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鴉片戰爭

第二次上課的時候，她尖銳地向我發問，美國政府為什麼要幫著運動員服用興奮劑。於是，我們又幹上了，只不過這一次是我處於守勢。就這樣，每隔一個星期，我們之間都會瀰漫著鴉片戰爭的戰火，而香港回歸的倒計時也越來越近了。

「這本書很反動，」我說，「是《紐約時報》的兩個記者寫的。其中有些寫的是1989年的學潮。」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這些書全都是批評中國的，」我說，「我不知道說的是真是假，可能你也不會喜歡看。」

我說我對此知之甚少，儘管大多數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政治都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一個月半斤肉，」她說道，「二十七斤糧食。只有那麼一點——二十七斤！你知道那到底少到什麼程度嗎？現在可能只夠一個家庭喫一個星期，但我們那個時候要喫一個月。整整一個月呀！那個時候，我們老是覺得餓。」她摸了摸肚子，眼裡依舊淚光閃爍。我意識到，真正的飢餓對我而言，比涪陵師專裏的自由更難想象。

傍晚，這一家人順著山坡往回走。他們在另一個表親的院壩喫了午飯，現在得抓緊時間往回趕，沿途只是偶爾停下來欣賞一下風景。然而，何仲貴對這片土地沒有多少感情。對大多數外人來說，這裡的土地看上去美麗而浪漫，但他的父母親在這裡生活過，這座大山代表的是苦日子，能夠離開這個地方，他既感到高興，也感到自豪。下到半山腰，停下來歇息的時候，他俯瞰著長江水，輕描淡寫地說道：「我不是在這裡長大的，我是在城裡長大的。但我們那個時候還是窮，我爸爸在碼頭上工作。我十五歲的時候也工作了。我全是一個人幹，我搞建築。我只是個普通工人。我跟她的年紀差不多。」

之後，一行人又從麥田裡走了回來，但有三個年輕人拉在後面。整個儀式中，他們多半拖在後面。他們強忍著，冷漠，興味索然。這幾個人二十來歲，清明節可不是他們這種年輕人的節日。只見他們手裡拿著香煙和一長串鞭炮，爬上了墳頭。隨後，他們點燃了引信。

那是我10月份以來看見的第一隻壁虎。秋天時節暖和的夜晚，它們遍布我的公寓，在天花板上爬來爬去地尋找蒼蠅。光線會刺|激它們。我總是走進某個房間，打開開關，接著就有三四隻壁虎從天花板上掉落下來。它們總是平攤著掉到地上，帶蹼的四肢在水泥地板上發出啪啪的響聲。3月份看到的這隻壁虎個頭很小，在門口附近爬了一會就不見了。

我的中文課已經學完了「坐火車」和「道再見」的內容，現在使用的新課本開始講述中國的歷史和政治。這是一本中國出版的教科書，充斥著中國政治的備忘錄，這倒讓學習過程更加有趣，因為其中的詞彙很有幫助，我還可以觀察我的輔導老師對這些學習材料的反應。其中有一章寫的是兩個學習中文的美國學生（當然是假想出來的）之間的一場政治辯論，其中一個問道，中國實行一黨專政，怎麼可能是民主國家。另一個學生名叫約翰，他回答道：

這一家人挨著懸崖的東頭爬了上去，這兒的坡度變得平緩了些。三十分鐘之後，他們來到了何仲貴的堂哥家裡。堂哥務農，他的家位於山頂下來的第一道山樑上。這一行人全都在曬壩邊停住腳步，走進街簷坎歇息起來。對農民來說，街簷坎就是一家人的生活中心——人們在這裡打糧食、曬辣椒、切蔬菜、餵養兒孫、款待來客。這家人的街簷坎雄踞長江之上，絕佳的風景讓今天的這一家子人清靜了下來。

這裡的烏江水比涪陵看起來還要清澈，激流在墨綠色的水面掀起一陣陣白色浪花。江上來往的船隻很少——偶爾有渡船駛過，每隔半小時才看得見一艘駁船，小舢板貼著岸邊一掠而過。小船在激流中左衝右突，進入深水區才得以平靜下來。

望州公園裡面有一間不錯的茶館，我會在那裡邊喝茶邊看看課本。那裡有一位友善的女孩，名叫宋芙蓉，跟她一起上班的還有幾個女孩，但我一直不知道她們的名字。我們會開開玩笑，她們會教我一些我不應該知道的詞語。我常常會無意間用到這些詞語，然後假裝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幾個女孩子便會掩嘴而笑。

今天是4月5日，清明節。何仲貴和他的家人乘坐過河船來到了長江對岸的白山坪。他們一家人穿戴得非常整潔：孩子們穿著新衣服，婦女們穿上了高跟鞋，何仲貴穿了件方格運動衣，打了一條紅色的斜紋領帶。站在乘客中間，他們顯得特別突出，因為船上的乘客大多是從市場上返回的農民，挑著一副空籮筐，藍色的衣袋裡裝滿了鈔票。

在涪陵，私人轎車十分稀少，但何仲貴有一輛全新的紅旗牌轎車。他總是喜歡指出，這輛車跟接送過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車子是同一個品牌。何仲貴自己開車。今天下午晚些時候，他將會開著車慢速而又舒暢地去到江東。他會開車經過他剛修建的一座樓房，還會帶著無言的自豪指給大家看。這是一座高大的樓房，位於涪陵的上半城，鑲著藍玻白磚，跟全中國到處正在爭相湧現的建築物是一個類別，沒有任何特色。經過這座樓房的時候，車子會慢下來，何仲貴會打開汽車的空調，問一句：「後面夠涼快不？」

2月20日，我發現教學樓頂上的中國國旗降了半旗。但我沒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裡取回我的備用鑰匙。她住在樓下，假期替我照看屋子。

河水一片碧綠，我順著烏江西岸邊的一條小路行走著。途經第一個山谷時，我看到幾棵矮樹叢中掩映著一個破舊的佛教神龕。經過幾個小農莊後，我來到了涪陵涼塘砂石廠，這家工廠乾的是在山上開採砂石的營生。這裡的一切——碼頭、職工宿舍、運送砂石下山的大型鐵索道——都覆蓋著一層白灰。廠區的中央豎立著一塊標牌：

這個條款寫得很好，跟美國當初的蓄奴革命家所寫到的平等權利異曲同工。在這本憲法裏，我最喜歡的是第一章第三十二條：

3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書桌旁學習漢語，突然發現天花板上跑過了一隻壁虎。這隻壁虎深綠色，眼睛凸鼓，時走時停，彷彿是電影膠片缺失了幾幀畫面。

「大多數美國人覺得中國不是民主國家。」

「你一個月掙多少錢？」其中一個年輕人問道。他穿了一件新毛衫，剛從城裡買了些東西回家。他問我的是別人普遍問及的一個問題，我則如往常一樣據實作了回答。我每個月的工資是一千元，差不多是一百二十美元。

一連兩天，冬霧散盡，太陽發出了數月來難得的光芒。我穿著短袖開始跑步。農民們趕著水牛正在耕田，種植水稻的時節到來了。

這位農民和他的老婆端來了茶水。客人們閑聊著；微風吹拂。茶水涼著。禮節性的寒暄之後，一大家人魚貫來到屋後的地裏，走過了一座巨大的古墓。

也許，這故事對小孩子有點用，但毛澤東把這樣的寓言作為經濟政策的基礎，影響了億萬人的生活。1958年至1961年間的大躍進就是愚公移山式的故事：為了讓中國的工業產量超英趕美，農民們要在自己的後院大鍊鋼鐵，結果釀成了大規模的林木砍伐以及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大飢荒。然而，時隔四十年之後，我的學生們仍在作文中描寫自己受到了「愚公移山」怎樣的鼓舞。每當我讀到學生作文的結尾處，心裡就一陣陣發緊。當然，我克制住了，一如得小心翼翼地不讓學生們看出我不喜歡毛澤東。

「你聽到剛發生的事情了嗎？」她問道。

我的右手邊是烏江，朝著南方，我挑著好一點的道路前行。在寬敞一些的山谷裏，農民們正驅使溫順的水牛犁田。我從他們身邊走過的時候，他們總是驚訝之極，竟停下了手中的農活。農民們問我來自何方、又要去往何處，而那些水牛則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我的頭腦裏沒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地，這讓他們操心不已。山谷裏總是回蕩著他們的叫喊聲：「不通！走不通！回來！」我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但我依然往前走著，因為這條小路總會通往某個農舍，等到了那裡，又總會有另一條小路連接著羣山。

說完這句話，她擦了擦眼睛，走進了宿舍樓。這五分鐘的時間裏，我從她身上看到的感情，比我在涪陵的幾個星期內看到的還要多。第二天，我在街上與她擦肩而過，她笑了笑，但什麼也沒有說，一如我們往日的擦肩而過。接下來的一年半，我們再也沒有正兒八經地交談過。

從某些方面看，我們兩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這可能也有幫助。亞當來自明尼蘇達州，我來自密蘇裏州，我們都是到美國東海岸上的大學。我們的父母都在大學教書。我們之前都在海外生活過。我們都具有獨立性——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們兩人都具有分析精神，我們在涪陵就是靠這種精神處理問題。當我們想要琢磨出事情發生的原委時，我們會相互交流。

「對啊，」她回答道，「中國就是一個民主國家。」

一人選內森·黑爾——一位「美國革命家」。

她的手臂在空中指點著，指點著教學樓、主城區、烏江和長江上的輪船。「這一次，」她說，「花費少得多。」

白山坪的山腳一帶，泡桐樹開出了紫色和白色的花朵。這些樹的花期很短——一個星期後，它們就會凋謝飄落——而山坡上那些柔軟的油菜籽也即將被收割掉。之後，眼裡不再有翠綠色的稻秧，它們被移栽到了恭候已久的稻田淤泥中。在涪陵，春天還沒到來就已經匆匆溜走，顏色變幻得令人眼花繚亂。

廖老師就不同了——她對外國人怎麼看待中國顯得非常不耐煩。從某種程度上說，我不能怪她，美國媒體總是把中國描述得相當負面，而且幾乎總以北京為中心。跟身處中國的外國人一樣，我知道自己可以了解到中國人無法了解的很多信息，於是便自認為比當地人更了解中國的政治處境。這樣的自高自大是無可避免的，儘管我知道這很容易誤導，很容易居高臨下，所以我總是非常小心，從不輕易公開表達我的看法。不過，廖老師很明確地察覺到了我對學習材料所持有的懷疑態度。於是，反過來，我覺得她對我在美國所學到的東西同樣持有懷疑。令她高興的是，我的漢語進步很快。我看得出來，她對我努力學習漢語的勁頭非常佩服。然而，隨著我的漢語水平不斷提高，我們開始更清楚地認識了彼此。很快，我們的關係中間不由自主地出現了一個中心議題：我是外國人，她是中國人。

爐子上的水冷了，我用它來洗漱了一下。我又想到了特德·威廉姆斯，想象著他會不會喜歡四川這個地方呢。也許不會太喜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站錯了立場，他的飛機也被擊落了。不過，他是個好漁夫，也許他對烏江有點興趣。一旦熟悉了，在這個地方做個外國人也相當不錯。

我站在那裡，尷尬地點著頭，彷彿聽懂了她說的那些話。在大學從事教學工作，我很難想象有什麼真正的自由可言。不過我知道，如果我在中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話，也許會有不同的看法。還有，如果我跟大學裏的高級幹部結婚的話，也許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我知道這樣的想法很不合時宜，但卻揮之不去。

當然，他犯過一些錯誤，但瑕不掩瑜。中國人民依然崇敬他。他的身軀和中華大地融為一體。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的革命將大打折扣。因此，我覺得毛澤東在世界歷史上完全應該佔有一席之地，恐怕只有列寧和丘吉爾能夠與他相提並論。

幾個老太太對著燃燒的紙錢叩了頭。接著，在長輩們的催促之下，孩子們也依次叩起了頭。他們嘻嘻哈哈、弔兒郎當地叩了三個頭。為了不讓褲子沾上泥土，他們跪在了一沓廢紙上。接著，他們閉上眼睛，求願。有時候，他們的求願朗然可聞。「請保佑我考個好成績，」戴梅的堂哥、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子戴著眼鏡咕噥著。

常蔭後人

我們三個人走到樓下。為了表示哀悼，她在胸前戴了一朵白色小紙花，當我們在單元的樓梯口停下腳步時，她不停地撥弄著那朵小紙花。她抬起頭看著我，乾笑了一下。但她的眼裡充滿了淚水。

不過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乾的最多是中國人所謂的「吹牛」。我們會講講小時候的故事，聊一聊體育，我們會開開玩笑，編造有關涪陵的神話故事，其中的人物和地點則來自我們的日常所見：老鼠妹、傑克遜、左眼、抄女、草花、卡拉OK船、乙肝理髮店。對其他人來說，這些名字沒有任何意義——一如我們兩人所使用的語言。真的，我們用了四種語言：中文、特別英語（我們跟學生交談時所使用的版本）、普通英語（偶爾，我們會去別的地方，那兒會遇見其他外國人），以及涪陵英語（我們兩人在一起時所使用的版本）。涪陵英語雜合了我們之前的生活中使用到的一些俚語（用來講述各自老家的神話故事），以及洋涇浜中文。所謂洋涇浜中文包含了一些常用的字或詞，不帶聲調，有時候會在結尾加上英語特有的「s」（中文沒有複數概念，詞尾也不帶「s」）。我們使用的涪陵英語有表示「關係」的guanxi、表示「年輕女子」的xiaojie，以及表示「麻煩」的mafan。當你跟一個人相處了那麼長時間之後，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你們自己的語言——很多事情不言自明，這也是這種語言的內容之一。

跟孔老師上課一周之後，廖老師帶著我又複習了同一個章節。學到約翰的問答時，我問廖老師有什麼看法。

鞭炮一響，鬼魂亂跑。孩子們拍著手，大叫著。老人們捂住耳朵，把身體轉了過去。幾個年輕人鎮靜如故——鞭炮炸得震耳欲聾，可幾個年輕人把它提在手裡，直到火花快要燒到手指，才滿不在乎地扔到地上，又點燃了一掛。他們沒有捂耳。他們沒有笑，也沒有做鬼臉。他們沒有任何表情，外表看來十分冷漠。但他們的眼裡有某種東西，不為他們所掌控。當節日裏所有的聲音和景象——亂響的鞭炮聲、濃重的火藥味、飄舞的煙塵、山谷裏如巨龍被驚醒的長江水——全都匯聚於此，他們站在墳頭，興奮難抑。

何仲貴的父親和伯伯並排安葬著，兩座堅實的石砌墳墓分別朝向南方和東方，俯瞰著長江，眺望著更遠的地方。為了不踩到嫩綠的麥苗，一行人成單行小心翼翼地走過麥田，來到墳邊，點起肥大的紅燭，燒起幾堆紙錢。

插旗山上的桃樹綻放出白色的花苞，校園裡的花兒已經開了，每隔幾天都會下一場雨。兩條河裡的沙灘和石頭慢慢地沒了蹤影。白鶴梁也看不見了。

在3月底，烏江岸邊的巖石上，能夠讀這本書，真是一件愜意的事情。我坐在巖石上讀完了一半，這時的霧氣更濃，氣溫也降低了。一艘小船劃過，我坐著一動不動，在越來越深的夜色裏，船上的乘客沒有發現我。跟許許多多經營小漁船的人一樣，他們也是一對夫妻。那女人站在船尾劃著一柄長槳，她的丈夫則站在船頭收拾著漁網。他們誰也沒有說話。我在想，如果跟某個人結了婚，成天在這一丈多長的小船上一起勞動，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小船上的這對夫妻似乎駕輕就熟。他們嫻熟地勞動著，我所能聽到的，就是船槳的撥水聲，以及那人把漁網收上船舷的嗖嗖聲。天已太黑，很難看清他們的收穫怎樣。他們的小船順流而下，在一個河灣處拐出了我的視線。

雨越下越大了，我再次檢查了帳篷是安全的。我打開睡袋，把所有東西都放在了帳篷裡面，再次檢查了扎帳篷的繩子和樁子。一切完好。在瑞士，我曾經在這頂帳篷裏住了兩個月。而那個夏天之後，我做這些事情都遵循著一定的套路。

「現在是春天，我很想走走，」我回答道，「再說，我在涪陵沒事情做。」

一人選穆罕默德·阿裏。

在涪陵從事的教學工作迫使我跟中國已故的領導人拉近關係，這多少有些生疏，因為在之前的二十七年生活中，我對他們沒有任何概念。可是，我現在到哪裡都會碰見他們——學校圖書館的門口有一幅毛澤東書法仿製品，佔了一面牆，我上課的教學樓裏也掛著他的畫像。計程車駕駛員會把鄧小平的照片懸掛在後視鏡上。學生們隨時隨地都在談論他們國家的政治家，他們的作文裏充斥著毛澤東的話語，他們經常地提到鄧小平和周恩來。對涪陵的人們來說，這些人已經遠不只是他們的政治領袖，結果，我發現自己也對他們產生了一種分外強烈的感情。我彷彿生活在一片全新的土地上，與他們所崇敬的諸神直面相對。

看著這樣的古墓，恐怕只會想起地主的後人們那相似的命運：解放後被槍斃、被放逐、被鬥爭、被勞教。裡面埋著的這位地主的子嗣恐怕就沒有他想象中那樣飛黃騰達——但這只是猜想。明白無誤的，只是這座墳墓沒有名字，邊上只有竹林，沒有蘭桂相伴，哪怕今天是清明節，也沒有一個後人前來祭拜。不遠處，大家一邊閑聊，一邊在何仲貴父親和伯伯的墳前燒起了紙錢。可是，這座高大的墳墓除了在墳尾的位置有幾叢嫩嫩的玉米苗，沒有任何貢品；除了不明來路的微風在竹林中吹拂出沙沙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

我給他看了最近的一期《新聞周刊》，其中刊登了一篇關於新疆的文章。他拿上他的書，離去了。整個那一學期，他時不時地來我這裡借書看，不過從不談及他對那些書的感想如何。他有些害羞，也很文靜，跟我交談好像從來沒有不自在過。同樣，還有兩個年輕的英語教師，也時不時來造訪我的公寓。我感覺得到，這些人是衝著友情來拜訪我，但似乎有什麼東西縛住了他們的手腳。也許是他們自身搖擺不定，不過更多的可能是來自校方的提醒。對此，我一直沒有弄明白過。在我看來，他們不過是些心懷疑慮的人，想來我這裡找尋一點涪陵找不到的東西而已。

我想成為最偉大的擊球手。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目標——無論一天，還是一生——而那就是我的目標，我要聽見人們這樣說：「這就是特德·威廉姆斯，最偉大的擊球手。」誠然，沒有人比我更努力。我心中想的，就是擊球。

不過，我對鄧小平式的實用主義更具同情。他有他的缺點——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發起反右運動，鄧小平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突出。但他至少敢於背離當時的路線，這種態度在「文革」期間得到了證明，跟周恩來不一樣，他退而遠之，並對那場運動提出了批評。結果，鄧小平被打倒，他的家庭跟著遭殃，他的兒子被人扔出了窗外。他的批評沒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他也不是那種純粹為了政治而政治的人。他僥倖躲過一劫——雖然跟周恩來逃過劫難的方式大相徑庭。我喜歡他這一點，尤其是我最為敬佩的四川人的品質在他身上都得到了體現——堅韌不拔，絕不造作。最後，在中國人所崇敬的諸神之中，我只讀懂了他。因為他的去世，我感到了一絲悲傷。

他看上去對這個話題感到有些不自在，我也就不再追問。實際上，我對自己的民主觀念也沒有多大把握。不過，自從我來到中國之後，這樣的認識倒是加深了許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中國政府也在宣揚這個詞語，反過來讓我聯想到這個詞在美國有時候被濫用了。孔老師的話有些酸溜溜的味道，但同時也包含著他對美國式民主的認識中存有理想主義，他不知道，美國的窮人、沒有文化的人懶得理睬投票這件事。有時候，我自己對民主的理解也是那樣——不管是美國政府，還是中國政府，都標稱權力來自普通大眾，但這其中也有缺乏誠信、大玩文字遊戲的成分。不過，就算我再憤世嫉俗，我還是覺得在誠信的缺乏度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我聽說過那兒出了問題，」他說，「實際上，電視上報道了，說那兒沒出什麼問題。可如果真沒出什麼問題的話，電視上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兒呢？所以，我猜想一定出了什麼岔子。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四人寫鄧小平。

她停住腳步，抬頭看了看山上，撫了撫她那光滑的黑髮。跟所有十四歲的女孩一樣，她彷彿大腦短路，馬上變了話題。「我外公外婆的墳就埋在上面。這下面也埋著幾個農民，但大多數都埋在上面。人們想要找一塊風水好的地方，覺得地勢高點會好一些。都是他們自己挑的地方。他們一般會喊個道士先生來幫忙，道士會跟他們說這塊地的風水好不好。其實，道士先生只是在哄他們——這完全是迷信。可就算到了現在，還是有很多農民相信風水，就像過去的人那樣。不過，我們這一代人是不信這些東西的。我們曉得那是假的——純粹是迷信。我們相信科學。我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封建思想作怪。」

「昨天。今天上午的電視上報道了。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很想哭。」

砂石廠的空氣中瀰漫著泥土的氣味，風鎬不停地轟響著。我經過的時候，那些工人們——好好奇奇、驚驚訝訝地——盯著我看。我爬上工廠背後那座被挖得滿目瘡痍的山坡，乾燥的塵土鑽進了我的喉嚨。然後，小路折向西邊，進入又一個山谷，我便來到了鄉下。

我說，我感到很遺憾。然後我問她，鄧小平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我有很多學生來自鄧小平的生長之地——廣安。第一學期，我讓讀大三的安妮所在的班級寫下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十一個學生選擇了自己的家人之外，其他學生的選擇如下：

「那個時候的事情，你根本無法想象。江青——」她咬著牙說出了這個名字，我聽見其他中國人也是這麼說出這個名字的——「江青，也就是毛主席的老婆，她說不要學習，不要學習ABC！不要學習ABC！」她重複說了好幾遍，嗓門因為憤怒而越來越大——不學ABC，不學ABC，不學ABC。她也似乎明白過來，這樣的哭喊於事無補。但對於她這個受過教育的城市女性，來到鄉下當老師，卻又無書可教，又沒有別的更好的發洩方式。即便到了現在，一個五十三歲的老人還在受著那些蹉跎歲月的煎熬，她依然不知道該跟我們從何說起。亞當和我靜靜地站著。我琢磨著，也許該說點什麼。於是，我問她，今天的追悼儀式跟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的悼念儀式有何不同。

我坐在水邊的一塊巖石上，觀看著江水。我取出特德·威廉姆斯的自傳，讀了起來：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就把書借給了他。我問他，如果遇到不允許說的事情，他是如何弄清來龍去脈的，他就提到了小道消息。最近，有外國媒體的報道提到了西部偏遠省份新疆發生的民族騷亂事件，出於好奇，我問他是否聽說了這件事情。

快近午時，我感受到了正在形成的節奏感——平穩的腳步聲、背包有規律的擺動聲。我禁不住設想，就這樣走下去，一直走到貴州甚至更遠的地方，羣山變換，方言越來越聽不明白，那會怎麼樣呢？儘管才走到這裡，已經很難跟人們進行交流了。他們的口音比城裡人更重一些，而且常常因為猛然看見這麼個外國人而驚愕不已，進而就不知所措了。要跟他們問路也很麻煩，因為他們總覺得我已經迷了路，他們總想幫我找一艘過路船，把我送回涪陵。我只是笑了笑，對他們表示了感謝，然後繼續往南走，耳朵裏還迴響著他們的告誡聲。

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地主的墳墓，因為它的堆頭是其他墳墓的五倍。這座墳墓有四米多高，在山坡上埋得很深，覆蓋著墳尾的土裡種上了九行玉米。它的邊上，一叢墨綠色的竹林在微風中沙沙作響。墳墓的正立面裝飾著石雕，其中有幾個雕刻已經被敲掉了頭部——這是被故意損毀的，也許就發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許家族的姓名也是在這個時候被抹掉的。不過，這個石雕的立面絕大部分完好無損，令人嘆服，其中有下列文字尚可辨識：

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在整個「文革」過程中一直穩居高位。對中國人來說，他們更有可能把周恩來這樣的政治家當成奧斯卡·辛德勒來看待——他認識到整個體系的錯誤，但只能從體系內部發力來降低負面影響。在這樣的人物身上，有一種務實的英雄氣概，而中國人從來都是實用主義者，這一點遠勝於西方人。

「那個時候，每個單位都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她說，「我們穿的是白衣服，做了花圈，哀悼了一個星期。大家都為追悼會做著準備工作。學生、老師、工人、農民——每個人都在準備。一切工作都停了。這一次很不一樣。」

張書記引導著會議室的儀式。他遵循著電視上直播的哀悼儀式，嚴格地要求著老師和學生們：人民大會堂的政要們起立，我們就起立，他們敬禮，我們就敬禮。我們慢慢地彎下腰，行了三個鞠躬禮。然後，張書記讓我們坐下，繼續觀看哀悼致辭。

「直到鄧小平上臺，才不搞政治運動了，」她說道，「我們很高興。」

高高興興上班

「不是，在北京，」她說道，「鄧小平去世了。」

這就是我們的鴉片戰爭——純粹為了中美歷史而紛爭不斷，悄無聲息，毫無意義，話中有話，含沙射影。亞當的中文課上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於是，我們有時候要討論一下，廖老師在用不平等條約和割讓香港這類事情針對我們的時候，應該採取哪種方法反擊。這事兒很難，因為她總是佔盡了各種優勢。課本站在她那邊，語言也站在她那邊。中國人把朝鮮戰爭叫做「抗美援朝」，名字都取成這樣，已經讓美國人沒有好看了，要為此爭論一番更是難上加難。而且，提及國事的時候，中國人要用到人稱代詞——「我們中國」，「你們美國」。我覺得，這個修飾語雖然不起眼，但分量足，它使我們之間的政治紛爭一下子就分野為兩極，美國的任何事情——無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成了我的分內事。

作為回應，我和亞當也學會了攻擊廖老師的軟肋。十有八九都會奏效的是，我們無心地提及香港在英國統治之下是多麼的富裕。

我往南經過磨盤溝的溝口，爬上坡就進入了從太極製藥廠門口經過的那條公路。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會停下腳步，盯著我看上一陣子。我也聽到了他們在我身後喫喫的笑聲。路邊的一個老頭停下腳步，笑著問我：「回家了呀？」

我鑽進帳篷之後，雨下得更大了。我能夠聽到江水從巖石上急速流過的聲音。早上，一條銹跡斑斑的小船靠了岸，我花三元錢坐回了江東碼頭。那就是我在涪陵度過的第一個春天。

我從來算不上是個愛國者，更不是什麼石油愛國者，但這下子完全不同了——我是個外國人，我也逐漸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形成了外國人的敏感性。廖老師又一次為中國的石油自給沾沾自喜時，我提醒她注意中國在1995年還是個純粹的石油進口國。儘管廖老師對我的消息來源（《新聞周刊》）表示懷疑，但我看得出來，她對我的有備而來和詳實數據頗感惱火。我還指出，美國人無需為石油自給這類事情憂慮不已，因為我們和很多國家的關係相當不錯，從來不會想到要閉關自守。我的頭腦裏還有更多感性的東西——帕特·布坎南？美國至上？19世紀的反華法案？——但制衡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以牙還牙，我是在用宣傳應對宣傳。

跟中國的很多年輕人一樣，他們對傳統的東西本能地加以排斥，學校教育對這種排斥起到了放大和補充的作用。她用到了「封建」這個詞，就好像一個美國孩子會用「落後」這個詞一樣。她的口頭禪就是中國太「封建」。有一次，她對老一輩人大加抱怨：「我們中國的那些人哦，特別是那些六七十歲的人，簡直太、太、太封建了。人家想穿穿短裙，或者你身上穿的這種緊身衣，他們總會說不合適。我媽媽就不封建——她也穿短裙，因為穿那個顯得年輕。但我爸爸就太、太、太封建了！我們把這種人叫做『老封建』。」

一人選孔繁森——一位死於西藏的革命烈士。

平平安安回家

這樣的做法會令人錯失這個城市帶給我們的很多東西，也很容易讓友情遭到破壞。不知何故，成雙結對的志願者大多能夠自行解決，但也有人無法應對，有時候甚至慘不忍睹。一般而言，在相處一年之後，志願隊員之間幾乎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在涪陵，我和亞當都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於是，我們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平衡——友誼要保持但不囿於其中，相互支持但不依賴。

「我可以借來看看嗎？」他問道。

「你不知道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她說，「那時候，我們手裡的東西太少了。半斤肉。」她說這話的時候，緊緊地盯住我，肚子彷彿還在咕咕叫似的。一斤只比一磅多一點點兒。

「啊，」我回了一句，然後跟他揮手道別，繼續前行。

「星期二舉行追悼會，」她說，「學校會停課。」

今天，她仍舊抱著這樣的想法。她說她不信風水、不信佛教，不過，她又聳了聳肩。「清明節的時候，」她說，「父母、老人要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我們要去給爺爺奶奶上墳、拜祭、燒錢化紙。我們做那些事情，就好像我們信了似的。但我們的心裡一點都不信。」

「不是這樣的，」她說，「我們全都支持中國共產黨。我們隨時都有選舉活動——我們剛剛就選了一次。中國就是一個民主國家。」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他個子不高，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下巴突出。他取下《中國覺醒》這本書，看了看封面。「在中國，我們買不到這樣的書籍，」他說道。

整個春季學期，我們的關係因為學習材料裡面的政治和歷史問題弄得頗不健康，充滿了火藥味。我們有些針鋒相對，卻又非常地小心翼翼，總是充滿了無盡的緊張氣氛。學到講述鴉片戰爭那一章的時候，她平靜地指出，美國也在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得到了實惠，並幾次提及外國人在頤和園燒殺搶掠的事情。複習到科學技術那一章，她說儘管美國科學家斷言中國不會有大型油田，但中國的本土科學家在解放後發現了大慶油田。這讓廖老師頗為得意——她指出，中國人現在實現了用油自給，而美國人還要依賴中東石油。

茶館的樓上有一個卡拉OK歌廳，裡面有幾個妓|女。有時候，這些年輕女子會從我的身邊走到樓上。她們總是喝得酩酊大醉，拿著BP機和香煙成羣走過。有時候，她們會停下來，跟我聊聊天。一般而言，我都看得出，她們只是想為難一下我這個外國人，我則假裝聽不懂。然後，她們會哈哈大笑，繼續前行。宋芙蓉覺得那很好玩，等那一幫年輕女子走了之後，我們會說說我們有哪些不喜歡她們的理由。這一點也是我在那個學期逐漸認識到的事情之一：作為一個外國人，其中的好處之一就是沒有人知道你到底聽懂了多少。

三人選拿破崙，因為他「打破了歐洲的封建制度」。

在現代中國，沒有哪一個領導人像鄧小平那樣。他其貌不揚，身材矮小，年輕時不如周恩來和毛澤東那麼英俊瀟灑。他出生在重慶東北邊上的一個小山村，養成了農民的品位和習慣。他的吐痰非常出名，至少在海外如此——幾乎所有國外描述鄧小平的文章中都會提到他在出席重要會議時大聲吐痰。但是，正如中國人所說，他能「喫苦」，而且頭腦冷靜，極為務實，因此才能夠把中國從計劃經濟的災難中拯救出來。從鄧小平身上，能同時看到四川人所具有的許多優點和缺點。

在涪陵，這些民主選項非常難於判斷，而持異議的代價又非常巨大。或者說，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我讀過一些中國異己分子寫的文字。誠然，我在涪陵沒怎麼遇到這樣的人。更多的是孔老師這樣的人，他們對民主觀念似乎不怎麼感冒。當然，這樣的人天生就是中國制度下的副產品。不過，這有兩方面的可能性：他們對自身的能力幾乎沒有任何信心，因而創造出了中國這樣的體制。至於誰先誰後，是先有制度還是先有人，卻很難說清。不過令人驚奇的是，大多數涪陵人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而同時又沒有因此感覺渺小。他們選擇漠不關心，這跟我在美國的感受相差無幾。到頭來，涪陵的這種民主方式反而令我驚異——因為大多數民眾可以無聲無息地容忍政府。我住的時間越久，就越傾向於覺得人們的無聲順從也是他們的選擇，他們選擇了不做任何選擇。

跟廖老師發生爭執毫無意義，至少從政治的角度看是這樣，因為她嚴格地遵循著政府制定的路線。這條路線伸得很開，在涪陵的書店就可以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條寫道：

這樣的回答比我的薪水更滑稽，他們又搖了搖頭。「你背的東西太多了，」那女子託了託我的背包說道。那也是實情。令我高興的是，這麼偏遠的地方的人們跟我在涪陵認識的那些人一樣，極其感性。他們跟我揮手道別，繼續著他們的山路，我則穿過一道狹窄的山谷來到了烏江邊。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因為政治原因要求避難的外國人，可以給予受庇護的權利。

這座山巒層次分明的風景展現在了他們眼前，有肌理有色彩：臺地裏種著一行行綠油油的小麥；油菜地裏一片金黃；灰色瓦房後面的紫花泡桐樹高高聳立著；滔滔的長江水在陽光裏泛著銀光；河對岸那座瘦長的寶塔隱約可見。縷縷微風吹拂著附近那一叢叢嫩綠的麥苗，陰涼處的溫度剛剛合適。

「我上完大學之後，」她說，「被分到一個偏遠的鄉村。那個地方靠近烏江，差不多快要到貴州省了。我成了農民。你要記得，我的老家在重慶，我不是農村人。我不是農民。但我不能回家。我當了三年農民，後來又到鄉下的學校教了三年書。教中學。教學生認字。」

心靈永寧

一人選喬治·華盛頓。

報紙同樣如此。涪陵的人要想知道消息的真相，要麼依靠同為宣傳工具的美國之音，要麼依靠「小道消息」，依靠口口相傳。簡直難以相信，在中國這個正在實現現代化的大國，很多人要了解事件的真相，竟然覺得謠言才是最可靠的渠道。

無論到哪裡，每個人都跟我這麼說。身為一名志願隊員，其中的難處莫過於當地人總把你當傻瓜看，竟然只拿那麼一點點工資。那人搖了搖頭，而他的女朋友則羞怯地上前一步，問我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來。

為什麼一黨專政就不能享有高度的民主呢？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各個羣體的利益，中國人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力。

下起了小雨，我找了塊凸出的巖石，把爐子放到了幹處。我小心翼翼地放好了每一樣東西，把我帶來的餘水也燒開了。我先煮了點麥片，然後又煮了點麵條。喫完晚飯之後，我關了爐子，讓水冷卻下來。我往瓶子裏倒了些水，剩下的用來洗碗。

我們上午的課被取消了，英語系的全體師生都集中在一間會議室觀看追悼儀式。老師們坐在前排，亞當和我坐在了後面，因為我們對相關的禮儀拿不太準，也不想引起太多的關注。大家都莊重肅穆地站立著，一陣汽笛聲從烏江上傳了過來。

「九十三歲。我想今天每個中國人都會感到傷心。尤其在我們四川——你知道，鄧小平是四川人。」

「現在，我們自由多了，」她喃喃說道，「我們自由了。我們自由多了。」

下遊幾英裏遠的地方，一座尖尖的白塔矗立在地平線上。遠遠望去，它的影子模糊而鮮艷，彷彿晌午時分的霧靄中出現了海市蜃樓。「你曉不曉得他們為啥要修那些東西？」戴梅問道。「他們覺得那裡有條龍，就在地底下，他們覺得只有修一座寶塔，才會把龍鎮住。如果那座塔倒了，龍就會跑出來。」

「大多數美國人怎麼看？」他問道。

這些紙錢的面額有八億元，正面印著「冥府銀行」字樣，是陰界的法定貨幣。火苗跳躍之間，這些紙錢蜷曲、收攏，變成了黑色的灰燼。隨著火苗躥起，一陣陣熱浪襲了過來。在長江河谷吹拂過來的微風中，蠟燭的火焰跳躍著。

跟隨何仲貴一起來的一大家子總共有十五口人——叔叔阿姨、伯伯嬸嬸、表兄表妹、侄兒侄女，上至六十歲的老媼，下至十五個月的嬰兒。這一行人在長江北岸下了船，沿著岸邊的卵石灘往東走了過去。戴梅也走在這一大羣人中間，十四歲的她是何仲貴的侄女。她是個話包子——穿著褐色燈芯絨套頭衫、梳著短辮的她精力充沛，一邊從這塊石頭跳到那塊，一邊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

山頂上響起了鞭炮聲，在峽谷裏迴響著，一家人也慢慢地爬上了白山坪的斜坡。他們走的是一條之字形石梯路，腳步慢了下來，呼吸聲重了起來。在涪陵周邊，這是最陡峭的山坡，只有它才算得上是一座真正的山。因為坡度較緩，可以墾田種稻，就連插旗山都算不上真正的山巒。

我從我的學生安妮那裡聽到了鄧小平去世的消息。我當時剛剛度假歸來，時值旱季，烏江的水位很低。孩子們在岸邊放風箏，春節過後，中國到處都有孩子這麼做。

蘭桂常潤心田

「學校嗎？」

有一天上課的時候，我們需要複習這一課，孔老師停下來，用手指了指這個段落。「有些人，」他說道，「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白山坪

她伸手指了指墓碑上的最後一個名字。在戴梅和她外婆之間，隔著好幾十個名字。有些人今天前來參加了祭拜，但有些人離得太遠。還有些人早已作古。不過，墓碑上的每一個名字都有身份說明。戴梅用手指摸了摸她那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很乾脆地說了一句：「這就是我。」

不過，其中的軌跡是很清楚的。從他身上的每一樣東西都看得出來——他的穿著、他的信心、他的手機。今天進行祭拜的儀式上，他的手機已經響過多次。從他的住家也可以看出他的成長故事，他在涪陵城中心建了一座三層高的樓房。裡面住的全是他的家人和親戚——這一層住女兒，那一層住兄弟，中間還住了另一個兄弟。這些房間的中間圍著一個敞亮的天井，一家大小隔著幾層樓也能彼此應答。全部房間都很寬敞，購置了上好的VCD影碟機和卡拉OK設備。天花板上垂掛著仿珍珠燈飾、巴羅克風格的石膏板飾，以及猩紅和紫色的絲絨掛毯。天樓上是一個綠瑩瑩的魚池，種著一棵柑橘樹，從這裡可以越過涪陵城鱗次櫛比的樓頂，眺望到長江水和白山坪的層層梯田。

那天上午的天空很陰沉，霧也很大，一股冷風順著烏江河谷吹了過來。不過，肩上背著滿滿一袋東西，能夠步行一下，感覺真的很好。我來到了烏江大橋，連接江東的道路在這裡折向西面，延伸到了河對岸。我則穿過這條道路，沿著一條山間小道順烏江行走。整整一個冬天，我都透過窗戶遙望碧綠的羣山，遙望霧氣瀰漫的烏江河谷曲折地伸向遠方。整整一個冬天，我都在想：春季到來的某一天，我一定要親眼看看，那些曲曲折折的河灣背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我不可能跟任何學生說這些話，也不能跟街上的行人說這些話，但孔老師另當別論。我知道，他不是異己分子——實際上，他下個學期就將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不急於作出判斷，聽取別人的見解時，他不會簡單地加以接受或者駁斥。在涪陵，這些都是難得的品質。

「我跟新中國差不多同齡，」她說道，「新中國建立的時候，我正好六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是看著新中國成長起來的——那時，我們都還很年輕。可能你聽說過吧，剛剛解放那陣子有很多政治運動。尤其是60年代和70年代——那些年總在搞政治運動。」

「你覺得中國有沒有資本主義特徵？」我問，因為我和孔老師之前閑聊過這個話題。我們當時交談了市場經濟逐漸紮根、國營企業私有化、改革開放允許個體經營這樣幾個話題。但廖老師有所不同——雖然使用的語言相同，但無論何時，只要我在這兩個老師之間輪流上課，其中的政治參照體系就會迥然相異。

「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特徵，」她淡淡地說道，「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開始意識到，在涪陵這樣的地方，只要你有了一定的基礎，要學習漢語口語並非難事。幾乎沒人會講英語，而他們對外國人又總是充滿了太多的好奇心，總會不斷地接近我。我們一旦交談起來，他們的興趣和耐心似乎都沒了邊際。在我的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準時出現而已——我拿著書坐在茶館裏，任何一個從我身旁走過的人都會停下腳步，看看這個外國人在讀什麼東西。我們就這樣交談起來，如果相談甚歡的話，會持續三十分鐘，別的人又會停下腳步。我會在那裡呆上三個小時，只要茶杯裏的水涼了下來，幾個女孩子便會給我倒滿。其間，我可能已經和十幾個人交談過了。整座城市都在教我說漢語。

「我覺得，我們中國跟美國不一樣，」他說，「美國人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中國人多數是農民，如果讓他們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的話，非常危險，因為任何人都可以說謊欺騙他們。中國還不適合那種做法。不過那只是我的看法——我不知道對不對。」

通常，我會在南門山街心公園停下腳步，那裡有一位名叫柯賢龍的攝影師，跟他交談倒很有趣。他說的是方言，但他很有耐心。每個星期總有那麼三四次，我會跟他閑談一陣，然後前往涪陵城最高處的望州公園。

那一學期的頭六個星期，三年級所有的學生都回老家實習去了，我每周只有四節課。我為一年級的學生上口語課，備課工作不算太難。我每周用於工作的時間可能只有五個小時。

鄧小平去世後的星期二上午，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全國的各大單位都需要集中觀看。所有國旗都降下了半旗。十點整，追悼儀式開始，全國範圍內的工廠、輪船、軍艦、小汽車、大卡車、火車統統鳴笛三分鐘，以示哀悼。在中國，這樣的哀悼方式比默哀更容易組織。

白山坪的南坡大多陡峭，無法開墾成梯田。它的山頂密密麻麻地生長著松樹，松林之下是一道巨石形成的崖壁，這道崖壁垂直向下，高達三十多米。大山的名字最初可能就來自這一道石灰石懸崖——儘管跟四川的其他很多地名一樣，真實情況早已不為人知。實際上，當地很多人認為這座山的名字是「北山坪」。在當地方言中，「白」和「北」發的是同一個音。在有的涪陵地圖上，人們用的是「北山坪」，但也有標識為「白山坪」，這就越攪越糊塗了。在這一地區，識字教育只是最近才變得普遍起來，地名的口頭語遠早於它的書面語。這樣一來，管用的是它的讀音。你只管把它讀成「bei」就是了。

「哇！」他說道，「不算多！外國人應該不止那點錢！為啥不換個工作呢？」

我對毛澤東不太欣賞。對外國人而言，這算不上與眾不同。我尤其不喜歡毛關於「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是我的學生們喜歡的故事之一。這個寓言很簡單：一名老者因為居住的地方有一座山而頗感不便，於是，他竭力勸說村民們跟他一起把那座大山搬走。自然而然，大家都對他嗤之以鼻，怎麼搬得走一座山呢！但老者十分倔強，而且恆心十足，每天都到那座山上挖石運土。最終，他一個人搬走了整座大山，村民們因此意識到自己錯了。

「看，那都是她的後人，」戴梅走近前來祭拜的時候說道，「男右女左。我的名字在這裡！」

「哦，」我說道，「其實他很長壽。」

傍晚時分，穿過霧靄的陽光已經沒有那麼強烈了。我順著一條陡峭的小路，下到了烏江岸邊。我不知道我走了多遠——二十公裏，或者有二十二公裏。我遇到了四個人，他們剛從涪陵坐末班船回來。他們提醒我，只有第二天早上才有班船。我告訴他們，沒事兒。他們問我從哪裡來，我告訴他們我是個美國老師，在城裡上班。

她好像也察覺到了這一點——一如我對中國歷史上的恐怖時期無法想象，我對自由的看法也大相徑庭。

時不時地，烏江岸邊白色的崖壁太過陡峭，我只能繞著走。然後，我會用上我的指南針，同時還留心觀察著烏江之上的空域。數裏之外就能看到這樣的空域，因為沿岸羣山會在河岸處陡然而立，在江上形成空當，這段空當宛如一道影子，凌空躍過。因此，即便看不見江水，我還可以循著烏江在天際線上的那一道影子繼續蜿蜒南行。

她的墓前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著幾個大字：何母李成玉之墓。其下，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兩列姓名。

七人寫毛澤東。

江邊沒有別的人。那是江邊的一大塊石灰石石板，停泊的渡船在它上面磨出了一道深深的方形溝槽。再往上有一片草叢，俯瞰著烏江。我支起帳篷，在這裡睡覺真是不錯。附近沒有房子，薄霧中是一道拔地而起的懸崖峭壁。

春期剛開學的時候，某系一個說英語的老師問我能不能借幾本文學書給他看，我於是邀請他來到了我的公寓。我讓他看了一下我的那些藏書——有海明威、傑克·倫敦、馬克·吐溫的，還有一套《諾頓英國文學選集》。我也有幾本關於中國的政論書籍，他認真地翻看了一下。

何仲貴的父母親也是山上的農民，他從小就在那裡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但他現在很少回來了。他是涪陵一家建築公司的老闆，但在白山坪這陡峭的山坡上，沒有什麼建築需要他來修建。不過，那裡葬著他的父母親。清明節是中國人祭祀的日子，是人們來到白山坪這樣的鄉下祭掃祖墳的日子。在那兒，往往有石頭壘成的墳墓，這些墳墓默默無言而又目不轉睛地凝望著長江河谷裏那了無聲息的春天。

漢語可以通過形容詞疊用來達到強調的效果。因此，無論在工廠，還是在建築工地，這樣的宣傳標語比比皆是。我通常把它當做一個很不錯的信號，可以繼續前行。長江對岸有很多這樣的標語，因為他們正在那裡用炸藥把一座座大山炸開，修建一條通往重慶的高速公路。

誰也不知道裡面埋著的人姓甚名誰。「清朝，」如果問到這座古墓建於什麼時候，當地人總會這樣回答。不過，在涪陵，如果問到關於古墓、古屋，以及源頭已經消失在20世紀歷史劇變中的任何文物古跡的任何問題，那都是標準答案。「清朝，」人們總是這樣老練地回答道。他們知道，這樣的推測總歸不會錯——清朝統治中國將近三個世紀，始於1644年，止於1911年。《失樂園》寫於清朝。美國革命發生在清朝。就連最近一次的芝加哥棒球世界錦標賽也發生在清朝。當一個涪陵人說到清朝的時候，他真正的意思好像在說：很老，但又沒有別的東西那麼老。

儘管（毛）對「文化大革命」負有責任，但我們不能否認他的功績。人所共知，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因此，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問題。他是救星，他是中國的紅太陽，他也是我心中的英雄。

悼念儀式結束後，亞當、我跟著劉老師一同往家裡走。她是我們繫上資歷最老的老師之一，時年五十三歲，嫁給了學校最大的領導——韋書記。他們住在我們那棟樓的三樓，但我很少跟劉老師說話——像那些幹部們一樣，她好像跟我們在一起也有些不太自在。但在今天，就在我們繞過門球場回家的路上，她很想要跟我們說說話。

人們往山上繼續進行著祭掃儀式。他們走過一排排綠油油的蠶豆苗，走過一片片齊腰深的小麥苗，又翻過一小塊平地，在蜿蜒的石板路上行進著。南面的長江依然看得見。鞭炮炸響的回聲從遠處傳了過來。一大家人來到了何仲貴母親的墳墓前。她的墓地位置更高一些，離她丈夫的墳墓有幾分鐘的路程。她比他晚去世三十年，也許因此對白山坪的風水有了新的看法。在那個年代，夫妻分開安葬不算什麼稀罕事。

接著，突然來了一陣寒潮，一如它突然的消失。大霧也回來了，重重地籠罩著兩條江河。有些花兒凋謝了。插旗山上的花苞延遲了開放。農民們依舊在犁著稻田。在公寓門口的臺階上，我發現了一隻死去的壁虎，眼睛灰暗無光，沾滿了灰塵。

他指了指戴梅。那一會兒，他彷彿要接著講他的故事，但他陷入了沉默。他不大愛說話，也許這個成長故事他已經講過了無數遍。

她又笑了一下，這一下，她酒窩裡的憂傷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自豪。我取了鑰匙，向她道了謝，然後上樓回到了我的房間。

有那麼一會兒，她在琢磨著怎樣用詞。她對於什麼東西都小心翼翼——臉上依然掛著不自然的笑容，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她鼓起勇氣，又說了起來。

「可也有人說有問題，因為只有一個黨派，對嗎？」我問。

她說這話的時候笑了笑，但這是一種中國式的微笑，它彷彿是一個面具，掩藏了更深沉的情感。那些微笑可以掩藏很多情感——尷尬、憤怒、悲傷。當人們這樣微笑時，彷彿有一種情感正在被緊緊地扭曲著、轉移著。有時候，只需要瞥一下他們的眼睛、嘴角，甚或是額頭上一絲悽慘的皺紋，你就能發現這一點。安妮的顴骨很高，酒窩很深。在那一天，我想我看見了她臉上時隱時現的憂傷。

現在，我和亞當待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少，雖然我們每天至少總要一起出去喫頓飯。我們一直有些擔心，擔心我們彼此太過依賴，這是身處中國的志願隊員們的普遍生活模式。在四川的小城鎮當一個外國人非常不容易，我們總會情不自禁地要退縮進自己的圈子——儘管這個圈子裡只有我們兩個外國人。

他們對參加過革命的英雄情有獨鍾。即便阿裏也是某種類型的革命人物，他置自己的生計於不顧，堅決反對越南戰爭。我本人非常崇敬阿裏，但那麼多學生選擇毛澤東作為偶像卻讓我有些迷惑。班上最聰明的學生之一，溫迪，這樣寫道：

瑟斯同樣寫道：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親，那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四川一個煤礦上工作了八年時間的數學教授，而我也知道，鄧小平遭受的磨難跟這差不多。他兩次被打倒，他的兒子在紅衛兵的一次拷問中從高樓莫名跌下而致殘。然而，鄧小平挺了過來，帶領中國走出了「文化大革命」，為像安妮的父親這樣的人們主持平反工作。

在涪陵的生活讓我認識到，民主既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容忍。跟孔老師交談之後，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在美國的民主體系中的參與情況，才意識到自己的參與是多麼的膚淺。我從未參加過具有決定性質的投票，今後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選舉結果根本不是靠一票來定勝負的。在一些遊行示威中，我從未發揮過重要作用，我也沒有通過寫信或者提醒媒體的方式來對某些不公道行為做出反擊。我在美國民主體系中的角色大致是這樣的：無所謂地投票，被動地接受結果。然而，我並沒有感覺到特別地渺小，因為我知道，這樣的角色來自我自己的決定，如果有什麼事情讓我無法忍受，我隨時可以改變我的參與度。在以往，我只不過選擇了不參與，而這樣的選擇本身跟任何積極行為一樣，都是一種民主。

周恩來也讓我有些犯難——在中國人所崇敬的領導人之中，他最為洋派。他也是最受崇敬的；全國範圍的民調顯示，他是年輕一代心目中最偉大的英雄人物。他們之所以崇敬他，因為他是個偉大的外交家，因為他減輕了「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破壞。這些看法都是對的——毫無疑問，他的外交技巧給他會見過的每一個外國政要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如果不是周恩來在幾個關鍵時刻約束了紅衛兵，他們會給中國造成更大的破壞。但跟鄧小平不同，周恩來從來沒有旗幟鮮明地反對過這樣的破壞行為。甚至在狂熱年代的巔峯時刻，我們可以看見他出現在遊行的人羣中，跟其他狂熱者一樣揮動著手中的紅寶書。

幾天之後，我沿著烏江進行了一次長途跋涉。我帶了帳篷、睡袋，以及一個野營爐子。我還揣了一個指南針。最近，我的妹妹安吉拉給我寄來了一本舊書，那是特德·威廉姆斯的棒球生涯自傳，我也帶上了。我背上背包，從學校的邊門走了出去。

江澤民講了五十分鐘。一開始，他就哽咽了，他一邊擦拭臉上的淚水，一邊不停地抽泣。我看見，幾個學生跟著哭了起來。後排坐了幾個低年級學生，忍不住要笑出聲來。但他們保持著安靜，大部分人都很嚴肅。十分鐘之後，大家都有些不耐煩了。從我公寓樓的後面傳來了工人們正在修建學生宿舍的聲音。在我看來，在為鄧小平舉行的所有悼念儀式中，他應該會對這個最中意——伴隨著鎚子敲打的叮噹聲，又一棟大樓即將在中國拔地而起。

烏江岸邊矗立著白色的石灰石崖壁，谷底的臺地上種著莊稼。一行行小麥幾近成熟，就要收割了。漫山遍野黃澄澄的油菜籽也到了成熟的季節。我從一塊塊菜地——胡蘿蔔、洋蔥、豌豆——的邊上走過。谷底是一棟棟農舍，土牆瓦簷，一叢竹林邊上還有一頭奶牛正在喫草。工廠的喧鬧聲沒了，鳥叫聲傳了過來，偶爾還有公雞的打鳴聲。窪地裏的芭蕉樹葉已經乾枯，在微風中依然沙沙作響。

不過，這都是稍後的事情。首先，他得領著他的一大家人走下白山坪這一段曲折的石子小路。到了山腳等過河船的時候，他給每個人買了一根冰激凌。在長江的卵石岸邊，他們舔舐著冰激凌。在他們的上方，大山安靜了下來。今天的鞭炮已經放過了。一縷涼風從河谷的東邊吹了過來。在午後的陽光裏，寶塔清晰可見。一家人喫完了冰激凌，談笑著，在春天的河水裡洗起手來。

四人寫周恩來。

對空間的需要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之一，第二學期剛一開始，我們都轉向了更為獨立的生活方式。我需要潛心學習漢語，也開始拿出更多的時間進城。逐漸地，這事兒沒有那麼嚇人了。我悟出來，其中的關鍵在於找個地方並經常前往——老在涪陵城內閑逛沒什麼好處，因為那樣的話，會引起別人太多的關注，路人會不停地沖我大喊大叫。每周同一個時間去同一個地方就好多了，周圍的人會對我逐漸熟悉起來，跟他們聊天就變得簡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