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鴻章之位置

第二件事是：李鴻章居住的地方，是滿洲人入主中原華夏後建立的國家，而當時又趕上各民族混合生活已經很久了，漢人的權利逐漸初始恢復的時代。

說明：就這個表，也可以看出滿漢權力削弱和增長的一些情況。在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之前，漢族人沒有真正執政的，文祥大學士提拔沈桂芬，實際上是漢人執掌政權的開端。他們後邊是李鴻藻、翁同龢，接著是孫毓儀和徐用儀兩個尚書，他們這些人的實際能力且不談論，重要的是，同治以後，不僅僅是地方大臣中漢族人佔了一大半，即使在中央核心部門，漢族的實力也驟然增加了。自從戊戌八月之後，形勢又是一次很大的變化。這其中的內幕，說來話長，因為跟本書的內容主旨關係也不大，所以在這裡就不詳細討論了。

第一件事是：李鴻章居住的地方，是有著數千年的君權至上、君主專制的國家，而此時又恰好正值封建專制政治體制發展到巔峯，到達鼎盛極點的時代。

第一文祥、沈桂芬時代同治初年第二李鴻藻、翁同龢時代同治末年及光緒初年第三孫毓汶、徐用儀時代光緒十年至光緒廿一年第四李鴻藻、翁同龢時代光緒廿一年至光緒廿四年第五剛毅、榮祿時代光緒廿四年至今

由此來看，這數十年來和李鴻章一起共事的都是些什麼人，就可以知道了。這些人是不是賢德的人，是不是滿腹才學，在這裡我們暫且先不細細討論，最關鍵的，他們都不是和李鴻章同樣的心思、同樣的努力、同樣的見識、同樣的信仰、遵循同一個主義的人。李鴻章當時對比斯麥說的話是有根據的嗎？他的話是有根據的！又何況那些軍機大臣裡還有一些只會盲目聽從信奉朝廷旨意的，唯唯諾諾，這是我為李鴻章感到悲傷的原因。我在這裡說的這些話，並不是有意偏袒李鴻章，或者說是為李鴻章開脫，即使李鴻章果真是有實權的，能夠盡情實行自己的志向和政策，我敢斷言他可以取得的成就也絕對不會遠遠超過今天的成就。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李鴻章本來就是沒什麼學問和才識的人。假如李鴻章是一個真正的英雄豪傑，那麼憑藉著他在朝廷中本來有的地位，怎麼會無法繼續獲取更好的官位，在天下廣泛根植自己的勢力，通過這些方式來期望在天下施行他的政策呢？像格蘭斯頓、比斯麥，他們這些人在施行自己的政策的時候難道前方就沒有阻力嗎？所以想為李鴻章當辯護的人也很困難。雖然是這樣，如果把中國施行政治的錯誤全都歸罪於李鴻章一個人，李鴻章本人雖然沒有什麼可值得同情的，但那些掌管政治、貽誤國家發展的朝中的內閣大臣，反倒是有了可以推諉的理由，用這些話來辯駁他人，來逃脫自己的罪責，而我們全國上下，四萬萬的百姓中放棄國民該承擔的責任的人，也不會再知道自己的罪責在哪裡。正是因為我看到李鴻章在國家中處於這樣的境地，所以不得不來為他反覆辯論。至於他的功勞和罪過，以及這個人的人品和才幹到底是怎樣的，敬請讀者翻閱本書後面對他的談論。

姑且可以談論李鴻章的地位，但是更需要或者說是不能不明白的是中國的官僚制度。李鴻章曾經擔任過的職務，有大學士，北洋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商務大臣，江蘇巡撫，湖廣、兩江、兩廣以及直隸總督。從表面上來看，李鴻章可以稱得上是位極人臣了。然而，清朝自從雍正皇帝以來，政府的實權都掌握在軍機大臣手中（雖然自從同治皇帝以後，地方總督巡撫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這種情況也不是絕對的，而是因人而異的，不是所有的都一樣）。

中國是一個封建君主專制體制的國家，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這種專制政治體制，也是遵循著進化的天理，漸漸發展，直到今天這個時代，完善程度終於達到極致。所以那些有權勢的大臣們的權力，迄今為止已經被剝奪得所剩無幾。讓我們追溯到春秋戰國的時候，魯國的三桓、晉國的六卿、齊國的陳田，他們是歷史上有權勢的大臣裡最為出色的。當時採用的是純粹的貴族政體，大臣對於國家來說，是萬人裡挑千人，千人裡挑選百人，枝杈強壯卻傷及了樹榦，這樣的發展趨勢是必然的。再回顧兩漢時期，天下統一，中央集權的政體已經在漸漸萌芽，但是它的根基還沒有穩固，所以外戚發動侵略的這類禍端特別嚴重。霍、鄧、竇、梁這等人的動亂一個接著一個，不斷發生，氣焰很盛。王氏趁此機會甚至盜取了皇權，但這一時期大體上仍然還保存著貴族政治發展的餘波。如果不是有著巨大功績和非凡經歷的人，是不敢覬覦朝廷大權的。範曄在他所寫的《後漢書》裡談論張奐、皇甫規這些人的時候，說他們的功績佔了全天下的一半，聲名遠揚四海，他們的舉手投足，足以影響朝廷的意見。但他們還是謙卑謹慎，不存二心。把這一結果歸功於推行儒術的功勞，也是當然的事情。但那時貴族掌握大權的風氣還沒有衰落，所以那些不是貴族的人，絲毫不敢有非分的想法，也是原因之一啊。這是有權勢的大臣裡的第一類。等到到了董卓之後，英雄豪傑各地蜂擁而起，曹操趁著這個機會來竊取皇位，憑藉著武力而能夠成為有權勢的大臣。這種奪權方式從曹操開始，此後的司馬懿、桓溫、劉裕、蕭衍、陳霸先、高歡、宇文泰這些人，都是遵循著曹操的軌跡。這些是有權勢的大臣裡的第二類。再比如說秦代的商鞅，漢代的霍光、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張居正等人，都是出身於平民百姓，沒有什麼靠山，而是憑藉自己的真才實學得以結交君主才為世知曉的。被君主委以重任，接受封官，並得以施行他們的志向，全國上下都聽命於他們，在一段時期內，權臣的權力大到極致，幾乎具備了近代君主立憲國家裡大臣的地位和作用。這是有權勢的大臣裡的第三類。在此之下，就是靠著用花言巧語和媚態偽情來迷惑、取悅君主，表面獻媚，暗自裡卻偷偷濫用國家權力，殘害和荼毒百姓的那一類了，比如秦朝的趙高，漢代的十個常侍，唐朝的盧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檜、韓侂胄，明朝的劉瑾、魏忠賢，他們殘害百姓，貪汙腐敗，做的壞事數不過來。這是有權勢的大臣裡的第四類。以上的四類，中國數千年以來的所謂的有權勢的大臣，大概全部就是這些了。

等到了本朝，又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本朝廷曾經是東北的一個部落，崛起發達，入主中原，憑著數十萬的外族人，駕馭著數萬萬主流民族的居民。他們不可能不存在滿漢之分，勢必要分出你我彼此，是現實的形勢所致使的。滇、閩、粵三地曾經任命投降的將領作為知府，卻形成尾大不掉朝廷難以控制的局面，朝廷竭盡全力加以改變後，威權才開始完全被朝廷控制。此後這兩百多年來，只有滿族的官員可以成為權臣，而漢族的官員裡沒有掌握權勢的大臣。

那些評論的人們動不動就說：「李鴻章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很有權勢的大臣。」我不知道那些評論者口中所說的權勢之臣到底是什麼樣的，他們對權勢之臣的定義是怎樣的。但是，如果要是拿李鴻章與漢代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張居正，和與他時代相近的歐洲、美洲、日本等所謂的立憲君主的大臣們相比較，那麼他的權力必定和他們的是迥異又不相等同的。假使李鴻章果真是他們口中所說的有權勢之臣，再來看古代的中國有權勢之臣獨斷專橫，作威作福，挾持威脅君主，天下人都懼怕他們，他們甚至都威脅到江山社稷。但是李鴻章卻努力為君國而忠直諫諍，忠心耿耿，甚至都不顧自身，完全不考慮個人得失，這可以稱得上是純粹的忠臣了。假使李鴻章果真是他們口中所說的有權勢之臣，再來看近代各國有權勢之臣都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採取措施改革朝政，做事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絲毫不會避諱別人的怨恨和閑話，但是李鴻章卻萎靡不振，因循守舊，害怕頭害怕尾的，沒有什麼大的成就，這樣的他也只能算是庸臣了吧。雖然話是這樣說，但是李鴻章所處的環境還是有很多與那些人完全不相同的。我試著和讀者一起明察事物，洞察姦邪，羅列證據，從上到下，由古至今，放到一起來談論。

像是鰲拜，像是和珅，像是肅順、端華這些人，差不多可以和前朝的權臣相比的，他們都是滿族人。統計每次軍隊軍事行動，像平定三藩，平定準噶爾，平定青海，平定回部，平定哈薩克布魯特敖罕巴達克愛烏罕，平定西藏廓爾喀，平定大金川以及小金川，平定苗族，平定白蓮教、天理教，平定喀什噶爾，出兵十幾次，用的都是旗人的軍隊，任用親王貝勒或者滿族大臣來率領軍隊。日常的情況，朝廷內部的重要職位，外派委任的地方主官，漢族人只是湊數補充而已，對於政事沒有什麼發言權。比如順治、康熙年間的洪承疇，雍正、乾隆年間的張廷玉，雖然職位很高，個人聲望很大，然而實際上只是一個擺設而已，有名無實。剩下的百餘號同僚，更不值得一提了。所以說鹹豐帝以前，將帥、丞相等這一類的重要職位，漢人從來就沒有當上過（將領裡有一兩個，也是加入滿族的漢人）。等到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發動起義，賽尚阿、琦善這兩個大學士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率領著八旗精兵遠徵，拖延貽誤了戰機，令敵方擴張了實力，到這時才開始知道旗人軍隊不能用，委派、任命漢族人執掌軍事，於是就從這裡開始了。所以金田一戰，實際上是滿、漢兩族權力削弱和增長的最開始的重要關頭。等到曾國藩、胡林翼在湖南、湖北起兵，成為平定江南的中堅力量，即使這樣，朝廷仍然任命正白旗的官文大臣，以大學士的頭銜當欽差大臣。在當時的情況，朝廷雖然不得不依靠重用著漢族人，然而怎麼能一下子就對漢人推心置腹呢？曾國藩、胡林翼費盡心思取悅朝廷派來的官文，每當有軍事上的事情上奏朝廷時，一定會讓他領頭簽署。遇到論功行賞的事情，或者向朝廷上報勝利的消息，也一定要等到官文過目後才發出去，這種形式上的謙虛雖然值得敬佩，他們的良苦用心也是很可憐的。試著去讀一讀《曾文正集》，自從太平軍攻克南京後，曾國藩就戰戰兢兢，好像有芒刺扎在背上一般坐立不安。就算是曾國藩這樣學識淵博、修養深刻的人都是這種感覺，更何況是李鴻章這個自信力還不如曾國藩的人呢。所以我才說，李鴻章所處的地位，是和諸漢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張居正，和與他時代相近的歐洲、美洲、日本等所謂的立憲君主國家的大臣們，有著迥然不同的地方，是當時的形勢導致的。

如果想要評定李鴻章這個人物，那麼我們論述李鴻章生活和居住的國家，和他出生和成長的時代的時候，有兩件事不能不仔細研究：

進一步來談論這些，越是古代那麼掌有權勢的大臣就越多，越是近代那麼掌有權勢的大臣就越少。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什麼呢？大概是有權勢的大臣數量的減少和增長，是與專制政治體制的進化成相應比例的，而中國的專制政治之所以會那麼發達，其中有兩大原因：一點是因為教義禁錮和束縛人們思想，另一點是因為封建君主的統治和管制。孔子鑒於周代末期貴族跋扈的弊端，思考遵奉一個至高無上的君主，以此來安定天下，因此對權在朝臣的現象痛心疾首，著述立言，反覆再三地闡明思想。漢朝建立後，叔孫通、公孫弘這些人改進儒家思想，以此來樹立君主的權威。漢武帝推行儒家六藝，罷黜百家，一心通過這些措施來教導天下百姓，尊卑的分辨日益嚴格，由此世人才開始把權臣當作是政治治理上的弊端。從那以後的兩千多年來，都把這種思想作為國民教育的中心內容。宋代的賢良之士更是大肆發揚它的影響，此思想的基礎更加牢固。凡是縉紳知識分子和上流人士、潔身自好的人等，沒有不戰戰兢兢的。這種思想既然已經深入人心，自然能夠消除那些梟雄心中飛揚跋扈的想法，被束縛在名教裡乖乖遵規蹈矩。漢代的諸葛亮，唐代的汾陽，還有近代的曾國藩、左宗棠，甚至是李鴻章，他們的行為處事都是拜這一思想所賜。再說歷朝歷代的君主，學習借鑒興盛和滅亡的原因，思考修補挽救的方法，所採取的辦法一天比一天縝密，所以貴族把持大權的現象到了漢代就消失殆盡，沒有了。漢代的光武帝、宋代的宋太祖對待功臣，俸祿等待遇都十分豐厚，卻解除他們的兵權；漢高祖、明太祖對待功臣，剷除自己心中懷疑的人，滅殺其整個家族。雖然他們寬容度、忍耐度的做法不一樣，但是通過削弱他人權力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這樣的思想都是一樣的。到了近代，天下都統一為實行郡縣制，得到土地不再通過世襲，內外彼此之間都互相牽制，況且天子還手拿長鞭，像對牲畜一樣使喚他們。即使擔任侍中高官十年之久，即使開疆拓土千裡之大，一紙聖旨早上傳下，傍晚就會立即解除印綬，束手就擒，任人擺布，和普通百姓沒有什麼兩樣。處於重要地位的人沒有幾個能夠倖免的，他們只能用不要持有過重的權力、保證能夠全身而退來勸誡和勉勵自己了，這豈是一定比古人性格善良嗎？也就是大勢所趨，被現實逼迫的罷了。因為這兩個原因，狡黠圓滑的人都會有所顧忌，不敢放肆，天下稍稍得以安寧一些。潔身自愛的人，心中常常懷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危機感，不想使自己處於受人猜疑的境地，即使事關國家大事，就算明明知道這件事的意義並且應該當仁不讓，也不敢力排眾議，忤逆君主之意使自己處於風口浪尖之中。有一句諺語是這麼說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全朝廷的所有官員都是遵守這個原則的，這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這個行為準則的由來是日積月累逐漸形成的。

所以一國政治上的功勞和過錯，軍機大臣應當負其中責任的一大半。雖然李鴻章當總督巡撫時候和尋常的總督巡撫不太相同，至於列舉近四十年的政治失誤，都歸罪於李鴻章一個人，那麼，對李鴻章肯定也有不公平的地方。試著列舉同治中興以來的有實力的軍機大臣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