能以最簡潔的語言完成複雜的答題。世間大凡有天賦之人都會有些特立獨行，也就是所謂的「智商爆棚，情商為零」。由於太多的與眾不同，石原在同學的眼中也成為一個另類，被稱為「七號」。「七號」在當時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詞，類似於「二百五」。當時的學習成績分為學科（理論知識）和術科（體育、馬術、軍事技能等），石原在學科上往往出類拔萃，在術科上卻成績一般，純粹屬於「頭腦發達，四肢簡單」的類型，這可能與他身體素質較差有關。

應該說，石原和板垣是在籌備一場豪賭，其出發點就源於在之前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中，他們已經看清了當時東北主政者張學良外強中乾的本來面目。九一八事變後來被很多人看作是軍事史上的奇跡，從而成就了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的「英名」，都拜「張大少爺」慷慨所賜。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帶隊。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滿參謀旅行」，主要是研究日軍在哈爾濱附近地區進行攻防戰的問題。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組織的「南滿遼西參謀旅行」，主要課題是研究日軍在錦州地區進行作戰的問題。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進行的再次「北滿參謀旅行」，研究課題表面定為「對蘇作戰結局之研究」，其實是為了對北滿地形地貌進行實地軍事探測。經過三次參謀「旅行」，他們對長春、哈爾濱、海拉爾、山海關、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國軍隊的軍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1907年6月，石原進入步兵第三十二聯隊當士官候補生，並於當年12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最後以第二十一期步兵課第六名的成績畢業。按實際成績石原是第三名，但因為與教官的關係惡劣，被評定為第六。據說，當時的前五名都能拿到天皇御賜的銀手錶，石原正好是第六名，拿不到。「陸士」畢業後，石原莞爾回到原來的步兵第三十二聯隊，但由於與聯隊長關係不佳，很快被一腳踢到了新成立的步兵第六十三聯隊。

二、在這場「最終戰爭」的較量中，日本在戰略地位上處於不利地位：國土沒有縱深，缺乏戰略物資資源。為了打贏這場決定東方人命運的最終戰爭，日本急需找到一個穩定的後方基地。

在《戰爭史大觀》中，石原還提出了一系列驚人的預測：他強調了飛機在未來戰爭中的決定作用，同時指出原子核裂變產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應用在未來的軍事戰爭中。石原說，「使用這種能量的破壞力可能使戰爭在一瞬間就決出勝負」，「怪力光線武器的突然出現也很有可能」。今天看這些話，我們可能覺得平平無奇，但是你能說出30年後人類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嗎？果然是牛人，石原竟然一語成讖，後來果然有了原子彈，可惜挨上這種「彈」的恰恰是日本人。

光有這些似乎還不夠，除了具體的作戰計劃之外，石原還和陸軍中樞機關的少壯派軍官永田鐵山、建川美次、小磯國昭、岡村寧次、橋本欣五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層的支持或默認。但石原也知道一旦真打起來，這些人除了聲援吆喝兩聲，不可能幹更多的實在事。鑒於關東軍萬餘人與張學良幾十萬大軍的差距實在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離東北最近的朝鮮軍在必要的時候越過鴨綠江，對關東軍進行支援。最初，朝鮮軍的司令官是膽小的南次郎中將，對於石原的請求大搖其手，表明沒有上峰的命令不敢擅自越境。1930年12月，朝鮮軍司令官換成了林銑十郎中將，這一問題得到了圓滿的解決。通過石原和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中佐的積極遊說，林銑十郎答應屆時將日本駐朝鮮軍調至朝中邊境，在危急關頭隨時越過邊境支援關東軍。

在大學裡，老酒不是一個勤奮的學生，但也不算很懶，學習成績當然也一般。可就有那麼一種人，你玩的時候他在玩，你學習的時候他還在玩，你聽課的時候他打瞌睡或者根本就沒聽，他只在考前翻翻書就大搖大擺地進了考場。你剛答了一半就看見他晃晃悠悠地交卷了。考試成績出來後，你剛過線，他幾乎滿分。畢業的時候，你背著行李卷四處找工作，他還在挑人，看那幾個都想招他當研究生的教授誰更合適。

石原還認為：「中國雖有自古以來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質生活又極為原始，各個地方高度自給自足，這些都成為打持久戰極為有利的條件。如果日本與中國開戰，則一定要速戰速決，日本要儘快逼迫中國進行戰略決戰，在最短的時間內使之屈服，絕對不能打成持久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意志。」這就道出了石原對未來中日戰爭的擔心。

「皇姑屯事件」4個月後，1928年10月，石原莞爾赴關東軍出任作戰主任參謀，很快板垣徵四郎也來到滿洲接任了河本大作離開後空缺的高級參謀職位。

在第一次參謀旅行中，石原莞爾就開始初露鋒芒。他向參加者分發了三篇論文：《戰爭史大觀》《迴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和《關東軍滿蒙領土計劃》。

石原莞爾就屬於氣死老酒的這種人，並且堪稱這種人中的精英。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陸軍大學第三十期。石原在「陸大」入學時的口試，有這樣一道題目：機槍應該怎樣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裝在飛機上對地上的步兵掃射，一邊說一邊比畫著射擊的動作。要知道，這是在飛機剛剛出現不久的1915年，不能不說石原的眼光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