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順江而下

我二十歲結婚，二十二歲雙目失明。結婚十一年，我有了第一個男孩。1988年12月2日，第二個孩子出生，是個女兒。我和我老婆盡心照料孩子，靠家裡那點兒地勉強過活。但我家缺少人手，因為錢、糧總接不上季，麻煩不少。我老婆拖著一大家子拚命苦熬，到後來，她再也熬不下去了。我們於1996年1月8日出來逃命。

我想，我還是喜歡東方女孩的形象和美德。她們優雅而清純。

在頭幾個月，所有這一切似乎都顯得不太重要。我把一些有趣的話抄在我的日記本上，然後繼續做著別的事情。我想，我不能僅僅根據學生們所想的來評判他們，至少在開始階段不能這樣。他們的生活背景與我來涪陵之前所了解的相去甚遠，而且，像中國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們還被籠罩在過去那一段動蕩的歷史氣氛中。要我忘掉這個很容易——要我笑對他們那些滑稽的名字，笑對他們充滿稚氣的羞怯，笑對他們來自單純無知的農村地區，這一切都很容易做到。當然，沒什麼比這距離事實更遠的了——四川的農村並不單純，我的學生知道許多我想都沒想過的東西。即使表象具有迷惑性，但當他們寫到自己的家庭時，真相還是會不自覺地透露出來：

在涪陵，做什麼事都不容易。經常可以看到氣喘籲籲的老人坐在石階上歇息。把東西往上坡拿是一件累人的活兒，所以城裡有許多搬運工。他們把貨物繫上竹棒，挑在肩上；19世紀的中國南方就這麼搬運貨物，當時的英國人把這種勞工稱作Coolie——它是「苦力」這兩個漢字的音譯，意為「辛苦的體力活」。在涪陵——在川東所有的江邊小鎮，人們把這種搬運工稱為「棒棒軍」——手持竹棒的勞務大軍。他們穿著統一的服裝（中國農民常穿的那種簡樸的藍色服裝），帶著謀生的傢夥（一截竹棒，幾圈廉價的繩子），喜歡成羣、成隊、成營地聚在一起。和一個棒棒軍砍價就等於在和一個團的棒棒軍砍價。即使沒有你死我活的競爭，他們的活計也已經夠艱辛了，所以他們經常相互照應；他們沒有正式的聯盟，但艱苦勞動結成的非正式的聯合體使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中午時分，人們大都休息了。但在城中央的一些街道上，到處都可以看到棒棒軍，他們就坐在那截竹棒上，抽煙，聊天，玩撲克；他們空下來時的樣子，與其說是放鬆，不如更像是在戰鬥間隙稍作休息。

例如，海斯勒先生在給我們上課的時候，他可以十分隨意地在身上抓來抓去，而毫不在意別人怎麼說。他穿得極隨便，常常是半截皮帶吊著，一晃一晃的。但是，說實話，這在中國就是不好的行為，尤其在老年人眼中特別如此。而在我看，這十分自然。

從我的陽臺上看出去，涪陵的夜色十分漂亮。白天的涪陵是一座骯髒的江城，到處都可以看到飛速發展的跡象，但在夜晚，所有的瑕疵都不見了。只看見水和燈光——華麗的燈光，黑乎乎的水面，漆黑而深邃的烏江像一面明鏡，綴滿了紅的、黃的、白的綵帶。偶爾可見夜航的船隻逆江而上，探照燈照出的三角形光區在船的前方緩步移動，馬達在夜色籠罩的峽谷中轟鳴。在長江上，每半小時左右就會駛過一艘大型客輪，宛如一片明亮的燈光靜靜漂過。

「已經定了，」他斷然說道，「學校將為你們買網球。咱們繼續玩牌。」

在第一個學期，我有些無所適從，沒法一一來考慮這些事情。我要學漢語、備課，還要記日記；我沒有時間去考慮我們來這裡所包含的政治含義。但也有讓我感到震驚的時候——有一次我讀到一個學生的一段日記，只有三個短句。但在打完分數之後，這三個句子仍久久回蕩在我腦中：

「學校決定給你們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電話，這樣你們就可以打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大學暑假期間，亞當曾擔任過網球夏令營的教練，但他很快就搖了搖頭。「不怎麼好，」他說，「我好久沒認真打過了。」

今天，當我們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那段歲月時，會覺得我們父母的思想和行為都有些盲目和狂熱。但是，如果我們客觀地看待那一段時期，我想我們應該、也能夠理解他們。每一代人都有他們各自的悲歡。對年輕的一代人來說，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評責備。我們的上一輩人是不幸的；他們沒有好的機會和環境去實現他們的價值。但是，他們的精神，以及對祖國的熱愛為我們樹立了好榜樣。

「那不方便，」阿爾伯特說，「學校已經決定了。」再一次，我們的反對被無視了。大家又開始喫起飯來。第二天一早，一臺新洗衣機出現在亞當的門口。

起先的一段日子，我在涪陵的很多東西都是從學生那裡學到的。我的漢語還不夠好，不足以同城裡的人交流。這讓我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哪裡都無法與人正常交流。於是，我聽學生念他們為完成功課而寫的日記。慢慢地，涪陵的一些事情成為了我所關注的焦點。

熱烈歡迎涪陵師專宏聲捲煙萬裏長徵徒步考察隊勝利歸來！

亞當和我彎腰低頭坐進了禮堂後面的位置，以期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坐在我們周圍的學生低頭耳語，並轉過頭來盯著我們看。這種注意一下子就擴散開去，不一會兒，禮堂裏的每一個人都伸長了脖子看我們兩個——我們則在座位上壓低身體，把休閑帽使勁拉下來遮住臉部——很快，竇副校長走上前來，領我們坐上主席臺。他實在是無可奈何，不然觀眾的注意力就要全部分散到我們這邊了。這也是我們經常被要求去參加當地一些活動的原因之一：這種方法能夠確保引起人們的注意，簡便易行。

其他人的描述就沒那麼英雄氣概了。我最中意的一篇是一個叫理查德的學生寫的，名為「為什麼美國人如此隨意」：

第一周的一天晚上，宴會還未正式開始前，他跟我們講。

涪陵沒有鐵路，歷來是四川省的貧困地區，公路非常糟糕。去哪裡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裡也不會去。在隨後的兩年，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當然，只有這樣，他們才明白軍隊生活的艱辛。他們的激|情也能得以約束。

整個學期，學校開展了很多特別的活動來紀念長徵。學生們要上關於長徵的歷史課，要寫關於長徵的文章，在12月份還組織了一次長徵歌詠比賽。為了參加長徵歌詠比賽，所有的系都花了數周時間排練歌曲，然後在大禮堂演出。因為長徵題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許多參賽歌曲都是一樣的，這就使得評委打分有點為難。同樣讓我搞不懂的是，由於演出服裝數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樣由大家共享。歷史系表演的時候，穿著乾淨的白襯衫、打著紅領帶，光彩照人。然後他們走下臺，迅速地把襯衫和領帶換下交給政治系的學生。政治系的學生穿戴完畢，衝上舞臺，把別人剛剛唱過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會結束時，襯衫已變得汗漬斑斑，每一位觀眾都聽熟了所有的曲目。音樂系獲勝了，像以往一樣，英語系排名倒數。在學校舉辦的各種比賽中，英語系從未獲勝過。沒有以長徵為題材的英語歌曲。

陽光明媚，一年級的學生正在軍訓。他們不停地操練著步伐。儘管汗流浹背，但沒有教官的許可，他們不能停下來。

他們最想看到的，是所有濃縮在這兩個年輕外國人身上的有關外部世界的東西。一天晚飯後，我和亞當在校門口廣場上玩飛盤。第二天，我在閱讀一個學生寫的日記時，這種懶散的體育運動竟然變成了奧林匹克精神：

具體而言，我不知道有美國人前來中國居住對當地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後來，我得知這裡的許多工業企業是從上海搬遷過來的，這是五六十年代美國核威脅的直接後果，毛澤東把中國的兵工廠分散轉移到了大西南偏僻的崇山峻嶺中。很顯然，在當地人怎樣看待我們這個問題上，這段歷史對他們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我們對此卻一無所知。

第二天早上，亞當的門前並沒有出現網球，但他不敢大意。他給我講了他和張書記的談話，我們決定一起去和學校談一談，類似的努力在後來的兩年中做了一次又一次，而結果往往各不相同。我們的交流通常間接迂迴，鮮有簡單明了的。有時候，結果甚至與我們所想的背道而馳。

我們有兩個人，被派到這裡教書，都十分年輕：我二十七歲，亞當·梅耶二十二歲。我們對涪陵幾乎聞所未聞。我只知道這座城市的一部分將因新修建的三峽大壩而淹沒，還知道涪陵多年來都不對外國人開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謝謝，」亞當說，「你的雀斑真好看，凱勒。」

「韋先生擔心你們可能想打網球。他想確保你和彼得能在這裡住得愉快。」

長徵徒步行的隊員們到達時，學校的大喇叭裏響起了愛國歌曲。他們穿著白色的T恤衫和迷彩服，顯得疲憊不堪，臉上鬍子拉碴，肩上掛著用舊的軍用帆布包。領頭的隊員手舉一面褪色的紅旗，走在迎賓小姐身後，紅旗上印有校名和宏聲捲煙字樣。迎賓小姐分成了兩列，每列四人，齊步行進，頭不搖晃，目視前方，手臂大幅擺動。其他隊員帶著自豪和驕傲的笑容向人羣揮手，成單列跟隨行進。大家鼓著掌，跟在他們身後進入了大禮堂。那兒掛著一幅標語，上面寫著：

有人心中就閃耀著這些。我們有一個學生，名叫凱爾——像許多學生的英文名字一樣，他是一團謎。他是班裡最安靜的學生之一，看上去就像一個中年農民：身體矮小粗壯，臉龐因為四川日光的照射而顯得黝黑，彷彿飽經風霜。他的臉上帶著農民那種無聲的微笑，謙卑的尊敬。他曾經是個農民，直到有一天，政府來了封信，說他通過了考試，可以進入涪陵師專讀書。當時他二十一歲，是班上最小的學生；有一天，亞當布置了十五分鐘的自由寫作。凱爾埋頭寫道：

在最初的一段日子裏，涪陵對我來說主要意味著各種聲音。這是一座十分喧鬧的城市，各種噪音也都是我以往沒有聽到過的——建築工地上傳來鋼釺有規律的丁當聲，以及巖石在鐵鎚下的崩裂聲：大部分活計仍用手工完成的地方才會有這種聲音。我也是第一次住在靠近江河的地方，聽著船隻發出的各種聲音，在峽谷中來回飄蕩。

幾天之後，亞當正和英語系的幾個老師一起玩紙牌，黨支部書記張彥提到，學校早就收到了從「美中友好志願者」寄來的我們的簡歷和自傳材料。

他們的祖母或外祖母大都裹過腳：也沒有幾個祖父或外祖父能夠讀書寫字。他們的父母成長在中國歷史上最艱難的年代。這一切都對我的學生有著影響，並形成了他們一些相似的特徵。但同時，他們又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受過教育，儘管有錢的不多，但也不是一貧如洗。他們買得起東西——時裝、書籍、收音機。他們上了大學。他們學了七年的英語。他們看到了巨大的變化，既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根據我的標準，他們也許在政治上都被洗過腦，但與過去相比，他們又獲得了極大的自由。

西方人喜歡優雅的女孩，還是性感的女孩？我經常聽到的觀點是東方女孩以優雅著稱，而西方女孩以性感出名。

上周，湯普森小姐（一個來涪陵拜訪我們的志願隊員）給我們作「美國的選舉」報告的時候，她脫下羊毛衫，系在了腰間。在中國人看來，這簡直不可思議。一個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怎麼可以那樣做呢！謝天謝地，我們是學英語專業的，對美國有所了解，所以對此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如果讓其他人看見了，恐怕他們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並不是亞當所希望看到的，但就在這些清單中也同樣有不少四川色彩。第二次，亞當非常仔細地向學生們說明，可以「寫你想寫的任何主題」。

不過凱勒這個名字十分直截了當。海倫·凱勒是學生心目中共同的英雄人物——甚至有些男生也將她列為楷模，部分是因為她同情共產主義。那天，凱勒作了自我介紹，又解釋了取這個名字的原因，然後她笑了笑。

西方女孩則十分開放。她們可以和任何人結婚，隨時都可以離婚。不在乎別人的評價。她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考慮對錯。她們的生活自由散漫。

沒有一種聲音困擾過我。早上的各種聲音吵醒了我，但也無妨，因為那是學校固定程序中的一部分，聽到它就覺得我與大家步調一致了。當然，我並沒有和他們步調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我從來就沒能夠融入他們之中。在頭幾周，多虧了時時處處圍繞著我的種種固定程序，我才沒有感到太過脫節。

對許多學生——尤其是新生——而言，這所學校叫人興奮不已。校園與涪陵主城區隔烏江相望，很少有學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過。每到周末，學校就有電影、競賽、舞會。時常也有像歡迎長徵徒步隊員的那種政治集會，學生們總是在廣場附近地區集合，鬧哄哄地翹首以待。

頭幾周，這讓我們感到十分害怕。從我們的陽臺上就可以俯視那個門球場。每天早上我們放眼凝視的時候，總擔心看見工人、鐵鏟、鋤頭、挖掘機、炸藥——哪一樣都可能和買網球扯上關係，我們深切而又真切地感到一陣陣後怕。最糟糕的，還在於這種不確定性。買網球好像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同時，十分明顯，在涪陵這個地方，人們可以通過大量的工作把抽象變成現實。只需看一看三峽大壩的規劃，便足以證明。

半個世紀來，沒有美國人在這裡居住過。後來，我在城裡遇到一些長者，他們記得在20世紀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這裡有美國人生活過，但這樣的記憶又總是模糊不清。我們抵達時，這裡還住著另一個外國人，一個德國人，在當地的一所中學教了一個學期。但我們只見過他一次，等我們安頓下來沒多久，他就離開了涪陵。從那以後，我們就成了這座小城中僅有的兩個外國人。涪陵約有二十萬人口，根據中國的標準，這是一座小城市。

教室裏突然變得一片沉寂。凱勒馬上低下頭，坐回到座位上。在那陣難堪的沉寂中，亞當手忙腳亂，過了一陣他才急急忙忙地解釋說，雀斑在美國被看作是很有魅力的標誌。事實證明，在中國，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就好像在說「你的胎記很好看」一類的恭維話。但是，除了繼續上課，別無他法。所以，幾分鐘後，難堪就煙消雲散了。

在這兩百來字的作文中，有太多的四川色彩，而他似乎不花吹灰之力就寫出來了——當然，有些東西不是單用眼睛就能看到的。亞當第一次安排學生自由寫作時，事情未能按計劃進行。他告訴全班有十五分鐘的寫作時間，然後叫他們「寫你想要的任何東西」。

韋先生是學校的黨委書記，作為學校職務最高的官員，他無疑有比為志願者買網球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處理。亞當表達了這層意思，並特別說明，即使不打網球，他也一樣過得十分愉快。但張書記依然立場不改。

也許是聽了水牛的忠告，我將棄農習文。

頭一件事就是亞當和我本人。這夠嚇人的，因為我以前從未被人如此密切地關注過，每一個動作都叫人重複和評價一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談論，然後記錄下來。一切癖好和習慣都一覽無餘。學生們記下我帶著水杯上課的樣子，我在上課時繞著教室踱步的樣子，還有我在他們看來十分滑稽的笑聲。他們記下了我那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長而直的鷹鉤鼻，好多人還描述了我的藍眼睛。這也許是所有細節中最奇怪的一點，因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學生們早就從書本上了解到，外國人的眼睛都是藍色的。他們看到了他們想看到的東西。

我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有兩個偉人：毛澤東和鄧小平。如果要我們指出這兩代人對中國看法上的差異，就應該提到這兩個人。

張書記笑了笑，繼續摸牌。他是個瘦弱但精力充沛的人，蓄著小平頭。經過一周的時間，我們給他總結出兩點：在英語系的教職工中，他籃球打得最好，喝白酒也最拿手。他是英語系職位最高的領導，作為支部書記，他掌管著學術、紀律以及政治事務。他屬於不愛說話的那類人，但他一開口，必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他看了看手中的牌，上身往前傾了傾，抬起頭來看著亞當。

事實上，一切必需品和服務在這些石階上都可以找到。有商鋪、食店，有補鞋匠、剃頭匠。在一段石階的低處，坐了一排道家的算命先生。另一段石階被兩三個牙醫佔據著，他們幹活的桌面上散放著各種銹跡斑斑的器具，針筒浸泡在令人琢磨不透的液體中，被嚴重蛀壞的牙齒裝了整整一盤子——這真是一種十分原始的廣告。偶爾，一兩個農民駐足攤前，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然後拔牙，這時總有一大堆人過來圍觀。一切都是公開的。理個發也會有人圍觀。每一次買賣的價格都會被剛好路過的購物者品評一番。生了病，可以在露天坐下來看中醫郎中，他們通常在石階的頂頭擺有一個比較固定的攤位。攤子上一般有一隻凳子，一個裝著各種瓶瓶罐罐的盒子，還有一塊白布，上面用大字寫著：

校園的夜間很早就安靜下來。寢室的燈光在十一點準時熄滅——所有的燈同時熄掉，一排排房子隨著電源被切斷而變成了黑色。晚上，我有時坐在陽臺上，看著燈光熄滅，這其中的規律性讓人再次感到從容不迫。

我們被安排和市長、黨委書記以及其他幹部坐在一起。我們坐下的時候，人羣中發出高聲的歡呼，長徵徒步行隊員們也鼓起掌來。迎賓小姐給我們端上了茶水。我低著頭，努力想把兩條光腿藏到桌子底下。幹部們作了講話，表揚了長徵徒步考察隊的隊員們，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正在紀念的那段歷史。所有的講話都十分震撼有力，就像在那些描寫政治強人的老電影裏看到的情景一樣，而竇副校長的講話更是無人匹敵。他是個五十多歲的小個子，體重五十多公斤，身體瘦削，臂膀單薄。但他用起麥克風來卻得心應手——起初的聲音極為柔和平緩，就像一個老師在對一群孩子說話；繼而提高音量，慢慢加快了手勢，纖細的雙手對著人羣揮舞，似在責備他們；最後則是聲若洪鐘，雙臂凸鼓，兩眼放光，喇叭轟響，講的人和聽的人此刻平等了，結成了同志、愛國志士、人民的公僕。人們起立喝彩，雷鳴般的掌聲響成一片。

「學校決定，」他緩緩地說，「給你們買網球。」

也許我們知道的越多，日子會越難過。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女生，名叫安妮，住在我們那一棟樓的底層。她父親是數學教授，是學校職稱最高的教員，所以有幸在我們那棟鶴立雞羣的樓房中得到了棲身之所。在「文革」中，他也「有幸」在四川省一個十分偏遠的煤礦幹了八年。像許多有才華的中國人一樣，他被打成了「臭老九」——下層中的下層，只有通過最底層、最辛苦的工作才能挽救的那一類人。

首先到達的是涪陵市的市長。他乘坐一輛黑色奧迪來到學校大門口，一踏出車門就對熱烈鼓掌的學生頻頻揮手致意。當地的電視臺也來人了，正對著這位在9月的炎熱中噓噓喘氣的身材矮胖的人錄製新聞。他快步穿過廣場，來招呼亞當和我，同我們握手，歡迎我們來到這座城市。

當時正值紀念長徵六十周年。所謂長徵，是指在其國內戰爭中，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在幾乎要被國民黨消滅的關鍵時刻，所進行的長達六千英裏的長途跋涉。共產黨人克服重重困難，越過中國西部的羣山和戈壁，行軍至一個安全地點。之後，他們從延安開始，穩步地積蓄力量，直到最後讓革命席捲整個中國大陸，將國民黨趕到了臺灣。

但是，看了他們的工作，你就會明白，他們為什麼總在休息，因為在這個艱難的城市裡，再沒有比這更艱難的活計了。挑一次貨一般只能掙一兩塊錢——八元多人民幣才合一美元——而他們總是要挑著一百來斤重的東西爬坡上坎。由於受山城和活計的影響，他們的身材都很矮壯。夏季，他們光著上身出門攬活。你可以看見，竹棒把他們肩上的肌膚磨得像一層牛皮。天氣炎熱的日子裏，他們渾身上下大汗淋漓。在冬天，他們身上也會冒著熱氣。捲起的褲管下小腿鼓凸，恰似綁了一個棒球。

他們這一代人，如同一道分水嶺，就像「開放」對於中國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性質的問題。我能感覺到，在這一代人身上承載了很多東西——有些方面，這很像我的父輩，他們是聽著經濟大蕭條和二戰的故事成長起來的一代美國人。然而，無論好壞，又是他們那一代人創造了美國的今天。說到中國未來的繁榮，這具有同樣的意義。但她的過去比美國的過去要坎坷得多，這就常常使問題變得複雜起來。很難讓我的學生去批評中國什麼，這不奇怪，因為他們腦子裡被不斷地灌輸的就是共產主義思想。偶爾，幾個比較出色的學生在描述中國的時候，夾雜著冷靜的準確和盲目的樂觀，這讓我覺得做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艱難：

這裡的很多建築不值一看。沿烏江岸邊仍舊保留著一片老城區，裡面有青瓦蓋頂的古代磚木建築。但這個地區的面積不斷縮小，正逐漸為已經主宰這座城市的毫無特色的現代建築所取代。有幾座七八層的高樓，但它們像中國許許多多的新式建築物一樣，用廉價的藍玻璃白瓷磚砌牆。在涪陵，即使修了一幢漂亮的新樓，也會很快被那一道道灰色的塵土蓋個底朝天。

在我們公寓樓旁邊就有一個門球場。無疑，那是校園內最好的風景，而且也許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寧靜的地方。在這樣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類似的地方並不多見——除了供娛樂外，這塊地別無他用。門球場邊上是一排樹，中間是一塊十分平整的沙土場地。這塊場地護理有加，而且玩門球的人們技術到家，所以中央的沙土場地總是十分平整好看。每天早上，學校的退休教職工便來到這裡，打上一整天的門球，只是在喫午飯時停息一下。他們打球的技術相當好，好得無以復加，幾乎到了無可匹敵的地步——他們想把球打到哪兒，球就滾到哪兒，頗像魔術師手中的紙牌，不聲不響地在和諧的程序和技藝中隨意移動。這成了他們每天必做的表演，成了充滿特技的體育運動。這些退休教職工好比藝術家——他們將門球運動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水平。而這塊地的大小，正和一個網球場相仿。

退休的人們整齊地站成幾排。一隻收音機裏放著中國民樂。老人們的動作舒緩而優雅。這個園子很小——並不像一個真正的公園，只是城市中的一個歇腳處。這裡有歪倒的灌木叢，枯萎的花朵，毀壞到令人痛心的草坪。其實這些都有人妥為看管——在涪陵，隨意破壞公共財物算不上什麼問題。問題在於空氣，在於那如毯子一樣覆蓋著城市、窒息著綠色生命的煤灰。幾乎沒有比涪陵的樹更慘的東西了，樹葉變灰打蔫，彷彿剛剛從閣樓中取出來。

在那之前，我的祖父母通過辛勤勞動掙了很多財產，但開始搞集體化的時候，我們家的全部財產都被「工作組」給毀了。他們說所有的東西都應歸公，便拿走了一些好東西。我的祖母想阻攔他們，但不成。他們把她吊起來打，還不給她東西喫，後來就給餓死了。他們又強迫我的父親冬天去田裡除草，我父親也不抱怨，只是拚命地勞動。

這次奏效了。凱爾埋頭寫出了這篇作文。我和亞當則不停地埋頭苦幹，在所犯下的錯誤中學習，儘可能地融入到當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八位女生穿著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掛著印有校名的紅色綬帶，在大門口以立正勢站著。她們被稱作迎賓小姐，是從學生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幾位迎賓小姐全都個子高挑，長得十分漂亮，但臉上看不到一絲笑容。在正式場合，她們代表著學校，站姿標準，步態優雅大方，為大人物們端茶倒水。

當然，整個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我是和平隊的志願者，但又不全是；中國是共產主義國家，但也不全是。一切都不全是看上去的那樣，就像我在涪陵開頭的那些日子，什麼都不確定，彷彿總有半步之遙。

我住的地方靠近主教學樓，因而聽到了那些聲音。我聽到了學生們反覆朗讀功課的聲音，因為在涪陵師專，很多東西都是靠著死記硬背來學習的。那也是一種安詳寧靜的聲音；聽著他們抑揚頓挫、協調一致地背誦大家都學習過的功課，真是一件令人心滿意足的事情。我喜歡聽老師們在上課時講解的聲音，課間十分鐘各種紛亂嘈雜的聲音，電鈴驟響的聲音，以及午飯時間學生們一窩蜂擁向食堂的聲音。

為了軍訓，新生要穿上校服，校服是阿迪達斯式樣的藍色運動套裝。這種亮色調的校服與刻板的教官們穿的迷彩服相比極不協調，而學生與教官們相比也極不協調。他們不過二十齣頭，看上去都還稚氣未消。他們剛從農村出來，面對教官的命令，害怕得直打哆嗦。天氣炎熱的時候，總有人會暈倒，然後被抬到陰涼處，班上其餘的同學則繼續操練著正步。兩周的訓練行將結束時，他們操練完了步伐，行軍到磨盤溝一個偏僻角落裡的打靶場。他們用高性能的步槍向靶子射擊，以此為他們新的開始畫上一個句號。槍聲壓過烏江的流水聲，我也聽到了。

在成都我碰到過一位涪陵人，她也給我講了同樣的事情。「但那兒的人有時候脾氣不好，」她提醒我說，「因為那兒天氣太熱，而且山很多。」我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這表明中國人對待自然環境的態度與外國人截然不同。當我看到那些呈梯狀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變土地，把它變成了綴滿令人炫目的石階的水稻梯田；而中國人看到的是人，關注的是土地怎樣改變了人。剛到學校的那幾天，我總在想這個問題，尤其是因為我所有學生的成長都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我很想知道，四川這種地勢崎嶇不平的自然環境怎樣影響了他們。同時，我也不知道未來的兩年裡，這會對我有什麼樣的影響。

幫你排憂解難！

我是從重慶乘慢船順江而下來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個溫熱而清朗的夜晚——長江上空星鬥閃爍，漆黑的水面卻映不出微弱的點點星光。學校派來的小車載著我們，以碼頭為小說sbook，蜿蜒行進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這座城市不斷向後掠去，顯得陌生而又迷離。

「上學期這個學生取的是個男生的名字，」傅主任說，「但在暑假裏他把名字改了，我真不明白這是為什麼。」

儀式結束後，人們一起合影紀念這次集會。從照片上看，長徵徒步行的隊員和幹部們顯得極為自豪，分三行站立，排列整齊，褪色的紅旗飄展著，頗有久經沙場的革命隊伍的風範。隊員們穿著乾淨的白T恤，胸前佩著塑料花，飄著紅絲帶。他們的臉上沒有笑容。最重要的幾位幹部在前排與我和亞當站在一起，竇副校長和韋書記的臉上幾乎看不到一絲笑容，我們也笑得極為勉強。亞當穿著涼鞋，我則穿了一件灰色的舊T恤，我們赤|裸的大腿與一排整潔的褲子相比極不相稱。其他幹部臉上也沒有笑容。照片中沒有女性。

凱瑟琳是個可愛的女孩，文靜的學生，有一雙渴盼的眼睛和友善的微笑，我對她嚴厲不起來。在她的日記下面，我只是寫上了我在美國有三個姐妹——僅此而已。在涪陵，這樣的交流就足夠了；第二天，她便向我道了歉。

這就是從我的住所——六樓，高踞兩江，俯視江城——能夠欣賞到的風景。視線中沒有障礙物，所以我能聽到這麼多聲音。每天早晨，在門球聲響起前好久，我就聽到樓房後面傳來了公雞的啼鳴。六點整，我又聽到了響徹校園的起牀號聲，然後是學生們在貫通校園的小路上踉踉蹌蹌的腳步聲，他們就在那裡做著早操。六點稍過，早操的音樂就通過大喇叭播放了出來——快樂的起牀號，不斷重複播放的早操音樂，日復一日。早操之後，是一些事務性的通知以及政治宣傳，還有學生前往食堂喫早餐的聲音；然後是上課鈴聲。這時，門球場上又響起了那清脆的回聲。

不過李校長早就把他們解救出來了。所以，現在所有的學生都彙集到校門口的廣場上。這是一所規模不大的師範專科學校，成立於1977年，學生只有兩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教育體系破壞很大，這所學校是在那以後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中，這種師專學校差不多位屬末流。花三年修完課程，學歷低於大學本科，幾乎所有學生都來自四川的農民家庭。畢業之後，他們要回到家鄉，在偏遠的中學裏當老師。

我們表示反對——這完全沒有必要，電話費又比較貴，其他學校的志願者也都沒有安裝電話。他揮揮手，打斷了我們。「這不成問題，」他說，「要不，你們就太不方便了。」我和亞當對看一眼，聳了聳肩。我們向他表示了謝意，大家便開始喫飯。第二天，修理工前來為我們安上了電話。

「我的公寓裏有一臺洗衣機，」我回答說，「我們可以合用——沒有必要再浪費錢。」

其他一些名字則沒有多大意義。有叫蘇迪、桑裏和凱爾的。有的純屬不幸：一個小個子男生被叫作盆，一個十分漂亮的女生取名叫可可那特。另一個男生取名黛茜，這讓傅主任感覺到十分驚愕。系主任傅先生英俊瀟灑，蓄一頭烏髮，我們和英語系聯繫也主要是找他——這個職位的責任感常常使他生活在肅穆的氛圍中。他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談論黛茜這個名字的時候，尤其顯得愁眉不展。

城市

我曾聽說過，許多美國婦女的臉上長有雀斑。在中國，女人，尤其是年輕姑娘，如果臉上長了雀斑，是不喜歡別人來提起的。這種做法不太好。我想知道，長雀斑的美國婦女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每天早上，門球場上的聲音都會飄進我住的公寓，有門球輕輕碰撞的聲音，沙地上的腳步聲，以及退休教職工們在不緊不慢的玩球過程中柔和的談笑聲。那是我聽過的最平和安寧的聲音，我會坐在陽臺上，就這麼聽著。門球的撞擊聲和著高一陣低一陣的蟬鳴，與烏江上的聲音交織在一起。窄窄的河谷上回蕩著船隻的汽笛聲，發動機噼啪作響，搏擊江流，駁船上不時傳來丁丁當當的敲擊聲，那是工人們正把河沙卸到停在岸邊的馬達轟鳴的卡車上。從我的公寓看出去一英裏遠的地方，烏江消融在長江渾黃的激流中，不時可以聽到從長江上傳來的孤零零的汽笛聲。

我們找阿爾伯特談，又找張書記談；找傅主任談，也找英語系的其他人談。我們說，修建網球場價值不菲，我不會打網球，而且亞當實際上也不再喜歡打網球了。他已過了在大學時喜歡打網球的年紀，如果他還有什麼熱衷的事情的話，那也與網球毫不沾邊。網球是一項條件要求較強的體育運動項目，籃球、足球則簡單得多。網球是剝削階級的玩意兒。當然，我們並沒有說到這麼嚴重，但我們想盡了辦法。整整一周，我們差不多在進行一場運動，堅決反對他們買網球。

「我注意到你會打網球，」張書記說，「你一定玩得很棒吧。」

「學生們出了點問題，」當我問及怎麼回事時，英語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說，「我估計，可能是他們隨身帶的錢用光了。」事實確實如此——儘管有涪陵一家生產宏聲牌香煙的捲煙廠資助，他們還是用光了所有的現金。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遠行一千英裏，來到延安，卻以破產告終，這種特別的紀念方式讓我驚訝萬分。

一個家庭的短故事

我的公寓位於烏江邊的山坡上，一棟樓房的頂層。那是一條美麗的河流，激越而清澈透明的水流從貴州省的崇山峻嶺中自南向北而來。烏江的對岸就是涪陵的主城區，山坡上到處都是方塊樣的鋼筋水泥建築。無論我朝哪個方向看出去，都是陡斜的山坡，尤其向北傾斜下去，直到兩江交匯處，山形陡峭的白山坪拔地而起。

手術治療——不痛不癢不出血，不影響工作！

由於雙目失明，我只能過一天算一天。1996年3月2日，我被迫把兒子送到他外公那裡。兒子十四歲，但我沒錢供他上學。請求各位大爺大媽，大叔大嬸，兄弟姐妹，伸出你們溫暖的雙手幫幫我，我對你們千恩萬謝！祝你們工作順利！幸福長壽！

一開始，正是這種「友好」把我們都嚇壞了，這也正是我們的頭銜中最難以說清楚的地方。年前，學校有過三個外籍教師，一對年老的澳大利亞夫婦和一個來自墨西哥的中年男子。他們的情況比較簡單，因為他們只待了不到一年，而且也很少遠離校園。我們就大不一樣了——年輕，計劃在涪陵要待上兩年，而且是受美國政府派遣來的第三批志願隊員。學校在最好的一棟樓裏給我們安排了兩間公寓，與黨委書記和其他主要幹部同住一樓。而且一連數周，學校差不多每隔一晚都要設宴招待我們一次。這些事情有一套禮儀。我們的餐桌上擺滿了中式佳餚——腰果、牛肉乾、豇豆、藕片——通常，韓老師總要宣布點什麼。二十七歲的他是學校「外辦」的臨時負責人。他是學校裏英語說得最棒的人，但剛坐上這個位置，總顯得有些憂心忡忡。他讓我們叫他阿爾伯特。

你給我們上課之後不久，我讀到一篇新聞評論，說柯林頓當上了美國總統，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美國人為什麼選他做總統）是他將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那些日子裏，我討厭見到你和梅耶先生。

在火車形水牛的幫助下，我回家了。我來到了鎮政府辦公室。那頭水牛——現在是一頭真的水牛了——跟在我的身後，低聲地說著什麼。我不明白它說的是什麼。它變成了一部像牛頭一樣的計算機。屏幕上顯示著：我年輕的主人，你不適合搞政治。你現在應該做的，是到學校去學習更多的知識。尤其你的英語很差。只有這樣，你才能把工作幹得更好，過上更好的生活……

「對，」我回答說，「只是在美國，現在就連女生都不喜歡用這個名字了。」

「因為那兒的山和水，」她說，「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她所寫到的「開放」，對涪陵人，對所有中國人來說，是個界線問題。人們到處都在談論改革開放這個話題，它包括不斷增加與外界的接觸，以及鄧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市場經濟模式的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改革開放」的概念和俄羅斯「革新」、「公開化」的概念十分相似。但存在著一點關鍵性的差異：中國的這個詞彙沒有明確的政治成分，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無意於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實行政治制度上的開放。不過，改革開放還是引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包括日益增加的地區間流動，以及受外國文化影響而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處事態度。多數中國人把這視作良性的發展，因為伴隨著這些變革而來的是日漸提高的生活水平。不過，人們的思想中仍然潛藏著一種無聲的恐懼。涪陵出現的頭兩個美國老師足以引發人們的這種不安。

每個人，尤其是大學生，都應該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我們的國家花了許多錢來培養他們，他們應該忠於祖國。軍隊是國力的象徵，對軍隊有所了解是很有必要的。1989年，北京爆發了學潮。作為年輕人，他們的思想尚不成熟，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他們無法明辨是非。哪兒熱鬧，他們就往哪兒湊。學潮之後，我們國家決定在大學開展軍訓活動，讓他們明白現實生活來之不易。

在現實生活中，我覺得我的父親是一位英雄。他曾經給我們講述他的過去。大約十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姐姐都結婚了，在離家很遠的地方工作。那時中國所走的道路是集體制，人們要參加集體勞動。他們不能擁有自己的私人財產。

但是，這些朝代幾乎都沒有留下任何印跡。像中國任何一個城市一樣，這裡的建築的發展步伐掩埋了歷史的遺跡。它們的目的僅僅是容納人口，容納天天在這裡爬坡上坎、搏擊車流、幹活糊口、買進賣出的二十多萬人。

在最初的幾個月裏，儘管偶爾有跡象表明，我的學生仍然帶著一絲懷疑來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從未估計到這種情感會如此強烈。這種時候，我總把它們當成一個個孤立的事件來看待——我會十分溫和地作出回應，然後盡量不再想它。一天，一個叫凱瑟琳的女生寫到了東西方女性的區別：

「那是個女孩的名字，對吧？」傅主任問我。

我的命運和那頭會變化的水牛緊緊連在了一起。

這是一個容易犯錯的地方，我們的確也犯了許多錯誤。但是當地人都富於寬容之心——通常他們會向我們暗示什麼是正確的做法。第一周上課的時候，亞當讓他的學生做自我介紹，一個叫凱勒的女生站了起來。她說出了她家鄉的名稱，解釋她之所以選擇這個英文名字，是為了紀念海倫·凱勒。一般都是這樣，他們根據自己崇敬的人來取英文名字，所以就有了芭芭拉（取自第一夫人：芭芭拉·布希）、阿姆斯特朗（取自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二年級學生甚至取名為馬克思。有些學生把他們的中文名字直接翻譯過來，如毫斯、耶洛、諾斯等。有個男生，他的英文名字是萊希。「我名叫萊希，」上第一次課的時候，他就這樣介紹，「我很懶，我不喜歡籃球、足球。很多事情我都不喜歡，我的愛好就是睡覺。」

我的父輩像我這麼大的時候，中國還很不富裕。人民甚至過著喫不飽、穿不暖的生活。那時的形勢十分艱難。由於缺乏經驗，中國的領導人沒有解決好一些問題。也許，那是中國發展進程中最艱難的時期。但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國人民盼望已久的獨立和民主這兩大目標。所以，人們從心底裏崇敬他。這種崇敬延伸為對中國的極大熱愛。我的父母親就是這樣。然後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出現了許多錯誤的東西。但他們認為中國是最好、最優越的國家，有顯著的國際地位。在他們心目中，只有實行計劃經濟，中國才能達到自己的奮鬥目標，因為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任何有關市場經濟的東西都是右傾主義。我的父母是別人叫做什麼就做什麼，從不考慮其對錯。

這座城市與她所在的土地大不相同，差別在於，除了一小片老城區，毫無歷史感。到四川的鄉下遊玩就是去感受歷史，去感受那些通過勞動改造大地的歲月，去感受人類世世代代以來和土地相互較勁的過程。但是，四川的城市總是讓人找不到時間感。它們的外殼太臟，看不出時新的樣子；格調一致，十分醜陋，看不出歲月的痕跡。涪陵的樓房大多看上去像是十年前扔在那兒似的，而事實上，這個地方的城市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最初，這裡是獨立的、後來為漢人所統治的巴國部落的首都。之後，差不多每一個朝代都把這裡設為區域性行政中心，還各自取了不同的名字：周朝稱枳縣，漢朝稱涪陵，晉朝稱枳縣，北周稱漢平，隋朝稱涼州，唐朝稱涪州，宋朝稱夔州，元、明稱重慶，清朝再稱涪州，1912年成立中華民國後，又改稱涪陵。

我是個中國人。大家都知道，中華民族是一個相當保守的民族。所以，我們許多人的思想都比較保守。我不知道這是好還是壞。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並不是比賽，但涪陵小分隊的返回卻是整個長徵紀念活動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隊員們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裏，到最後只有十六個人堅持了下來。其中有十三個學生，兩名教師：中文系的黨支部書記和數學系的政治輔導員。另有一位職位不高的管理人員，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後還是因為有恆心和毅力在當地博得了好評。所有的隊員均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參加徒步活動，但學校認為，長徵不適合女生。

關於涪陵，我還聽說過一件事：這裡的女子因貌美而聲名遠揚。至少在成都的漢語課上，他們是這樣給我講的。其中一位老師是東北人，她是一位纖弱的女性，顴骨很高，說起話來輕言細語。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會用雙手捧著一隻茶杯，彷彿藉以取暖。我們叫她尚老師，儘管從未去過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說那裡的女子長得很美。

有些外籍教師的教學方法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應該肯定他們的成就。但有時候，由於他們對中國的習俗缺乏了解，也把一些學生弄得很難堪。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忌諱。對別人的長相，我們從不輕浮地加以評論。有一次，在課堂上，其中一個美國教師犯忌了。不過，我覺得，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他們對中國的日常生活常識的了解增多，這種尷尬也是可以避免的。

當時我正在寫作文，突然班上有人大聲喊道：「彼得和亞當在玩飛盤！」我馬上放下鋼筆衝出教室。確實，他們在玩扔飛盤！我想看得真切些，我可不想錯過這一景象。於是我又跑回教室，戴上眼鏡，衝出教室。現在我看得明明白白的！……這兩個運動員離得很遠，拉開架勢，扔著飛盤。多精彩呀！飛盤就像一團紅色的火焰，在他們兩個人之間飛來飛去。我看了好一陣子。外國人真是多才多藝啊！

那些歲月在梁教授身上留下的影響似乎不深——他是個樂呵呵的人，對在政治上獲得平反絕對地高興。即便被下放到煤礦的時候，他也把「地利」用到了極致，他教當地人如何做賬，從而贏得了他們的尊敬。不過，我想這段經歷也許對他女兒的影響更多一些，儘管她並沒體會過他那種經歷。她是班上最聰明的學生之一，也是有點不合羣的那種。她的一些想法與眾不同——喜歡獨處，喜歡自己拿主意，能夠遠離大多數學生都在老調重彈著的政治套話。在我所有的學生中，我希望她能對我這個外國人最為開誠布公。畢業後，她寫了一封信，坦誠地向我解釋她最初時的看法：

涪陵是一個腿的城市——棒棒軍青筋畢現的腿，老人們佝僂如弓的腿，年輕小姐們細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你得留神的是腳下的石階；低下頭，你就能看見走在前面的一雙腿。在涪陵，逛了一上午的商店而沒有抬頭看一眼那些建築，不但可能，而且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這城市全是石階和腿。

幾天之後，又是一次宴請，又是一起聲明。「學校決定，」阿爾伯特說，「給亞當買一臺洗衣機。」

涪陵沒有自行車。在其他方面，則跟中國的小城鎮十分相似——吵鬧、繁忙、骯髒、擁擠；車輛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店鋪內人頭攢動、貨物琳琅滿目，大街上的宣傳標語比比皆是；沒有交通信號燈，司機們不斷地鳴著喇叭；電視機的聲音震天響，人們的砍價聲此起彼伏；要道兩旁的樹木滿目瘡痍，積滿煤塵的樹葉一片灰白，同樣的灰白覆蓋著整座城市。

所以，我們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當然，我們都很單純——我們信奉良好的意願和努力的工作，我們想，過不了多久，我們要融入這個城市的生活是不會有太大問題的。但是涪陵，也像中國的大多數地方一樣，有著極其複雜的過去。不管我看過多少有關「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書，我對這段歷史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我聽他提到了亞當和我的中文名字——梅爾康與何偉，並宣布我們受「美中友好志願者」組織的派遣來到涪陵。人們又一次歡呼起來——我們現在是同志了，一起為人民服務，建設祖國——長徵徒步行的隊員們自豪地站起身來，每個人的胸前都由幹部們戴上一朵綴著紅絲帶的塑料花。有人遞給我一朵這樣的塑料花，又有人向我指著一位正在臺前等待的長徵隊員。他微笑著彎下腰來，熱情地同我握了握手。我向他表示歉意，並很快地為他戴上了塑料花，以期減少我穿著短褲的曝光時間。人們又一次歡呼雀躍起來，我向他們揮手致意，人羣中再次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我坐了下來，感到臉在發燙。

陽光穿透了天空的薄霧，城市的喧鬧聲也隨之增加。這是一片混雜的聲音：汽車的喇叭聲，彩電商店的吵鬧聲，磁帶攤子的吼叫聲，街邊地攤此起彼伏的叫賣聲。在南門山的東頭，突然出現了一陣戛然而止的寧靜，仿若另一種形式的緊張。原來，一個盲人在用二胡不緊不慢地拉著沁人心脾的曲子。

我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好的工作。我的學生求知慾強，尊敬師長，也很聰明。這所學校儘管名聲並不響亮，但在中國，僅佔有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人能夠進入高中以上的學校學習，也就是說，涪陵師專的學生也算是精挑細選出來的一個羣體。事實上，我樂於在低層學校裏教書，因為這裡的學生身上有我從未見過的未經打磨的品質。在我去過的所有地方，教育都太早地邁過了這個門檻——在美國，連高中生都謹小慎微、憤世嫉俗，甚至疑心重重。教育是一場遊戲，學生則是玩家，但涪陵的學生還沒有到這個份上。他們的才智還未成熟——帶有鄉村的氣味，帶有汗液和大糞的氣味，帶有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氣味，帶有所有來自四川鄉下農田的氣味。他們的思想中閃現的是土地，瞥見的是師專周圍那同一類的厚實美麗的土地，校園外一片片伸展到插旗山邊的梯田。

中國的女孩大都優雅、清純而善良。她們做事遵循一定的規則，這是中國傳統。

清晨。一個涼爽的早晨，城市籠罩著一層薄霧。退休的人們在城市中心南門山附近一個小園子裏練太極。此時的涪陵相對顯得安靜——其實也是它最安靜的時刻了。車流漸漸成形，許多司機已經在使勁地鳴笛；但是道路還沒有堵塞，城市的噪音也還沒有達到極致。真是令人愉快的早晨啊。

每學年開始時，新生要進行軍事訓練。一個班編成一個團，男女生一起，由人民解放軍的士兵來教他們如何行禮，走正步，左右轉，立正。在軍訓中他們也要學唱歌——這似乎是在為共產主義增添一種樂趣。我們的學生經常要為這樣或那樣的組織演唱一些愛國歌曲。

專治：雞眼，乏力，黑痣，看耳。

我們在涪陵參加的大大小小活動中，第一件事總是這樣——歡迎新來的美國人。在長徵集會那天，我們原本要去郊遊散步，因此極隨意地穿著短褲和T恤，只是出於好奇才停下了腳步。穿戴不得體地出現在那種場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錯誤，我們早該明白這一點。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不想成為被注目的焦點而只是旁觀，很難。

我們到校一周後的某天，學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門口參加了集會。那個暑假，一個由學生和老師組成的小分隊從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於陝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據地。現在他們即將返回學校。

不過，涪陵最終沒有修建網球場。數周後，宴請也漸漸停止了。一個月之後，學校不再為我們的公寓添置任何東西。不久，我們便像被寵壞的孩子一樣，抱怨我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但也只是在幹部們住的公寓頂上，對自己小聲地咕噥幾句。

二胡意即「兩根弦」——僅此而已。這是給一種簡單的樂器取的簡單的名字：一隻圓形的木筒音箱上矇著蟒皮，豎直的支架上拉著兩根緊繃的弦。形狀有幾分像原始的二弦小提琴，但這兩根弦有著寬廣的音域。二胡如果玩好了，可以拉出撩人心扉的音樂。

我們的外語老師——彼得和亞當——這學期開始給我們上課。這是一個了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的好機會。依我看，他們比我們中國人還要隨便。我為什麼這麼認為呢？請看以下事實。

張書記笑著打出一張牌。

在集會的前一周，學校的李校長去西安見了參加徒步活動的學生，因為在那艱難跋涉的最後階段，他們遇到了麻煩。

我正在田裡勞動。那頭水牛突然變成了一架長著牛頭的機器。於是我提前收工。因為這，我被提拔當了鎮長。之後，我坐飛機去北京向領導彙報。他不相信這是真的，因為他從來沒看見過有牛頭的機器。他下令把我關進監獄。就在去監獄的路上，我的水牛出現了。它變成了一列有牛頭的火車……

他又退後坐定，似在等著亞當領會他話中的意思。但那正是問題所在——這網球究竟該怎麼買？好一會兒，亞當使勁地思索，該怎麼回答。

他們大多是農民，在涪陵周圍的山鄉裏有土地。他們把老婆或兄弟留在家裡操持農活，自己來到碼頭上碰碰掙錢的運氣。通常，在冬天，棒棒軍的隊伍尤其龐大，因為這是鄉下的農閑時節。但像他們這樣的人其實哪兒都不缺，不聲不響，無處不在，有點詭異。他們三五成羣地站在賣彩電的商店門前，目不轉睛地盯著一大牆電視屏幕。若是碰上老外坐在街邊小攤喫東西，立馬就會有十來個棒棒軍圍攏過來看個究竟。要是碼頭上哪兒在吵架，他們也會圍過去，穿著藍布衣服，手裡拄著竹棒，聽得津津有味。偶爾，有個小小的雜耍團停在涪陵。他們在河邊的平地上支起帳篷，門口擺上些差不多一|絲|不|掛的舞|女的照片，算是廣告。這時，準會有一支「掉隊」的棒棒軍團目不斜視地盯著那頂大帳篷。如果沒有一群棒棒軍來圍觀，那交通事故也就不算是真正的交通事故。他們是一群悄無聲息的人——有時即使是最慘不忍睹的事故，也喚不起他們開口的慾望——他們也不出面幹預。他們只是在看。

「太感謝學校了，」最後，他只好小心翼翼地說，「我十分感謝你們願意為我們做的事情，但沒有這個必要。張先生，你們不必為我們買網球。」

「我記得《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有這個名字，」傅主任十分憂鬱地笑著說。當學生的時候，他的專業是美國文學，因此他差不多熟悉20世紀所有偉大的小說家。他嘆了口氣，搖搖頭。

在漢語中，Peace Corps被譯為「和平隊」，但這幾個字的內涵遠不止於此。「文化大革命」期間，當反美宣傳達到高潮時，中國政府對和平隊談論頗多——說它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是穿連襠褲的，說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代言人，說美國把年輕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識形態影響第三世界，從而把它們引向帝國主義陣營（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會喜歡吧）。如今，人們不再說這些了，但影響尚在。無可救藥的是，這個詞不再純潔。但中國的語言，就跟中國的人民一樣，早就學會了跟著政治隨風倒，所以和平隊在1993年進入中國時，另取了一個名字——「美中友好志願者」。名字雖說複雜了點，但含義更簡單了。學校當局要求學生在稱呼我們時，不管用英語還是漢語，絕對不要使用「和平隊」這一字眼，大多數人確實也不用這個詞。因此，在改換頭銜之後，我來到這所在「文革」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學校任教。在這裡，歷史從未遠離，而政治舉目可見。

現在的中國對外國實行了開放政策。犯罪增加了。維護公共秩序十分重要。

沒有自行車，是因為涪陵滿布石階；滿布石階，是因為涪陵是長江、烏江交匯處的山坡上密密麻麻依勢而建的一座城市。狹窄的街道起於河岸，沿山勢蜿蜒而上，狹窄而迂迴，加之太陡，無法騎自行車。汽車行至急彎處，總會遇上交通一片混亂。因此，長長的石階才是涪陵真正的幹道，承載著主要的交通任務——逛商店的人拾階而下，走走停停地瀏覽店鋪裏陳列的各種商品；搬運工拾階而上，成箱成捆的貨物壓彎了他們的腰。

學生們寫了。下課的時候，亞當把作業收了上來。學生們寫了他們想要的所有東西，於是他收到了四十五份購物清單。我想要一臺新電視機，一件新衣服，一部新收音機。我想買更多的語法書。我想要一間自己的房子。我想要一個BP機、一部手機和一輛轎車。我想要一份好工作。有些學生的清單列了一整頁，每個項目都編了號，還有優先購買順序。

對這些程序，我沒一樣真正明白過。我不知道這些船要開往哪裡，也不知道學校為什麼要這樣作息。他們玩門球的方式與美國人有所不同，我也從未自討沒趣地要去弄明白他們玩球的規則。我只喜歡他們每天都來玩門球這一點——規律性本身才是至關重要的。對於軍訓我其實沒有想太多，直到有一天，我讀到一個學生的日記，她描述了在學校裏一個平常下午所發生的事情：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我從未和黛茜談過這個問題。他是個不善交流的人，我對他唯一的了解，是人民解放軍曾因其視力不好而將他拒之門外，這打碎了他畢生都想從軍的人生目標。這次失敗打開了黛茜存在於世的祕密；他是高個、沉默寡言的男孩，滿臉憂傷，每天都穿一身迷彩服來到課堂。這是一種安慰，還是一種自我懲罰，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歡有一個穿著迷彩服、名叫黛茜的高個子男生坐在教室的後排聽我上課，我也從來沒有叫他把名字或者衣服換一換。當然，我沒把這個告訴傅主任。

今天，這個盲人就拉得不錯。他四十多歲，但臉看上去蒼老得多：日曬雨淋，滿臉皺紋，雙目緊閉。他穿著一身髒兮兮的藍色衣衫，腳上套著一雙解放鞋。他坐在一個低矮的凳子上，旁邊擺著一塊布，上面寫著些歪歪扭扭的字。他那九歲的女兒站在身旁，手裡拿著一個裝了半瓶鈔票的玻璃罐。周圍聚攏了一小羣人，即便有刺耳的喇叭聲和行人的嘈雜，二胡的聲音還是魅力非凡，叫人駐足聆聽。他們讀著布上寫的那些字：

那就是我真真切切聽到的——步伐聲和遠處傳來的槍聲都是天安門廣場上的迴音。我這才意識到，校園裡固定的程式有比我早先想象的多得多的東西。從那以後，我對飄進我那俯視烏江的公寓的聲音就聽得更加仔細了。

兩年後，我回到美國，把那張照片拿給朋友們看，想給他們講講這件事情。但從哪兒講起呢？向他們解釋為什麼「文革」後的大學要紀念長徵，難度不亞於給他們講解山坡如何被改造成梯田。最後，我只好這麼說，這就是我們學校的政治集會，我們能參加是個意外，因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共產黨的集會大多不歡迎和平隊員。我只能講到這裡——那就是我這張照片的故事。

盲人拉著他的二胡。從蛇皮筒裏傳出的樂聲起伏跌宕，蓋過了汽車奔流的噪音，行人走過的腳步聲，以及旁邊店鋪裏嘈雜的電視聲。拉著拉著，他停了下來。他把二胡輕輕地放到一邊，拿出了煙袋。他用手指草草地裹了根煙，然後把他女兒叫了過來。女兒小心地給他點著了煙。盲人使勁地吸了一口，靠後休息著，周圍的喧鬧聲漸漸大了起來。

但事情並沒有被人遺忘。一周後，兩個學生在日記中提到了這件事，他們試圖用中國人的方式，委婉地、間接地傳達一種信息：

每件事情都有嚴格的時間表。早上有固定的日程——早操，鈴聲，上課——下午，則是學生們義務清掃校園時掃帚橫飛的聲音。星期一和星期四，學生們要清掃教室。星期天晚上，是各種政治性的會議，學生們集合在一起，發表演講、唱唱歌曲。有時候，他們會唱一唱愛國歌曲，但大多數時間他們唱的是愛情歌曲。他們的歌聲飄蕩在夜色籠罩的校園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