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壩

陽光照耀著赭黃色的江面，鷹隼在頭頂滑翔。人們在江邊晃悠悠地劃著竹筏。裝煤炭的小船轟響著一駛而過。岸上的工人們在開採石灰石，他們手中鏨子的叮噹聲清晰地迴響在冬日的江面上。我們在豐都做了短暫的停留。這是一座沿河灘而建的狹長小城，位置很低很低，十年後將被全部淹沒。小城背後的山上有一座寶塔，太陽在那個方位慢慢地沉了下去，短短地發出一陣橘色的光芒，隨後消失在綠色的山坡之後。

更立西江石壁

跟烏江的水流相比，其他事物都顯得慢悠悠。到了烏江的河口，就連浩大的長江都彷彿停滯不前了，跟烏江支流的激越不同，它那渾濁的水流似乎慵懶了許多。兩條江流涇渭分明，在今天這樣的日子裏，它們的交匯處形成了一條分隔，清晰明了，好似地圖上的分界線。長江的水渾黃，烏江的水碧綠，它們的匯合猶如兩片染色玻璃，被緊緊地貼在了白山坪的懸崖峭壁之下。

政府給大家做出了承諾，要在涪陵的周圍修建一條堤壩，以保護低水位地帶。每當我向人們問起三峽工程的有關情況時，他們總是聳聳肩，說市裡面要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壩，也就是說，三峽大壩引起的水位上升不會給他們的房屋帶來任何影響。然而，有關水壩的細節卻非常模糊。它會圍繞著城市而建嗎？何時修建？如果在家門口修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水壩，家裡不就會一片漆黑，讓人難受嗎？而且，安全性呢——你真的信得過這道水壩嗎？每次我提出這樣的問題，都沒有人回答，似乎也沒有人有過類似的疑問。這裡會修一道水壩——他們就知道這些，這也就夠了。即使到1998年我離開涪陵的時候，水壩也還沒有開始修建，可我仍舊沒有聽到有人對此表示過擔憂或者關心。

之前，江渝輪船被稱作「東方紅」，這是為了頌揚偉大領袖毛澤東。但到了現在，長江上的船運競爭十分激烈，你最好別讓潛在的顧客想起他們在過去受到的那種服務水平。我們乘坐的那艘船名叫「猴王號」，取名自7世紀遠赴印度取經的經典故事《西遊記》。故事發生在唐朝，長江沿岸的人們對那個時候的遠行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的記憶。

為了應對大壩的修建，中國的第一個環保遊說團體成立了，即便到了1993年大壩開工建設的時候，依然可以聽到小心翼翼的批評聲。1996年8月，也就是我抵達涪陵的那一個月，一群文物專家和其他領域的教授公開向江澤民主席提出請求，要採取行動保護淹沒地區的文化古跡。保護行動本來計劃從1996年開始實施，但至今未見任何動靜。他們提出，要用兩億三千萬美元的資金來採取各種必要的保護措施，如考古發掘和搬遷寺廟、新建博物館。有提案建議修一道擋水牆來保護石寶寨使之形成島上寶塔，也有計劃說要把張飛廟一塊一塊地搬遷到更高的地方去。天津大學提出要為保護涪陵的白鶴梁修一座水下博物館。遊客可以經由岸邊的走廊進入博物館，而博物館的屋頂將會矗立於江水之上，其形狀能夠喚起人們對於那道遠古石脊的一點記憶。

因為以上以及其他原因，這項工程長期以來引發了一大批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災難性預測。他們預見了水壩斷裂、庫區淤塞。他們提出預警，原來存在於河岸的有毒物質會隨著水位上升而進入江水。水庫會淹沒掉十三座城市、一百四十座城鎮、一千三百五十二個村莊。它還會淹沒掉六百五十家廠礦、一百三十九個電站。一萬多年以來，峽江地區是人類文明的家園，人類那無盡的活動遺跡、垃圾堆和化學沉積物都將因這新修建的水庫而攪和在一起。同時，這條江流也不是什麼輕易就能敲打修補的東西——整個流域居住著三億五千多萬人口，比美國和加拿大人口的總和還要多，佔到了全世界人口總量的十二分之一。

每一條江河除了長度、寬度和流速，都有自己難以捉摸的個性，涪陵的這兩條江性格迥異，它們的對話只局限於交匯處那一條簡練的水線。長江被人化了——被開闢了航道、留下鑿痕，被截流改道、築起了大壩；淺水區設了信號浮標，大大小小的船隻在汙濁的浪尖湧動。它去往上海。烏江——清澈、碧綠、人跡罕至——來自崇山峻嶺。一條江講述源流，另一條展望歸途：這正顯示了它們在個性上的巨大差異。氣勢雄偉的長江彷彿去向某個要地，而烏江窄窄的激流則來自某個神祕的荒野之地，那些若隱若現的羣山好像在說，它將堅守所有的祕密。你可以釣上一整天，但烏江會讓你一無所獲。

不過，這樣的批評並沒有銷聲匿跡。記者戴晴對該工程的反對聲最響亮，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反對三峽工程的書籍。1992年，李鵬總理推動全國人大對這一工程項目進行最終表決，並如人們預想的那樣獲得了通過。然而，強烈的反對跡象依然存在，三分之一的參會代表要麼反對，要麼棄權。

在一段陌生的江流之上的黑暗中，我又醒了。我一直在做夢，一時間，我有些迷糊——我是在密蘇裏的老家嗎？或是在成都？涪陵？我聽出了長江的水聲，就什麼都想起來了。就在我又要入睡的時候，我聽到了一種聲音。

烏江

有時候，如果在上午來到城裡，我會停下腳步，把那些「177米」的標識看上一會兒。在小食店門外，孩子們正在玩耍，棒棒軍挑著東西爬坡上坎，小食店的老闆娘在門口擺上了一大鍋黃澄澄的豆花。中山路上，幾個臨時工帶著鋸子和油漆刷子，正等著被人僱傭；擦鞋匠和做小生意的攤販把攤子擺在了水位線標識的邊上。目力所及，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場景。然而，這一切會在十年後沉入新水庫的水面之下。順坡而下，我恰能看到這個城市將會有多少東西受到影響：老城區絕大多數的青瓦木板建築、中山路和沿江路上的整個門面街區。這都是城市裡充滿活力的地方，而人們總是忙得都沒有工夫對著那些標識多看一眼。江水要到2003年才開始上漲，這對涪陵人來說非常遙遠。再說，他們還有別的事情需要擔心。

他一邊搖頭，一邊把乾草碼到船上。他個子矮小，十分精瘦，年齡在三十歲以上，濃密的黑髮下面透出冷峻的眼神。船裝好之後，他點燃一支香煙，迎著激流出航了。觀察水情的時候，他的眼神倏然閃亮了一下。搏擊水流時，他的身體緊繃著，臉上充滿了專註、熟練和歡樂的神情。山間溪流濺起一串串水花，他嘴裡的香煙依然頑強地燃燒著。

這種集體主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個例子，是涪陵人對於公交車上的扒手的反應。有一次，亞當上了一輛從江東進城的公交車，一個賊眉鼠眼的乘客在中途下了車，坐在亞當身旁的一個乘客便用胳膊肘輕輕地碰了碰他。

我早已熟悉的景色慢慢向後掠去——轉過一個彎，白山坪不見了；再往前走，插旗山也不見了。沿長江往東，我所不熟悉的山脈蜿蜒而去。在我的眼裡，由於不了解歷史，它們無名無姓。每當我們經過一座山頂寶塔，或是一間河邊棚屋時，我都會想，這裡究竟發生過什麼。石達開和他的部隊來過這裡嗎？那些逝去的朝代留下過什麼印跡嗎？石刻或是古墓？有沒有哪個手法嫻熟而又眼神哀婉的書法家被流放到這裡的河岸邊呢？我已經習慣了當一個靜靜的看客，我常常站在陽臺上，凝視著往來的船隻，想要弄清它們會駛往何方。而現在，我凝望著那些土地，禁不住想知道那裡曾經發生過什麼。我意識到，這正是來來往往的遊客對於涪陵的看法：骯髒的港口、斜長的山坡，以及無盡的思緒——這裡發生過什麼嗎？——就這樣，江城遠去，新的風景出現了。

在中國的歷史上，這類工程具有兩面性。這個國家有數千年駕馭和馴服河水的歷史——人類文明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具有這樣的歷史記錄，可以把一條條大小江流成功地加以持久利用。四川中部的都江堰，設計巧妙，修建於兩千三百多年之前，時至今日依然正常地發揮著灌溉功能，把成都平原變成了全國肥沃的魚米之鄉。此前，長江也曾被馴服過，縱使規模較小。1981年，在目前修建的三峽大壩下遊，人們修建了葛洲壩。

不過，涪陵缺乏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社區感，孔老師的話正好印證了這一點。近代以來的歷史教導人們，要盡量少摻和公共事務，同時，也伴隨著對於公共事務缺乏了解意識。對於當地的重大事務，涪陵的人們沒有渠道獲取可靠的信息，再加上對公開抗議活動的嚴格限制，使得人們無法參與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們既不期望、也不主動要求得到這樣的信息。

這場景裏，唯一可以記下的是我們的乘船。靠近壩址時，輪船慢了下來，乘客們都擠到了甲板上。他們中間有解放軍戰士、帶著嬰兒的年輕夫婦、穿著黃布棉襖的農民。在我們穿越巫峽和西陵峽的時候，這些人大都躲進了船艙，因為外面太冷了。但等到船隻從一排排塔吊、卡車和石堆旁駛過的時候，他們全都擠到甲板上來。他們拍著照片，對著那些塔吊指指點點，國旗在寒風中飄動。我細細地看了周圍人的面孔，看到的是驚嘆和決然——驚嘆於大壩的宏大，決然地忍受著寒冷，決然地要把工程的每一絲進展盡收眼底。即便在那些嬰兒眼中，我似乎也看到了這樣的神情。

老人六十五歲，從重慶一家工廠退休已有十多年的時間。他戴著寬邊眼鏡，穿的衣服又臟又舊，由於上了年紀，背有些駝。他們之間形成了一番對照——一邊是孱弱不堪的老人，一邊是兩米多長的全新的伸縮式鋁製魚竿。「花了我一百五十多塊呢，」他有些得意地說道。跟岸上的幾個人一樣，他抽著香煙，身上還隱隱約約有一股酒味。他提到了另外一種魚，可能也是江裡面最好的魚，誰都沒釣起來過。他說了魚的名字，但他的口音很重，那個詞我聽不太明白——有點像是鱔魚，他也不知道那兩個字該怎麼寫。管他呢，好魚常常叫不上名字。「很少，很好喫，」他說道，「但受政府保護。要賣一百塊錢一斤！要是你釣到了，周圍又沒有人，走就是了！但要是周圍有人，你就得把它扔回去。」說起這些來，他顯得十分嚴肅，彷彿在引述某項如此規定的法律條文。他清了清喉嚨，朝巖石啐了幾口，然後順著空空的魚線把視線投進了盲區。

在城中心，一塊告示牌詳盡地描述了這個縣未來的發展規劃。到2003年，也就是大壩一期工程完工之時，巫山的江面將上升到五十二點七二米。到2009年，待三峽工程全面完工之後，江水將再上升四十米。到2003年，遷移人口將會達到三萬七千九百零八人，到2009年再搬遷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五人。所有這一切都用冷漠的口吻描述著。這塊告示牌同時指出了將要拆遷的房屋面積（到2003年拆遷一百零二萬六千零八十二平方米！到2009年再拆遷五十三萬零九十四平方米！），而告示牌本身——寫滿了令人目眩的蓄水數據——將會在十年後被無情地永沉江底。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就越發現這實際上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回應。之所以奇怪，是因為外國報紙對此項工程刊登了許多尖銳的評論，像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裡也有一些憤怒的批評聲。然而在大壩將會造成直接影響的涪陵，卻看不見任何不快的跡象。在我居住的兩年時間裏，我從來沒有聽到哪個人對三峽工程有過不滿，倒是聽到他們對其他的敏感議題發過牢騷。

對那些不幸居住在長江兩岸的人們來說，大壩的修建的確是個問題，但即便他們也不太會惹出什麼麻煩。跟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歷史教他們學會了堅忍，對涪陵這樣偏遠地方的人們來說尤其如此。所有影響這座城市的巨大變革均來自別處——太平天國的將士們來自東部、國民黨的命令來自南京、共產黨的土改政策始於北方，隨後才一路南行來到了長江河谷。三線建設來了又去，所到之處，橫掃一切。最近幾年，各種新奇產品從重慶順著長江傳了下來，隨之而來的則是催生新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種種法理變革。現在，涪陵的街頭甚至開始出現外國人的身影。對於這一切發展變化，你只有接受它、適應它，因為你無法控制。就像長江一樣，它來自別處，又流向別處。將來的某一天，江水會上升四十米，你也只有適應它。我曾經問過一個朋友，江水上漲會不會有什麼問題。跟孔老師一樣，他對這樣的問題似乎也感到驚詫不已。「嗯，」他回答道，「水漲了，船跟著升高唄，沒事兒。」

一路往北，我們穿越了大寧河上的小三峽。在清晨的陽光裏，河水清澈明凈。空空如也的乾草船正在逆流而歸，農民們跳入激流，用纖繩牽拉著小木船。金絲猴在懸崖之上攀爬著，在灌木之間騰挪著，在我們身後的河岸上啼叫著。

這不算什麼得體的回答，但從有些方面來看，它講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這個國家早就習慣了作出困難的抉擇，而這樣的抉擇可能美國人連想都沒有想過。每當我造訪白鶴梁，為遠古的題刻和永恆的江河交匯而深深讚歎的時候，都會想到這個問題。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沒有如此強烈地感受到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歷史，一邊是自然的，一邊是人類的。一個是永無休止的循環產物，另一個——儘管結果不一——卻一直循著直線往前：進步、發展、控制。在我看來，在長江之上，如果要把這一切通通捆綁成一體，硬把循環不止的江水阻滯在大壩上那長長的一汪死水裡，是極其危險的違背自然之舉。

不過，在涪陵好像沒有人清楚這條江名的淵源，長江水渾黃不變，而它的顏色則瞬息萬變。夏季，雨量豐沛，冰雪融化，咆哮的烏江水一片渾黃，跟泥濘的長江水融為一體，難以辨別。到了晚秋，旱季來臨，江水的顏色由黃而灰，進而墨綠。及至冬季，江水宛如一條窄窄的玉帶，被激流沖刷得有些發白。

乍一看，「烏」字像一隻鳥兒——頭頂一簇羽毛，四方形的頭上長著鉤形的喙狀槽口，直直的一橫代表一隻翅膀。跟有些中國字一樣，其字形反映了部分含義：烏鴉。它也有「烏」、「黑」的意思。這名字可能是指江水的顏色，每當河谷上空烏雲密布，洶湧的江水顯得格外深黯。雨滴尚未落下，黑雲的陰影已經籠罩了整個江水。

「噢，算了吧，」麥克懊喪地說道，不過他隨即又高興起來。「嘿，前方至少還有兩個峽谷吧。」

在我看來，這種對公共事務的疏離是如此徹底，恐怕無法把它簡單地歸咎為「後解放時代」的社會模式。過去的五十年教導人們不要參與公共事務，可在一定程度上，共產主義建立的基礎卻是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形成的社會模式維持了幾百年的時間。這樣的特徵很難描述，尤其難以說清楚它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我的學生們經常寫道，中國人是多麼具有集體意識，這鼓舞了人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互相幫助，而個人主義的美國人則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道路。

山勢又拔高了，陡峭得無法進行耕種，隨著黑夜的降臨更顯出藏青色。在北岸，我們駛過了一條荒坡，除了兩座緊挨在一起的白色小墳包，山坡上空無一物。兩個小墳包孤零零的，風水極好：面朝南方，俯視長江，地勢高踞，也許還能作為即將建成的水庫的陪襯物呢。

那個學期剩下的時間裏，我因為學生在作文中大肆應用那種承上啟下句而備受折磨。他們習慣了用死記硬背的方式進行學習，也就經常性地套用這樣的範例，甚至到了抄襲的程度。他們已經成了積習難改的文抄公，就算兩三個學生交上來的作文一模一樣，也毫不稀奇。很難真正意識到這樣的做法是錯的——全校上下的學生得到的教誨就是模仿範文、抄抄寫寫、不加質疑地接受，他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當然，這只是妄想——三峽大壩會使江面上升，但不會升到教學樓這麼高的位置。有學生說，江水要上升到江東地區的半山腰不大可能，也有學生說大水會淹沒臨近所有地區，江面會一直升到學校的大門口。沒有誰拿得準，但也沒有誰真的在意。書上告訴他們修建大壩好處多多，這就夠了。

「不過，如果熟悉水情，三峽也沒有啥子危險。當然，如果不懂，那就難開多了。不過，我們都走過好多次了。走來走去，也沒有啥樂趣了。風景確實好看，但我看過太多、太多遍了。」

不過，分歧一直存在著。即便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鄧小平和李鵬總理就水壩的建設越來越接近於實質啟動階段，這還是當時中國可以公開討論的極少數重大話題之一。批評是被允許的，甚至還不少。很多專家認為，在長江及其支流上修建一系列的小型水壩，可以實現同樣的效益，同時又規避了風險。這樣的爭論一直持續到1987年，政府已經疲於這樣的民主，終於下了封口令。如果中國的幹部們想要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壩，那就建吧——不管風險有多大。其中的困難——淤泥、地震、古跡被淹、物種滅絕、移民搬遷——都不算什麼。正如歷史上無數次發生的那樣，專家的話可以忽略不聽：就如毛澤東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鼓勵提高生育、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一樣。有些時候，你需要的是定論，而不是爭論。沒有必要因噎廢食。

專家告誡，來自被淹沒區域的水銀、鉛和其他有毒物質可能會被帶入人們的供水系統，他們擔心在新形成的庫區會爆發流行性傳染病，如瘧疾、鉤端螺旋體病、流行性乙型腦炎等。大壩的建築工人數量多達四萬，他們在臨時工棚裏過著臨時性的生活，會經由暗娼攜帶和傳播性病。艾滋病也會順著同樣的途徑傳播開去。再說，水壩修好之後，這些工人又該去什麼地方呢？

人們還有一種看法，覺得修建大壩完全是個好主意。那意味著電力，而電力代表了進步，對涪陵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大壩完工後，可以發出足夠的電力，可以每年減少五千萬噸煤炭的消耗。在這個嚴重遭受汙染的國家，有四分之一的死亡人口跟肺疾病有關，這一點當然是不小的益處。無數個日子裏，我站在陽臺上遙看長江，感覺有一點點哀傷，因為我知道，它那江水奔湧的日子就要到頭了。但更多的日子裏，當濃霧密布時，我根本就看不見它在哪裡。

第二天，我們乘坐遊客專用船遊覽了大寧河，收費標準為八十元，船上配了一個導遊。我們付了錢，他也讓我們看了那些山形——八戒拜佛、龍頭、馬屁股、睡美人等等——其他遊客都是中國人，他們一邊在支離破碎的崖壁上辨認各種形狀，一邊興奮地大喊大叫。這在中國的每一個自然景點已經成了俗套，自然界如果不跟人找到某種結合點就一無是處。一座山要麼長得像什麼，要麼某人寫過一首什麼詩詞，要麼有過一個遠古的傳說，這一切都讓巖石具有了生命。

儘管對這一段歷史略知一二，我還是覺得人們對三峽大壩工程缺乏興趣和漠不關心達到了不一般的程度。現在的人們受教育的程度遠勝於以往那個年代，在一定程度上，人們應該記住所經歷的歷史教訓，防止因盲目而重蹈覆轍。然而，十分明顯的是，普通民眾對於三峽大壩和下遊城市移民的命運完全漠不關心。一次，孔老師和我在上課的時候談到了三峽大壩，我問那些即將到來的變化會不會令他有所擔心。

在城區，我確切地知道了長江的新水位線，因為有很多標誌，標示著今後長江會上升到什麼位置。其中一處位於涪陵的老城區，在一家小食店的外牆上用紅色標示著。在城區的中山路，也就是從碼頭上來的第二條大街上，也有一處這樣的標識。

學期臨近1月底結束，然後我們有四個星期的寒假。亞當和我想去哪裡就可以去哪裡——其他志願者有的去了日本、泰國和寮國——但對我們兩個來說，最簡單的莫過於順江而下，就像我們當初來這裡一樣。

我們出了西陵峽，朝著大壩的壩址駛去。這場景一言難盡——太多太多的塔吊、太多太多的挖泥船、河岸上太多太多的土石方。我取出筆記本，但什麼也沒有記下，這個大傢夥讓人震驚。遠處的一座山頭上，樹著一幅六十多釐米高的大標語：建設三峽，開髮長江。儘管這八個大字包含了很多東西，但卻一言難盡。

他想了一下。「如果你是移民，」他回答道，「那你可能會有所擔心。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這關係不大。」

長江沿岸有著豐富的歷史，根本無法幻想哪裡還有人類未曾涉足的大自然。每一塊巖石看上去都像某樣東西，每一條支流都充滿了傳奇，每一座小山都飽含著往日的故事。正是有了這樣豐富的歷史，你根本不能說新建的三峽大壩是一種純新的違背自然之舉：王昭君曾經把家鄉的那條小河變得香氣四溢，現在，李鵬和他的工程師們不過是把他們的江河變成電力而已。就連文物古跡白鶴梁最開始也是一種破壞性的藝術——唐代的船工們在那一大片無辜的砂石上留下刻痕——那麼，如果人為修建的大壩破壞的是人為留下的刻痕，那可能也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些鑿痕因為船工而存在，正如江河為了人類的諸多用途而存在。

1980年，鄧小平掌權後，取消了這一戰略項目，很多曾經的三線建設項目以這種方式進行了轉軌。隨著中國對外關係的不斷改善，來自美國的威脅似乎也沒有那麼嚴重了（再說，把兵工廠放在涪陵這樣的地方實際上也起不到多大的防護作用，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三線建設項目成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沉重負擔；在有些年份，花在這個項目上的經費佔到了國家財政預算的百分之五十。從來還沒有哪個大國如此大規模地對經濟結構進行過重組——就連斯大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也無法與之相提並論——有人因此估計，三線建設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破壞程度超過了「文化大革命」。

不過，思想上的這種轉變只是一種詩意，涪陵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時間來想這個問題。他們沒有時間、沒有興趣去參觀白鶴梁，他們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也絲毫不用勞神操心。通常情況下，石樑上除了我就沒有別的什麼遊客。1998年春節期間的一個周末，我在那裡為了編寫題刻故事而進行調查，那是我僅有一次看到了一大羣遊客。涪陵的大多數人都讀不懂那些題刻——其上所使用的是繁體字，這種文字在解放後進行了簡化，而那些題刻的語言則是20世紀文字改革之前那種中國古代的文人們所使用的文言文風格。即便是讀過書的人也不會對此有多大的興趣。如果你想了解當地的歷史，根本沒有必要勞神坐小船到這兒來——你完全可以到鄉下閑逛一番，不用怎麼刻意就能撞上一堆明清古墓。

是一陣吱嘎聲；一種壓抑的喘息聲。喘息聲沉重而平穩，輕柔似水，但絕不是水聲。那是什麼聲音？又一陣吱嘎聲；喘息聲更沉重，但不那麼平穩。聽著聽著，我完全醒了過來，隨後我明白了那是什麼。亞當下鋪的那一對年輕旅伴，也就是那位害羞的女子和年輕的男子，正在向三峽昂首挺進的輪船上，悄然而決然地親熱著。

我們花了一天的時間去爬那些山坡，懸崖十分陡峭，根本就看不見山腳下的大寧河，那些農家孩子一看見我們就驚訝地扔下鐮刀大笑起來。沿著草叢掩映的小路，我們下了懸崖來到大寧河邊，然後想招一艘小船搭乘上去。我們想的正是——在冰冷的大寧河上搭乘乾草船順流而下——但農民們接到過通知，禁止搭乘外國人，他們只得笑著告訴我們這太危險了。儘管大家都知道這事兒不可能，我們還是跟一個船老大討起人情來。他誇我們初學漢語就講得這麼好，我們則讚歎他的家鄉風景如畫。

他們沒怎麼弄出聲音來。年輕的中國人已經習慣了——房間狹小、公寓擁擠，黑燈瞎火的公園角落都可以偷偷地享受片刻。星期五的晚上，我們的學生中間就有人成雙結對地來到烏江的岸邊。在這艘船上，我竭力地不去細聽，終於又睡了過去。第二天一早我才知道，克萊格也被驚醒了，不可思議地聽了一陣。不過，亞當睡得十分踏實，對於發生在他下鋪的事情一無所知。次日一早，那個女子依舊十分害羞，雙眼緊盯著地面。在巫山下船的時候，她把頭髮往面龐的兩邊理了理。

「你要注意點，」他對亞當說，「剛才那人是個扒手。」

他拿著宏聲香煙的手大幅度地揮動著——指向江東這邊的山坡，指向插旗山上那些顏色褪盡的土石堆，指向河對岸主城區灰色的樓房和剛剛亮起的街燈。街燈的亮光劃過充滿野性的黑黢黢的烏江激流，照耀著那冰冷而清澈的江水。它融進渾黃的長江，繼續一路東流——流經三峽、流經毛的家鄉、流經這些人下次航程的終點江陰、流經上海泥濘的河口，最終注入寬廣無垠的東海。

毫無疑問，馬克·吐溫為密西西比河上修建的丁字壩扼腕嘆息過，可他要是看見長江被巨大的混凝土水壩縛住的話，會更加悲傷不已。不過，這個涪陵船夫總歸只是個船夫，他感興趣的是運貨，而不是這條江河的知識、歷史和詩意。當被問及新修建的大壩時，他只是聳了聳肩，畢竟那對他的生意沒有太大的影響。最大的變化就是他不得不|穿越新建的船閘，需要履行八道手續，並可能為此耗上六七個小時的時間。但那也算不了什麼，畢竟他早已在這條江河上航行過、搏擊過。從小處說，他每個月都在馴服長江，而更大規模的馴服也不過是給他留下了這麼一個印象。

在中國，很多人都這麼思考問題。這跟美國不同，那兒的人均電力消耗達到了三千瓦——足夠所有美國人在同一時間一起打開一隻電烤爐和一隻電吹風。而在中國，人均電力消耗只有一百五十瓦，只夠大家點亮一兩隻燈泡。但對那些根本無電可用的六千萬中國人來說，連一隻燈泡都點不亮。

「這裡根本就沒有路，」他說道，「你看在山上幹活兒的那些人——好辛苦哇。就這樣的大山，哪裡都窮。」

我告訴他們「三峽工程」是一篇很不錯的範文。他們聽得津津有味，並在隨後的作文中借用了這篇範文的玄妙之處。我布置的課外作業是一篇關於學生要不要做早操的議論文，很多人一開始就寫到了早起鍛煉的各種好處。之後，學生們全都轉換了行文：「但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有些學生即使是從反例寫起，也採用了幾乎一模一樣的承上啟下句式。後來，我又布置學生就哈姆雷特的性格特點寫一篇議論文，他們在開篇部分列舉了哈姆雷特的弱點——優柔寡斷、對奧菲利亞太冷酷——到此為止，很多學生的作文似乎都寫得相當不錯，可那個討厭的句子不知從哪裡又一下子冒了出來：「但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我開始感到厭惡，反覆跟學生講，這是個令人反感的轉折句，但它仍舊不斷地在學生的作文裏露面。最後，我只好認輸，無奈地自我安慰著，巴不得有一天長江被大壩攔腰阻斷，江面上升，江水捲走所有的《寫作手冊》，把它們卷進大壩底下那七百兆瓦的發電機裏攪個稀巴爛。

「有兩個人可以開船，」他說，「我開不來，但兩個人會開就夠了——一個開船一個休息。你知道吧，開船比開車辛苦得多。開車只需要學上兩三個月就行了，開船啊，學上五年才可以考試。考個駕駛本要花一萬多塊。之所以那麼貴，那麼麻煩，是因為如果開船出了差錯，麻煩就大了。

大寧河水冰冷而清澈，在石灰石崖壁的底下奔騰流淌著，農民們拿著鐮刀在懸崖上收割乾草。他們把收割來的乾草捆成一捆，以便用包鐵皮的挑擔挑運到河邊。在大寧河岸邊，他們把乾草碼放到平底木船上，再順江而下運送到巫山和長江。這算得上是一次狂野的航行——一個船工站在船首，拼盡全力操控著一把巨大的船槳，另一個人則在左舷位置操持著一把長槳。乾草將順江而下運抵武漢，那裡的工廠再把它打成紙漿。為這一趟力氣活兒，幾個農民又是割草，又是扎捆，還要在湍急的江流中搏擊而下，每噸乾草可以拿到四十八美元。

我們買好了下午的「江渝」船票，因為有人告訴我們不要買。同事勸告我們不要坐這種輪船，非常臟，並且十分擁擠，主要是沿河而居的人們的交通工具。跟一般的遊覽船不一樣，這種船在寺廟和景點都不停靠，也不會有其他的外國人坐這種船。這聽起來不錯——寺廟我已經看了不少，而三峽的懸崖峭壁從哪艘船上看出去都一模一樣。最要緊的，是我想看看那些沿河而居的人們的日常生活。

涪陵因為處於大壩上遊三百英裏遠的地方，江水的上升基本上不會有巫山那麼觸目驚心。不過，即便是在涪陵，那些紅色的數字依然預示著巨大的變化：如果把白鶴梁作為涪陵長久以來的冬季水位基準線，那這座新建水庫的水面將會高出唐代雙鯉石刻近四十米。

讓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市裡派了那麼多管理員到石樑上來，尤其是很多管理員訓練有素，幾乎能回答人們提出的有關題刻內容和歷史的任何問題。對於這樣一個基本上不會有外來遊客的城市，以及這樣一個幾乎時常無人問津的歷史景點而言，這極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不像在美國，某個空空如也、毫不起眼的晚清時期的戰場遺址都可能會得到數百萬美元的經費資助，僅僅是因為有些士兵在內戰中戰死於此。中國的歷史如此豐富，如果要把所有的古跡都保護起來的話，人們恐怕連種莊稼的地方都沒有了。

我並不認同，通過比較在個體和羣體問題上大相徑庭的態度，兩個國家的政治差異就能得到清晰的（以及道德化的）解釋。不過，若說到包含了家庭和朋友的緊密社會網路時，這樣的陳詞濫調可能會更準確一些。在涪陵，我所了解的家庭毫無疑問要比美國的家庭關係更為緊密，因為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沒有那麼的自我中心。他們彼此之間十分慷慨，而這種大度常常會延伸到好友身上，從而把他帶入到十分緊密的社交圈子中。集體主義思想對老年人顯得尤為重要，因而他們在這裡得到了比美國好得多的關懷照料。在涪陵，我從未看見過老年人被拋棄在「退休人員之家」，他們基本上跟子女一起生活，照料孫輩，或是幫著耕種田地、打理生意、操持家務。毫無疑問，跟我在美國老家看到的相比，他們的生活更有目的，更有規律。

在一個爽朗的下午，陽光明晃晃地照耀著白鶴梁，我們的輪船搖搖擺擺地駛出了港口。「猴王號」跟我們之前料想的一模一樣——髒得一塌糊塗，鬧哄哄地擠滿了乘客，除了我們相約出行的四個人，船上再也見不到別的外國人。除了我和亞當，另有一個來自「美中友好志願者」的隊員克萊格·西蒙斯，以及一個在西安邊教英文邊學中文的兒時夥伴麥克·格雷厄姆。我們在後甲板上找了個位置，站立在明媚的陽光下，欣賞著江景。

不過，這樣的集體主義僅限於一些小團體、家庭、朋友和單位之內，這些緊密的社交圈也起到了一定的邊界作用：它們既包容，又排他。對於自己熟知的圈子外的人，一般的涪陵人幾乎很少表現出認同感。在日常生活中，我見過無數這樣的事例。最常見的莫過於排隊買票時的紛亂，與其說是排隊，不如說是扎堆，一大羣人擠過來擠過去，相互之間你推我攘，絲毫不顧他人死活。這個例子能夠很好地說明集體主義思想，但跟我學生所說的東西又不一樣。集體地來看，一群烏合之眾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把票買到手——但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把他們凝聚起來，於是，每一個個體都會拼盡全力，以儘快地實現自己的個人目標。

過兩天，他們將順江而下，駛往一千多公裏之外的江蘇省江陰市。他們將從三峽的崖壁底下漂過，穿過華中的窪地和湖泊區域，去往中國的遠東。這一趟跑下來要花七天。

不過，這同時也引發了另一個顯而易見的疑問：我們真就相信長江沿線的所有人——開船的船長們、經商的商人們、被洪水嚇怕了的農民們——再也不會受這條江河的擺布嗎？或者說，這條江河依然可控嗎？人們試圖馴服長江的種種努力會不會反而增加災難風險？大壩壩址位於一個地震斷裂帶之上，並不穩定的三峽庫區長久以來發生過多次大型滑坡事件，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長江裏流動的不止是水，它所挾帶的淤泥是渾濁的密西西比河的一千倍。在涪陵和重慶，生活汙水和工業廢水幾乎不經處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這些垃圾和淤泥極有可能在大壩之前形成堆積。在這條長達四百英裏的泥塘裏，萬噸級的巨輪將會毫無用處。

這兩處標識都用紅色寫著同樣的內容：「177米。」這個數字所表示的，正是三峽水庫將來的水位線，從海平面算起，最高蓄水水位將達到一百七十七米。在長江沿線的各大居民點都能夠看到這樣的紅色標識，越往下遊，那些數字就越發往山坡上走，及至巫山這樣的低海拔城鎮，水位標線已經高懸於城區之上，到2009年大壩蓄滿之後，城鎮將被淹沒得杳無蹤跡。

不過他們知道，到了夏季，遊客會成羣結隊地來到這裡。全國上下、國內國外都掀起了一場盛大的廣告宣傳，動員旅遊者在長江三峽被淹沒之前來參觀，而那些混凝土步道便是迎接客流的準備工作之一。這樣的廣告頗顯滑稽：來呀，快來看呀，我們就要把這裡搞沒了！但是，宣傳十分奏效：1997年，巫山縣接待的遊客數量將會超過中國其他任何縣市。

還有，因為新建水庫而搬遷的近兩百萬人——其中多是農民——怎麼辦？政府承諾將會給他們提供就業和土地，這筆費用將佔到整個工程造價——根據保守估計，起碼有三百億美元——的三分之一。然而，川東地區長期以來相當封閉，地方官員跟中央政府幾乎沒什麼直接的接觸。這麼一大筆資金流向庫區，與其說會有力地推動移民工作，不如說會引起貪汙腐敗。

這樣的計劃和抱怨極大地幹擾了推進大壩建設的力量。七十歲的魏廷琤是該項目的總工程師，幾乎整個職業生涯都用來推動該工程項目，他把文物保護專家們提出保護的那些東西嘲諷為「宮殿」。「我老實告訴你，」在1996年接受《紐約時報》的一次採訪時，他說道，「中國普通百姓的文化水平那麼低，哪裡欣賞得來這些文物古跡，恐怕只有這些專家自己才會去參觀這些博物館。」

在學生的北面，停著一艘船，旁邊是一條小路，順著斜坡一直延伸到了江東。太陽即將落山，有五個人在甲板上閑聊著。他們的船有二十多米長，甲板上一半的位置堆放著成桶的氧化鐵。明天還要裝載更多的貨物，但今天的活兒總算做完了，幾個人一邊歇著抽煙，一邊觀看日落。

巫山是一座典型的江城，相當於涪陵老城區的放大版，滿城全是青瓦屋頂、骯髒的街道，以及狹小的巷子。交通狀況極其糟糕，計程車在明清時代的老街上憤怒地響著喇叭。不過，不久之後就不會再有這樣的問題了。他們有了從頭再來的機會，新的巫山縣城無疑會設計得更適合汽車奔跑。不過，這同時也是一個十分適合閑逛的地方，我們在這裡待了兩天，住紅旗旅館，並且在大寧河兩岸的山坡上進行了一番探索。

跟我們同艙的那個女人有些害羞，眼睛一直緊盯著地板。她穿著緊身毛衫，長長的黑髮鋪滿了後背。她的旅伴也很文靜，禮貌地問過我們要去什麼地方，隨後便收拾了鋪位躺下睡覺。

他用手指在甲板上比劃著：弧形的導流渠，乾枯的河牀，建築工地。其他人饒有興趣地觀看著。太陽落到了西邊的山後。天更涼了。烏江上沒有船隻，霞光中的江水略帶紫色。

不過，在河南省發生的是歷史的另一面，1975年的暴雨使得六十二座大壩如多米諾骨牌般紛紛潰決，死亡人數達到了二十三萬。儘管那次災難的規模非同尋常，但工程質量之低劣卻並非異常：自1949年來，中國共有三千二百座大小水壩潰決。就本世紀而言，中國的大壩潰決比例為百分之三點七，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比例為百分之零點六。

對涪陵來說，最後一點事關重大，因為最大型的輪船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抵達重慶。在涪陵和重慶這兩座城市之間，有幾個河段尤其狹窄，涪陵因此有望成為那些無法抵達重慶的大型船隻的錨泊港。這才是重大的變化，因為烏江流域人口稀少，而涪陵之前在四川的整個航運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對較為次要。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新的身份和地位將會結束整個城市的孤立地位。我剛剛抵達涪陵的時候，一條連接重慶的高速公路正在開工建設，還有傳言說，在2000年之後要修一條通過涪陵的鐵路。對涪陵來說，這些都是他們期待已久的變化。很快，這座城市將不再是一座被人遺忘的水碼頭，人們也將不再聽從長江和那些慢船的擺布。

一旦回到船上，看著那清澈激越的流水，我那些陰暗的想法立即煙消雲散。但這一切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大寧河將要上升九十多米，幾個小峽谷將會填滿河水，再也看不見激流。這裡將會變成三峽庫區的一部分，跟長江的死水融為一潭。那樣的話，滿載乾草的小船操作起來會輕鬆許多，但我猜想，船工眼裡倏然一現的閃亮將會黯然淡去。

「大壩好大呀，」他說道，「你看過嗎？他們把河水都改道了，太壯觀了。現在，我們要走邊上的導流渠，這樣子的——」

「那麼，有沒有人擔心呢？」

狹窄的鋪位上只有一塊薄薄的竹席，和一牀髒兮兮的舊毯子。我睡得很不踏實，停靠巫山的時候醒了過來，城市的燈光照進了艙室。一個小時之後，輪船又出發了。在一陣陣平穩的馬達聲中，我終於睡著了。

幾十年間，在中國歷代領導人考慮修建三峽大壩的過程中，上述這些觀點都已有人提出。1919年，孫中山第一次想到了這一工程項目，後來的蔣介石和毛澤東都鄭重其事地考慮過這個問題。對他們兩個人來說，這項工程是一種典型的中國訴求，同時滿足了實用和浮誇的需要——既可以推動這個貧窮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又可以同時提振起全民族的自豪感，這畢竟是萬裏長城和京杭大運河之後修建的現代基礎設施。毛澤東安排工程技術人員在1955年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探工作，如果不是因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幹擾，可能早就開工建設了。

巫山因其港口之上高聳的大山而得名，而這座大山，則因其形似漢字的「巫」而得名——「巫婆」或是「巫師」的「巫」。這座城市的名字意為「巫鹹之山」，縣城那蜿蜒曲折的街道上滿是三峽工程的水位標識，彷彿預示著即將有人施以水電的巫術。1956年，毛澤東視察巫山的時候，就預見到了這一切。在題為「遊泳」的詩詞中，他描述了人類通過修建雄偉大壩戰勝自然的情景：

「不會，」他回答道。我看得出來，他覺得我問得有些奇怪。

昏睡中，我們駛過了第一個峽谷。這裡叫做瞿塘峽，在三個峽谷之中最為險峻，兩岸的大山高達三千多米，江面僅有一百多米寬。「猴王號」上的工作人員拿不太準，我們的輪船會何時通過瞿塘峽，但他們一致覺得可能會在日出時分抵達那裡，於是我早早就醒了過來，到甲板上等候。幾個老人在船尾打起了太極拳，巨大的橙色月亮追著我們一路順江而下。峽谷更深了，裸|露的山巒間雜著紅色的石壁。江水在山巒之間奔湧著。麥克跟著我走到了甲板上，我們一起觀看日出，盼望著進入峽谷。直到這時，一個乘客才告訴我們，巫山，我們將要停靠的地方，就在前方。在黑暗中，輪船駛過了瞿塘峽，我們卻懵然不知。

烏江是一條山間江河，發源於貴州中部人煙稀少的大山深處，一路向東向北流到了四川境內。烏江沿途只有幾個城市，沒有一個比涪陵大，因此它的江水一路上碧綠澄明，直到最後注入長江。烏江的河道並不寬敞，無法航行大型船隻——其中的多段航道在枯水時節寬度僅為九至十二米——再說，大型船隻也沒有必要沿著這條碧綠的航道逆流而上。即便身處江東的岸邊——對岸是涪陵的城中心，一抬眼就能遠遠地看到烏江上遊那些粗獷而陡峭的崇山峻嶺。這些山巒雄踞在烏江岸邊，那黛青而又崎嶇的山形不禁讓人聯想起烏江上遊的蠻荒和偏僻。

老漁夫並不指望真能釣到什麼。「現在不是釣魚的時候，」他說道，「冬天太冷了，魚不愛動。我來這裡主要是因為退了休——釣著玩唄。」他一邊微笑，一邊打量著烏江那綠瑩瑩的江水。老人坐在一塊石頭上，他身旁的魚竿直直地翹著，末端壓了一塊石頭固定。一連數小時，老人和他的魚竿就這麼並肩坐著。在今天這樣寒冷的天氣裏，他們呆坐著，跟巖石一樣靜默不動。這一幕——石頭、魚竿、老人——同奔進長江的冷冽碧綠的烏江水彷彿是兩個世界的東西。

出於同樣的本能，一大羣人可以圍觀事故的受害者而不出手相救。在涪陵，經常有人圍觀張望，但卻很少看到他們出於某種羣體的道義而有所行動。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這樣的場景倒是很多見，人們需要一個服務於個人的社區，因此，在看到傷亡者的時候，他們總是會這樣想：我能夠想象作為受害者的感受，所以我要出手相救。誠然，在美國也有人駐足圍觀，但那跟我在涪陵看到的完全沒法比。涪陵人看到他人有難，可能會想：那又不是我的兄弟、朋友，我不認識他，看他受點罪還挺好玩的。每當遇到嚴重的車禍時，人們會衝過來，一邊奔跑一邊急切地問道：「死了沒有？死了沒有？」

這樣一來，涪陵的「羣眾」和「烏合之眾」這兩個概念的界限就變得脆弱不已。出事了——可能是一場交通事故，或者是一場光天化日之下的爭吵鬥嘴——一大羣人馬上就會圍過來，人羣的能量逐漸蓄積，更多的人過來圍觀，純粹出於一個十分簡單的理由：出事了。有時候，僅僅是心懷此念的一大羣人本身就足以弄出點什麼事來；受了圍觀羣眾的驅使，爭吵會因此愈演愈烈，或是某個圍觀者乾脆躍躍欲試，一起加入爭吵的行列。

烏

夜色漸濃，映照著白色的船艙。幾個人繼續閑聊著。老闆說，他之前的大半輩子在當地的電視臺做技術員。「工作不錯，」他說道，「工作環境很好，就是工資低了點。於是，我想換一下。我在1993年買了這條船，花了四十多萬。這種船的船主大多跟我差不多——單幹，沒有單位。去哪兒，去多久，都是老闆說了算。那樣也好——有自由嘛。我們一般一個月跑一趟，然後回涪陵修整。這裡是我們的家，我的家，也是這些船員的家。能夠到中國的其他地方看看就不錯了，這裡才是我們生活的地方。」

緊隨其後的兩個句子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其中的擔憂和風險不無道理，」文章繼續寫道，「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接下來，文章的作者對其中的益處進行了描述——發電量增加、航運條件改善、洪水得到控制——最後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利大於弊。

高峽出平湖

我上寫作課用的是中國出版的教材《寫作手冊》（A Handbook of Writing）。跟我們所使用的教材一樣，裡面的政治用意一覽無餘。其中的「議論文」那一章所使用的範文叫做「三峽工程的益處」。

一天，在街頭閑逛之際，（羅賓漢）發現有個扒手正在偷錢。與此同時，他也發現在被竊婦女的身邊，有很多人也看見了扒手的行徑。但叫他失望的是，沒有人站出來制止那個年輕人。大家假裝什麼也沒有看見……

多數情況下，我聽到的是修建三峽大壩的好處，就如那篇課文總結的三點：發電、防洪和航運。在涪陵這個地方的人們看來，這幾點都是重大問題。而就這三個方面來說，修建大壩將會帶來實質性的不同。迄今為止，那將會是世界上最大型的一座水壩，壩長是胡佛水壩的六倍左右，二十六臺大型水力發電機產生的一萬八千一百兆瓦電量將會帶動中國的年產值增長百分之十。過去六十年間，長江在盛夏時節發生的洪災導致了三十三萬人的死亡。水壩修好之後，洪水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實際上，它將把重慶變成一個港口，萬噸級的——是現有級別的三倍——巨輪將可以駛入水壩上遊的河段。

「一般我們不會跑那麼遠，」船老大說道，「我們一般跑湖南——往下遊拉這些桶子，回來的時候給建陶廠拉長石。跑湖南大概要五天。你曉得不，那是毛主席的家鄉。我們停船的地方離他的老家韶山只有半個小時的路程。不，不，我沒去過。不過湖南是個好地方——比我們這邊好得多。人家的交通比較發達，經濟也要發達些。那邊平坦得多——根本不像我們這樣的山區。涪陵的交通好糟糕啊。我去過的中國的其他地方都比我們這裡發達。」

夜色朦朧中，那兩座小墳包一晃而過。蒼穹下，黑黢黢的山巒拔地而起。星星閃現，遠遠望去，星光清冷而黯淡。接著，馬達再一次轟鳴起來，黑夜降臨，我回到了我們的三等艙室。

至於提議的水下博物館，政府尚未最後決定，但看起來似乎不大可能通過。有時候，《重慶晚報》會提到這個問題。這家政府主辦的報紙總是很小心地指出，官員們也可能會考慮另一種方案，在大壩建成之前對所有題刻進行一次拓印。在他們看來，這無疑是更實際的一種方案——因為當地沒有修建水下展廳所必需的原料，而白鶴梁對涪陵的普通百姓而言也意義不大。最大的可能，似乎是製作一套拓片，送到遠處的某個博物館，然後讓洪水永遠地淹沒石樑。有專家預計，大壩建成後的十年內，庫區的淤泥和流沙會把一千兩百多年以來留下的這些題刻沖刷得一乾二淨。

「但是這裡的風景很出名啊——我們不就來了嗎？」

這一地區還有無數古墓、幾十座寺廟，以及許多類似於白鶴梁的無價歷史遺跡。對它們又該如何安置呢？如果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這道石樑將會成為一處非常重要的歷史紀念物。然而，三峽庫區的歷史實在太豐富了，涪陵的這些題刻甚至沒有被列入瀕危歷史文物A級目錄。下遊有石寶寨這座始於18世紀的十二層雄偉塔樓，再下去有雲陽那座始於三國時期、歷時一千七百多年的張飛廟。如果不斥巨資採取保護措施，這兩個地方都將消失得蹤跡全無。兩千多年前，在涪陵周邊還居住過巴人，他們留下的墓葬一直沒進行過徹底的考證。人們對他們知之甚少，如果他們的遺跡永沉水底，就再也無法進行任何研究和了解了。

現在，旱季剛剛過半，春雨還未來臨。一連數周，烏江水一片碧綠，沒有絲毫變化。臨近傍晚，夕陽西下，岸邊的流水激蕩著。在老漁夫的那一邊，幾塊砂石露出水面，延伸到了江心，有一對學生從這塊石頭跳到那塊，直到站上了激流中的一大塊孤石。那真是個好位置——靠江水這麼近，幾乎可以感受到貼著激流掠過的冷風，以及從貴州順著河道一路北來的陣陣寒意。學生們坐在砂石上，看著眼前的景緻，聽著烏江的流水聲。那一刻，烏江的江心裡，除了水流的嘩嘩聲，什麼也聽不見。

這是一篇典型的五段式文章，文章的開篇講述了人們反對該工程修建的幾大風險：自然風景和歷史名勝被淹、所危及的物種可能瀕臨滅絕、縱深四百英裏的水庫大壩容易招致地震、滑坡和戰爭破壞的威脅。「總之，」文章的第二段總結道，「該工程所面臨的風險太大，很難說有什麼益處。」

這道水壩還威脅著白鶴、雲豹、江豚、揚子鱷、白鰭豚、中華鱘以及其他一百七十二種魚類的生活。由於承載了中國內河航運百分之八十的份額，長江的開發利用已經在環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目前只剩下一百餘條白鰭豚還遊弋在長江水域。這是世界上的五大淡水豚類之一，數千年來，為了適應渾濁的長江水流，它們的視力幾乎退化為零，只能依賴高度發達的回聲定位能力。目前，長江航道上船隻往來穿梭，發動機的喧鬧聲一年勝似一年。白鰭豚因為技術而失聰，因為進化而失明，已經難以躲避危險，難以尋找繁殖對象。萬噸級的海洋巨輪很可能徹底毀掉這個物種。

但是，僅僅為了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而讓它停滯不前——把滔滔的河流變成了沉悶的湖泊——帶給我的困惑遠勝於其他。從自私的角度來說，即將消失的寺廟、大打折扣的風景和背井離鄉的移民統統與我無關。最令我困惑的，是那一汪停滯的死水，我可不想看見大寧河、香溪河、長江的水流變緩。無可辯駁的是，它們註定應該奔流向前，那是它們的本質。這些江河充滿著力量、生命和激|情，但這一切在十年之後將蕩然無存。

在中國，不止涪陵一個地方有這樣的圍觀羣眾，無數中外作家都曾關注過這種傾向。魯迅，也許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在寫到共產黨執政前中國人的這一傾向時，既飽含情緒又滿懷挫折，在同胞需要幫助的時候，他筆下的人物總是置之不理。在學生們寫的作文中，我同樣看到了這種挫折感，尤其是在編寫羅賓漢來中國的故事中。很多學生寫了羅賓漢偷竊腐敗官員的故事，另一個常見的主題，則是羅賓漢面對羣眾消極圍觀時的反應。一個學生寫到：

艙室一共有十個牀位，十一個乘客，其中一對年輕男女共用了亞當牀下的鋪位。在中國的輪船和火車上，乘客對這樣的做法習以為常，結伴的男女很少分艙而睡，朋友之間為了省錢也常常這麼做。在擁擠的鋪位上，若是躺著兩個大男人，誰也不會多看一眼。

鯉魚生活在緩流區，它們是老人的全部希冀，也是其他八位釣魚人的。他們分散坐在一個回水灣的巖石岸邊，回水灣使水流受了阻礙，他們把漁線甩到一個盲區，由於受了巖石阻擋，那個區域的河水上湧。「這裡的鯉魚最小也有一斤，最大的要七斤，」老人說道，「城裡要賣七八塊錢一斤，但我們不賣——我們要留著自己喫。也可能釣到青魚，但它們一般生活在快流區。河裡也有黃辣丁——那是涪陵最好的魚，但在岸上是弄不到的。那個要賣二三十塊一斤！夏天還有草魚，可在夏天，唉，釣魚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這個人四十三歲，要不是跟他聊過天，很難猜出他就是這艘船的老闆。他穿著球鞋，灰布衣服顯得有點臟。他蹲在甲板上，抽著宏聲香煙。他抽的是很便宜的那種，四塊錢一包，標準的涪陵老百姓的水平。他的手很臟。他的肩膀很寬，很壯實。他是個事必躬親的老闆，親自負責裝貨，並同其他八個船員工人一起順江而下。看得出來，他跟他們的關係很好，他覺得自己多少算是他們中平等的一員——實際上，他並不急於承認那艘船就是他的。但其他人對他帶有一種無言的尊重，每當有不認識的人走過來，總是老闆說得最多。

令我驚訝的是，他們編寫的故事中，有很多這樣的描述場景。接下來，他們常常會寫到羅賓漢幫助那個被圍觀人羣置之不理的人——被扒手偷了錢的人、被惡棍當眾揍了一頓的人或是從河裡撈上來的落水人。在我的學生看來，圍觀人羣置之不理時有人出手相救，這才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行為。而他們把這種行為樹為楷模，正說明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事情少之又少。

相比之下，把河流截成大湖看起來不過小事一樁。涪陵的經濟多來自當初的三線建設工程，當地人因此對於巨變並不陌生。當地有一家工廠名叫海陵廠，現在生產的是內燃機，最初卻是從上海遷來的一家國防企業。在涪陵上遊幾英裏遠的地方有川東造船廠，曾經為核潛艇生產配件。當地滿大街跑的長安——長久的平安——計程車產自重慶的一家工廠，這家工廠最初生產的則是軍用槍械。

一個嘴裡叼著香煙的船工取下中國國旗，放進了船尾的一個箱子裏。麥克和他之前教過的一個來自北京的生物專業學生聊天，那學生說他曾經參加過1989年的學潮，緊隨失去了在學術道路上前進的機會。於是他跟幾個朋友轉而從商，專做船用滅火器。這次旅行既是商務之旅，也是勝利之旅。「長江上跑的船隻全都用我們生產的滅火器，」他自豪地說道。關於1989年的政治事件，現在仍有不少的異己分子流亡在外，但他們整個那一代中國人也不乏這樣的年輕人，曾經的政治歷史記錄迫使他們走向了相對較為自由的經商之路。

「這裡呀？」他揚了揚眉毛說道，「這裡太窮了！」

「他下車之前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亞當問道，可那位乘客除了聳聳肩，根本懶得回應。類似的情形我也遇過好多次，人們向我比劃手勢，要我注意看管好錢包，但沒有一個人直接跟扒手較勁。我就這個問題問過我的學生，他們說，大家都知道公交車上有扒手，但誰都不會採取什麼行動。按照我學生的說法，是因為人們不敢跟扒手硬碰硬，然而，原因似乎遠不止這樣。只要扒手沒有侵犯到你本人，或者你的家人，那就不關你的事。你可以悄悄地提醒外國人，因為人家是外賓嘛。但即便如此，你也不會悍然冒險。有時候，最安全的做法則是在扒手下車之後再去提醒別人。

涪陵和其他沿江小城還有一層額外的經歷，它們是毛澤東「三線」戰略的焦點之一，這一戰略在20世紀60年代對當地的影響尤為巨大。戰略的早期準備工作始於1950年，毛澤東派遣鄧小平去了西南地區，對上海的軍工企業搬遷到四川和貴州的邊遠山區進行可行性調查。觸發這一戰略的是美國的核彈威脅，因為毛澤東一直擔心，中國高度集中的國防工業非常容易招致來自美國的攻擊。朝鮮戰爭則加快了該戰略的實施步伐。最終，中國四分之三的核武器製造廠以及航天工業的一多半被編入了「三線建設」。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在《毛鄧時代的中國》一書中說，這一工程「相當於把加利福尼亞州的高科技產業連根拔起並整體搬遷至1880年蒙大拿州的荒郊野外」。

有報道說，一些移民沒有拿到安置補償款，這常常是因為貪腐的官員們私吞了有關經費，這種問題在萬縣這樣的下遊城市尤其嚴重。不過，就算碰到了這樣的事情，人們最常見的反應也就是私下抱怨一番而已，誰也不會公開抗議和反對。大壩工程中的這點動蕩讓外人覺得不容小覷，可如果把它放到當地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衡量，也還真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在過去的五十年間，中國經歷了解放戰爭、1958—1961年「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開放。

儘管規模宏大，三線工程的實施和取消卻相當隱祕，涪陵和其他三線建設城鎮對於該項目的進展情況沒有幾個人說得清楚。他們知道，那一道道命令來自北京，那一道道命令把上海的工廠遷了過來；他們還知道，所有這一切都涉及軍事，敏感而需要保守祕密。這些東西你是不能打聽的，就這樣經歷了四十年的光陰，人們自然而然就不會去過問三峽大壩有什麼問題。事情就這樣，此一時彼一時——就像川東造船廠，搬遷過來是為了建造核潛艇，後來卻轉型成為了造船廠，也許最後會永久地消失在新長江的水面之下。

到後來，我也跟大多數涪陵人一樣——消極地觀望工程的準備情況，不再妄下斷言。我畢竟是個外來者。但我尋思，在大壩修好之前就來到那裡，畢竟是件好事，在長江被馴化之前親眼看一看白鶴梁以及三峽，畢竟也是件好事。在這裡既有人類的歷史，也有長江的歷史，而當兩者相互衝突、將這個地方永遠改頭換面之時，我尤其不想置身其中。

對於涪陵的羣眾，我既煩擾不堪又著迷不已，部分原因是他們經常在我身邊聚集圍觀。假如碰到了吵架鬥嘴或是其他吸引羣眾的公共事件，我肯定會停下腳步觀看。但通常我看的是羣眾的臉，而不是當事人本身。在他們的表情裏，我很難看出別的什麼東西，除了那份癡癡的觀望：出事了。

保護白鶴梁不是涪陵人要優先考慮的事項，這並沒有讓我覺得有什麼奇怪，但他們對於跟大壩相關的其他事項（比如移民安置）所表現出的消極態度，卻令我非常驚訝。儘管圍著主城區會修建擋水牆，可還是有很多人——江東下半城的居民們、白山坪山腳下的農民們、插旗山山腳下的農民們——會因為三峽水庫的建設而遷移。這些人被稱作「移民」，其中一部分會搬到我們校園後面正在修建的公寓樓。修公寓樓的地方原本是一片農田，而因此被徵用土地的農民得到的補償，則是在購買公寓時享受特價，並且可以在安排工作和貨幣補償這兩項中任選其一。跟我聊過天的那些人說政府答應補償六千元現金，而且他們全都接受了這筆補償——在涪陵，這是很大的一筆錢，相當於一份很不錯的工作一年的薪水。此外，他們每個月還有七十塊錢的生活補助，這對他們來說也算一點甜頭。畢竟在過去的十年裡，原本就有很多中國人離開農村進城務工，想要讓一個農民不再當農民也就花不了多少錢。每當我從那些在建的安置公寓區步行而過的時候，都會看見商店裡坐滿了曾經的農民，他們一邊抽宏聲香煙，一邊打麻將，正在耐心地等著那一天，等著大水把河邊的人們趕上來跟他們做鄰居。

我覺得，在涪陵人對待三峽工程的消極態度上，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理由。即將到來的變化對絕大多數人不會形成直接的影響，因而他們漠不關心。未來十年，儘管該市的很大一片將被江水淹沒，但這算不上一個社區問題，因為這裡並沒有我們通常所定義的那種社區。這裡的小團體很多，也不乏愛國主義，但跟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樣，這種愛國主義的激發，既可能出於心系祖國的真情實感，也可能是因為恐懼和無知。你可以操弄這種恐懼和無知，告訴人們，儘管大壩可能會破壞江河與城鎮，但卻對中國意義重大。

導遊還指給我們看了崖壁離水面六十多釐米處開鑿出來的一些方形孔洞。古時候，那上面有一條棧道，專供拉船逆流而上的縴夫們使用。據傳說，遠在9世紀晚期，唐朝楊貴妃所鍾愛的荔枝就是順著這條路線運送到都城長安的。當時，涪陵荔枝是大家公認的極品——時至今日，涪陵仍然享有「荔枝城」這個別名——先經長江順流而下，再從這裡由大寧河逆流而上。楊貴妃是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為了她，荔枝都得萬裏相送。玄宗皇帝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逐漸疏於國事，最終導致謀反。皇帝逃到了四川，貴妃仍想追隨而去，但士兵們抓住她並逼她懸樑自盡。逃離過程中，心碎的皇帝駕崩了，其子想要重理朝政，卻功虧一簣。在統治了近三百個年頭之後，大唐盛世轟然倒下——倒在了愛喫涪陵荔枝的美人手裡。

他的這番話讓我想起另外一個船員，在很久很久之前寫過的幾句話：「我掌握了這條河的語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樣逐漸熟悉了岸邊的每一處細節，有了真正的收穫。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東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難以挽回。在這條壯麗的大河上，所有的雅緻、美麗、詩意全都不復存在！」

我們乘坐的船隻時不時地停靠在水泥做成的碼頭上，每當這時，我們都要下船，被領向一條條新建的人行步道。農民們在步道的兩邊鱗次櫛比地擺了小攤，賣的全都是同樣的商品：三峽風光明信片、三峽旅遊光碟、上了色的巖石、笑容可掬的佛像、仿冒玉石手鐲、仿冒古舊羅盤、仿冒古幣等等。因為是冬天，遊客還不多見，但是賣仿冒商品總比出售兩毛錢一斤的乾草強多了。

第二天，當我們換乘另一艘慢船通過長江三峽的時候，我感受到了同樣的失落情緒。那依然是一個清爽的早晨，清冷而明亮，狂風在巫峽崖壁之間呼嘯而過。我們駛過了公元前3世紀的大詩人屈原的故鄉香溪河，這裡也是王昭君的出生地。王昭君是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一，遠在漢朝時期，她為了外交使命遠嫁匈奴。少女時代，她常在這條河裡浣洗手絹，也或是在用她的手絹浣洗河流，這條河後來因為她的美貌而變得清香不已，因而被稱作香溪河——香氣飄逸的小河。

對於教授這樣的論說範文，我在道義上感到有一些顧慮，因為這個話題自1987年以來是被禁止公開討論的——這彷彿是在所謂的議論文臉上扇了一記耳光。往壞處說，這是一次宣傳演練；往好處說，也不是特別光明磊落。但是我沒有其他教材可用，而這篇文章在除去其中的政治宣傳後，倒是提供了文章結構分析的很好範例。我的工作正是教會學生如何寫作類似的文章，於是我就徑直教了起來。我在琢磨，沒有必要因噎廢食。

輪船關了馬達，順著江流漂行。空氣彷彿凝固了一般。除了我們這幫人，整個江面空無一物。甲板上已經沒有人了。一切都顯得靜悄悄的，只有長江裹挾著我們前行。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江河的力量，隨著黑夜籠罩在河谷之上，它那巨大的能量推著我們靜靜地漂流而下。

截斷巫山雲雨

到了冬天，我對這個問題又有了新的看法。為了節約用電，這裡會定期拉閘限電。我的公寓只能通過電熱取暖，而有時候停電會持續數個小時——漫長而又寒冷的幾個小時裏，漆黑一片的房間讓我感覺越來越不舒服，直至我在燭光裏呼出白色的水汽。我發現在這種時候，我不會再去多想涪陵的擋水牆有沒有用、移民們會不會得到很好的安置、白鶴梁會不會得到充分的保護。我考慮的是如何取暖。寒冷就好似飢餓，讓其他一切都顯得無足輕重。

農民們都是些頗為魯莽的小商販，一邊叫賣，一邊幾乎把貨品湊到了我們臉上。遊船停靠第三站的時候，我一邊想象著上漲的江水把這些步道和小攤統統淹個底朝天，一邊對自己說：太好了。有時候在涪陵，每當碼頭上發生爭吵的時候，我也會這麼想，就好像變成了中國的諾亞。讓江水上漲，把這一切統統沖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