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國的邊境 猶太問題

但是，如果全體猶太人一致推崇神權政體的話，應該只會與不接受神權政體的羅馬人發生矛盾，猶太人彼此之間應該不會存在衝突。然而，事實卻是同樣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當中對於政體也存在著分歧。

具體來說就是這種人的自衛本能異常發達，失去了思考的靈活性而變得頑固不化。同時，對於任何事物都會反應過於敏感。為了在殘酷的現實中存活下來，往往容易將希望寄託在夢中，猶太教中期待救世主的教義就是一個例證。

第三，對於猶太人主張自己擁有的「特殊性」，充分給予承認，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點：

如果只是5人、10人，負責給數萬人發放小麥的當局不會搞這種特殊待遇，這也可以證明兼有猶太教徒和羅馬公民權擁有者這兩種身份的猶太人在首都羅馬也有相當多的人數，同時也表明羅馬人有著尊重不同習俗的理念。

像斐洛這種開明的猶太人高度評價尤裡烏斯·愷撒開創的羅馬帝政也是出於這個原因。在羅馬人看來，自己的帝國在東方世界實現經濟上的繁榮只有通過這兩個民族的自由競爭才能實現。

如果說公元66年夏天爆發、公元73年春天以馬薩達要塞玉石俱焚告終的「猶太戰爭」是羅馬帝國內部的行省人民發起的一場反抗霸權者羅馬的獨立運動的話，從巴達維人的叛亂開始的高盧帝國創建事件也具有同樣的意義。但是，兩個事件的性質完全不同。猶太戰爭是本來就應該發生的叛亂，無論統治者羅馬如何施行善政，也只是將問題暫且擱置罷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居住在猶太的猶太人起兵反抗羅馬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想到猶太人和羅馬人的思維方式（文明）的差別，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場命中注定的對決。

對於羅馬人來說的假日是供奉神靈的祭祀日，不是每周定期一次的休息日。在羅馬人眼中，猶太人這種每到周六就停止工作，除了祭神以外什麼都不做的習慣一定顯得很奇怪，但同時羅馬人也將猶太人嚴格遵守的每周六的安息日視為了他們自己的祭祀日。信奉多神教的羅馬人已經習慣了羅馬教以外的祭祀日，因此也尊重猶太人的安息日。

猶太人對於我們來說之所以是難以忍受的存在，就在於他們固執地堅持自己與帝國其他的居民不同。

第二，希臘人和猶太人都是優秀的民族，正因為如此，他們動不動就容易陷入敵對關係。羅馬採取的方針是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始終在雙方之間充當調停的角色。在作為統治者的羅馬人看來，希臘人和猶太人同樣是被統治者，我在《羅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介紹的克勞狄烏斯皇帝的敕令《致亞歷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表明羅馬這種立場的好例子。

第二個特殊性是他們是一個相當優秀的民族。在統治者看來，越是優秀的民族越不好統治。如果是平庸的民族，被打壓到社會底層也不會有反抗的能力和勇氣。

除了卡利古拉皇帝統治末期雙方關係一度惡化之外，從猶太人處於羅馬直接統治下的公元6年開始的60年間，羅馬人一直對猶太人奉行這種政策。不過羅馬人唯獨沒有允許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權政體，因為如果允許的話，恐怕無法避免這種影響波及海外的猶太人社會。作為不允許建立神權政體的交換條件，羅馬一直致力於在猶太地區實現由猶太人的國王領導的統治政體。如果能確立起像大希律王時代的那種世俗王權，就可以抑制猶太人建立神權政體的念頭。

（一）在不破壞社會穩定的前提下，給予完全的信教自由。

在歷史上被其他民族長期統治的民族以現代人的思維來看肯定是受壓迫的民族，當然會讓人們抱以同情之心。但是，也需要注意這樣一種現實，就是在歷史上長期被壓迫的話，很可能會帶來精神構造上的變化。

關於這個疑問，塔西佗下面的這句話也許能作為解答：

猶太人史學家弗拉維烏斯·約瑟夫斯認為，60年後爆發的猶太人叛亂是菲利克斯、菲斯託斯、阿爾比努斯、弗洛魯斯等歷代猶太長官施行暴政的結果。羅馬人史學家塔西佗也曾寫道：「猶太人的忍耐一直持續到弗洛魯斯那個時期為止，在弗洛魯斯擔任長官期間爆發了叛亂。」

（五）每星期六仍然定為安息日。

這便是主張宗教優先的法利賽人和倡導重視政治的撒都該人。

對於接到命令鎮壓遊行的警察部隊長官來說，最大的困難不是驅散遊行人羣，而是對手下隊員的掌控。如果放任不管，受到遊行隊伍挑釁而心裡燃起憎惡之火的隊員很可能會像野獸一樣對遊行隊伍發動攻擊。從這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出對部下進行掌控的「韁繩」有多麼重要。

猶太民族的第一個特殊性是他們的居住地區——巴勒斯坦一帶位於大國敘利亞和埃及之間，如果他們居住在黑海東岸一帶的話，猶太肯定會有一段不一樣的歷史。因為如果處在交通要道上，必然長期受到敘利亞和埃及的垂涎，而此時敘利亞和埃及都處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

現代的研究者們將這些人統括起來分成了兩派：貧困的猶太人屬於對羅馬的強硬派，富裕的猶太人屬於穩健派。當然，在亞歷山大擁有一家小店鋪的猶太人比在加利利的山野放羊的猶太人確實要富裕一些。但是，對統治者羅馬採取強硬還是穩健態度的決定性因素與其說是財富的多少，不如說更多依據的是與異族接觸、共生的必要性有多大。對於住在城市裡的猶太人來說，正因為這種必要性比較高，所以本來由於選民思想的影響而性格封閉的猶太人也不得不變得開明起來。

我在《羅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也曾經提到過，作為徵服者的羅馬人一直努力同化被徵服者，並試圖將他們吸納為羅馬帝國這個共同體的一員。希臘人、西班牙人、高盧人和北非人都贊成並且加入了羅馬的這條「同化敗者」的路線，相反，只有猶太人以一神教為由加以抗拒，並且，他們不僅抗拒被同化，還固執地堅持建立神權政治，對於不接受他們要求的羅馬不斷進行反抗。

（二）允許每年繼續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獻2德拉克馬的香火錢。

帝國的首都羅馬有一項名為《小麥法》的小麥免費發放制度，以保障居住在首都的貧困的羅馬公民權擁有者的生活。它相當於「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中的「麵包」。雖然這種做法被後世大加抨擊，但也是一項兼顧社會福利和爭取選民的政策。

小麥的發放通常一個月進行一次，有時發放日正好趕上周六的安息日。遇到這種情況時，猶太裔的市民就無法前往馬爾斯廣場的一角領取小麥，因為在安息日，除了敬神之外什麼都不能做，於是負責發放小麥的當局會將屬於猶太裔市民的那一部分留到第二天。

加之猶太人還有著諸如巴比倫奴役時代被強制遷移到他國的經歷，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在身處異鄉的情況下還想保持猶太人的身份認同，除了訴諸宗教外沒有別的選擇。從他們的歷史來看，猶太人觀念中的國家一直是神統治的國家，也就是「神權政體」（義大利語Teocrazia，英語「Theocracy」）。

第四個特殊性在於，猶太人沒有對自己以外的民族進行統治的歷史。猶太人也有諸如大衛和所羅門時代那樣的獨立時期，但這些都是自己國家內的獨立，並不是將他國納入統治下的帝國。而且，這個時代在他們的歷史上稍縱即逝，即使不追溯到被巴比倫奴役的時代，他們也曾長年處於埃及和敘利亞的希臘化王朝（希臘系國家）的統治下，最後又被羅馬統治。

第五個特殊性會讓人感到這是猶太人特殊性的極致，那就是與宗教的關係。以希臘和羅馬為代表的多神教中的眾神只是保佑人類、為其提供幫助的存在；相反，猶太人信奉的一神教的神卻是規範人類行為的存在，一旦有人違反，就會毫不猶豫地對其進行懲罰。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理所當然的結論——在多神教的民族中，政治與宗教是分開的，相反，一神教的民族卻容易衍生出宗教積極介入政治的神權政體。

一旦對猶太人心生厭惡，猶太人的所有行為都會變成厭惡的對象。就像塔西佗所說，猶太人的割禮是為了區別於別的民族，一神教是從對其他眾神的輕蔑中產生的信仰，拒絕服兵役和擔任公職表現出缺乏對帝國的愛國心，積極增加人口是為了超越其他民族，他們拒絕崇拜仿照人類模樣雕刻的神像只代表對人類的蔑視，沒有舞蹈也不伴隨有體育競技的猶太教祭祀活動死氣沉沉，足以讓人們對人生感到絕望，禁止與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通婚也逐漸被認為是猶太民族封閉性的一種體現。

第三個特殊性是猶太人與古希臘人不相上下的離散傾向。以敘利亞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這兩處猶太人聚集區為首，各個城市都存在猶太人的共同體。與希臘人不同的是，這些居住在海外的猶太人與本國的連帶關係非常強。具體來說，只要是猶太教徒，不管住在哪裡，每年都有義務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獻2德拉克馬的香火錢。與猶太民族相反，義大利的希臘殖民城市的代表錫拉庫薩和塔蘭託的居民只有在參加四年一度的奧林匹亞賽會時才會意識到自己身上有希臘血統。就算科林斯滅亡，科林斯移民的後代——錫拉庫薩的居民也不會起兵復讎，但如果要是滅亡耶路撒冷的話，居住在亞歷山大的猶太人很可能會起兵。一些學者表示，比起居住在猶太的猶太人來說，居住在希臘移民城市的海外猶太人在數量上要多得多。

連續四任猶太長官的殘酷統治的背後可能也潛在著長官們的焦躁心理吧！儘管沒有釀成大禍，但光是列舉這個時期發生的猶太人叛亂，其次數之多恐怕就會佔去很多篇幅。被稱為「短劍黨」（殺人者）的恐怖組織的活動範圍已經擴大到了猶太全部地區。另外，從大神殿的重建工程結束的兩年前開始，耶路撒冷出現了大量失業者。建立神權政體的大義正道、失業造成的生活不安、中近東地區特有的酷暑，使得當地難免不生狀況，這要求直接負責人需要比以前更加慎重。然而，就在要求對這些地方長官的任務執行進行監控並預先制定對策的時候，皇帝尼祿卻缺乏這種堅決、持續的責任感。

（三）除死刑的宣判執行以外，允許猶太人社區內的法律自治，但只限於帝國東方的猶太人社會。

這四個人擔任猶太長官的時間是從公元52年到66年為止的14年，如果這14年間羅馬行政官的暴政是猶太爆發叛亂的原因的話，那為什麼羅馬的中央政府能夠在長達14年的時間裡容忍地方長官在問題最多的猶太地區施行暴政呢？

然而，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權政體才是正統猶太教徒的心願，這是無論羅馬如何讓步也無法解決的問題，因為兩個民族對「自由」這個詞語的理解是不同的。羅馬人的「自由」意為在有軍事力量保障的和平以及有法律保障的秩序下，每個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猶太人的觀念中，能夠建立神權政體才是「自由」。羅馬人60年來承認猶太人特殊性的統治政策只能暫緩猶太教徒追求「自由」的腳步，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他們的這種願望。

有意思的是，羅馬人使用的拉丁語中不存在表示「神權政治」這個意思的詞語，這表明古代的羅馬人甚至沒有設想過讓神來介入人類政治的政體。

這四個人無一例外都是尼祿皇帝時代的長官。尼祿雖然在很多方面犯了統治錯誤，但唯獨在涉外政治上展現了了不起的見識。在他統治的14年間，除了統治末期的猶太，沒有任何一個行省對羅馬發起過叛亂。雖說在挑選擔任行省統治直接負責人的總督、司令官和長官時只要沿用提比略和克勞狄烏斯建立起來的人才網路就可以了，但是尼祿在用人方面確實有超凡的才能。

第一，結束後世稱為「希臘化時代」的300年後，羅馬人取代之前的統治者希臘人，提高了此前一直處於統治階級的猶太人的社會地位，使得東方世界的兩大勢力——希臘人和猶太人在經濟上趨於了平等。

（四）免除兵役及其他國家公務，但對於有意參軍、奉公的人仍然保持開放政策。

不能說四名猶太長官的心中不存在這種反猶太的情緒，並且這四個人與遠在帝國西方、和猶太人沒有直接接觸過的塔西佗不同，他們必須日日夜夜與猶太人來往，並且還肩負著統治這些猶太人的任務。

對於這個既特殊又複雜的猶太民族，羅馬是如何應對的？請參閱《羅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皇帝卡利古拉」一章中「羅馬人與猶太人」「希臘人與猶太人」「提比略與猶太人」「卡利古拉與猶太人」等各小節，此外，「皇帝克勞狄烏斯」一章中也曾單列出「猶太問題」一節進行過介紹，在此重新梳理一下：

即使如此，我還是無法同意尼祿手中的「韁繩」偏偏會在猶太問題上操作失誤的說法，並且是連續四人，時間長達14年。

不過，尼祿既不是一人獨攬皇帝大權的提比略，也不是為了公務而鞠躬盡瘁的克勞狄烏斯，他對於皇帝責任之外的事情，比如詩歌的自作自吟，還有羅馬的城市綠化傾注了更多的心力。如果是提比略的話，肯定會馬上將統治失當的猶太長官召回送上法庭，嚴厲追究責任。當然，挑選繼任的長官時也會比以前更加慎重。皇帝的職責就像駕駛一輛四匹馬拉的戰車，只要駕馭其中任何一匹馬的韁繩發生操作失誤，戰車就會撞到運動場的觀眾席，連帶駕駛者一起粉身碎骨。也許尼祿缺乏的是這種緊迫感。

除此之外，他們居住的場所也發生了分離，有的猶太人繼續居住在猶太國內，有的移居到了海外的希臘移民城市。猶太國內的居住區也分成了內陸地區和沿海地區，耶路撒冷城內還出現了貧困階級和富裕階級的分化，情況很複雜。

雖然希臘人存在反猶太的情緒，但是與希臘人不同，在社會立場和職業上都與猶太人不存在競爭關係的羅馬人，卻沒有反猶太的情緒。不過到了與猶太人發生直接接觸60年後的這個時期，也許羅馬人終於也開始對猶太人心生厭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