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幾天之後，他們做出了讓步。《堂·吉訶德》將安排一次專場演出，僅限於英語系，其中敏感的政治素材全部經過了審查和剔除。這是個皆大歡喜的結果——《德西雷的兒子》可以按照計劃繼續參賽，學習西班牙語的那一幫學生儘管無法到學校的大禮堂參加決賽，但好歹總可以在自己的朋友們面前表演一番。亞當又幫著學生忙起了重排和修改臺詞的工作。

「你不能在這裡拍攝，」他高聲說道，「你們不是老師——你們是記者。你不可以像他那樣把東西扔得滿街都是。你們放尊重點，你們不可以來這裡。」

他把他的命令重複了一遍，我把我的問題也重複了一遍。我的攝像機還在肩頭，仍在繼續拍。

高喊毛主席萬歲。

我等著她回來。一年前，我會認為她將就此停課，但現在我更了解她了——我們今天的課一定會上完。當她回到辦公室的時候，我完全可以預料到她會有怎樣的舉動，會說些什麼。我還知道，我會永遠懷念這個女人無言的自尊和執著，一開始有些令人懊惱，但在她的堅持之下，變得讓人欽佩，甚至自在。

前一天晚上，我們去「學生食家」喫了最後一頓飯。就為了我們兩個，他們很晚才打烊，因為我們整個晚上都在東奔西跑，跟每一個人說再見。終於坐在這裡喫上了麵條，感覺好極了。我們跟幾個女服務員開起玩笑，說秋期就有新的洋鬼子將要取代我們的位置，他們應該很好騙。

全國各地都有她的腳印

「他還行。她跟他父母的關係還可以，我想他們會幫助她的。也許，她應該是去了他們那兒。但你要明白，她花了幾千塊錢，在自己的老家找到了當老師的工作，但她現在無法畢業，工作也就搞丟了。當然，錢也要不回來了。」

「大多數人怎麼看呢？」

回顧我在涪陵兩年所經歷的事情時，我在這一次小插曲上花費的時間最多。這在所難免，這是我在涪陵城裡遭遇的最麻煩的事情之一，而且還被記錄在了錄像帶上。

「我知道，高明有個女朋友，」我問道，「你也有嗎？」

你是如此的美麗……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那個溫暖的夜晚，七點鐘，我讓他坐在逐漸變暗的客廳裏想了一想。

那天下午，按照早先的安排，我監考了其他學生的考試。跟平常一樣，他們非常緊張，做得也很認真。不過，我注意到有一個女生，也就是蘇珊，顯得有點心不在焉。她臉色蒼白，兩小時考試的後半程她基本都把頭靠在了桌子上。

「因為她很喜歡我。也許她覺得，婚姻就是這個樣子。」

等他們來到重慶的時候，人們早已經聽說了他們的英雄行為。路易斯扮演的重慶市長給他們獎勵了幾把牙刷，同時在他們的背上悄悄地貼上了幾張小紙條，上面分別寫著「傻帽」、「雅虎」和「牙刷」。兩位大英雄非常自豪地把牙刷掛在了脖子上，堂·吉訶德深吸一口氣，大聲說道：

這樣的場景曾經令我感到非常害怕——頭一年，最為恐怖的事情莫過於身邊圍著一大羣人，被他們從頭到腳瞧了個究竟。不過，圍觀的人羣純粹是出於好奇心。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和亞當跟曾在四川偏遠地區居住過的外國人一樣，早就學會了如何把這樣的人羣搞定。通常情況下，我會面帶微笑，保持鎮定，把重心放在某個固定的路人身上： 他提問，我回答，其他人旁聽。我一般會告訴他們我的薪水是多少，幹什麼工作，同時回答他們提出的關於美國的各種問題。為了逗笑眾人，我會講講當地的土話，或者稱自己為洋鬼子。這種情形跟參加慈善活動的政客差不多，記者招待會的主題不過是滿足人們的好奇心而已。

然而，我們在涪陵錄像的時候，我和亞當兩人的經驗還是讓我們喫了大虧。攝像機清晰無誤卻又令人難堪地記錄下了我們所犯的錯誤，但我跟那個人遭遇之前的事情、我關掉攝像機後發生的事情在錄像帶上都看不出來。最讓我鬱悶的恐怕是我把那一段錄像看了不下幾十次，卻怎麼也無法判斷圍觀人羣到底是在哪個時間點站到了我們的對立面。我好奇的是，他們肯定有一個轉變立場的過程，但這過程實在令人難以捉摸。就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刻裏，涪陵的這一群人聯合成了一個整體，但他們到底是怎麼聯合的，至今仍舊是個謎，連攝像機都無法記錄下來。

第二天，我和亞當很早就起牀進城去拍點片子。因為「美中友好志願者」的醫療官員來項目院校考察，她便把辦公室的攝像設備帶了過來，我們有三天的使用時間。醫療官的這次考察，是我們抵達該市那一周以來，志願者辦公室第一次有人來到涪陵。

《堂·吉訶德》表演接近尾聲，威廉·傑斐遜·福斯特又一次改變了航向。站在全系師生面前，他大聲地朗誦起他自己寫的總結陳詞：

「應該是那個樣子才對。但在我們這裡，人盡皆知——全校上下都知道了這件事情。」

我終於不再擔憂未來或者過去，我於是看了這座城市最後一眼。建築物灰濛濛的。由於夏季洪水的到來，烏江江口的江面變得寬大起來。一艘小舢板在靠近岸邊的水面上小心翼翼地行駛著。插旗山隱藏到了迷霧中。我們的飛船加了速，迎著江流逆水駛了過去。

「你說啥子？」

似乎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儘管這個劇目涉及的是些不能一笑置之的主題，學生們卻沒有通過一本正經的方式來把它演砸。莫·錢畢竟既是黨員又是班長，他如果違反了什麼東西的話，那也只能是每個人未能從整體上把握那一部戲所造成的。一時間，來自各個方面的主張彙集成了這部戲的主題： 亞當提出要拿雷鋒來說事兒，學生們自己想到了臺灣，他們喜愛不已的那些傻氣臺詞則來自過去一年在各種環境中接觸到的各種東西。他們最大的錯誤也許在於過分強調堂·吉訶德精神。他們想的是儘可能地忠實於塞萬提斯的原著，要把他的諷刺意味融進涪陵的生活環境，同時還想著怎樣盡量地取悅觀眾。然而，在中國，諷刺和娛樂這兩樣都是具有風險的東西。

我已經猜到那個女孩兒就是他的女朋友，這種事情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亞當在城裡有幾個年輕的男性朋友，他們的情形大致相同——要麼離了婚，要麼即將離婚，帶著小孩，不停地變換女友。對學校的老師來說，這樣的事情好像還不太常見，也許在其他傳統意義上的單位也是如此，但經商的年輕人好像都有外遇。他們有錢，又不受傳統意義上的工作單位的束縛，單位對他們沒有影響，更無從規範他們的日常行為。然而，與此同時，他們仍舊遵循了傳統的涪陵人的生活模式，早結婚早生子。我問馬福來，他老婆是否知道他另找女友。

「不用。沒事兒——每天早上的這個時候我都感到有點噁心。」

「沒開玩笑，是真的。」

有什麼東西把我往後推了一下，我只好退後一步來保持身體的平衡。我的眼睛仍舊對著取景器，眼前突然又暗了下來，這一次又有什麼東西更重地推了我一下。我抬起頭來，看見面前站了一個人，手裡拿著個皮包正在對我揮舞。

他很喜歡跟我談論這些事情，因為他覺得我能夠理解他這樣的生活方式。在他看來，那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還不太開放，」他有一次這樣跟我說道，「在你們國家，你可以把一個女人當朋友看待，但在這裡就不行。我老婆就是那樣的人，因為她的思想一點都不開化。」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因為在我看來，改革開放的好處肯定不是指搞婚外情。所以，我通常什麼都不說。作為一個外國人，我覺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洗耳恭聽。

幾天後，吉米給了我一盒錄音帶，問我是否可以把我們曾經學習過的詩歌都錄下來。他是最活躍的男生之一，但成績一直不是特別優秀。他總是一個人坐在教室的後排，只要別人說點什麼，他就一個人在那裡不停地嘟噥著「雅虎」、「牙刷」這幾個詞。不過，他一直是我最喜歡的學生之一，因此，他的這一請求打動了我。

不過，直到最後一節課，她始終非常中國——還是在辦公室上課比較合適，於是，我們的課一直在那裡上到了最後。這跟樓梯和懷孕無關，事情就應該是這個樣子。這正是中國人的處事方式。

我的外祖母投奔革命

這樣的場面肯定沒寫進和平隊的小冊子，但我們也只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回應這種活動。也許正是因為這些因素疊加起來，最終促使西班牙語課的學生排演了《堂·吉訶德》這齣戲。但到頭來，卻無法說明這一齣戲到底因何而起，因為是亞當給學生提供了最初的命題——身為江東某麵館老闆的堂·吉訶德無比崇敬雷鋒。接下來，學生就領會了這一精神，寫好了對白，按自己所好加進了一些細節。

打倒先進事物

「你知道她出了什麼事兒嗎？」她問道。

「我怎麼會把時間拿來做這樣的事情呢？這樣的生活多沒趣啊！我也可以成為雷鋒一樣的大英雄啊，就這樣把麵館掃過來掃過去有什麼意義啊？」

上午，我和亞當，跟著莫·錢一起去了車站，因為琳達讓我們去車站接她。她戴著黑紗，眼圈紅紅的。下了車之後，她竭力地想要擠出一絲笑容，也就是中國人那種勇敢的微笑，掩藏了所有的感情，受著壓抑，受著控制，被擠進了邊沿——也許是嘴角一翹，也或許是眉頭一皺。然而，今天的憂傷似乎太多了，她眼睛看著別處，嘴角顫抖著。

最主要的是，這種不太光明磊落的舉動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毫無疑問，這場表演具有滑稽的成分，但書讀得更多、頭腦更聰明的張書記他們卻時時刻刻聽到腦子裡有一個聲音在提醒他們： 我應該大笑嗎？真就那麼好笑嗎？是不是有違規又危險的因素存在？從這些方面來說，這才是我對這一切感到越來越困惑的地方。別的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諒幽默感的徹底喪失。一旦沒有了笑聲，中國也就成了個陰森悽冷的地方。

「也不太好，有人會說你是個壞男人。不過，對男人的壞處沒有女人那麼厲害。我們這裡的觀念還很落後，就像人們對性的看法一樣——你一旦跟某人上了牀，就得跟那個人結婚。你們國家就好多了。你們國家的其他方面我都不太喜歡，但在這一點上，我希望中國能夠跟美國一樣。」

我照著做了。

伊甸頓然陷悲切，

「她是不是另找男人了？」我知道這不大可能，但我覺得這樣的問題有可能令他敞開心扉。他馬上搖了搖頭。「不是這樣的，」他說道，「問題在於，我們合不來。我們沒有共同語言——既缺乏共同的愛好，也沒有共同的興趣，什麼都沒有。我們老是吵架。從結婚以來就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他說，「你回到你們美國之後，就不像在我們這裡了。你不可能走進別人的餐館，說：『來一碗抄手。』沒有人聽得懂你在說什麼。」

「你確信嗎？高明的老婆遠在重慶，但她還是察覺了他女朋友的事情。」

「為什麼？」

「我們得離開這個鬼地方，」我對亞當說道。於是我低著頭，緊緊地護著攝像機，打算往外走，但沒有一個人讓路。那個人的老婆徑直站到了我的跟前。我感覺到有人緊緊地抓住了我的手臂。

我的臺灣……

「有些人覺得好玩，還有一些人覺得她很壞，但我們班的學生大多替她感到十分惋惜，儘管我們無能為力。」她遠眺著江面，若有所思地搖了搖頭。「沒辦法。」

「我都來兩年了，」我說道，「我們就是老師，我們來拍點東西是想給涪陵留個念。你不應該那麼粗魯。」

我乘坐快船，逆江而上到了重慶。那是6月末的一個早晨，天氣溫暖，下著濛濛細雨——江面上濃霧瀰漫，彷彿鋪了一條骯髒的灰色絲帶。師專派出的轎車把我和亞當送到了碼頭上。小雨中，灰色的、熟悉的城市一閃而過。

我對於參加「和平隊」前往中國服務不曾有過任何理想主義的幻想。我到這裡來，不是為了拯救什麼人，也不是為了在這座城市留下什麼不可磨滅的印跡。如果說真留下了什麼的話，那麼在這兩年裡，我非常高興我在涪陵沒有建立什麼東西，沒有組織什麼東西，也沒有對這個地方有過任何重大的改變。我的身份是老師，而我在課餘時間裏也儘可能多地了解了這座城市和這裡的人們。我的工作範疇僅此而已，我既滿足於這樣幾種角色，也意識到了各種角色所具有的局限性。

最好的火鍋館位於興華路上，往下蜿蜒到了市中心。我們四個人從人行道上那一排排露天餐館的邊上往前走著。那天晚上有些溫熱，在外喫飯的食客估計有好幾百人，我們經過的時候，他們全都盯著我們看個不停。錢曼麗和王冬梅都是二十多歲的漂亮女子，好像很享受跟外國人一起出行而受到的關注。實際上，似乎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她們才打扮得如此精心。

「你得用英語點菜吧，」他說，「你不可能跟那些人用我們的中文交談吧。」然後，他笑了笑——一想到這就真覺得滑稽，還有這樣的國家，既不講中文，也不賣抄手。我們喫完最後一頓飯之後，一大家子人在門口站成一排，依次跟我們道別。他們全都直直地站在那裡，臉上帶著中國人那種忐忑的笑容。我猜想自己看起來估計也是那副模樣——兩年的友誼多少掩藏在了我的嘴角邊。

僅能持續一剎那。

「傻帽得很啊！」堂·吉訶德咕噥道。他在那裡站了一會兒，想著該拿點什麼甜頭給這位農民嘗嘗。在原著小說中，堂·吉訶德許了一個諾言，他會讓桑丘·潘莎到某座小島擔任總督，亞當給學生的建議是在表演中使用南部的海南島作為獎賞。但對於用什麼來獎賞桑丘·潘莎，學生們自有主張。

「少管我，」我說道，「我沒做錯什麼。走開。滾。」

「我是一個市民，」他說道，「你不能在這裡拍攝，這是違法的。」

「她想怎麼辦？」

這條江河一如往常。它跟這裡的人不一樣，在兩年的時間裏，這裡的人在我的眼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現在即將各奔東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儘管他們已經凝固在我的腦海，被一連串的回憶定格——包抄手、上課、在碼頭面無表情地站立著。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樣，我跟長江之間的關係一直非常簡單： 我有時候順水而下，有時候又會逆水而上。逆水較慢，順水較快。一切的一切，莫過於此——我們在路上交錯而過，然後又繼續各奔東西。

當然，這樣的時刻意味著某種權力，因為你要抓住這三四十個人的注意力，讓他們放下手裡的事情專門跑來一睹你的風採。那天早上，亞當身邊的人圍得越來越多。五十多個人緊緊地站在他的四周，被他講的笑話逗得哈哈大笑。他把一隻饅頭遞給了路過的計程車司機。他又從小食攤上買了兩個饅頭，拿在手裡玩起了拋接把戲。幾個棒棒軍又快速跨過街道，加入了圍觀的行列。我變了焦，把攝像機對準了一張張臉——掛著笑容的小食攤販、從商店裡走出來的年輕店員、面帶疲態但看到外國人後依然咧嘴大笑的棒棒軍。

「還不是因為她的爸爸媽媽。她爸爸媽媽給了我很大的壓力。」

「我尤其想你把愛倫·坡的《烏鴉》，還有莎士比亞的詩錄進去，」他說道，「這樣，我就會記得我們在文學課上學過的東西了。」

我媽媽的生活比她們好一點，因為她出生在新中國成立那一年。我媽媽個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她對我們很溫柔。當然，她自己的生活非常不如意。她得靠辛勤勞動來維持生活，天氣再冷也要出去割豬草，背煤取暖，熬更守夜為我們縫縫補補。她為這個家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我覺得很慘。我覺得應該讓她讀到畢業。」

說實話，我唯一可以給出的主意是： 千萬不要結婚。然而，這非常不現實，對我說起來倒是輕鬆得很。身為外國人，這是我可以超脫的又一件事，反正我不會在涪陵跟人結婚。我從來沒有直接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我總是遠遠地看著，就像我觀看其他很多事情那樣。就像我到那些有錢人的家裡溜達上一圈，閱讀我自己的學生寫的那些作文，或者站在陽臺上遠眺長江裏的輪船靜靜地漂向某個無名的目的地。那其中當然存在著某種力量，因為很多事情我都沒有親身接觸，可哪怕隔了一段距離，我還是體會到了那樣的時刻——不管是順江而下的某次旅行，還是在偏僻鄉村度過的某一天——其中的美感鮮活生動地陪伴著我。不過，也總會有無助和悲傷的時刻。我坐在那裡陪著馬福來，心裡在想，我這部分的生活即將告一段落，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也是件好事。我看著他又抽了一支煙，然後他就走了。

「我親愛的杜西尼婭！我一定要去周遊各地，直至找到你的蹤跡！」

「很複雜呀，也許解決起來很困難。」

他點點頭，隨即吐了一口煙霧。但他還是什麼也不說。

她知道我不喜歡王先生，因為我在春期的時候就我對外辦和英語系的看法跟她做了坦誠的交流。廖老師最後一次布置的課外作業是要我總結一下在涪陵的生活經歷，我最後兩堂課就在做這個。我很直率——我跟她講了哪些事情我不喜歡，比如學校管理層的小氣，城裡人的大呼小叫，而這一次她絲毫沒有想要維護什麼。不過，我主要還是談了我在涪陵經歷的種種好事情。我告訴她，我迄今為止最美好的經歷就是學會了漢語，在城裡認識了很多人。我還說，我尤其感謝她和孔老師對我們表現出的友誼和耐心。換了別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我外祖母的境遇好不到哪裡去。她經歷了痛苦的纏腳過程。她生了五個孩子，不幸的是，餓死了三個，令我的外祖母十分傷心，她連哭了三天三夜。更加不幸的是，她的丈夫生病死了，她含辛茹苦守了三十年的寡。

但桑丘·潘莎只顧著幹活：「不去，我有事兒！」

我喜歡跟著高明來回跑，那些有錢人一點也不在意我的出現，因為你的公寓樓裏出現個外國人，總比鋪滿葡萄枝蔓的木格子時髦得多。但有錢人本身就是他們的公寓裏最好的裝飾。這些有錢人無一例外地梳著大背頭，噴著髮膠，穿著亮閃閃的絲綢襯衫，他們那些濃妝艷抹的女人穿著透明衣衫，舒舒服服地躺在鬆軟的沙發裏。我一直沒搞明白，他們——尤其是那些女人們——一天到晚到底在幹些什麼。從他們的表情來看，要麼彷彿剛剛到家，要麼好像馬上就要離家出門似的。然而，他們總是躺在那樣的沙發裏一動不動。

在有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馬福來十分相似： 他也有一個女兒、一個妻子、一個女朋友。但他犯了個錯，把這一切全都彙集到了涪陵，他的靈魂因此備受煎熬，絲毫沒有高明那種前景美好的無憂無慮。馬福來常常向我尋求對策，部分原因是他覺得我這個美國人懂得如何化解類似僵局。但我覺得，他之所以願意跟我說起這些事兒，是因為他知道我是個外國人，也是個圈外人。城裡的不少朋友都對我抱有這樣的看法，他們知道我跟當地人的飛短流長扯不上邊，所以願意跟我透露祕密，尋求建議。

今天就是個好日子。坐在露天火鍋館，我對人們的語言、來往的人羣、席間的兩個女子全都感到非常地心滿意足。在我家鄉的星期五晚上，邀約朋友外出，相互打鬧一番，跟這完全沒有兩樣。亞當和我對彼此的中文人格感覺舒適自在，或者說霍偉和梅致遠在另一種文化環境裏是如此習氣相投，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欣慰。從第一學期以來，似乎已經過去了好幾年的時間，那時我們還會為了避免麻煩翻倍而決定盡量不一起進城。

亞當把一個饅頭扔到地上，然後又撿了起來，隔著大街朝我扔了過來。他指了指我。接著，他又開了一個玩笑，人們又轉身對著他大笑了起來。我正在把鏡頭從一張張臉孔上慢慢掃過，取景器突然一片漆黑。

我用了個很不好聽的字眼： 粗魯，這又激怒了他。

幾天前，黃能，那家的祖父，跟我說到了離別。

改革開放使雷鋒精神沉寂下來，儘管時而還能聽見往事迴響。在涪陵股票交易大廳的旁邊有一座樓，白色牆壁上的那一幅宣傳標語雖年久日深，卻還能依稀辨別：「學習雷鋒精神。」3月是官方規定的學雷鋒月，師專非常在乎這件事，專門給學生安排了紀念雷鋒同志的義務勞動。我在那裡的第二年，3月的活動之一是由幹部帶頭清掃江東的大街小巷。一邊是師專的幹部和學生把街道上的垃圾從這一面掃到那一面，一邊是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們忙個不停地拍攝錄像。

「我從來沒去過，」他說道，接著他就笑了起來。

他的客戶主要是涪陵的有錢人家，他上門送貨或者攬收訂單的時候，我偶爾也會跟他一同前往。城裡的每個有錢人好像都把房子裝飾成了同一個模式，普遍選用了在涪陵被認為能夠象徵財富的那些東西：高明版的磨砂玻璃、巴羅克風格的石膏板空洞裏吊著華麗頂燈、奇形怪狀的木頭格子覆蓋著塑料葡萄枝蔓。還有一種常見的裝飾品，就是牆壁上掛著個大大的木框石英鍾。當然，頂級電視機、VCD播放機、卡拉OK設備總是必不可少的。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人被稱作「新貴」，但在涪陵，除非你以分鐘為單位來跟蹤他們的發展過程，否則這個用詞就沒有任何意義。涪陵沒有「老貴」這樣的羣體，我也不能因為他們炫耀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財富而求全責備。

三十分鐘後，她突然坐直了身體，雙頰突鼓，然後奪門而出。我聽見她在辦公室門外對著痰盂嘔吐，然後又順著走廊走進了衛生間。

我坐了兩個小時才錄完了我們學習過的全部詩歌。錄完之後，我和亞當又花了五分鐘的時間對著錄音機大聲喊著髒話。然後，我把磁帶還給了吉米。他也會沒事兒。他們大多如此。他們堅韌、可愛、有趣、憂傷，像他們這樣的人永遠都會沒事兒的。人生不一定處處是美景，但也許正因為如此，它才會永存下去。

跟往常一樣，王老師悻悻地笑了笑。但目的已經達到，眼見著這位有孕在身的小個子女人給幹部挑刺，讓我快活萬分。

聽到這話，桑丘·潘莎立馬抓起一隻拖把，兩個人就一起騎馬走遠了。他們倆策馬前行的腳步非常合拍，逗得觀眾哈哈大笑。莫·錢和羅傑天生就是當演員的料，兩人間立馬產生了一種化學反應。羅傑是個瘦骨嶙峋的男孩子，眼眶很大，體重可能只有八十多斤。他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副手，一直對堂·吉訶德的吩咐聽得專心致志。莫·錢好像是從《大獨裁者》裏學到了一手，所有指令都高聲給出，帶著一股滑稽的嚴肅勁。

我告訴她，我也有同樣的看法。我又問，蘇珊的男朋友對她怎麼樣。

「我必須得有個僕人，」莫·錢說道，「如果你願意跟隨我，我可以答應把……臺灣島……獎賞給你！我可以讓你擔任臺灣島的總督！」

「其他學生告訴我的。」

「要不要停課？」我問道。

一個小時後，我起身去上衛生間。回來的時候，亞當和王冬梅在高談闊論著。

坐在破簷下

課後，我常去學校後面的鄉間散散步。我已經不再跑步，散步其實也很愜意——一切都慢了下來，我可以跟著農民們走上一段路，看他們幹農活。通常，他們都會問我是否認識曾經在山上跑步的那個外國人，我則告訴他們，那個人就是我，只是我現在再也不跑了，這感覺像是令他們鬆了一口氣似的。老往插旗山上面跑，那有什麼意思啊。

桑尼和諾林上午都有課，我們一大早就跟她們道了別，然後來到了碼頭。不少學生那天上午都有空，他們便跟著傅主任來碼頭給我們送行。中國人的道別從來就沒讓人自在過——沒有擁抱、寥寥數語、強忍眼淚。我們跟大家生硬地握了握手，然後就上了躉船。

自然的新綠是金，

「你怎麼看？」

「誰？」

廖老師懷孕了，預計在7月份生產。6月，她邀請我和亞當喫了一頓告別飯。她向我們贈送了她公公——毛筆字寫得很出名——的書法作品，我們則給她買了幾套嬰兒服。

突然，他想到了一個主意： 他可以周遊全國，為人們做好事啊。他把拖把倒了過來，彷彿騎馬似的夾在胯|下，頭上頂了一隻舊水桶算是他的頭盔。麵館的牆壁上貼了一張日本美女身著無袖衫的圖片（在涪陵城區，花不到五毛錢就可以買一大堆這樣的圖片），莫·錢無限神往地看著她：

「謝謝，」我說，隨即我又想到了別的什麼。「你能不能為我的外祖父也做一場彌撒？」

傍晚時分，我還是一如既往地去涪陵城。當人們圍過來看我的時候，我仍舊覺得心滿意足，他們對我畢竟還是友好如初嘛。沒有什麼改變。當你弄明白所有事情都還跟原來一模一樣的時候，既會覺得心滿意足，也會覺得灰心喪氣。

現在，我們對此已經無能為力，只能儘快地恢復正常的生活。好在我們要離開涪陵好幾天，因為我們要回到成都「美中友好志願者」辦公室完成一些行政方面的事情。回到涪陵之後，我仍舊盡量不去想那件事兒。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件事避而不想並沒有比我早先想象的那麼困難，因為這樣的事情我們在江城已經經歷了很多很多。你知道，就是那麼一回事兒，你只要不去過多地想著它就行了。

5月初，我們上了最後一次課。她費了好大的勁兒才爬完了樓梯，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我給了她幾分鐘的時間才緩過勁來。跟許多的中國女性一樣，她的身體在懷孕期間依然單薄得很——那樣子就好像有人在她的肚子上硬生生綁了個包裹。她終於不再喘息，我們便開始上課了。

他遞給我一張紙，我在上面寫下了我外祖父的名字： 弗蘭克·安瑟蒙·迭茲。安瑟蒙是他成為本篤會修士的時候選取的聖名。我認真地寫好名字之後，就把紙片還給了神甫。

「我們國家也有同樣的問題。對小孩子來說，離婚可不是什麼好事情。當然，如果沒有小孩，他們也會馬上離婚的。」

不過，每次觀看這段錄像的時候，我都在心裡暗暗希望畫面快進，等待那個人出現在畫面上。他是在亞當成功引來人羣圍觀一陣之後才從左邊進入鏡頭的，但這個人和他老婆跟其他人不同，他們各自站在了人羣開外幾米遠的地方。他們打量了亞當半分鐘，然後那個男子才轉過身來看見了我。他跨過街道，向我走了過來。但他故意站在攝像機的取景範圍之外，然後，畫面上一片漆黑。

「別那麼認真了，你肯定在撒謊。」

攝像機事件好像已經飄遠了。我意識到，涪陵讓我始終難忘的一點，就是它的不可預見性——什麼事情都有可能在轉瞬間發生改變，今天還是大雨滂沱，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可能又會是陽光明媚。這座城市無法簡單定論，我自己的角色同樣無法簡單定論。說我想把涪陵當成溫暖舒適的家的種種努力已經付諸東流當然是錯誤的，但要說我完全成功了同樣也不準確。日子總是有好有壞。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正是我最喜歡涪陵的原因： 這是一個充滿了人性的地方，既閃耀著光彩，又點綴著瑕疵，而這樣的城市註定總是有魅力的。兩年來，我從沒厭倦過這裡。

我的媽媽，一個年輕女子

他翻了一頁，眼睛睜得更大了。他站起身來，一邊清掃著麵館的地板，一邊這樣想著：

「他是怎麼知道這事兒的？」

4月末的一天晚上，馬福來來到我的公寓，坐在客廳裏抽起了香煙。看得出來，他很沮喪，但就是不說什麼事情不對勁。聊了一陣之後，我決定單刀直入了。

「天呀，」我說道，「他們不讓我們走。」

「知道。」

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為了反對《凡爾賽條約》。中國對協約國的最終取勝功不可沒，但該條約對中國的回報竟然是把原來的德國租借地如青島轉讓給日本，這樣的不平等條約當然激怒了中國人。學生的抗議活動開啟了這一場運動，隨後迅速擴展，具有改革思潮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加入進來。這是一場民族主義的抗議活動，同時也向西方學習，他們喊出的口號是「科學」和「民主」。

水翼飛船十分擁擠。我們在躉船上等了三十分鐘，電視屏幕上一直在播放著卡拉OK。躉船外面正下著雨，但學生們依舊在那裡等待著。為了表示對好友的尊敬，不管天氣如何，作別的時候你應該目送他直至完全看不見為止。

但現在我才明白，這種質樸一直恍如海市蜃樓。琳達進行期末考試的時候，她的父親去世了，蘇珊一直在跟恐懼作鬥爭，可她還是被逐出了校門。涪陵的很多事情就是這個樣子——就連看起來應該開誠布公的教學工作實際上也充滿了複雜和不確定。對於外界，尤其對於外國人，人們普遍貼上了一層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裡生活了足夠長的時間，對諸事的運作規律已經略有了解的話，這一層假面會讓你愈加難見真相。當然，從某種程度上說，在世界上的哪個地方生活都會遇到這樣的麻煩——我在涪陵生活期間，兩個學生去世了，一個學生墮了胎、輟了學，一個學生的父親去世了，一個孩子去世了，也許更多人的婚姻破碎了。這樣的事情哪裡都會發生。但我在涪陵花了更多的時間才看清了生活的這一面，因為我這個外國人一開始就被排斥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在一定程度上，當這樣的距離不復存在的時候，問題反而更難應對。這樣的情形有如凝視一張不帶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臉，卻突然間發現一生的憂傷其實都凝聚在了嘴角邊。

鮮美色彩難保存。

「我們正在喫飯，」亞當呷了一口啤酒說道。

「我是一個市民，」他把這句話又說了一遍。

「是的，」我說，「我曾經去過那裡。」

高明每個月能掙到一萬多塊錢，但他跟手下人的矛盾總也理不清，他自己的生活尤其一團亂麻。他有一個七個月大的女兒，跟他那以重慶為根據地的藝術家妻子一起生活，高明本人則利用這種工作造成的分居，在涪陵另找了一位女朋友。他老婆聽說了他在涪陵的這檔子事兒之後，帶著女兒去河南另外找了一份工作。她威脅說要跟高明離婚，他倒是一點都不擔心，因為他都不擔心，因為他很有把握，妻子早晚還會回來，哪怕他絲毫沒有拋棄現任女友的意思，因為這個說話很嗲的四川小姐頭腦十分精明。高明可不是那種為未來擔憂的人，他的目標就是及時行樂，所以他既會賭錢，也會光顧卡拉OK歌廳，我懷疑，他還會找小姐——因為他說起這事兒來顯得頭頭是道。有些時日，他一場麻將下來就要輸掉八百塊錢。他的麻將水平著實還差了一點。

「我老婆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要帶那個女孩兒出去，我們也是去那些人不太多的地方。」

「我們該走了，」我用漢語說道。那女人沒有反應。她不但沒有挪動的意思，臉上反而出現了令人恐怖的笑容——那笑容裏既有憤怒，也有看我們落得如此下場而產生的幸災樂禍。

還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徹底毀壞兩個大英雄的這一場插科打諢，這令觀眾們立刻又喜歡起了他們的表演。表演在憂傷氣氛中結束，因為堂·吉訶德決定回去繼續經營麵館生意，兩人組合終於解散了。莫·錢耷拉著腦袋，騎著他的拖把慢慢地回到了家，作為背景音樂的《泰坦尼克號》憂傷主題曲響了起來。

「你也沒問過我呀。」

「沒事兒，」她語氣堅定地說道，「現在——請接著剛才中斷的地方往下說。」

我感到自己的憤怒正在逐漸被恐懼所取代，我和亞當試圖安撫圍觀人羣，一邊道歉，一邊反覆申明，我們兩人都是師專的老師，沒有什麼惡意。但這樣的解釋已經晚了，沒有人聽得進去，而路人還在鉚足了勁往前推擠，想搞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兒。我的背上被人推了一下。我用雙手把攝像機緊緊地抱在懷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尖聲吼叫，憤怒之情溢於言表。

一般來說，關鍵在於別把自己太當回事兒。要想成功面對，你就得拿自己取笑一番，言必稱「我們洋鬼子」，還得把當地的土話半生不熟地說上幾句，這樣才能逗得人們捧腹大笑。如果你覺得有耍把戲的必要，那也行，你只管耍一耍就是了。這就像亞當每次為了操練漢語而進城之前說的那樣：「哎，又要進城讓人當成猴耍上兩個小時。」

五四運動的慶祝活動就這樣持續著。從很多方面看來，英語系——以及作為它代言人的黨支部——純粹是咎由自取。如果你想把什麼事情都政治化，把每一篇文學作品、每一個歷史片段都拿來為自己服務，那麼到了一定的時候，結局只能是適得其反。

觀看至此，觀眾席上的學生們早就已經樂瘋了。系裡的老師們本來坐在前排擔任本次比賽的評委，此時也都忍俊不住地大笑起來。觀眾的熱情使演員們更加熱情迸發，他們在舞臺上一頭衝過去又一頭沖回來，不斷地經歷著一次次冒險。毫無疑問，這是全系表演得最好的一齣戲——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它也踏入了危險的政治領地。部分觀眾的反應彷彿是在說： 簡直不敢相信，我還能聽到這樣的玩意兒。從某種程度上說，我也有這樣的感覺，表演結束之後，我看了看張書記。很難看出來，他到底在想些什麼——他的臉上似笑非笑，不過，我也看得出來，他的腦子在飛快地轉動著。最後，只有他這位評委才能做出真正管用的評判。

「她什麼都不想？」

從錄像帶上看不出來的，還有外國人在中國手持攝影機時所背負的種種包袱。1972年，全中國上下基本看不見外國人的影子，於是周恩來邀請義大利的電影人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前來攝製一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這遭到了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以及其他保守派的堅決反對，但周恩來相信，西方人拍的關於中國的紀錄片肯定能夠符合西方人的口味。安東尼奧尼對中國政府充滿了同情，但他的作品還是惹惱了政府高官，他們指責他故意把中國拍得貧窮不堪。最經典的說法是，江青特地指出，他在拍攝南京大橋的時候，在前景處有一根當地工人的晾衣繩。

他又拍打了一下我手裡的攝像機。我也往前邁了一步。

那個春天，北京大學迎來百年校慶，全國上下共同慶祝五四運動七十九周年。電視上播放了一個特別節目，會說漢語的加拿大人大山說了一段笑話，介紹帶出了在北大校園舉行的舞臺文藝表演。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麻煩事兒，」他說道，「年輕人，老年人——大家都有這樣的麻煩事兒。因為年輕人早晚都要結婚，因為根本沒有什麼性的自由。也許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跟我一樣，感覺不到什麼幸福。我所有的朋友對婚姻都覺得不如意，不過他們也知道，離婚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也許你不明白，但這個問題很惱火。」

我和亞當給莫·錢和其他學生打氣，希望他們做一些修改，不至於引起更多的麻煩。但我們僅限於此，決不會參與學生們的協商過程。那一周，學生們定期把他們開會的情況向我們作了彙報，我至此方才明白，張書記跟其他很多人一樣，不過是在盡其所能地堅守原則而已，他自己也許不喜歡這樣的工作任務。那一學期的早些時候，他的女兒死了，他妻子剛剛又生了個兒子。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操心，但監管學生的政治思想是他的工作，他也只能這麼做。儘管每一個人都在責難堂·吉訶德的風車之戰，但我真的沒法責怪他們。

我對他說，我當天晚上就為他讀錄。

「不，」他回答道，「她一點都不知道。」

那似乎不是最大的擔憂——實話實說，我最擔心蘇珊會不會去跳橋。但我什麼也沒說。

「跟這裡一樣，麻煩得很，但一般都會悄悄處理。這也許是最大的差異。」

那一次插曲之後，並沒有發生什麼。有人把電話打到了師專，要他們彙報一下我們發生衝突的全過程，師專外辦於是又給「美中友好志願者」辦公室打了電話。對於我和亞當是否有錯，外辦隻字未提，他們只是問了攝像機是否還好，「美中友好志願者」辦公室說攝像機沒什麼問題。醫療官離開涪陵之前，我們早就把這事告訴了她。

就這樣，他們兩人一起在四川的鄉村到處溜達，戰風車、打老虎、到小酒館惹麻煩。有一陣子，他們停下來休息，堂·吉訶德吩咐他的僕人給杜西尼婭寫一首歌。於是，桑丘·潘莎抱著吉他，站在日本美女圖片下唱了起來：

不停地紡著紗

杜西尼——婭——！

「男人呢？」

「是的，」我說道，「再說，我們美國也不賣抄手。」

我在想，涪陵哪有這樣的地方。我還想，如果真有這樣的地方，我什麼時候也想去一下。馬福來又嘆了一口氣。

杜西尼婭！

我並不喜歡看這一段錄像。每次一看到它，我就感到胃部一陣陣發緊，心跳加快。亞當說笑耍把戲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張張笑臉。看得出來，那些人心裡感到很高興。我回想起了我在城裡打發的每一個日子，我遇到過的圍觀人羣，以及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的每一次經歷。我的記憶跳出這一段小插曲的時候，我也想到了擦鞋匠找我麻煩的事情，那一次人們全都站在了我這一邊。

過了一陣，他點了點頭。

最後那個字激怒了他，他隨即怒目圓睜。

他們大多盯著江心，哭了起來。莫·錢蹲在船舷邊的一隻黑色纜繩塔架旁。威廉·傑斐遜·福斯特凝望著白山坪，羅傑蹲在一圈纜繩邊上。盧克靠著一面牆。其他人也來了——查克、迪亞茲、路易斯、理查德、DJ。他們的眼圈紅紅的，可他們都盡量讓自己的表情保持著平靜。

「我做的這些好事，全都是為了美麗的杜西尼婭！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像雷鋒那樣多做好事！」

錄像帶上看見的東西就只有這麼多。最令人痛苦的是，它清楚地記錄了我們鑄成的種種錯誤，而這一切都發端於我們到不太熟悉的地段招來了一大堆圍觀的人羣。錄像還顯示，亞當太過於弔兒郎當，不斷地發酵著人們的注意力。錄像上同時還能看出，他隔著街道把饅頭扔了過來，顯得非常不敬。從錄像上看，我過早發怒，而且說話過重。根據錄像顯示，如果我不用言辭侮辱那個人，他也許會一走了之。

我的曾祖母出生在一個貧困家庭。她只得給地主當丫鬟，受了不少的苦，過著喫不飽穿不暖的生活，主人對她十分苛刻。

「我們這裡不一樣，」他說，「婚不好離，哪怕你們之間沒有小孩。因為我們這裡的思想還很傳統，還不開化。可能有點像你們國家的40或者50年代吧。問題是我們這裡的女人跟男人不一樣——她們還沒有完全的平等。所以，離婚對她們的影響很大。如果女人離了婚，會覺得很沒面子。」

那天晚上，我批閱了學生的文學試卷。我想起監考的時候，我在教室裏踱著步，一排排的學生全都低著頭，拚命地答著題，這是多麼令人感到愉悅啊。我喜歡被他們這樣無聲而專註的神情包圍著，我喜歡看著他們那一個個認真地低著的黑髮腦袋。這場景裏有一種質樸，他們的考試同樣有一種質樸，這樣的質樸跟涪陵的生活無關，跟中國的政治問題無關，跟全國上下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改革開放無關。這純粹就是一次文學課的考試。

就在醫療官離開涪陵的那天早上，我們決定在把錄像機歸還之前再出去拍點什麼。七點鐘不到，我們來到涪陵城區，在南門山小園子拍攝了一幫老頭老太打太極拳。然後，我們順著石階而下來到了碼頭，期待著在這裡能夠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街景畫面。

起先我沒多想。那天是亞當的生日，考試完了之後，我們請所有學生到附近的一家餐館喫飯。每個人都喝了不少酒，大家都覺得非常開心，在「學生食家」吐了個底朝天，馮小琴卻又給我們拿來了更多的啤酒。

最後一周的時候，我讓學生進行了文學課的期末考試。琳達的父親病得很重，她提前幾個小時進行了考試，這樣她就能夠趕得上中午時分的客車回家。我讓她推遲考試，或者乾脆不考算了。她反正一直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再說，她父親的病情聽說很不好。但她堅持要先考試，然後再離開涪陵。

英語系進行選拔賽的那天，這個小組最後上場。表演一開始，莫·錢就坐在麵館裏看書。他聚精會神地看了一會，突然朗聲說道：

平日裏，我總會去看望一下春節期間我在小園子裏認識的兩個朋友：高明和馬福來。高明是一位藝術家，二十六歲，幾年前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他很有天賦——他的公寓裏總是擺滿了讀大學時畫下的一張張油畫作品，大多是歐式風格。他在涪陵開了一家公司，主要經營繪有或蝕刻有花、竹、熊貓，以及其他中式圖案的磨砂玻璃。一般而言，這樣的磨砂玻璃都被豪華餐廳或豪華公寓用作隔斷牆，高明十分精於此道，那也就意味著他畫出來的磨砂玻璃非常的俗氣。但這不是他的錯，因為人們要他畫什麼他就畫什麼，而人們總是會叫他在一塊磨砂玻璃上儘可能多地畫出各種各樣的形狀，還要儘可能多地用上各種各樣的顏色。

很多學生都像琳達那樣，寫到了農村的生活狀況：

「我也是一個市民，」我說道，「我在涪陵住，我在師專教書。我在這裡拍攝不違法。」

「慢慢走，」他喊道，「慢慢走。」但我很快就走出院子，融入了喧鬧的城市之中。

正值文化大革命

學生們一直都只能私下嘀咕，不知何故，他們這一次公然表示了憤慨之情。就連排演《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那一幫學生也在暗自咕噥，他們的劇目被取消是因為兩位領銜主演是男女朋友關係，這嚴重違反了學校禁止學生戀愛的有關規章制度（也是校園裡最無人理睬的制度）。不過，上西班牙語課那幾個學生的反應最為激烈，他們拒絕接受系裡的指令。莫·錢跟政治輔導員大吵了一架，威脅說如果《堂·吉訶德》被列入黑名單，他同時將會退出《德西雷的兒子》。很快，這件事情就變得異常嚴重起來： 頭頭們不願意看著這一次比賽泡了湯，他們同時也很中意凱特·肖邦在這個故事中批評美國種族主義的政治觀點。

一時間，我們只是坐在那裡，什麼也沒說。天就快黑了，我也替他出不了什麼主意。我把經常說的那些話跟他又說了一遍——慢慢來，多一點耐心，多替孩子著想。他之前已經聽過了這樣的說辭，所以，他坐在那裡不住地搖頭。

「還有，錄完詩歌之後，」他笑著說道，「我希望你能夠把你知道的英語髒話都錄進去。有些詞你沒有教過，我也希望你能夠錄進去。我很喜歡學這些髒話，也許其他學生還可以來我這裡轉錄過去。」

我們挑了一家館子，然後在人行道上找了張桌子坐了下來。我們到的時候，周圍都靜了下來。兩個女子點好了菜，亞當和我便開始操練起慣常的中式套路，互稱對方為「洋鬼子」、「走狗」、「走資派」。當我們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些侮辱用語和排外詞彙插科打諢的時候，王冬梅和錢曼麗跟其他人一樣哈哈大笑。我們要了一些當地產的啤酒，坐在人行道上一邊喫飯喝酒，一邊聊天張望，真是美妙極了。

「但你從來沒說過你結婚的事情！」

「我不信。」

第二天，我二十九歲了。以往，我從來沒有感覺到自己就要過生日了——又長大了一歲呢，我曾經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現在，我知道自己就要年滿二十九歲了，從某種程度上說，我也更加成熟了。漫長的兩年過去了，我竟然一直沒有離開過中國的西部。

到了上海，到了重慶

由於她的懷孕，我們的課在5月份就上完了。因為我的辦公室位於教學樓的六樓，我於是向她強烈建議，把最後幾節課改在她的家裡，或者其他更為方便一些的地方。她的身體並不強壯，讓她一路順著樓梯爬到我的辦公室還是很累人的。

1921年

很難拍到通常的街景生活畫面，因為我們只要走到哪裡，哪裡的街景就會立馬靜止不動。攝像機不光笨拙而且貴重，跟電視臺記者可能用到的設備差不多一樣大小，因此，總有停下腳步對著我們圍觀的人羣。除了跟朋友之間的交談，我們在涪陵拍攝的畫面主要就是對著攝像機目不轉睛圍觀的當地市民和棒棒軍。

然後，我讓學生們寫寫自己的家庭，描述一下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狀況。其中一個名叫蒂娜的女學生寫了一首詩：

他的課外學習大致如此，總是想把剛學到的某個下流詞語試用一番。這樣的行為當然十分幼稚，但他同時也是班上的優秀學生之一。我發現，他在英語方面的技能正來源於他能夠如此玩弄所產生的種種樂趣。他以自己的方式學習英語，愛怎麼用就怎麼用，我很喜歡這一點。他讓我喜歡的另一點是，他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跟鄧小平的家鄉廣安離得不遠，現在卻給自己起了一個不倫不類的美國白人新教徒式的姓氏。

我們在5月份學過這首詩。我當時對它的節奏做了詳細的講解——我總是這樣做，因為學生們喜歡分析詩句的朗讀節奏。我把詩歌這樣分拆開講解，還能夠使他們不至於感到厭倦。大多數學生聽懂了我對弗羅斯特所作的分析和講解，這也是我在涪陵所上的自己感到比較滿意的文學課之一。考試的過程中，我一邊在課桌之間的通道上來回踱步，一邊看著他們埋頭作答，感受相同。

回望我的祖先

「他們為什麼要給你壓力呢？」

我們在高筍塘跟她們碰了面。她倆都經過了精心打扮——穿了很短的短裙，化了很亮的妝容，穿了絲質的短衫，頭髮更是做得別出心裁。我和亞當沒有預想到這一點，我們都一身T恤打扮，戴了頂棒球帽。

他跟著我走到了院子裏，幾面高大的院牆擋住了城市的喧囂。「四化」標語的四周開滿了鮮花。當時已是炎熱的下午時分。我一直在思索著我的外祖父和眼前的這位老神甫，突然感到十分悲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默默地握了握神甫的手，轉身離開。

堂·吉訶德回到了小麵館，桑丘回到農村養豬籌集學費，滿心希望有一天能夠拿到牛津大學的學位。與此同時，堂·吉訶德自學成才，拿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士學位。後來，這兩個瘋子來到中國當上了英語教師，同時也成為涪陵名號最響亮的「雅虎」。

基本上所有的作文都是這樣，我發現我沒辦法給他們打分——哪怕在作文本的某個角落裡做個記號都不行。其中的東西我絲毫不能觸碰，有的甚至不忍卒讀，因為都太心酸。最後，我決定不下發他們寫的作文。我保留了作文本，只是跟他們說，每個人都寫得不錯。

「我整天都在想這個問題，頭都大了。一整天啊，我想的全都是這個問題。」

英語系過了一天才做出官方反應，取消了《堂·吉訶德》這一劇目，選中了五齣戲到大禮堂上演，其中包括《德西雷的兒子》。對於這樣的決定，沒有誰提出過任何上訴，繫上的態度很明確，政治問題一概不能涉及。

我和亞當把這事兒告訴了諾林和桑尼，但我們沒有講給涪陵的其他任何人聽。我們一起反覆觀看了那一盒錄像帶。基本上所有鏡頭描繪的都是令人愉悅的日常生活場景——長江、烏江、農村的風景，我們的學生，我們的朋友們——但我們主要看的是遭遇圍觀的那一段。我們彷彿是在其中尋找某些領悟，或是找到能夠說明那一次不愉快經歷的種種根由，但這一切都顯得模稜兩可。看得出來的，只有一條真理，它跟我在涪陵生活的經歷有關，但價值不大： 兩年時間過去了，我們仍然是外國人，無論是我們的舉止，還是別人看我們的方式。

「他們一般怎麼處理？」

在這家餐館裏，我總是會選擇一個固定的座位，既可以斜靠著牆壁，又可以看得見大街和對面的小園子。一旦天氣轉暖，人行道上的芸芸眾生比樂隊更加耐看——挑著籮筐的農民們、帶著小孩的一大家人、出來溜達的年輕夫婦們、撐傘遮陽的老太太們。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我關了攝像機。亞當站在我的身邊，我們兩人都力圖跟大家解釋。那個人和他的老婆站在人羣的中央，我聽見他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強調，我們是記者，我們對這座城市十分不尊重。不過，此時開口說話的不止他一個人。其他人爭著往前擠，生氣得又是吼叫又是比劃手勢，我很難聽清他們究竟在說些什麼。人羣中的喧鬧聲越來越大，逐漸變成了吵鬧。

但她看起來是很真誠的樣子。我問錢曼麗：「你結婚了嗎？」

夏夜，涪陵的人行道上擺滿了火鍋，人們既在喫飯，也在社交——眼前的火鍋熱氣騰騰，邊上的行人熙來攘往。高明和我一邊慢慢地燙著火鍋，一邊打望著來來往往的年輕女孩兒。如果他的心情夠好，他還會跟我說起他想買的種種物品。有一兩次，他還說到可能要跟老婆離婚。不過，他總把事情往好處想。他不止一次說起了舉辦婚禮的事情，說如果不離婚的話，他會好好跟老婆辦一場婚禮。他們結婚已有五年，但跟涪陵的很多人一樣，他們一直沒有舉行婚禮，說要等攢夠了錢好舉辦一場像模像樣的婚禮。就目前來說，高明不缺錢，缺的是老婆。還好，他是個樂天派，常常可以將不好的事情置之腦後，從而津津有味地描述他頭腦中盛大的婚禮場面。「我要租十輛車，」有一天晚上，他這樣跟我說道，「十輛車哦——至少要租十輛車。先在南門山轉一圈，然後經過高筍塘，再開到江東溜達一圈，再開回來。街上的所有人都會停下來看一看。」

「我的外祖父沒能當上神甫。但如果你能在涪陵替他做一場彌撒的話，我想他會非常高興的。」

錢曼麗和王冬梅這兩位年輕女子在當地的一家中國銀行工作，她們倆一直在幫助我們，於是在一個周五的晚上我和亞當請她們一起出去喫火鍋。那算是我在涪陵生活的兩年時間裏的第一次約會吧。

「你丈夫在哪裡？」

威廉·傑斐遜·福斯特擔任的是旁白。最後一幕表演結束之後，他站起來朗誦了一段後記。可他一開口，我和亞當立馬意識到，他偏離了預先備好的原稿，說了一些他早已想好的話。他總是這樣自作主張。上課的時候，我經常看見威廉·傑斐遜·福斯特在埋頭翻查詞典。課間十分鐘的休息時間裏，他會悄悄地走到我的身邊，字正腔圓地用英語問我：「你早洩的問題現在怎麼樣了？」

「這種事兒哪兒都有，」我說道，「在美國，這樣的事情也很常見。」

「你怎麼知道的？」

「不知道，也許在看電視吧。」

「你開玩笑吧。」

他問我，可不可以在我的公寓裏再坐一會兒，我說沒有問題。我隨後要給學生上文學複習課，所以只好一邊備課，一邊想著馬福來，以及像高明這樣的朋友們的事情。我很懷疑，問題僅僅是因為缺乏性的自由。相反，好像正是因為這方面的自由太多，才有了這麼多的麻煩。以後，性的自由可能還會更多，但這也不會在涪陵人的身上產生任何奇跡。常常，我很難向人們解釋，不管你在哪裡生活，有些事情總是難以應付。

他又對著我揮舞起了手中的皮包，這次拍打的力氣更大，把我惹怒了。

「我外祖父年輕的時候，在羅馬做過修士，」我說道，「他一直很想來中國。」我之前跟李神甫說過這件事兒，但不知何故，我覺得再講一遍非常重要。

五分鐘之後，她回來了。她的臉上帶著羞澀，笑著說道：「對不起。」

「太好了！看，雷鋒做了這麼多好事——他每天幫了那麼多人！我多麼希望，我自己也成為雷鋒這樣的人啊！」

最後一個學期的文學課上，我們學習了華盛頓·歐文、埃德加·艾倫·坡、馬克·吐溫、凱特·肖邦、傑克·倫敦、羅伯特·弗羅斯特，以及蘭斯頓·休斯的文學作品。學到最後一個單元的時候，我布置他們在課外閱讀譚恩美以及其他幾位美籍華裔詩人的作品。對學生來說，文學課的主題一開始顯得遙不可及——瑞普·範·溫克爾、跳跳蛙，以及蘭斯頓·休斯筆下那些遙遠的大江大河。可突然之間，我們看到了影片《喜福會》的結局，美籍華裔作者譚恩美以故事敘述者的身份來到中國，見到了她的姐妹們。這是中國這個元素第一次正兒八經地進入我的文學課。學生們曾經以中國特色表演過莎士比亞的作品，改寫過羅賓漢來到中國的故事，但這一切都不過是在他們習以為常的文化背景下硬生生地學習外國文學課程。至此，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階段：故事的敘述者緊緊地擁抱著她失散多年的姐妹們。所有女生都哭了，男生則大多在強忍著淚水。

我想了一會兒，然後繼續批閱考試試卷。我自己也沒有任何答案，因而只能把事情盡量往好處想。他們大多會沒事兒，我就是這樣想的。琳達肯定會沒事兒，莫·錢肯定會沒事兒，威廉·傑斐遜·福斯特會沒事兒，遠在深圳打工的安妮也會沒事兒。城裡面的很多事情終究會沒事兒的。神甫會沒事兒，我的兩位輔導老師會沒事兒，「學生食家」那一大家子人也會沒事兒。大多數人會一如既往地隨遇而安，小孩子們大多會過上比自己的父母更好的生活。真的，你只能有這樣的期待。也許蘇珊不會沒事兒，但對此誰都無能為力，就像對於簡奈爾和瑞貝卡，以及其他諸位迷途之人，誰都無能為力一樣。沒辦法。

整整三天，我們盡量拍下一切關於涪陵的記憶。我們拍了學生表演的《堂·吉訶德》，鄉下，以及我們很喜歡的老城區。錄像帶上拍的主要是我們跟各位朋友——「學生食家」一大家子人、神甫、各餐館茶樓的員工——之間的對話，我們也拍了曾經打發過不少時光的南門山小園子。我們招了一輛計程車，我一邊叫司機能開多快就多快，一邊把攝像機對著窗外，拍下那些喇叭齊鳴、飛速掠過的各式車輛。

「你走了之後，我們會想你的，」他說道，「我給你做一場彌撒吧。」

「我會的，」李神甫點了點頭說道。

「非常感謝你，」我說道，「我會抽時間回來看你們新做的壁畫。」

「在家裡。」

「隨時歡迎你回來。」

「你覺得系裡應不應該告訴她的家人？」我問道。

「是不是跟老婆有麻煩了？」

「感謝你一直對我的仁愛寬厚，」我一邊握著老人的手，一邊說道。我們就在他的辦公室坐著，牆上張貼著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畫像。李神甫輕輕地抓著我的手。

我為《洛杉磯時報》寫了一篇稿子，得了些稿費，我把它捐給了涪陵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甫一直盼望著能夠有點額外收入，好在院子裏那面嶄新的牆壁上畫一幅大的壁畫。當我把那筆錢捐獻給他的時候，他非常感謝。

「她是你們師專的一個學生，還記得我有時候來學校看的那個女孩兒嗎？我以前說她是我的表妹，其實不是。我們相處得很好。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我都更喜歡她。」

「你才雅虎呢！我忙得很，哪有空跟你一起亂跑！」

「不知道，」他說道，「你有沒有什麼主意嘛？你們國家那些人是怎麼辦的？」

「學校通知了他。學校剛知道這事兒的時候，一開始答應不告訴她的家裡人。但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們還是說了。幾年前，蘇珊的姐姐也發生過這種事情。她爸爸知道後，把她姐姐狠狠地揍了一頓。所以，蘇珊現在不敢回家。她爸爸很生氣——那畢竟是讓家裡人十分丟臉的事情嘛。再說，這是她們家第二次這樣丟臉了。」

亞當決定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他順著街道往前走了幾步，然後在一個街邊小攤跟前停下來買饅頭。他跟攤主砍價，圍觀人羣把注意力慢慢地轉向了小攤跟前。隨即，亞當跟攤主開了個玩笑，逗得那女人捂住嘴巴笑了起來。我慢慢地往後移動腳步，心裡盤算著怎樣才能使自己擺脫人羣的圍觀。亞當的身邊先是圍了二十多人，後來又增加到三十多個、四十多個。幾輛計程車也停下來一看究竟，交通隨即被堵塞，大家使勁地摁著喇叭。我一個人迅速走到街對面，對著被人羣圍在中間的亞當拍了起來。大家都忘記了我的存在。

「我叫你滾蛋，」我說道，「你以為你是誰？你不能走上來無緣無故地打人吧，你怎麼那麼粗魯？」

我們又待了兩個多小時。喫火鍋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拖很久——這樣慵懶而節奏緩慢的飲食方式，很適合天氣晴好的夜晚坐在人行道上慢慢享用。餐館供應冰啤酒，我們喝了不少。大家都喫得很開心。喫完了飯，我們把兩位女子送到了樓下。我期待著她們會邀請我們上樓去坐一坐，這樣我們就能見見她們的丈夫——就像高中時，約女孩出門總免不了要跟她的父母打個照面。但她們只是笑著跟我們揮手道了再見，我們便坐上計程車回到了師專。

「她不敢回家，」她說，「她爸爸生氣得很。」

「那你想怎麼辦呢？」

那一周快要結束的時候，我們全都坐到一起，觀看了《堂·吉訶德》劇組的第二次演出。從好幾個方面來說，這一次演出差強人意，既沒了原著的激|情，有好幾次演員們還變得十分緊張，臺詞也說得結結巴巴。問題不在於重要的東西已經喪失殆盡，而是太多的東西被加了進去： 一周的過程中，這個劇目增加的影射分量簡直超出想象。第一次登臺演出的時候，沒有人會多想雷鋒和臺灣有什麼含義。可現在呢，使其成為一場精彩演出的輕裝上陣已經蕩然無存，禁用字眼因為其缺乏反而變得一目了然。再說，幾個學生跟頭頭們協商了一個星期，早已疲憊不堪。

「不要碰攝像機，」我問道，「你是誰？」

那天晚上，莫·錢告訴我，就在琳達考試的過程中，她的父親去世了。算命先生說準了，我當時多麼希望可以再勸勸她，讓她過後再考啊。

「你沒結婚！」亞當說。

涪陵師專也加入慶祝行列，為五四運動的周年慶典舉行了一次短劇表演大賽。各系先進行一輪初賽，勝出的節目將會在學校的大禮堂再集中表演一次。我上文學課的一個班根據《羅密歐與朱麗葉》準備了幾場戲，另一個班把凱特·肖邦的《德西雷的兒子》進行了一番改編。琳達扮演德西雷，莫·錢扮演鐵石心腸的阿曼德。我對這兩個小組的排練都提供了一些幫助。

我看了亞當一眼。那天晚上一開始的時候，我倆答應她們，一句英語也不說，但現在看來完全沒有這個必要了。我倆都知道對方心裡在想什麼。在這座城市裡，無論我們有時怎樣地舒適愜意過，但始終沒有走上過正軌，今後也永遠不會。那一直就是涪陵的部分魅力所在，至此已經不足為奇。

「可能你不懂。這裡是中國，跟你們國家不太一樣。在我們這裡，如果你跟某個女孩兒有了某種關係，那你們就得結婚。」他嘆了口氣，又抽了一口煙，「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一旦發生了性關係，就得結婚。我跟我老婆就是這樣。我當時二十四歲，她二十二歲。所以我就跟她結婚了，儘管我知道我們兩個人根本合不來。」

「我是一個市民，」他重複了一句。他說話的口音很重。他挑釁地又往前邁進了一步。他腆著個大肚子，頭髮梳得溜光，一張圓臉帶著沖沖怒氣。在他的身上，我一下子就看出了很多東西——從口音看，他沒受過什麼教育，從穿著和舉止看，可能有個一官半職，也許是個小幹部，或者是個小老闆。他四十好幾的樣子——他們這個年齡段的人被稱作「迷茫的一代」，因為他們成長於「文革」時期。

他朗誦的語速很快，幹部們一句也沒有聽明白。說完之後，他抬起頭看了我和亞當一眼，看我們是否聽清他說了些什麼，隨即，他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就這樣，那場戲演完了。

「不行，」他說道，「這裡不能拍照。」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問道，「你能不能幫我想想辦法？」

這恰恰是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看法——參觀完現代橋樑，帶著晾衣繩意象離開，讓國家露窮這樣的事情，只有老外才做得出來。儘管安東尼奧尼極力否認自己有批評中國的企圖，但1974年的輿論宣傳運動還是把全部焦點集中到了這一插曲上來，進而把它變成了老外來到中國故意尋找陰暗面的經典案例。我在四川和西安碰到過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他們對這件事情記憶猶新。所以，當我在涪陵用攝像機的時候，我還是非常小心謹慎的。有人不止一次指責過我，說我要想方設法拍到當地生活的陰暗面。

快要走到碼頭的時候，一大羣人很快就圍住了我們。我和亞當之前很少來這一帶，茶館、餐館的員工一個都不認識。圍過來的人羣之前沒有見過我們，於是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倆是當地的教師，業餘時間喜歡拍攝錄像。

由亞當上西班牙語課的學生忙著準備《堂·吉訶德》。這個班人數很少——總數不到十二，於是從三年級請了幾個活躍的學生加入進來。他們以涪陵為場景，根據塞萬提斯的小說寫出了自己的劇本。堂·吉訶德變成了江東的麵館老闆，平時喜歡閱讀雷鋒的先進事跡。這位革命先烈對毛主席充滿了無私的忠誠，從1963年起就成為宣傳對象。雷鋒精神就是共產主義對平凡人的一種禮讚： 他身為普通士兵，一直淡泊名利，從來就是隱姓埋名地默默勞動，直至戰友倒車不小心掛倒晾衣竿把他砸死為止（那位駕駛員等了二十五年才最終被批準入黨）。

「我的婚姻糟透了，」他說道，「唯一好說的就是我的女兒——除了她，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語言。我們從不說話，也不一起喫飯。我們還分牀睡。你看到過我的房子——我們各有一個房間，我睡小的那一間。她的父母和兄弟跟我形同陌路。他們知道我不喜歡她。」

「是真的，」她笑著說道。她的笑容很甜美，一雙黑眼睛十分漂亮。我終於明白，這樣的女子在涪陵絕不會過了二十五歲還沒有結婚。我之前一直沒想到這一點，真是傻瓜一個。

曙曉瞬已大白天。

他們的作文，既讓我知道了他們的過去，也讓我想起了他們的未來。我看到的，是他們一以貫之的無言的奮鬥歷程，正是這樣的奮鬥使學生們成就了今天。對他們的下一代來說，也許還會如此。我想象著，琳達的女兒也會長成一個漂亮的姑娘——也許會成為大學生，生活得比她媽媽更好一點。我想象著，她會在自己的作文裏這樣寫道：「我媽媽個子不高，但她很善良，也很漂亮……」

「不，我結了，」她笑著說道，「我兩個月前結的婚。」

初發葉芽即是花；

黃金之物不久全。

她走不出去

「當然可以，你把他的名字寫下來吧。」

「跟著我，」亞當說道。他手裡一直拿著那個笨重的攝像機金屬盒子，這次他把它抱到了胸前。有人用手去抓他，但被他用力甩開了，然後繼續往前走著。他魁梧的身軀，還有那個笨重的金屬盒子迫使圍觀人羣讓出了一條路。有人又來撕扯我的手臂。我一面緊抱著攝像機，一面緊跟在亞當身後。我先是感到小腿上被人踢了一下，然後大腿上又被人揍了一下。掙脫圍觀的人羣之後，我們就迅速地跑了起來。我快速地扭頭看了一眼，希望看清是誰踢打了我，但我看見的，只有一張張模糊的面孔。我們沿著街道迅速往前奔跑著。我再也沒有回頭。

我在試題的最後一部分讓學生們分析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歌《美景易逝》：

不過，我現在思忖起來，我上的那些課會不會留下點什麼印跡呢？我希望我的學生們會記得弗羅斯特的那一首詩，或是我們曾經學習過的別的什麼東西。那也許是某篇小說裏的某個小角色，又或許是莎士比亞某一首十四行詩裏的某一個片段——我只希望他們能夠記住點什麼。我希望他們會把這一點點東西藏在記憶的深處，並從那質樸的美感中找尋到一點永恆的真實。這就是我對文學的信念： 真實是永恆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當然，現實相關性的問題永遠存在，在涪陵這樣的地方，面對著種種嚴峻的現實困境，《美景易逝》這樣的詩歌有時候也許會顯得毫無用處。

遂而新芽長成葉。

「桑丘·潘莎！」莫·錢大聲喊道，「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冒險啊？」

「我覺得這不關係裏什麼事，這畢竟是個人的問題。」

不過，有很多東西是錄像帶上看不出來的，這也許才是看這段錄像的過程中最令人不快的因素。事情的淵源當然看不見——從錄像上根本看不出來，我們曾經跟太多的人堆堆打過交道，以致我們自覺得信心滿滿。錄像帶上也看不出來，要在涪陵應對這方面的問題，信心和鎮定自若才是不二法門。懼怕人堆堆，或者指望他們根本不圍過來，都是最糟糕的反應。你得接受你是異類、你跟他們不是同類這個事實，那麼，他們肯定會圍過來打量你，聽你說話。如果這都令你心煩，那你真的很可憐，這就跟噪音和汙染一樣，如果你為這些東西操心，不會有任何意義。

「你是誰？」我反問了一句。

我看著他們在雨水裡站立著，想著他們會有怎樣的未來。威廉·傑斐遜·福斯特將到東部浙江省的一所私立學校任教，莫·錢會在涪陵尋找從商的工作，路易斯即將回到偏僻的鄉下任教。盧克會在10月份的國慶節這一天結婚。婚姻是包辦的，他跟自己未婚妻相處的時間並不多，但他是個孝順的農家兒子，絕不會違背父母的任何意願。

「哎，真傻帽得很！」堂·吉訶德說道，「跟我一起去冒險吧。我們像雷鋒那樣去跟不道義的事情作鬥爭，去英雄救美。來吧，別犯傻了，我要介紹你認識我的頭號美女杜西尼婭！」

「那你們為什麼還要結婚？」

此刻，我們的身邊已經圍了一大羣人，不斷地嘀咕著什麼，不斷地往裡推擠。跟這人一起的還有一個女人，她也開始對著我吼叫起來，手指在空中不停地指指點點。攝像機仍在工作，但我把它放下來提在了手裡。亞當趕緊從街道對面跑了過來，竭力說明我們倆都是師專的老師。但那一對男女此時正在憤怒地吼叫著，圍觀人羣的嘀咕聲也越來越大，我這才意識到，我們遇到麻煩了。人們臉上的笑容消失不見了。我關了攝像機。身邊的人越圍越多。

「霍偉聽得懂你在說些什麼！」她說道，「我們一年前就學過了。你沒必要跟他那樣說話！」

江東街道上的大掃除只持續了十分鐘的時間，亞當和我坐在「學生食家」目睹了全過程。當時是星期五的下午，我們正一邊享用四川版的意大利麵條，一邊喝著當地牌子的啤酒。我們教的幾個學生跑過來，希望我們也能加入義務大掃除的行列，說不定陪著幹部掃地的情景還能被錄像呢。我們婉言謝絕了，幾個學生看起來還有點失望。

6月非常繁忙，我盡量提前開始跟人們告別，以免事到臨頭忙不過來。

哪裡才是我的小島？

幾個女生在走廊上悄聲議論，一個個顯得臉色憔悴。蘇珊離校之後的那天晚上，我在辦公室外面碰見了薩拉和麗薩兩個人。她倆神色嚴峻，我們就站在可以遠眺涪陵主城的樓臺上說著中文。我向她們問起蘇珊的事兒，麗薩把我認真地打量了一番。

因為封建制度給了她太多的扼殺

飛船駛出了港口。學生們仍舊站在碼頭上。在他們的身後，灰濛濛的城市拔地而起，在迷霧中看起來髒亂不堪。跟以往一樣，我在江上總是以外人的眼光來看涪陵： 宏偉、冷淡、難以理解。難以置信，這個地方兩年來竟是我的家。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再見到她，她又會經歷怎樣的變化。飛船迎著水流，駛向了長江的江心。

不過，亞當卻感到有些內疚，儘管我沒有上那個班的課，但我的心情跟他差不多，因為毫無疑問的是，由於受了我們的影響，學生們才惹下了這麼大的麻煩。如果沒有我們這兩個人，他們肯定不會排演《堂·吉訶德》和《德西雷的兒子》（如果不是受了我們的影響，一個學生黨員也肯定不會給自己起莫·錢這樣的英文名字）。我們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跟這很不一樣，我們是隔著一段距離來觀察涪陵這座城市，對學生們卻直接地施加了各種各樣的影響。我們經常鼓勵他們思想要開放，要敢於質問，要不懼權威。這其中有一些是有意為之——比如關於羅賓漢的種種爭論，用漢語進行的種種對話——但總體而言，那是我們的身份意識所決定的。我們是外國人，頭腦裏沒有這樣的警示聲音，提醒我們哪些界限不能跨越。我們在涪陵生活了足夠長的時間，對有些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還沒有到已經把各種規則內化於心的地步，在這個處於轉型期的國家很容易招致政治風險。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我們真的可以不用繼續上課。」

幾天前的一個晚上，師專的領導們請我們四個外籍教師和我們的輔導老師一起出席晚宴。外辦的負責人王先生一直喜歡拿我和亞當說的漢語取樂，故意要人領情似的說得很慢，還怪我們聽不懂。整個宴會期間，他挨著我坐，對我進行了無情的奚落，最後還是廖老師厲聲斥責了他。

氣候宜人的夜晚，就著川東人最愛喫的火鍋，高明會跟我訴說他的種種煩惱。光說火鍋很辣沒有任何意義——四川人喫的東西都很辣，上至早餐就著辣椒享用的花捲，下到宮保雞丁。僅僅因為喫的麻辣食品太多，有些志願隊員都得了潰瘍。

中國共產黨成立

當起了紅衛兵

他把這幅圖片舉起來當做標語，然後直奔鄉下而去。很快，他就遇到了一位正在田地裏辛勤耕耘的農民，扮演者是那個名叫羅傑的男生。

王冬梅同樣如此。她倆都是新婚燕爾，卻在周五的晚上把自己的丈夫扔在家裡，跟著外國人出門。

「他在幹什麼？」

即使美食林立，火鍋還是因為其獨有的麻辣而聲名鵲起： 熱辣的油鍋就在眼前，蔬菜、肉食、粉絲輪番烹煮。這樣的喫法長年累月，在夏季尤為常見。其中的道理，是火鍋喫得大汗淋漓，出汗方才讓人覺得清爽不已。

「結了。」

第二天，蘇珊在師專失蹤了。這事兒是一點一點傳出來的。四天前，她接受了人工流產，考試前一晚，她因為併發症被送進了急診室。然而，這件事一直捂得很緊，直到事發。我有一種感覺，她一定是看了非法的個體醫生，儘管這事兒一直不清不楚。我們只知道，她被送到急診室這件事驚動了師專的領導，他們現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她因此也就不見了蹤影。學生只要被逮住跟誰發生過性行為，肯定會被開除出校，更不要說還因此懷了孕。他們的檔案裏還會記上這麼一筆——只要身在中國，他們走到哪裡，這個材料就會跟到哪裡。如果蘇珊要到單位謀職——不管哪種單位，只要是單位，她的上級就會知道她曾經幹過些什麼。

「再說，我們不是一直在做義務勞動嗎？」我說，「我們本身就是和平隊派來的志願者啊。」

一個孱弱女子，

「羅馬這個城市很漂亮，」神甫說道。

「那是不可能的，」麗薩脫口而出。她的學習成績比較好，也喜歡思考問題。我問麗薩，蘇珊是不是回家了，她搖了搖頭。

到了傍晚，或是周末，我會繼續遵循我在城裡的生活軌跡。星期天上午的路線經過了精挑細選——天主堂、神甫、鐵匠鋪、茶館。然後，我會在跟南門山一街之隔的那家餐館裏要上一碗抄手。這家館子的抄手是全涪陵城做得最好的，我一般會在十一點整準時動筷，小園子裏那支十二個人的銅管樂隊也會準時開奏。幾乎每個星期天上午都有人僱請這支樂隊為婚禮進行演奏，因為婚禮要辦得好就要儘可能多地吸引人們的注意——這樣才很有面子。樂隊演奏的是《友誼地久天長》和《來吧，忠實的信徒》，而棒棒軍們一般都會準時到來，充當起忠實的看客，獃獃地看著化了濃妝、披著婚紗的新娘的到來。

「美國的離婚太普遍了，」我說，「人們覺得離婚太容易了。所以，可能兩個地方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