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二二六事件」 真正走上毀滅之路

濱田的演說猶如導火索迅速點燃了議員對軍部獨斷專行的憤怒，他們對濱田報以熱烈的掌聲。濱田一下臺，坐在閣僚席上的陸軍大臣寺內壽一就立即走上講臺，態度極其傲慢地反駁道：「剛才濱田君的演說中有侮辱軍人的言辭，我對此深表遺憾。」得到議員支持的濱田自然是毫不退讓，他復又登上講臺：「本人忝為國民代表，如有人尋釁說我侮辱了國家榮譽所歸的軍隊，我將寸步不讓。」寺內聽罷，立即再次登臺，聲色俱厲地威脅說：「由於濱田君的發言有損於國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濱田豈肯服輸，他再次大步跨上講臺，衝著寺內喊道：「我究竟是否說過侮辱軍部的話，請查一下速記記錄。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謝罪；如果沒有，你剖腹！」結果當然是誰也沒剖，要不議會變屠宰場了。

在隨後1937年的財政預算中，用於陸海軍擴軍備戰的資金達到了30.4億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7億日元，這其中就包括建造巨型戰列艦「大和」號和「武藏」號的費用。廣田內閣的經濟政策因此被稱作「親軍部財政」。同時為了應付即將爆發的戰爭，日本開始大量進口、儲備各種戰略物資和工業原材料。可以說，此時的日本經濟已經進入了準戰時體制。

「二二六事件」之後，之前早已風雨飄搖的岡田啟介內閣壽終正寢。

1936年3月5日下午，廣田弘毅入宮覲見天皇，接受了組閣大命，出任日本第三十二任首相。

這次人事變動涉及的陸軍軍官多達3000多人。其中軍事參議官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林銑十郎、阿部信行、西義一，陸軍大臣川島義之被編入預備役，侍從武官長本莊繁、關東軍司令南次郎被解職，陸軍一下子炒了8名大將的魷魚。類似於海軍「艦隊派」對「條約派」實施的「大角清洗」，所有傾向於「皇道派」思想的軍官均被從陸軍核心部門清除出去。一大批「統制派」骨幹意氣風發走上前臺：杉山元出任了陸軍教育總監，西尾壽造出任參謀次長，梅津美治郎擔任了陸軍省次官。至此，「統制派」真正一統江湖，確立了對陸軍的絕對控制。

在會後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上，怒氣衝天的寺內堅決主張解散眾議院。他的這一建議即使是平日裡支持軍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對態度。在1937年1月23日的內閣會議上，寺內的態度已經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在軍部看來，廣田弘毅已經失去了作為傀儡的利用價值。同一天，廣田內閣因為無法解決政黨與軍部的尖銳矛盾而提出總辭。

這還僅僅是開始。軍部馬上得寸進尺地提出，恢復之前被廢除的「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這一制度曾經在1913年被海軍出身的山本權兵衛任首相廢除，將擔任陸海軍大臣的資格從「現役武官」擴大到「預備役和後備役武官」也行，這一舉措甚至被當作大正時期推行民主的重要標誌之一。其實山本權兵衛並沒有那麼偉大，第一次以海軍將領身份出任首相的山本這樣做的真正原因，僅僅是怕陸軍利用這一制度跟自己搗蛋而已。現在軍部提出恢復這一制度的理由是，鑒於「二二六事件」所帶來的惡劣影響，必須對軍隊進行徹底整頓，消除內部派系間的對抗，「預備役和後備役將官」容易與政黨政治和世俗階層發生利益關係，難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場上。

宇垣組閣失敗，下一個就輪到了著名的「越境將軍」林銑十郎。但短命的林銑內閣只維持了4個月就再次總辭。1937年6月4日，時年46歲、被稱為「青年宰相」的近衛文麿終於走上前臺。

推行侵華政策是日本歷屆內閣的重點，廣田內閣自然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廣田內閣又通過了「日本政府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規定日本對華政策的目的在於保證華北的行政「獨立」，建立反共親日地區政權，從中國取得必要的軍需物資。

廣田弘毅內閣倒臺後，元老西園寺公望推薦宇垣一成擔任首相。1925年，宇垣在加藤高明內閣任陸軍大臣時曾經主持過「宇垣軍縮」，一下子裁掉了陸軍的4個師團共16個聯隊，徹底得罪了娘家人，陸軍於是堅決反對由宇垣組閣。宇垣還沒到東京，陸軍就派出東京憲兵司令中島今朝吾中將在進京的必由之路多摩川六鄉橋上勸阻宇垣放棄，但執拗的宇垣還是到了東京。這次跳出來的就是剛剛晉陞為少將的石原莞爾，石原的武器就是廣田弘毅剛剛恢復的「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石原莞爾串通寺內壽一、杉山元和小磯國昭三位陸軍大將，向宇垣一成通告陸軍將不派陸軍大臣參加內閣。被點中死穴的宇垣一成只好背起行李卷重新回家。

陸海軍相互對立的主張讓廣田無所適從。兩家都很牛，誰也得罪不起。被逼無奈的廣田只好再次拿出和稀泥的本事。1936年8月7日，廣田弘毅主持召開了內閣「五相會議」，會議通過了新的「基本國策綱要」。「綱要」的目標是「內求國之鞏固，外謀國運之發展」，而達到此目標的具體方針則是：「外交與國防互相配合，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也向南海擴展。」這一「基本國策綱要」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陸海軍在「北進」與「南進」問題上的爭議，採取了「南北並進」的方針。這也充分說明廣田內閣根本沒有能力統一陸海軍的意見，只得將這種對立原封不動地反映到內政和外交政策中。「南北並進」的豬頭戰略不僅是政治上對陸海軍的妥協，而且意味著日本必須承擔起同時擴充陸海軍，完成「以美國、俄國為主要目標，並防備中國、英國」的用兵備戰計劃，支付龐大的軍事預算。

在「國策基準」確定後，寺內壽一又聯合海軍大臣永野修身等人於9月21日向廣田提出所謂「庶政一新」改革方案，重點在於「改革中央行政機構」，提出設立掌管有關統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務的機關，強化與統制對外政策，由內閣首相親自管理。軍部的企圖是通過加強首相的許可權，變相為未來軍人取得首相職位後實施軍事獨裁開路。

讓人不可理解的是，這一協定不是以負責外交的外務省而是由參謀本部策劃來進行的，到了最後要簽約的時候外務省才出面。這一協定也成為廣田最後走上絞刑架的死刑判決書。日德協定雖然表示歡迎有志於防共的國家加入，但對此發出「友好信息」的僅有義大利而已，就連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都發表聲明，稱「防共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不認為有求助於第三國的必要」。

以此為指導，日本政府開始積極進行擴軍備戰活動。陸軍制訂五年擴軍計劃，準備充實空軍裝備技術和增加關東軍的兵力，海軍則制訂一個龐大的造艦計劃以加強海戰能力。廣田弘毅提出了「廣義國防」的口號，將擴充軍需工業、發展軍國主義教育、發展對外貿易等統統納入戰爭體系進行備戰。

西園寺還考慮到廣田有著豐富的外交經驗，可以妥善解決好與英、美等國的關係，於是西園寺就委託近衛文麿去徵求廣田的意見。若在平日，能當上大權在握的首相自然是風光無限，但此時日本國內局面錯綜複雜，尤其是前邊已經有超過一把手指頭的首相被暗殺甚至明殺，內閣首相已經成為一個高危的職業，廣田當然也不會情願去冒風險，因而他以「能力有限，難以勝任」為由拒絕。對廣田，西園寺可沒有那麼客氣，強烈要求廣田出馬，最後廣田不得不受命組閣。

舊的去了，新的要來，繼任首相的候選人初步選定了兩個。第一個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近衛文麿。近衛文麿出身顯赫的貴族世家，在日本享有較高的聲譽，與軍部和右翼勢力聯繫密切，頗受天皇顧問西園寺公望的賞識，出任首相按說應該是水到渠成。但年齡不大的近衛卻是個老滑頭，他考慮到當時陸軍內部爭鬥劇烈，「二二六事件」留下的爛攤子也很棘手，因而以生病為由堅辭不就。

迫於軍部壓力的廣田再次接受了陸軍的要求。1936年5月18日，日本陸軍省、海軍省修改官制，從「陸海軍大臣官制附表備註欄」中消除了「預、後備役」的文字，恢復了陸海軍大臣、次官必須由現役武官擔任的制度。至此，軍部已經真正踏上了昭和政治的中央舞臺，徹底把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導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皇道派」發動政變所積極追求「實施軍部獨裁」的宏偉目標在政變失敗後也同樣得以實現，因為「統制派」的目標和他們相同，只是手段和方法不同而已，可謂殊途同歸。「皇道派」那些政變軍官如果看到「統制派」同樣很快就牢牢掌握了國家大權，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

政黨方面對軍部左右內閣的現狀早已感到強烈不滿，現在人家找上門來了，一些政黨人士也被迫進行防守反擊。1937年1月21日，政友會69歲的元員級議員濱田國松在議會上發表演說，矛頭直指軍部。認為軍部幹預政治將成為獨裁政治的溫床，他指出「強化獨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軍內泛濫，它時刻有破壞文武恪守其準則的危險。這正是國民所共同憂慮之處」。

廣田弘毅的組閣工作一開始就困難重重。陸軍推薦以主張對華強硬的寺內壽一大將入閣任陸軍大臣，同時提出「加強國防，明確國體，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項要求。廣田提出讓吉田茂等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員入閣，甚至還想讓吉田茂出任外務大臣，立即遭到軍部的斷然拒絕。廣田無奈只好將原來選定的吉田茂等四人排除在內閣之外，自己兼任了外務大臣。折騰了四天，直到3月9日，所有閣僚人選才最終確定。

一個月後，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話說得實在是冠冕堂皇、光明正大。但是誰都明白，軍部不過是要通過這個制度的恢復實現陸軍大臣對政治的全面幹預，並以此為手段隨心所欲地操縱內閣。

西園寺公望無奈只好推出了第二人選，那就是在1935年提出臭名昭著的「對華三原則」的廣田弘毅。廣田弘毅之前兩次出任外務大臣時就曾極力配合軍部的對外政策，理論上應該能為軍部所接受。「二二六事件」時，首相岡田和藏相高橋等多名重臣都成為叛軍襲擊的目標，只有廣田安然無恙。為此頗為得意的廣田曾經有過一段精彩的敘述：「軍隊就像一匹未經馴化的野馬，如果你站在他面前阻止他奔跑就會被它踢死，唯一的希望就是從側面跳上馬背去駕馭它，同時還要讓他繼續往前奔跑。」後來的事實證明，廣田的這一番言論基本與放屁無異。他像孫子一樣被軍部左右，正是從廣田開始，政府完全變成了軍部的附庸。

但以上所有的罪過加起來，都比不過馬上提到的這一個。為了尋求對外侵略擴張的國際支持，迫於軍方壓力的廣田弘毅開始努力倡導加強與德國的聯繫。為了不刺|激英、美、法諸國，1936年11月25日，日本以「反蘇反共」為掩護，與德國正式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邁出了走向國際法西斯聯盟罪惡軸心的第一步。當時日本駐英國大使、自由派人士吉田茂在聽到協定簽訂後說了一句話，「日本離戰爭只有一裡路了」。

陸軍的意見，海軍看都不用看肯定要反對。北進對蘇聯大部分是陸上作戰，海軍只能承擔護航、運兵等次要任務，也就是只能當陸軍的配角。海軍馬上針鋒相對地擬定自己的「國策綱要」，主張「確保帝國在大陸地位之同時向南方發展」，把英國和美國列為主要假想國，提出了與陸軍「南守北進論」相對立的「北守南進論」。

為了加強對國民的思想控制，壓制國內的民主運動，廣田內閣還制定實施了《不穩文書取締法》《總動員秘密保護法》和《思想犯保護觀察法》等為推行軍國主義服務的法律法規。軍部還強烈要求進行「議會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削弱議會權力來徹底否定政黨政治，以天皇名義領導下的軍事獨裁體制取而代之。

接下來佔據了絕對優勢的「統制派」開始打著天皇的旗號進行了大規模的「肅軍人事」。在軍界、政界、財界頗得人緣的陸軍大臣寺內壽一馬上擔負起「肅軍」的重任。這個寺內壽一出身名門，屬於陸軍中的強硬派人物，和其父寺內正毅是日本陸軍中唯一的一對父子元帥。寺內以善於快刀斬亂麻和膽大包天著稱。早在1933年任大阪陸軍第四師團師團長時，由於其屬下二等兵松井在大阪市中心闖紅燈與交通警察發生衝突，寺內就以「維護大日本皇軍的尊嚴」為名，毅然決然地帶領廣大師團官兵搗毀了大阪警察署，舉國震驚，寺內反而落了個愛護士兵的美名。

得勢的軍部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此時，石原莞爾已經升任參謀本部最重要的作戰部部長，石原立即主導制定陸軍的「國防政策大綱」。「國防政策大綱」主張「首先傾注全力迫使蘇聯屈服」的「以蘇為主敵論」，「在消除北方威脅之後，再以實力積極推行我國對南洋及中國之國策」，準備最後「對美國進行大決戰」。這實際是一種「先北後南」的軍事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