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佛羅倫薩篇

古希臘城邦雅典，在伯裡克利長達三十餘年的統治期間，就是一個君臨天下的時代。同時代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這樣評價那個時代的雅典：表面上看是民主政體，實質上是一個人統治的國家。

第一點是完善法律。因為古羅馬帝國已經佔據了他的心，所以或許應該說是法律的再完善。

洛倫佐42歲去世。儘管英年早逝，馬基雅維利卻說，在最好的時候，他死了。馬基雅維利比洛倫佐小20多歲，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傑出的警世思想家。洛倫佐死後，佛羅倫薩開始走下坡路。馬基雅維利試圖挽救佛羅倫薩。可見，上面這句話應該包含了相當深刻的意義。一方面反映了他羨慕洛倫佐生活在幸福感很強的佛羅倫薩，同時對已成故人的洛倫佐充滿了惜別之情。

是的。「十日談」的意思是十天的故事。它是希臘語中表示「十」這個數的deka和表示「日」的hemera這兩個詞的複合詞。見識過地獄的人，無論是誰，一定會從最初的絕望漸漸變得自暴自棄吧。薄伽丘在這部作品中，寫作風格自始至終採用現實主義的手法，無論是描寫瘟疫肆虐的時候，還是寫到為躲避瘟疫逃到鄉下別墅裡的幾個人之間互享故事的時候。通過揭露神職人員的謊言和虛偽的故事，可以看出薄伽丘對人性觀察的尖銳和深刻。一個逃避現實的人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的。他就是在那個地域裡冷靜觀察地獄的一個人。

第一個共同點是二人都是「混血兒」。聖方濟各的父親是義大利人，母親是法國人，這一點前面已經說過。而腓特烈二世的父親是「紅鬍子」的兒子亨利六世，所以是德意志王國的人，母親康斯坦薩是諾曼王朝之後，其祖先從諾曼底移居到義大利南部的西西裡後開啟了諾曼王朝，所以腓特烈二世是法裔義大利人。

佛羅倫薩雕刻家的代表多納泰羅死於1466年，他留下遺言要求葬在科西莫墓的旁邊。皮耶羅同樣遵守了這個遺囑。現在，在美第奇家族祖墳地所在地聖洛倫佐教堂科西莫墓的旁邊還可以找到多納泰羅的墓。

羅馬教廷除了徵收統稱為「什一稅」的宗教稅，還有來自分佈於各地的大片領地以及信徒的捐款，數額龐大。但是在羅馬教廷清一色的神職人員中沒有一個有能力管理這筆巨款。於是羅馬教廷把管理這筆巨款的工作委託給了佛羅倫薩及米蘭的金融業者。而極盡奢華的高層神職階級所需的東西也都購自義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商人。

不完全一樣。聖方濟各希望通過說服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從而實現巴勒斯坦的和平。腓特烈二世從來沒有想過要改變異教徒的宗教信仰，而且他的聖地之行是不得已而為之，而聖方濟各前往聖地完全出於自願。

1270年，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徵失敗，1291年十字軍最後一名士兵被趕出巴勒斯坦。至此，由西方向東方發起的軍事行動以西方的徹底失敗而宣告結束。但是，戰敗後的歐洲並沒有打算徹底忘記東方，忘記伊斯蘭教，忘記阿拉伯。相反，他們希望更多地了解東方，了解伊斯蘭教，了解阿拉伯。應該說這就是他們的過人之處。美國各大學在越戰結束後紛紛開設有關東亞的學科，兩者何其相似。

但是，肉體是父母所賜，思想則是後天自己形成的。如果是我，我更願意用蒙特城堡來形容他的形象，以此緬懷這位不得已成為中世紀最大叛逆兒的男人，只因為他是過早出生的文藝復興人。蒙特城堡以地中海上藍天為背景，沐浴在陽光下，泛著白色的光芒，呈現出既優美且清晰的姿態。

趁你沸騰的熱血尚未冷卻

現代義大利語的基礎被認為是在14世紀到16世紀期間，在佛羅倫薩完成的一部又一部著作中確立的，義大利語作為一門獨立的語言形成於從但丁到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文人手中。其證據是他們的作品中沒有日語所說的現代義大利語的翻譯。即便是小學生讀的也是原文，儘管他們需要藉助用來解釋古文的「註解」。佛羅倫薩電影院銀幕之上的壁畫中，刻有詩人、美第奇家族族長洛倫佐創作的詩歌中的一節原文。那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詩，意思是：既不知明日事，何不享受當下。享受的「當下」竟然是電影，不禁令人啼笑皆非。但是由此可以看出義大利語沒有古文。相反，在日本，像《平家物語》《太平記》《徒然草》《花傳書》這樣的書籍，如果沒有現代日語譯文，又會有幾個人可以讀懂原文呢？我想，同一時期的義大利，正因為語言不再是神職人員獨有的東西，正因為語言成了俗世人們的語言，所以才形成了連後人都可以理解的國語吧。為這一傾向的確立和擴大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是剛剛發明的鉛活字印刷技術。

創造這一行為本身就是理解行為的「王道」。但丁說過，單純依賴思考是遠遠不夠的，只有通過口、文筆、畫筆、鑿子等把它們表現出來才能成為「scienza」（科學）。義大利語中的「scienza」翻譯成英語就是「science」，其詞源是拉丁語中的「科學」（scientia），其背後的意思是「知識」、「理解」。我想，scienza這個詞，無論是把它翻譯成「科學」還是「學問」，都不如其詞源所隱含的「知識」乃至「理解」更為貼切。為什麼說但丁這話是正確的呢？只要你試著把此刻正在思考的問題用口頭的形式告訴他人或者用筆寫成文章自然就會明白。你會明白大腦中思考的問題只有通過表達這一途徑才會變得更加清晰。當然，說和寫是向他人傳遞思想的一種手段，這種想法沒有錯。但是如果僅僅把它們看作是手段的話，那它們充其量不過就是手段而已。事實上，它們還有一個非常有益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想法更加清晰。

今天還有無數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前來阿西西朝聖，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你去過義大利南部普利亞地方一個叫蒙特的城堡（山上的城堡），你一定會關心建此城堡的目的何在，一定希望了解建造如此特別的城堡的男人心中是怎樣的想法。

相信的反面就是懷疑。從你連連發出「為什麼」這一態度來看，你已經具備「文藝復興精神」了。

腓特烈二世強制推行的第五個政策是改革學術和藝術領域，這個政策帶有濃厚的「信而不迷神者」色彩。

距離那不勒斯不遠的薩勒諾有當時歐洲唯一的一所醫學院。腓特烈二世把它改造成了更加開放的學府。不論民族，不論宗教信仰，只要想在這裡學習，任何人都可以去。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就不用說了，據說這所大學裡還有女學生呢。

佛羅倫薩人的性格中個人主義的意識非常強，這在學術和藝術方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放任個人主義盛行就無法實現社會的穩定。科西莫引進了威尼斯式的因素，在保留佛羅倫薩好的一面的同時，努力糾正不好的一面。為此，可能需要專制的做法。當然，在佛羅倫薩需要採取的這種手段在威尼斯完全用不上。利用專制手段，美第奇僭主政治延續了60年，直到科西莫的孫子輩，所以他是成功的。科西莫的成功不只在於他熱衷於推行累進稅制，同時也在於他熱衷於提高納稅人的經濟實力。

普通人如果同時存在這兩種性格會造成思維混亂，容易導致精神失常。但是，創作者只有不偏不倚地控制好這一對矛盾體，才能創作出好的作品來。萊昂納多的傲慢甚至激起了年輕的米開朗基羅的嫉妒之心。

從結論上說，體現文藝復興精神的洛倫佐既沒有成為另一位體現文藝復興精神的萊昂納多的贊助人，甚至也沒有做類似於贊助這樣的事情。洛倫佐和萊昂納多只有3歲之差。現在，佛羅倫薩男性名字中，用得最多的是洛倫佐和萊昂納多。這是題外話。從表面上看，二人之間關係非常冷淡，不知道是因為洛倫佐理解不了萊昂納多，還是好惡分明的洛倫佐的世界與萊昂納多的世界格格不入。柏拉圖學園傾向於唯心論，充分反映了洛倫佐的趣味。萊昂納多對這所學園絲毫沒有興趣，而同是韋羅基奧工作室的師兄波提切利則常常出入這個學園。尚在學徒時期，萊昂納多曾經在師傅韋羅基奧的作品《基督洗禮》的左端畫過一個天使，美得無與倫比，遠遠超出同時期波提切利所畫的聖母瑪利亞以及天使。他這種異於常人的審美感不可能不引起洛倫佐的注意。然而，洛倫佐所做的只是把他介紹給米蘭公爵，為後人所說的人才外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雕刻領域的情形也完全一樣。人們在建造別墅時，把偶然發現的古物沖洗乾淨，並放在自家宅邸裡作為裝飾，這種舉動最初並非源於對考古學的興趣，也不是出於對藝術品的愛好。然而，放在家裡的這些古物吸引了人們的眼球。像美第奇家族這樣的新興暴發戶甚至不惜重金把它們紛紛收入囊中。結果連普通市民也開始紛紛效仿，他們或走進臺伯河河牀尋找古物，或挖掘古代競技場遺跡和公路周邊尋找此類物件。畢竟中世紀已經過去，曾經被當作不祥的邪教遺物而受到排斥的這些東西現在都可以換成大把大把的金錢了。人們為擁有這些古物而自豪，他們會得意地向來客展示古物。而美第奇家族這樣的藏家還會把自家的藏品拿到佛羅倫薩聖馬可教堂，在迴廊裡展出，供年輕藝術家們參觀學習。在前一個時代，在基督教徒們的眼裡，這些還都是骯髒的、不堪入目的東西，而此時，就連帶頭排斥它們的羅馬教廷也改變了態度。無論是購買所得，還是強取豪奪所得，身披託加的人們穿行在這些不斷增加的古代裸體雕像中已變得習以為常。迴廊展示雖然還沒有形成美術館的格局，卻向所有人開放。只要你想看隨時都可以去參觀。

人口的急劇減少，使人們更注重效率。之前，佛羅倫薩經濟的發展有賴於大量湧入城市的人口，瘟疫之後，則通過重視質量、提高個人生產力來實現經濟的發展。這一點在威尼斯也完全相同。我想，流行於1348年至1349年的瘟疫迫使不斷成長為經濟大國的義大利各城邦不得不重組經濟結構吧。話雖如此，威尼斯共和國和佛羅倫薩終究不同。按但丁的說法，佛羅倫薩緩慢而堅實地開展社會改革，就像忍著病痛在病牀上輾轉反側的病人一樣，重組是在跌跌撞撞中進行的。1378年還爆發了著名的工人暴力罷工事件，叫「窮僻之變」。原因是工人不滿貧富差距的加劇。佛羅倫薩共和國總是在爭爭吵吵中前進，最初是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矛盾，接著是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抗衡。直到1434年以後，即瘟疫大流行過了百年之後，佛羅倫薩共和國才真正像競爭對手威尼斯那樣實現國內和平。但是，儘管有勢力的家族之間不斷相互傾軋，在那個時代文藝復興精神依然在發展。也許動蕩的時代和新價值觀的創造是可以共生的。

（盡情享受當下，

經過了上千年的中世紀並經歷了長年累月的風吹雨打，再加上被當成便利的建材採掘場，羅馬和義大利早已失去了往昔的風採。但是，由於從一開始就注重質和量，所以儘管長年累月被棄之一邊，儘管可用於建材的東西被劫掠一空，尚存的東西在質和量上依然勝於他地。在漫長的中世紀，異教徒的遺物或被拋棄或被束之高閣。隨著中世紀的結束，文藝復興提倡「只要有價值，不論是否是異教徒的遺物都應該學習」，因而剛進入文藝復興時代，這些東西就得以重見天日。

他說只要遵守基督教教義，掙錢也是好事。只要把掙來的錢捐贈給修道會，用於幫助麻風病患者、孤兒以及窮人，就是對神的獻禮。既然掙錢不影響成為好的基督教徒，人們自然高興。我再說一遍，當時是十字軍東徵的時代。只要有戰爭，人和物就會動起來。生產是手工業者的事情，而把手工業者製造出來的物品推向社會的是商人。負責輸送人和物資的是擁有船隻的義大利海洋城邦。阿瑪菲、比薩、熱那亞、威尼斯這些海洋城邦成了「十字軍特需」的最大受益者。此外，羅馬教廷有一個彙集龐大款項的收入體系。這些款項來自基督教徒繳納的「什一稅」。佛羅倫薩的興盛就是始於他們負責管理自動進入羅馬教廷的這些款項。很難用「商人」一詞來概括的這些新興階級成了聖方濟各宗派的中堅。

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生活在15世紀前半葉的義大利人洛倫佐·瓦拉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贈書》是偽造的。這份捐贈書的內容是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為合法宗教後，把羅馬帝國的西半部分國土也就是後來的歐洲的土地捐贈給羅馬教皇。在整個中世紀，沒有人懷疑這份捐贈書的真偽，它成為教會堅稱土地的真正所有權屬於基督教會的依據。在這片生產基地同時又是生活場所的土地上，所謂的地主不過是向教會租借了土地而已，其租賃權是否繼續生效，決定權在基督教會。

這位摩爾人允許萊昂納多從事任何研究，甚至包括令人厭惡的解剖類的研究。然而，這樣一位摩爾人，因成為法國國王軍隊入侵時的靶子而下臺。萊昂納多隻好另尋支持者。他求到了曼託瓦侯爵夫人伊莎貝拉·德斯特。但是，這個女人看中的不是萊昂納多的才能，而是他的名聲，她要求萊昂納多為自己畫肖像畫。其實，她的這個要求在宣稱自己是學術、藝術保護者的人中很常見。對此，萊昂納多的回答含糊其辭，侯爵夫人只有離他而去。顧客的要求可以刺|激創作者，但是，對於自己絲毫不感興趣的要求，萊昂納多似乎過於正直了。

di doman non c’è certezza.)

另一方面，威尼斯人的「腳」是船。與以帆船為主力的熱那亞不同，威尼斯的船是大劃槳船，需要同時用到帆和槳。槳相當於發動機，無風的時候在出入港時槳的作用很大。威尼斯人不喜歡依靠風這種不確定的因素，他們做事更喜歡胸有成竹。所以大劃槳船是符合威尼斯人性格的一個選擇。重視槳的作用意味著必須重視最基層的船員，即劃槳手。在海上，一旦遭遇風暴，首先船長必須作出正確判斷，另外，包括劃槳手在內的全體船員的齊心協力也至關重要，否則船隻就會傾覆沉沒。所以，命運共同體意識深入威尼斯人的骨髓。

掌握威尼斯共和國政治的是實力雄厚的商人們，他們都是大資本家，他們會把劃槳手也看作是命運共同體的一員。而在佛羅倫薩，這樣實力雄厚的商人成了和科西莫針鋒相對的勢力集團。

當時的歐洲，義大利的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羅馬和那不勒斯顯然都屬於先進的國家。在這些國家，科西莫和洛倫佐推行的均衡勢力政策是有效的。也就是說，在發達國家，均衡勢力政策可以發揮它的作用。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或者說對於尚未形成國家的地方來說，這一價值觀是行不通的。因為所謂均衡勢力政策其實等於是維持現狀政策。當某個不滿足於維持現狀的國家，率領人數相當於推行維持現狀政策的國家人口總和的大軍打了過來會怎樣呢？15世紀末，義大利各國就遇到了這個問題，法國國王的軍隊打進來了。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就是想要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時代變了，榜樣領袖不能不變。

這就需要首先了解什麼是城邦。

政治的穩定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古羅馬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方式，通過吸納反對派實現國內統一；另一種是古雅典和佛羅倫薩的方式，分裂的兩派爭奪主導權，勝者排擠敗者來實現國內統一。兩大政黨通過選舉輪流執政的方式，是進入20世紀以後的事情，即便現在，也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採用。

對於佛羅倫薩人來說，美第奇銀行的破產不是一家銀行破產那麼簡單。他們堅信佛羅倫薩是美第奇家族下的佛羅倫薩，他們對此深信不疑，並在這樣的信念中過了60年。美第奇銀行是美第奇家族企業的核心事業。它的破產不能不引起人們對佛羅倫薩未來的擔憂。不用說，此時佛羅倫薩人的心情非常沉重。

只要沒有被固有觀念蒙住眼睛，看到從地下發掘出來的、重見天日的這些古希臘以及古羅馬雕像，人們一定會為之叫好。文藝復興人發現人體美再到發現裸體美是在人們看慣了中世紀著裝雕像之後的事，這一定又是一次強烈的文化衝擊。因為在中世紀，人們看到的裸體像，只有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瘦弱的基督。

腓特烈二世3歲時父母雙亡，成了孤兒。儘管如此，他畢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之後，所以理應受過一些教育。只是他沒有上過在當時用拉丁語叫作「universitas」的大學。回頭看一下教皇英諾森三世，他可是就讀過巴黎大學和博洛尼亞大學的人。

第四點是整頓通貨。這是為了追求經濟實力的提升而出臺的一項政策。

無論是作為士兵還是作為海運業者或從商業者，參加過十字軍遠徵的這些男人可以說對東方了如指掌。但是了如指掌只是個人的智慧，不會成為共有財產。只有經過科學研究，再通過語言、文字把它公之於眾，才能成為人們的共有知識，讓那些無緣親歷的人也能共享這些知識。冷靜的、透徹的、科學的研究精神是改變偏見的最佳武器。無須借研究狂人萊昂納多·達·芬奇作為例子，無止境的探索精神是文藝復興精神的根本。作為智慧集團的中世紀大學和城邦，儘管目的不同，手段卻出乎意料地相似。羅馬教廷以及封建諸侯極度反感因異類的加入而出現的文化衝擊，他們堅持傳統培養。到了中世紀末，他們陷入危機，成為誕生文藝復興這一精神運動的開端。文藝復興是重視質的時代，而不是重視量的時代，無論是與之前的中世紀相比，還是與後來的近代相比，這就是它的特點。因此，最適合那個時代的國家形態就是作為智慧集團的城邦。一個事物如果不能順應時代的潮流，無論它有多好，都不會成功。

但是，腓特烈二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由於他把經濟活動也納入了統一管理之下，從而成功實現了義大利南部的經濟振興。他以為這一模式同樣適用於義大利北部和中部。然而，在以米蘭為中心的義大利北部和以佛羅倫薩為中心的義大利中部，人們從事經濟活動從不依仗國家的幫助，他們的成績都是依靠自身努力取得的，他們對自己充滿信心。毋庸置疑，他們一定會反對皇帝的統制經濟政策。古羅馬人遇到這種情形，通常會批準這些城市為自由城邦，允許他們實施城邦內政自治。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僅靠中央集權是很難做到的，即使一時成功也不會長久。只有把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巧妙地結合起來，那麼無論國土多麼遼闊，國家功能都可以成功發揮作用。也許是因為腓特烈二世沒有意識到古羅馬人的這一智慧，也許是因為他不得不與強大的宗教勢力羅馬教廷為敵，使他無法充分發揮古羅馬人的這一智慧，總之，在其他領域處事靈活的他在這個時候突然變得僵硬起來了。

應該說中世紀時代的建築等於教堂建築。人們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基礎設施」是羅馬人留下來的，沒有經過像樣的修復。教堂建築說到底是為神建造住所。建設者通過建造教堂來為神服務，所以在建築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是對神的不敬。中世紀時代的匠人和藝術家幾乎都不為人所知，就是因為創作行為本身是一種信仰的體現。

佛羅倫薩人在洛倫佐·德·美第奇去世的1492年之前，度過了最幸福的時光。洛倫佐運用自身的智慧和他的權威，成功把義大利內部的戰爭扼殺在搖籃之中。他全部的心思只為了讓他本人和祖國佛羅倫薩變得更加強大。

教育在人的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可以說必不可少。但是教育也會帶來不利的因素，那就是接受的教育越多，灌輸的既有觀念就越多。聖方濟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碰巧都沒有受過這方面的教育毒害。我想，或許這就是決定他們二人人生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神論者」（credente）——說的是有信仰者，特別是那些說自己是「職業的」有神論者的人，他們忠實地遵守規定，每逢周日必去教會做彌撒。

1434年，45歲的科西莫離開流放地回到佛羅倫薩。他回到祖國意味著驅逐他的勢力已經衰退。美第奇家族乘機開始了僭主政治。掌握了統治權的科西莫沒有採取報復行動，儘管在這種情形下，人們通常都會報復。他只是懲罰了反對派中幾個主要人物，把他們流放到國外，卻沒有從根本上剷除舊體制派。想一想之前的佛羅倫薩，他的做法很值得大書特書一番。因為流放是佛羅倫薩共和國曾經的常用手段。但丁遭到過流放，彼特拉克則是被流放者的兒子。

他在義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新建了一所大學。表面的理由是作為統治者他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內優秀人才為了求學不得不去外國大學就讀這一現狀。然而，腓特烈二世真正的用意並不在此。博洛尼亞大學深受羅馬教廷的影響，他不喜歡臣下學習博洛尼亞大學所教的基督教法律。也就是說，那不勒斯大學是為了對抗博洛尼亞大學而設的一個學府。那不勒斯大學可以看作是一所政法大學，這裡教授的法律是西塞羅時代的羅馬法律，與基督教毫無關係。現在，那不勒斯大學的正式名稱還是叫「腓特烈二世大學」。

哲學與科學一樣，始於某人對一件極為普通的事情提出疑問。最早全民都充滿這種好奇心的是希臘人。現在的我們所了解的哲學和科學是古希臘人創造的。希臘文明是知識運動的爆發，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華麗的事情。無論是之前還是之後，再沒有出現過可與希臘相媲美的知識的爆發。在短短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希臘人在藝術、文學、科學和哲學等所有領域都創作出了數量驚人的傑作，並形成了其後西方文明的基礎和體系。

第二個原因是只有像萊昂納多這樣的人才知道的，那就是在創作過程中，作品尚未完成，他已窺見了作品的全貌。既然已經看到了、知道了出來後的作品會是怎樣的，那麼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慾望就隨之消退。這種情況下，萊昂納多的做法就是放下畫筆。與他相比，才能遠不及他的畫家們完成作品的比例要高許多。它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上述這一假設。

認為文藝復興始於詩人但丁或畫家喬託，大概是考慮到文藝復興這一精神運動在藝術上的成就吧。應該說，他們以及他們之後的藝術家們都是一朵朵巨型的花。要讓這些巨型的花盛開，首先需要肥沃的土壤，同時，充足的水分和陽光也不可或缺。文藝復興作為歷史上一次重要的精神運動，在藝術領域取得了最華麗的成果。提供這一精神運動所需的土壤、水分和陽光等條件的，我想正是宗教人士聖方濟各和政治家腓特烈二世，儘管乍看上去，他們似乎與藝術毫無關係。

不是這樣的。一個組織要強大起來，單靠抽象的說教是不行的。

因為身體虛弱，皮耶羅統治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時間不超過5年。在他之後，接管美第奇家族並領導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是剛滿20歲的洛倫佐。關於這個男人，在《我的朋友馬基雅維利》中會作更詳細的介紹。我之所以會在《我的朋友馬基雅維利》中對洛倫佐有詳細描述，是因為生於1469年的馬基雅維利的青少年時期正好和洛倫佐在佛羅倫薩、義大利乃至歐洲大紅大紫的時期一致。讀者們可以參看第一部第二章「美第奇家的洛倫佐」、第三章「帕齊的陰謀」以及第四章「花都佛羅倫薩」，在這裡我只簡單地介紹一下。此人與其祖父科西莫不同，做事喜歡張揚，喜歡引人注意，人們甚至稱他為「il Magnifico」（偉大乃至華麗的人）。他是一流的政治家，是和平路線的繼承者，和他祖父一樣積極地推進均衡勢力政策。只是，科西莫習慣於幕後操縱，而洛倫佐更偏好在首腦會議上作決定。不管怎樣，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薩史》中寫的下面一段話應該是對「豪華者洛倫佐」的功績所作的最高評價：

同一時期，親自參與市政工作的喬凡尼·維拉尼開始書寫《新編年史》（Nuova Cronica）。他對已經邁出強有力步伐的佛羅倫薩作了高度評價。但丁也開始了《神曲》（La divina commedia）的創作。以1300年為界，這個時期也許充滿了混亂和不穩定，但正因為如此，新時代的氣息開始在各個領域瀰漫開來。

洛倫佐創作的《酒神之歌》不僅在佛羅倫薩，據說在全義大利都很流行。下面是我的猜想。這首詩後來傳到了日本，採用的不是我這樣的直譯，而是意譯。不清楚是上田敏還是別的日本文人去威尼斯旅行時，在威尼斯狂歡節上聽到了傳唱至今的這首歌。回國後，他跟音樂人吉井勇提起這首歌，給了吉井勇靈感。於是就有了下面這首歌，取名為《貢多拉之歌》，這不正說明這首歌和威尼斯的關係嗎？

最後，再說說腓特烈二世的外表形象吧。

「信而不迷神者」（laico）——不否認神的存在，但是明確區分宗教和非宗教領域的人。

可以說作為經濟人，美第奇家族具有非常敏銳的政治意識，深知缺少出於政治考慮的調整、自然出現的經濟興旺不可能維持長久。美第奇家族族長科西莫知道此時不再是從前義大利內部各列強相互傾軋的時代，他提出了平衡各方勢力的政策併為之努力。

「法國人不懂政治。」

那是因為在這之前的一千年間，人們的慾望一直受到抑制。

我對柏拉圖學園表現冷談還有一個原因。儘管他們的思想很受推崇，甚至一度影響了全歐洲，但是，這種影響是短暫的，他們的思想是不堪一擊的。在洛倫佐去世兩年後，他們的思想就被人們徹底遺忘了。

你說的沒錯。無論是其出身還是社會地位，他都屬於主宰中世紀的舊體制一方。

是的。發生在義大利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之爭與發生在歐洲其他國家的圍繞神職授任權展開的教皇與國王之爭不同，前者是義大利特有的現象。義大利商人雖然站在教皇一方，但是他們並不接受「教皇是太陽，皇帝是月亮」的說法。應該說在觀念上他們更接近腓特烈二世而非教皇，因為他們是信仰聖方濟各創立的新宗派的中堅力量，而聖方濟各的新宗派不提倡宗教介入俗世。也就是說義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商人反對的並非是腓特烈二世核心思想中的政教分離，他們反對的只是腓特烈二世強制推行的國家統治的規定。在經濟利益問題上，他們與教皇派是一致的。

在他身上，藝術、科學、技術以及觀察力融為一體，這都是源於「為什麼」。他不是一個同時思考很多問題的人，最初他只有一個「為什麼」，但是，在尋找結論的過程中，一個問題漸漸地變成了多個問題。

雖說在直接利害關係錯綜複雜的世界裡撒下對抗種子的是他的爺爺紅鬍子腓特烈一世。但是，腓特烈二世不加質疑地全盤繼承了腓特烈一世。對此，我們只能懷疑他對現實的感覺過於遲鈍了，甚至讓人忍不住想，在其他領域對現實相當敏感的他，是不是過於相信神聖羅馬帝國的權威了。聖方濟各通過設立第三階級使經濟活動脫離了宗教的束縛。與腓特烈二世相比，他對現實的敏銳度或許就源自其商人之子的出身而熟知商人的緣故吧。

本來就有異於常人的天賦，再加上這樣完美的學習經歷，在羅馬教廷這樣一個彙集了封建領主子弟的組織中，英諾森三世自然會受到重用。剛滿38歲，他就當選上了教皇。

科西莫的青少年時期是在佛羅倫薩共和國劇烈動蕩的時代度過的，他沒有接受過著名家庭教師的教育，也沒有在當時的著名大學學習過。但是，因為家族生意的關係，他到過歐洲很多地方。經商這樣的工作，其性質是必須正視現實，否則只有失敗，而他從事的正是這樣一份工作。其次，他有得天獨厚的絕好條件，就是在商旅中認識現實社會。再次，他本人具備出類拔萃的才能。正是這三點把科西莫培養成為一個善於解讀時代精神的經濟人。

不是沒有人想解決這個問題，只是為了解決問題並長久保持和平需，要各方的配合。這是必不可少的。打著奪回聖地旗號的十字軍最初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證基督教徒朝聖聖地的自由和安全。所以只要實現這一點，十字軍就應該已經達到目的。但是，隨著雙方敵對狀態的持續，最初的手段變成了目的。也就是說，從最初要確保朝聖聖地的自由和安全，變成了要把穆斯林趕出巴勒斯坦。腓特烈二世就是要終結手段目的化的弊端，只是在那個時代，像他這樣的人實在少之又少。不，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在那個時代」這個詞或許換成「在任何時代」更為貼切。

首先是被譽為「豪華者」的美第奇家族的洛倫佐。

只能說在生意場上，洛倫佐實在很不走運。究其原因，在於他所任命的各地分店店長的散漫。分店店長們的言行舉止與其說是私營企業的經理，不如說他們更像官營企業的老闆。為此，美第奇家族投資於西歐各地的資產紛紛流失。

因為事先已經和伊斯蘭方面談妥，所以雖然皇帝登陸時，隨行的騎兵和多數士兵從頭到腳身披鋼鐵盔甲，但是絲毫沒有趕赴戰場的氣氛，倒像是前去參加閱兵式的現場。特意從開羅趕來迎接皇帝一行的穆斯林代表以同樣的態度恭候貴客的到來。

是基督教會。耶穌基督的教義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信者有幸」。也就是說，天堂之門只為相信的人開放。

對話是在以下幾個地方進行的。佛羅倫薩市政廣場、巴傑羅宮、聖馬可教堂、美第奇宮、聖洛倫佐大教堂、魯切拉宮、韋奇奧橋、皮蒂宮，以及現在叫作米開朗基羅廣場的、站在上面能將佛羅倫薩盡收眼底的小山丘等。

但是，如此感人的插曲並非他們的獨創。羅馬帝國開國皇帝奧古斯都有一個朋友叫蓋烏斯·梅塞納斯。這個人因為資助詩人維吉爾和賀拉斯而聞名。為了感謝梅塞納斯贈予自己山莊而使自己得以專心創作詩歌的賀拉斯死前留下遺言，要求葬於梅塞納斯墓的附近。後來，人們就用「梅塞納斯」（maecenas）來指稱支持學術、藝術的行為，法語叫「mécénat」。多納泰羅和皮耶羅都知道這個故事，所以一人留下遺言，另一人完成了他的遺願。古代就像血管中流動著的鮮血，活在文藝復興人的心中。

出版人阿爾杜斯成功的原因不僅於此。首先，他發明了斜體字（italic）。這種字體現在依然存在。與哥特體相比，儘管美觀度差一些，卻非常便於閱讀。而且，使用斜體字，一頁紙可以印刷更多的文字。

儘管這一類人成了信徒的中堅，但是，聖方濟各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沒有因此拋卻尊重窮人的精神。他的這種堅守為文藝復興在藝術領域鋪平了道路。

相對地，在講述佛羅倫薩歷史的《佛羅倫薩史》中，他高度評價了洛倫佐。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另外從根本上來說，洛倫佐和馬基雅維利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二人都是只有佛羅倫薩才能養育出來的人。

政治家腓特烈二世和宗教人士聖方濟各不同，他不相信只憑口頭言愛別人就會接受你。他知道要對方接受自己提出的要求，這件事情必須對對方有益。和西歐大多數人不同，他熟知伊斯蘭世界的真實情形。他很清楚東方伊斯蘭君主在那個時候完全不具備開展大規模戰爭的條件。皇帝提出了和平解決問題的建議。當時正好腓特烈二世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剛剛迎娶了第二任妻子，她是耶路撒冷國王的獨生女兒。因為這次婚姻，他的名號中又加進了耶路撒冷王的稱號。埃及君主不願意和這位既是耶路撒冷王又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率領的十字軍對決，於是接受了腓特烈二世的提議。

當時的工作室，只要和美有關的工作什麼都做。我想，這樣的體系也很符合佛羅倫薩人的性格。不僅僅是繪畫和雕刻，還有從製作用於祭祀的旗子、婦女服飾、珠寶、桌上擺件到大型建築物，再從製圖、款式設計到熔解金銀銅等所有的工作都在工作室裡進行。各種工作不以專業劃分。尤其是在學徒階段，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派往任何地方幫工。剛剛還在調顏料的人，轉眼就可能坐在熔化金屬的大火旁拉起了風箱。萊昂納多和米開朗基羅也是這樣成長起來的。強烈的批判精神和強烈的好奇心是表和裡的關係。如果在學徒期間只學習繪畫或雕刻，依著佛羅倫薩人的性格一定不會滿足。在一個什麼都做的工作室裡學習各種技術，之後獨立出來專攻自己擅長的領域，並在這個領域開花結果是佛羅倫薩藝術家的成長模式。當然也有像萊昂納多和米開朗基羅那樣很難界定他們屬於哪個專業的人。萊昂納多獨立後，依然廣泛涉獵各個領域，包括繪畫、雕刻、城市規劃、解剖和機械器具等；米開朗基羅的繪畫、雕刻和建築傑作甚至遍布全義大利。因為無法確定專業，所以只能稱他們是「全才型」天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與畫家只專註於作畫、建築師只專註於建築的威尼斯人可謂有著天壤之別。

繪畫方面，萊昂納多的收費總是當時最高的。米開朗基羅比他小23歲，也許不適合作比較，好像萊昂納多的收費至少是米開朗基羅的兩倍。然而儘管如此，他卻熱衷於對飛機及解剖學的研究，而這樣的領域既不會有委託人，也不可能有資助者。所以，他把繪畫賺來的錢存在教會附屬的一種信託銀行裡，作為不可能產生經濟效益的研究資金。為了尋找贊助商，在旅途中他一次次地來到佛羅倫薩。其中自然有回到故裡的樂趣，但更大的目的是為了錢。

但是，出於信仰的考慮也會帶來問題。因為建造教堂是為神服務，於是不記名，因為不記名，一旦發生問題也不追究製作者的責任。但是，佛羅倫薩人對自己的經濟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考慮，既然是傾盡全力製作，那麼結果就應該自負，特別是在建築領域。這個時代的建築不再局限於建設人和神相會的場所，它已經擴大到了建造人與人相會的場所。阿諾爾夫·迪·坎比奧是生活在這兩個時代夾縫中的人。因此，有些建築物上留下了他的名字，有些建築物上沒有留下他的名字。此外，他不僅僅是一位建築師，正像寫過文藝復興雕刻家、建築師列傳的喬治奧·瓦薩裡說過的那樣，他還是一位「向後人指明了前進道路」的人。他給了佛羅倫薩人居住的「箱子」，換言之，他是一位城市規劃師。

因為基督教會把他斷定為異類，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找到腓特烈二世的肖像畫或雕像。刻意去找的話，最多可以看到一些畫家畫在其著作某個角落的畫像或刻在皇帝御用印章裡的浮雕以及印在金幣上的側臉。有記錄說，他的頭髮和他祖父一樣是紅色的，但是沒有任何史料提到他的身高如何。好在他臨幸巴勒斯坦時，有一個見過他的阿拉伯人留下了一份記錄。根據這份記錄，這位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看上去身體極為虛弱，若放在奴隸市場，甚至賣不出高價。

坐上教皇的位置以後，他取法號為英諾森三世。他最大的目標就是加強以羅馬為根據地的天主教會的權威和權力，而上面提到過的《君士坦丁捐贈書》就成了他手中的一個工具。羅馬教皇沒有軍隊，他使出的殺手鐧一是「禁止主持神聖儀式」，二是「開除教籍」。教皇禁止主持神聖儀式令一下，意味著某地的神父不得為眾信徒主持各種儀式。這樣一來，剛出生的孩子就無法接受洗禮，年輕人結不了婚，死去的人也得不到塗油聖禮。也就是說，將要出生的孩子、準備結婚的人以及即將離世的人都得不到神的祝福。這樣一來，善男信女們就會感到不安。

耶穌基督說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教皇。因此得到教皇的認可，年輕的聖方濟各以及和他同輩的、聖方濟各派的年輕修道士們都非常高興。更重要的是，教皇的祝福增強了信徒們的安全感。因為得到教皇的認可，意味著不會被說成是異端，也不會被處以禁止主持神聖儀式乃至開除教籍的懲罰。如果當時坐在教皇寶座上的不是英諾森三世，而是頑固的守舊派人士，那麼剛剛誕生的方濟各修道會或許會被打成異端吧。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就是這樣僵化。

繼愷撒之後，哈德良皇帝對佛羅倫薩作了進一步的擴建美化。然而，當阿諾爾夫·迪·坎比奧看到佛羅倫薩時，距離愷撒和哈德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一千多年，此時的佛羅倫薩帶有濃厚的中世紀味道，是一座被毀壞的羅馬時代的城市，有權有勢的人家在城裡胡亂私建塔樓。作為佛羅倫薩的總規劃師，阿諾爾夫恢復了它作為城市的秩序。他把廣場設計成市場，以此保存廣場的空間，同時，在羅馬時代的四邊形城市一角建造聖母百花大教堂，在它的對角建市政廳——韋奇奧宮，掩蓋住外側的半圓形劇場遺跡。因為羅馬時代所建的橋腳早已變形，阿諾爾夫考慮在該古橋附近重建羅馬時代的石橋，以此取代中世紀時代所建的木橋，並在其上遊位置再架設一座橋。這兩座橋的名字分別是韋奇奧橋和格拉琪亞橋。他還打算在羅馬時代的佛羅倫薩外圍空地上建聖克羅齊大教堂。從上面的規劃可以看出，阿諾爾夫對擴大後的佛羅倫薩未來全貌早就有了自己的設想。無論是教堂、市政廳、廣場，還是橋樑，這些世俗社會的基礎設施在刺|激地域發展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雖然進入15世紀後，刺|激佛羅倫薩發展的主角變成了魯切拉宮、皮蒂宮、美第奇宮、斯特羅齊宮等有實力的、市民爭相興建的、嶄新而氣派的大宅第，但不管怎麼說，佛羅倫薩能比其他任何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都更美麗、更有活力、更有秩序，這份建設功績的最大功臣正是名義上只是工頭的阿諾爾夫·迪·坎比奧。

科西莫在佛羅倫薩郊外卡雷基有一座美第奇家族的別墅。他在那裡成立了「柏拉圖學園」，邀請古典學者馬爾西利奧·費奇諾擔任校長。他成立的這個學院不是單純研究學術的一個研究機構，而是柏拉圖在古代雅典創設的「學園」的復興，正像「柏拉圖學園」這一名稱所顯示的那樣。

尼科羅·馬基雅維利是佛羅倫薩人，他的代表作是《君主論》。這是一部世界名著系列中必不可少的、至今依然擁有大量讀者的作品。書中提出了具體的意見，說明領袖應該是怎樣的，並以此提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教分離觀。美第奇家族的洛倫佐自始至終堅持政教分離，馬基雅維利在《佛羅倫薩史》中對洛倫佐的做法大加讚賞。所以，人們通常會認為在《君主論》中提及最多的應該是洛倫佐，甚至把他當作模範也不奇怪。然而，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一次也沒有提洛倫佐，更不用說把他當作適應時代潮流的領袖榜樣了。在不斷變化中的義大利，作為領袖榜樣，在很多方面都與洛倫佐截然相反的切薩雷·波吉亞被認為更合適。這又是為什麼呢？

然而，再怎樣義正詞嚴地反駁，作為軍事大國同時又是政治大國的國家，不管是從前還是以後，只有羅馬帝國一個。這就是人類世界的現實。馬基雅維利不能不正視這一現實。對他來說，已故的洛倫佐雖然是政治上的智者，但是他沒有重視軍事。所以在論述義大利現狀的《君主論》中不值一提。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佛羅倫薩人的性格。他們具備強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時候難免傷及自身。在其他城邦，即使發生內訌，也只發生在教皇派和皇帝派這兩者之間。而同一時期的佛羅倫薩，教皇派內部還要分裂成黑白兩派。所以，他們的這種性格很不利於政局的穩定。但是，他們這種個人主義至上的性格對學術、藝術領域來說是最好的土壤。例如，多納泰羅曾經應帕多瓦邀請製作了騎馬像中的傑作《格泰梅拉達將軍像》，從而聞名於義大利北部。但是他面對來自威尼斯、米蘭等地的種種誘惑毫不動心，義無反顧地回到了故鄉佛羅倫薩。他的朋友問他為什麼不留在那些地方工作，對此，雕刻家回答說：因為在那裡聽不到佛羅倫薩人不留情面的批評。

科西莫·德·美第奇對於藝術領域的支持力度之大，若一一寫下來可達數頁之多。所以就借用他說過的話來代替吧。

這個問題一下子就問到本質上了。既然這樣，歷史、宗教、政治、經濟方面的內容就先放一放，我先來回答這個最根本的問題吧。

萊昂納多一到米蘭，就向公爵出示了洛倫佐的介紹信，同時遞上一封著名的自薦信。自薦信像是一位工程師在推銷自己的產品一樣，一開頭列了9項內容，之後又說自己所作的畫好過任何人。因為在佛羅倫薩，是繪畫成就了他的名氣。所以不知道該說這封自薦信表現了30多歲的年輕萊昂納多的霸氣還是傲氣。米蘭公爵自然不傻，他充分利用了這位畫家的才能，甚至還讓他為自己的愛妾畫了肖像畫呢。當然，像這類作品，萊昂納多創作起來非常得心應手。

其次，有獨立的神職階級和無獨立的神職階級。兩者也不相同。有無神職階級與宗教是否有教義關係密切。因為無論是猶太教的祭司還是基督教的神父，他們作為神職人員，任務是向普通信徒傳播並解釋、講授教義。這個任務正是他們存在的主要原因。希臘、羅馬的宗教沒有教義，自然無須專事傳播或講授教義的神職階級。事實上希臘和羅馬也沒有這一階級。

我認為所謂的哲學早已止步於希臘哲學，以後的哲學只是對基督教和哲學一體化的重複勞動，只能無功而終。如果說重複勞動的說法過於偏激，那麼換句話說，也不過是對希臘哲學提出的命題給出每個時代的答案而已。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宗教是信仰，哲學是懷疑。探索唯一的原理，在哲學中就是一次次地提出原理，再把它推翻。原理一旦成立，隨即把它當成神聖不可侵的、必須遵從的聖條的話，那就不是哲學。我說哲學已經止步於希臘哲學，是因為希臘時代是一個多神教的時代，不接受神化的、不可侵犯的一神教規定。

真正的柏拉圖學園創設於公元前4世紀末，位於雅典郊外的森林中。希臘進入羅馬霸權統治下以後，柏拉圖學園依然是一所最高學府。在這裡學習過的名人很多，其中就有羅馬的西塞羅、希臘的普魯塔克和猶太人菲隆等。一如沒有種族歧視的羅馬帝國，這裡的研究者來自各個國家。然而，到了公元6世紀，東羅馬帝國皇帝借口學園會危及基督教徒，下令解散了柏拉圖學園。1000多年以後，科西莫重建了這所學園。佛羅倫薩的「柏拉圖學園」與其說是一所大學，不如說是一個研究機構，聚集在這裡的大多人都是大學畢業生，他們中不僅有佛羅倫薩人，還有來自義大利其他地方的人。「柏拉圖學園」的成立引起了一連串的反應，羅馬、那不勒斯也紛紛成立「學園」。古代就這樣在義大利文藝復興中得以復興。

啟蒙君主是有明確改革目標的領袖，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不能一味地等待人們覺醒。等待人們去理解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有時為了實現目標，不得不行使強權。正因為如此，成為專制領袖就成了啟蒙君主的宿命。

作為皇帝的後代，完全浸泡在舊體制中的腓特烈二世，其出身和商人之子聖方濟各完全不同，但是二人又有很多共同點。

類似的情形同樣出現在繪畫領域。發掘龐貝古城，使羅馬時代的壁畫重見天日是在19世紀以後，所以生活在15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們無緣見識這些壁畫。他們能看到的只有長期埋沒在早已成為遺跡的圖拉真浴場下面的壁畫以及以「黃金宮殿」之名而廣為人知的皇帝尼祿宮殿的壁畫。現在，因為破損程度嚴重，很難重現其色彩。但是在500年前的文藝復興時期，相信這些壁畫的線條和色彩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保存較好的。畫家們看到這些壁畫後，知道透視畫法在古羅馬時代已經得到應用。

首先，神聖羅馬帝國是一個組織，它試圖在歐洲復興類似以拜佔庭帝國或東羅馬帝國之名存在的、由基督教主宰的古羅馬帝國時代的國家。而這個組織的皇帝恰恰是腓特烈二世。強調|教皇是「太陽」，而他只是「月亮」的主張是基督教會強加給他的一個立場。

美第奇家族實施僭主政治的60年間，也就是15世紀後半期，佛羅倫薩迎來了文藝復興的鼎盛期。活躍於這一時期的藝術家大量湧現，甚至在這裡都懶得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寫下來。看一看卷末人物簡歷一覽就可以知道，在這個小小的城市裡、在這個從低矮的山頂就可以盡收眼底的城市裡，百年難遇一個的天才們在競相追逐，就好像這60年間，一個接一個送上夜空的煙花在進行華麗的表演。金融業和紡織業方面成為歐洲最強國的佛羅倫薩，在美第奇家族的統治下，經過政治的成熟期，一躍成為政治大國、文化大國。至此，良性循環開始出現。自恃有才的人不請自來。因為每個創作欲強烈的人都深知與其他優秀人才競爭、接受來自他們的刺|激是促進自己創作最有效的方法。

萊昂納多一次次地往返於佛羅倫薩和法國國王統治下的米蘭之間，只為尋找一個安居之地。再後來，洛倫佐的兒子利奧十世就任教皇，他的弟弟朱利亞諾·德·美第奇隨他移居到了羅馬。應朱利亞諾的邀請，萊昂納多也去了羅馬。教皇利奧十世沒有要求逗留在羅馬的萊昂納多創作繪畫作品，因為此時拉斐爾也在羅馬。拉斐爾的趣味和利奧十世十分相近，一旦開始作畫，就一定會完成作品。美第奇教皇沒有要求萊昂納多作畫，卻禁止他解剖屍體。也許開明的美第奇家族的男人一旦當上羅馬教皇就不得不遵循基督教會的戒律吧。沒過多久，萊昂納多的保護人朱利亞諾死了。萊昂納多接受有過一面之緣的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請，離開義大利前往法國。時間是朱利亞諾·德·美第奇剛剛去世的1516年。萊昂納多已經64歲了。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並稱為「文藝復興三傑」。這三個人中，彼特拉克是唯一榮獲桂冠詩人稱號的抒情詩人。但是，他真正的工作不是寫詩而是古典文獻研究。從修道院圖書館發現古羅馬屈指可數的作家西塞羅著作的人是他。西塞羅著作的發現成了文藝復興人發起複古運動的裡程碑。彼特拉克之後，是以萊奧納多·布魯尼、波焦·布拉喬利尼為首的佛羅倫薩人文主義者們。有意思的是，這些古典研究者幾乎都是官僚，都供職於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官府。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專事學問的人，他們是從事政務的人。佛羅倫薩的這一傳統延續了很久，馬基雅維利和創作了長篇《義大利史》的圭恰迪尼也都是官僚出身的歷史學家、思想家。這與古羅馬的情形如出一轍。在古羅馬，創作過文字作品的人幾乎都擔任過公職。由此，知識只屬於神職階級的中世紀徹底成為過去。

如果你是生活在文藝復興以前的基督教徒，那真是希望渺茫。

第一個原因是和他同時代的其他眾多藝術家所猜想的一樣，即萊昂納多主動放棄繼續創作，因為他認識到了以自己的能力無法把大腦中描繪的美和深度用畫筆表現出來。

所有的創造都是始於「為什麼」，即使是才能普通的人也一樣。只是普通人只知道要在創作過程中或者在創作完成後才能弄清「為什麼」，而萊昂納多在創作完成之前就已經知道「為什麼」的答案了。

那個時代的工作室集中在現在叫作歷史中心的佛羅倫薩市中心。日本風格的工作室在一樓，義大利風格的在地下院子和院子周圍的各個房間。「工作室」（Bottega）這個詞除了工作室、作坊之意外，還有商店的意思。因為是商店，所以無論是有意購買的人還是純粹閑逛的人都可以進來。如果來人是佛羅倫薩人，看到工作室的一切，會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評意見。藝術家只有具備桀驁不馴的性格才有可能成為一流藝術家。聽到有人對於尚在製作中的作品提出批評意見，一般的人都會反擊說：「住嘴吧。」但是，越是優秀的藝術家越是貪心，只要有利於自己作品的創作，即使是惡魔的忠告他們也會虛心聽取。在批評者走後，他們會悄悄拿起畫筆或鑿子進行修改。

伯裡克利不僅成功實現了雅典的政治穩定，還因為政治穩定給雅典帶來了文化的繁榮。關於伯裡克利統治下的雅典，歷史學家修昔底德這樣寫道：表面上是民主政治，實質上是一個人的獨裁統治。同樣，對於形式上是共和政體、實際上實施僭主政治的美第奇家族，圭恰迪尼是這樣寫的：美第奇是專制君主，卻是個理想的專制君主。可見，有英明領袖的領導，自由和秩序這一二律背反也可以很好地結合起來。

如果說古騰堡發明鉛活字印刷技術是在1455年的話，那麼阿爾杜斯·皮烏斯·馬努提烏斯是在6年前，即1449年，出生在義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開始有了夢想。他想成為人文學者，於是先去了羅馬，在那裡學習拉丁語。接著移居到義大利北部的費拉拉，因為當時義大利最著名的希臘語學者就在費拉拉領主埃斯特家做家庭教師。30歲後，他也做了家庭教師，是在小領主皮科家裡。這是一個因修養深厚而廣為人知的家庭。在當時，被稱為人文學者的知識分子以及有識之士有兩大就業職位：一是擔任教皇、君侯或共和國政府的祕書；二是做家庭教師，負責有權勢家庭的子弟教育。事實上，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做家庭教師的同時還兼任主君的祕書，所以，他們的身份很難用現代語言中的「家庭教師」一詞來界定。

儘管如此，在西歐的教徒人數還是在不斷增加。在聖方濟各步入老年之前，贊同並接受他教誨的人已經跨越義大利，遍布到了歐洲各地，尤其是當時的新興階級——商人和手工業者。

無論是強大的統治力，還是小小的支配力，只有支配本身的力量才是永恆。

因為我關心的是生活在洛倫佐時代的佛羅倫薩、卻不願意加入柏拉圖學園的那些人。其代表人物是萊昂納多·達·芬奇。萊昂納多認為討論虛無縹緲的東西毫無意義，所以應邀去過一次以後就再也沒有邁進這所學園一步。洛倫佐時代的馬基雅維利還是個少年，在卡雷基的別墅舉行的研討會不可能邀請他參加。我想即使他早出生10年並受到了邀請，也一定會和萊昂納多的想法一樣吧。因為馬基雅維利終其一生關心的是無法用單一原理解釋的人類眾生相。

第二個原因是義大利出現了以居民自治為宗旨的「城市共同體」。這個「城市共同體」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進入法國，搖身變成了「公社」。

第三點就是完善稅制。由於國家功能在漫長歲月裡遭到廢棄，要讓國家功能重新發揮作用，就需要重建基礎設施。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都需要經費。在籌措經費方面，通過完善稅制，他做到了公平公正，但是稅率實在很高。

最後，介紹一下作為文人才能出眾的美第奇家族族長洛倫佐的詩作，同時也作為「佛羅倫薩篇」的結束。我想就介紹「Theend」吧，義大利語叫「Fine」。

「我了解這個城市的心情。我們美第奇家族被趕出歷史舞臺大概用不了50年。但是我們的東西會留下。」

通商必須和異己建立聯繫，通過和異己的交流，就有機會接觸新的事物，受到新的刺|激。而受到這種刺|激的正是在生產性上超羣的智慧集團。因此如果他們在經濟活動中不成功，反倒讓人覺得奇怪了。

第二個人是米蘭公爵盧多維科·斯福爾扎。因為他膚色黝黑，人稱「il Moro」（摩爾人）。也許是因為這位米蘭公爵不清楚自己到底愛好什麼，所以更適合做學術、藝術的支持者吧，總之，萊昂納多在米蘭生活的時間長達16年。洛倫佐去世、美第奇銀行倒閉、佛羅倫薩屈服於薩伏那羅拉以及4年後薩伏那羅拉受到處罰的消息，他都是在米蘭聽說的。

喬凡尼·維拉尼宣稱自己要模仿古羅馬編年史作家們使用日常用語書寫的方式，用自己的日常用語義大利文來寫編年史。同樣，但丁也選擇了用義大利文來書寫，因為他討厭神職人員使用的拉丁文。我甚至猜想，從他們的面容上應該就能看到這種氣概吧。

是原因之一吧。還有一個原因我認為是當他明白創作無法完成的時候。據說《最後的晚餐》壁畫中，坐在最中間的基督的臉到最後也沒有畫好，《三王來拜》在草圖階段就放棄了。所謂完成也有能做到的意思，做到一定程度後死心的，如果想繼續還是可以完成的。

開除教籍的處罰就更嚴厲了。教皇規定基督教徒不得和被開除教籍的人發生任何聯繫。於是，被開除教籍的人生意做不成了，服從領主的義務也被剝奪了。這樣的處分對皇帝，對國王，對封建諸侯來說具有多麼強大的威力，你可以想象得到吧。無論是皇帝、國王，還是領主，正因為有順從他們的人，其地位才能穩如泰山。如果沒有了追隨者，那麼皇帝將不成其為皇帝，國王不成其為國王，領主不成其為領主。因此，在這個強有力的武器面前，他們束手無策。羅馬教皇的慣常做法是，首先處以「禁止主持神聖儀式」懲罰。如果不奏效，就以「開除教籍」來窮追猛打。無疑，在中世紀再也沒有比這些武器更強有力的了。像德意志國王同時又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亨利四世站在雪地裡三天三夜，向教皇祈求撤銷開除教籍處罰的「卡諾沙懺悔之行」，只可能是發生在聖方濟各時代一百年前的事件。

下面是萊昂納多的贊助人或者有贊助關係的人。

如果說生前信徒不斷增多、死後第二年就早早被列入聖人行列的聖方濟各是歷史上的贏家的話，那麼腓特烈二世只能算是歷史上的失敗者：在56年的生涯裡他始終與羅馬教廷抗爭，最後仍以失敗告終，並且霍亨斯陶芬王朝也在其子曼弗雷德這一代結束。但是不斷遠離中世紀的、有良心的歐洲人一定可以理解影響了後來歐洲各國形成的「信而不迷神者」的國家雛形就在腓特烈二世設想併為之努力的帝國之中，他們一定可以從腓特烈二世的無數功績中體會到，一個真正的國家不是只有政治和軍事強大，還要同時重視經濟、學術以及文化等，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文明國家。腓特烈二世表現出了一位優秀領袖的風度，而這正是文藝復興誕生的自新又自立的人物形象。

修道士聖方濟各自然是「有神論者」，而且是「職業的」有神論者。至於腓特烈二世，他當然不是無神論者。只是在那個時代，即使是「信而不迷神者」也被看作是「無神論者」。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是「信而不迷神者」，他的著作被羅馬教廷列為禁書；科學家伽利略是「信而不迷神者」，在基督教會的高壓下，他被迫宣布放棄支持日心說。文藝復興就是這些「信而不迷神者」發起的一場精神運動。腓特烈二世的不幸在於他生活在文藝復興初期，生活在基督教會肆無忌憚地宣揚「教皇是太陽，皇帝是月亮」的那個時代。他不得不與這樣的基督教會為敵。

先說說他的出身。他是跨國婚姻的結晶，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混血兒」。父親是阿西西人，因為經商在法國南部逗留期間結識了當地一名女子並與她結了婚，把她帶回阿西西，生下的孩子就是方濟各。所以聖方濟各身上同時流淌著義大利人和法國人的血。他父親為他取名為方濟各（Francesco，又譯弗朗西斯）。現在的歐美，取這個名字的男性非常多，但在他之前從沒有人用過，英語叫Francis，法語叫Francois，德語叫Franz，西班牙語叫Francisco。這些名字的出處都是出生於阿西西的聖人方濟各，所以都是義大利語Francesco的派生詞。Francesco是法國人的意思。給兒子取這樣一個名字，可以想象，丈夫是多麼愛那個從法國遠嫁而來的妻子。儘管我們不知道聖方濟各的母親姓甚名誰，但是作為一個妻子，她一定度過了幸福的一生。聖方濟各提倡的基督教教義，不是之前人們聽到的既嚴厲又恐怖的教義，而是充滿了愛的教義。我想這與他父母的關係是分不開的。

聖方濟各虛心學習《聖經》，傾聽耶穌基督的教誨，關心保護那些不願意和人交流、討厭別人接近、只會一個人面對大自然傾聽小鳥鳴叫的麻風病患者。最重要的是，他非常看重源自自己心底的聲音。

可以說沒有聖方濟各，壁畫藝術就得不到復興。因為宗教上的理由，現在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壁畫，其中絕大多數傑作都在聖方濟各宗派的教堂裡。它成就了喬託，併為文藝復興繪畫藝術開闢了一條大道。文藝復興不能不提聖方濟各。

聖方濟各認為應該恢復耶穌提出的教誨——「窮人要得救」。皇帝腓特烈二世則認為基督教世界應該恢復耶穌的另一條教誨——「神的東西歸神，皇帝的東西歸皇帝」。

不管怎樣，一直對腓特烈二世「信而不迷神者」言論極度不滿和憤怒的羅馬教廷利用了義大利中部和北部商人階級的反對，使得問題變得愈加複雜。

年輕的皇帝沒有屈服，他以死罪相威脅強行要求自己領地內的神職人員一如既往地為信徒主持神聖儀式，同時譴責羅馬教廷以《君士坦丁捐贈書》為擋箭牌，幹涉俗世權力。當然，從心裡他希望避免與基督教會發生正面衝突，他只是不贊成像從前那樣派遣十字軍遠徵。事實上，在其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在基督教徒的皇帝和穆斯林的君主之間，在隔著地中海的西西裡的帕勒莫和埃及的開羅之間，有過多次信件往來。

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慾望爆發就是後人命名為「文藝復興」的精神運動的本質。

海豚纏錨是阿爾杜斯公司的徽標。阿爾杜斯公司出版的、印有這一徽標的最早讀物是發行於1494年的《希臘詩集》。書中附有拉丁語對照翻譯。這是因為有了拉丁語譯文便於包括學生在內的知識分子精英理解。同時，在當時的歐洲，拉丁語是世界語。由此可見，阿爾杜斯公司的市場目標是整個歐洲。接著，1498年出版了當時就深受好評的亞裡士多德的全集，這被認為是一件非常具有紀念意義的、裡程碑式的大事業。除了古希臘文學作品，阿爾杜斯公司還出版了從古羅馬作品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義大利文學、伊拉斯謨的《拉丁格言集》等當時的現代文學作品。1495年到1497年，全歐洲共出版發行了1821種讀物，其中僅威尼斯出版的讀物就佔了447種。排在第二位的是巴黎，有181種。威尼斯把發明印刷技術的德國遠遠甩在身後，成了最大的出版王國。

最後，送你一句萊昂納多說過的話吧：

之所以介紹伯特蘭·羅素的這段話，是因為我想說，知識的爆發在以雅典為代表的希臘之後就是以佛羅倫薩為先導的義大利。而且我認為，羅素的這段話同樣適用於講述萊昂納多。相信沒有一個人能像萊昂納多那樣一生都在追問「為什麼」。我想象中的萊昂納多總是嘴裡念著「perche，perche，perche」，一邊在房間裡來回走動的樣子。「perche」是義大利語，意思是「為什麼」。

當時，年僅30歲的馬基雅維利還只是使節團的末席。他當即反駁道：

復興是復興，但它不是單純的復古，也不是簡單的模仿。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說的是建築師布魯內萊斯基和他的雕刻家朋友多納泰羅一起去看了以萬神殿為首的很多羅馬時代的建築，這些建築給了他一個啟示，讓他想到了佛羅倫薩第一大教堂聖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del Fiore，或譯花之聖母大教堂）的圓頂應該如何去建。當然，羅馬時代的圓頂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圓頂並非完全相同，這一點只要看一下兩者的比較圖就一目了然。萬神殿的圓頂頂部是開口的，透過這個洞可以看見外面的天空。相反，在歐洲教堂中，第一個採用圓頂建築的是聖母百花大教堂，其頂部是用大理石的頂塔封住的，而且上面還有一個金色的銅製圓球。

經濟的本質是追求利潤。沒有進取心，沒有競爭意識，振興經濟只是一句空話。但是，經濟振興的程度一旦超出可控範圍則可能危及自身，使自己陷於毀滅。政治就是最好的平衡手段。換句話說，政治是通過平衡來實現經濟長足發展的人類智慧。為此，政治成熟帶來的政局穩定就成了經濟長遠發展的必要條件。在義大利，只有威尼斯共和國實現了政局穩定。科西莫為了實現佛羅倫薩的政局穩定，與勢力強大的商人集團進行對抗，不幸失敗而遭到流放。其間，他留在了威尼斯。

第二個優勢是在威尼斯有言論自由的保證。當時所謂的言論自由是指可以不受基督教會的幹涉和鎮壓的自由。威尼斯是一個沿海國家，國家經濟依賴於和東方異教徒之間的貿易往來。他們完全不在乎教皇提出的「禁止主持神聖儀式」和「開除教籍」的規定，儘管在其他地方，人們聞之色變。威尼斯市民卻公然誇口說：「我們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對於這樣的威尼斯人，羅馬教皇也只有感慨的份兒，說：「在其他任何地方，自己都是教皇。但在威尼斯不是。」同一時代，把西班牙、法國以及德國搞得人心惶惶的異端審判和巫女審判，在威尼斯共和國一次也沒有出現過。就像當時一位來自法國的旅遊者在信中所寫的那樣，因反對羅馬教廷而被列入禁書行列的路德著作、因宣揚政教分離而被作為禁書的馬基雅維利的著作等，在威尼斯都可以找到。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出版自由。雖然也有言論自由得到保證的情況，但這種保證更多的是依賴於有勢力的個人來實現。如洛倫佐·瓦拉揭露了《君士坦丁捐贈書》是羅馬教廷祕密偽造的文書，為此惹惱了神職人員。一位神職人員準備把他送去接受異端審判。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瓦拉的主君、那不勒斯國王站出來保護了他。但是，一個人的勢力無論多麼強大，僅靠個人保護終究很難長久。在保護言論自由方面存在此種局限的那個時代，只有威尼斯共和國以國家的立場，堅持拒絕教會的幹預。16世紀後半期，文藝復興已近尾聲。此時，為對抗宗教改革興起的反宗教改革浪潮也席捲了義大利。羅馬教廷也被反宗教改革派控制，其中行為最激烈的耶穌會對異端分子的濫捕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就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有人僥倖越獄成功。一路上躲避追捕的時候，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們給了他同樣的忠告——「逃到威尼斯去。」所謂言論自由不只是對純粹以言論為職業的人有用，它是所有的自由之「母」。

可以想象，他的這一回答帶給當時的人們多大的慰藉。聖方濟各把他們集中起來成立了一個組織，稱他們為「第三階級」（teizaordine），納入到方濟各修道會。人們因此認為自己得到了拯救。不僅男性認為自己得到了拯救，女性同樣因為參加了第三階級而自認為得到了拯救。出身阿西西、與聖方濟各自幼相識的聖基亞拉創設了方濟各修道會女子組織，和男子組織一樣成為第三階級。聖方濟各宗派信徒數量激增，這也是原因之一。

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死於1464年，早於多納泰羅兩年去世，享年75歲。就像羅馬教皇評價的那樣，科西莫雖然沒有君主的頭銜，也沒有奢極一時的生活，卻是事實上的君主。正因為他以一介市民的身份走完了一生，所以科西莫的葬禮也和普通市民一樣，沒有一位來自國外的弔唁者。只有佛羅倫薩議會授予了科西莫「國父」（Pater patriae）的稱號。「國父」這一稱號是尤裡烏斯·愷撒之後羅馬元老院授予羅馬皇帝的稱號。縱觀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獲此稱號的人只有科西莫一個。

擔任佛羅倫薩國政的人選廣泛向各階層開放。錄用的依據不看所屬階級，而看是否有能力。儘管他自己屬於高收入人羣，但仍然制定了累進稅制度，這在歐洲大概也屬首創。因為認識到公正的稅制才是善政之根本的歷史研究者很少，在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太大進展，所以詳細情形不是很清楚，所得稅的稅率似乎是在4%到33.5%之間，分檔徵收。也許，在他的心裡還有一個打算，就是通過制定並推行累進稅制，打擊勢力強大的經濟人集團吧。當然，在他的心裡一定還想到了八成國民屬於中產階級的威尼斯共和國。在當時，成功避免內訌的國家除了威尼斯找不出第二個。那麼，為什麼在威尼斯很容易實現的事情，在佛羅倫薩卻如此之難呢？

雕刻家多納泰羅是科西莫尤其喜愛的藝術家，多納泰羅在當時已經很有名氣，不愁沒有工作。但是，他的個性很強，遇到不懂雕刻的顧客，常常與之發生衝突。為了多納泰羅不為生活擔憂，專心創作，科西莫臨終前在遺言中加了一條，贈予他位於佛羅倫薩郊外卡法吉奧羅的一個農莊，這座農莊可以保證有豐厚的收入。美第奇家族的繼承人、科西莫的兒子皮耶羅當然遵守了遺囑。多納泰羅高高興興地接受了這份厚禮，因為他從此可以不與那些不懂雕刻的顧客打交道，也不用擔心會在窮困潦倒中死去。雙方簽訂了正式的贈予合同。

趁你紅紅的嘴脣尚未褪去

只要拋卻中世紀前期那個漫長歲月裡形成的固有觀念，虛心學習《聖經》，那麼，聖方濟各帶給基督教會的革命，一定可以讓人們體會到耶穌的教誨是充滿愛和善的。耶穌基督認為與所羅門的榮華富貴相比，盛開在野地裡的百合花更值得愛惜。由此可見，聖方濟各對基督教義的解釋是正確的。傳教時，他使用義大利語。在當時義大利語被叫作俗語。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儘管知道拉丁語是知識分子的語言，是當時的世界通用語，但是他們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學習拉丁語。用拉丁語向他們傳教無異於對牛彈琴。儘管他們用拉丁語做禱告，充其量只是機械地背誦，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含義。相反，如果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義大利語，那麼無論是傳教還是祈禱，民眾都會有切實的感受。聖方濟各的希冀就是讓每一個信徒都可以用自己的大腦來思考，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基督教的教義。就這樣，阿西西的這位修道士打破了由神職人員建立起來的宗教獨裁體制。

不能忽略古羅馬帝國本土在義大利、首都在羅馬這一事實。因此與其他國家的人相比，生活在義大利的人可以近距離地感受羅馬帝國。現代歐洲代表性的城市倫敦、巴黎、科隆、維也納等已經發展成為與羅馬齊肩或者規模超過羅馬的大城市。但是，這些城市的美術館中與羅馬相關的展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不及羅馬的一座美術館，即便是大英博物館也同樣如此。因為這些大城市在羅馬時代，不過是多達38個行省中的行省首都或軍團基地，而羅馬則是帝國的首都，是「世界之都」。羅馬帝國時代的巴黎人到羅馬後的感受和得克薩斯牛仔來到紐約、站在曼哈頓時的感受一定是相同的。

科西莫還具備傑出的經營才能，在他的經營下，美第奇家族的財力得以持續增長。當然，佛羅倫薩共和國的經濟也得到了增長。人們開始認為，美第奇家族的男人是佛羅倫薩下的美第奇，佛羅倫薩人是美第奇家族下的佛羅倫薩人。可見，科西莫在佛羅倫薩的統治非常成功。

當然，面對肆虐的瘟疫，佛羅倫薩並沒有坐以待斃。當瘟疫的威力開始減弱後，佛羅倫薩首先著手改善衛生狀況，並在市內各重要地段增設大大小小達35所醫院和診所。暴發於1348年春的這場瘟疫越過阿爾卑斯山蔓延到北歐的時候，據說佛羅倫薩已經完全控制住了疫情。當然，那時已經是在瘟疫爆發一年之後了。

阿爾杜斯決定涉足出版業，他把出版社設在了威尼斯。這一年是1490年，他已經41歲。為什麼他會選擇威尼斯而不是佛羅倫薩或者米蘭，亦或是羅馬呢？

與之前任何一個時期相比，文藝復興時期湧現了大批懷揣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的慾望的人。想看到、想知道、想了解，從而學習、製作，自然而然產生了眾多優秀作品。

答案無疑是Yes。被烏菲茲美術館圍起來的廣場四周排列著出自佛羅倫薩的一個又一個天才的雕像，美第奇家族的兩個男子——科西莫和他的孫子洛倫佐的雕像分立美術館正門左右。美術館內的藝術品也好，立於廣場的天才們的雕像也好，大多得益於這兩個男人的支持。所以他們享受這樣的待遇無可厚非。

(Chi vuol esser lieto, sia:

換換句說，就是戰勝自己的意思，也就是克己吧。我認為這一句話就是萊昂納多的文藝復興宣言。

你好像也患上「為什麼」病了。也許為了弄清「為什麼」，萊昂納多只有不停地追問「為什麼」，並對一個又一個問題提出相應假設的答案這一個辦法吧。我個人的想象中，他總是在不斷重複一件事，就是觀察、思考、把感悟到的東西寫下來或畫下來，並在寫或畫的過程中進一步加深自己的理解。無論是文筆還是畫筆，利用這些工具表達出來的東西不只是向他人傳遞資訊，同時也在說給自己聽。因為通過寫作或繪畫，大腦中的想法會愈發清晰。表達的作用不僅僅是傳遞思想，也會讓大腦中的思想更加清晰。

第三個共同點也是第二個共同點的必然結果，那就是二人都對既有觀念持懷疑態度。有了懷疑就會設法尋求解開疑惑的方法。

一個人，無論是誰，不可能看到現實中的一切。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現實。

萊昂納多臨終前留下遺言，把一直伴隨著他的《蒙娜麗莎》送給國王。也許是為了感恩弗朗索瓦一世對自己的善待吧。短短三年時間的恩情，他把《蒙娜麗莎》留給了法國，成了盧浮宮美術館如今的至寶。儘管為萊昂納多提供過生活保障的還有佛羅倫薩、米蘭和羅馬。

第二點是設立官僚機構，輔佐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腓特烈二世設想中的帝國是中央集權的帝國，所以作為皇帝的左膀右臂，官僚機構必不可少。

生命短暫，戀愛吧，少女

與其說弗朗索瓦一世是以保護者的身份邀請萊昂納多，不如說是因為他崇拜、尊敬萊昂納多才邀請了他。他為萊昂納多提供了位於法國南部昂布瓦茲郊外的葡萄莊園。當然除了支付從生活費到其他所有的日用開銷，還提供給他足夠的年金。國王從不要求他作畫。國王曾經這樣對萊昂納多說：「我不是希望你為我做什麼，我只要你留在這裡就夠了。」對於萊昂納多這樣的人來說，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生活保障是令他再高興不過的事情吧。而且，萊昂納多已經老了，到了流浪已成難事的年齡了。

萊昂納多在昂布瓦茲安逸而寧靜的生活只持續了三年。1519年5月，萊昂納多在這裡走完了67年的生涯，屍體葬於聖休伯特教堂。然而，不久教堂在戰亂中被毀，遺體不知去向。如果可以找到遺骨的話，或許以現在的最新科學技術，可以找出他的死因吧。萊昂納多曾經與一位行將死去的老人有過一次對話。在這位老人死後，為了研究他安詳死去的死因，萊昂納多解剖了這位老人。所以，如果他也遇到這樣的事情，一定不會不高興的。

於是，出於承重的考慮和抗震的需要，圓頂構造不得不改變。當然不能採用萬神殿那樣越往上洋灰屋頂越薄、再通過增加洋灰中的浮石來減輕重量的方法。因為即使減輕了圓頂上部的重量，塔頂的重量也會導致圓頂倒塌。於是，布魯內萊斯基通過加大傾斜度、增設八條稜線來增加屋頂部分的強度以及對整個圓頂採用雙層結構解決了這一難題。按照基督教的說法，教堂作為禱告的場所，頂部開口並從開口處可以看到天空的開放式結構是不合適的。經過布魯內萊斯基這樣的改造之後，既復興了羅馬建築的特色，即秩序與和諧，同時也滿足了基督教的要求，從而創造了文藝復興樣式的建築。

威尼斯政府也努力強化國民的這種意識。為了讓沒有足夠財力擁有私家船的人也能參與到海外貿易中，「腳」的主力大劃槳船都屬國有。從船長到劃槳手的全體船員都是領取工資的。除了工資，全體船員出海時還可以攜帶一定數量的貨物。到了目的地，他們可以出售貨物，所得歸個人所有。此外，威尼斯還有一種叫作有限責任合夥關係的股份制度。所以即使是不直接參與買賣的人，對於船隻春季出港秋季返航的事情也會放在心上。除了自己國家內部，威尼斯共和國還把命運共同體的網擴大到了他們認為對本國經濟發展有利的其他國家。他們在那裡設立商行，既作為船隻修理廠，又作為情報收集地，同時還向駐外公館以及商人提供談判場所。為此，他們不僅向當地提供經濟援助，還通過僱用當地男性做船員來保證他們的生活。說到威尼斯船上的劃槳手，幾乎都是連接亞得裡亞海東岸的南部斯拉夫人。不知道是不是為了褒獎這些人的工作，威尼斯的主要港口甚至被冠以「斯基亞沃尼堤岸」（斯拉夫人的碼頭）的名字。

義大利語作為一門語言，如果沒有足夠的獨立性，就只能繼續依附於獨立性很強的拉丁語。當時的拉丁語是基督教會神職人員的「獨家經銷商品」。只要這種狀態繼續，那麼知識領域就很難擺脫羅馬教廷的影響。腓特烈二世需要創造出既可以表達高尚思想也可以表達細膩感情的義大利語。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他的這一設想就在詩人但丁的筆下開花結果。《聖經》裡說先要有語言。的確，語言這種東西在明確表現理性、感性和悟性方面是最好的「工具」。腓特烈二世堅信語言不屬於神，它屬於人類。

研究員中除了學者，還有不少文人。這些文人對源自古拉丁語俗語變形而來的義大利語進行了改良。曾經的義大利語是平民百姓的語言，很粗俗，知識分子不屑於使用。把義大利語作為一門獨立的語言推而廣之的，就是腓特烈二世的宮廷。

首先，我們把範圍限定在西方宗教上。宗教有兩類：一類是有教義的宗教，另一類是沒有教義的宗教。兩者完全不同。有教義的宗教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他們屬於一神教。無教義的宗教代表是希臘人及羅馬人信仰的宗教，屬於多神教。

時間又過去了500多年。在如今的佛羅倫薩，每當我看到熙熙攘攘的遊客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這句話。因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裡看到的佛羅倫薩城和欣賞到的這座城裡的藝術品中，有一半以上是應美第奇家族或受美第奇家族刺|激的其他佛羅倫薩人委託製作或收集的「東西」。

32歲的皇帝不得已只好率領軍隊離開了義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然而，行至途中，他以船內疫病暴發為由，不到一個星期就返回了國內。這下羅馬教皇徹底震怒了，不僅給了他開除教籍的處分，還嚴令禁止義大利南部所有神職人員為信徒主持神聖儀式。

生活在15世紀前半葉的洛倫佐·瓦拉是位著名的古典文獻學者。他通過分析《君士坦丁捐贈書》中使用的語言，證實基督教徒所依據的這一史料不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世時的4世紀所寫，而是11世紀偽造而成的。這就意味著從12世紀到13世紀的聖方濟各時代，人們依然相信《君士坦丁捐贈書》是真實的。我想，中世紀的人們之所以成為教會這一「牧羊人」後面順從的「綿羊」，原因之一就是現世的這種束縛吧。因為在那個時代，在標準基督教徒眼裡，懷疑就是邪道。洛倫佐·瓦拉對既有觀念提出懷疑，並斷定《君士坦丁捐贈書》系偽造的這份勇氣，完全符合作為文藝復興人的條件。但是，第一個有勇氣對既有思想表示疑惑並明確提出自己的懷疑的人是阿西西的聖方濟各。

在開羅的君主曾經嚴格要求他們對腓特烈二世一定要禮遇有加。但是，上面這一幕讓他們在感情上起了變化。他們變得主動起來。也因此，腓特烈二世在聖地逗留期間一切進展順利。第二年，34歲的皇帝在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正式加冕為耶路撒冷國王。

佛羅倫薩這座城市的「父母」不是別人正是尤裡烏斯·愷撒。在他之前，蘇拉曾經派自己的士兵定居此地建設城市，但是還未安頓下來，就發生了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陰謀」，參加此次戰鬥的士兵們幾乎無一倖存。四年後，當選執政官的愷撒通過完善有關向移居者出租土地等法律，實現了這裡的城市化建設。因此，佛羅倫薩誕生於公元前59年。為了祈求諸神的幫助，在一個經測算認為是風水寶地的中央位置舉行了祭祀儀式，時間是「花祭」（Iudiflorales）這一天，這是羅馬時代祝賀春天欣欣向榮的一個節日。這也是佛羅倫薩（Firenze）的古代名稱「Florentia」的由來。所以，把佛羅倫薩叫作「花都」是有歷史原因的。

第三，基督教方面從此不再向包括埃及在內的東方所有伊斯蘭國家發起侵略行動。

之後，他親自去找了切薩雷·波吉亞。按照馬基雅維利的說法，切薩雷是唯一一位可以拯救危機中的義大利的領袖。在當時，因為極力反對維持現狀的路線，他被很多人當成了危險人物。萊昂納多主動上門尋找切薩雷幫助這一行為在後世研究萊昂納多的學者眼中，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萊昂納多除了在很多領域表現出了強烈的好奇心，他還關心城市規劃和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切薩雷·波吉亞與洛倫佐不同。洛倫佐只要維持好先輩留下的國家即可，而切薩雷必須從零開始建設自己的王國。正因為萊昂納多了解這一點，所以他向切薩雷申請要一份工作，並接受了切薩雷提供的建設總監的職務。如果切薩雷執政時間長一些，也許萊昂納多設想中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基礎設施就會留在這個世界上了。遺憾的是，馬基雅維利《君主論》中的這位榜樣人物執政僅僅只有一年就下臺了。已經51歲的萊昂納多隻好另找出路。

受益的主要羣體就是生活在智慧集團即城市裡的市民們。他們每個人的生產力都很高，有學者認為，到了15世紀文藝復興鼎盛時期，人們的生產力甚至達到了在封建領主以及修道院所屬土地上勞作的人們的40倍。事實上，從領土大小來看，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只能算作中等國家，但是它們的經濟實力遠遠高出同時代的法國、英國以及奧斯曼帝國等國家。

人口劇減到原來的三分之二，所以應該也經歷了一次地獄之旅吧。喬凡尼·維拉尼就是死於那個時候。

青春多麼美好，

他認為把自己的每一天奉獻給神的神父和教士與生活在俗世的平民之間的區別，不是前二者優於後者，而是選擇的不同。此外，聖方濟各從不強調只有自己的宗派是正確的，從而指責其他宗派是錯的。就算遭到了同時代創設的競爭對手多明我會的謾罵和侮辱，方濟各修道會也從不予以反擊。至少從聖方濟各的嘴裡沒有說過一句譴責其他宗派的話。不僅如此，他對不屬於聖方濟各宗派的平民也不帶任何偏見。因為他堅信這些人有選擇的自由。

歐盟（EU）有一項活動，每年選一個文化城市。第一年選出的是希臘的雅典，第二年是義大利的佛羅倫薩，第三年以後不記得是哪裡了，大眾媒體也不提了。因為即使這項活動還在繼續，也已經沒有了最初的意義。

Quant’è bella giovinezza,

大同小異吧。只是瘟疫這種東西，越是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受害程度越大。當時的義大利，人口最多的不是羅馬，也不是那不勒斯，而是佛羅倫薩和威尼斯。

科西莫向柏拉圖學園校長、古典學者馬爾西利奧·費奇諾支付年金來保證他的生活，當然，他也沒有忘記對藝術家給予同樣的關照。

尤裡烏斯·愷撒說過這樣的話：

除了這兩個原因，阿爾杜斯選擇威尼斯的理由還有很多。例如在那樣一個亂世，只有威尼斯依然國泰民安，有利於招攬到優秀的工匠；再例如，1453年拜佔庭帝國滅亡，很多希臘學者流亡到了威尼斯，這些人帶來大量的古典手抄本，可以就近拿來參考，等等。但是，比所有這些因素都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我想還是在於有充分的言論自由。而它就是以阿爾杜斯·皮烏斯·馬努提烏斯為首的威尼斯出版業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成為歐洲同行第一的重要原因。

話雖如此，但在基督教徒的世界裡，他是世俗社會的最高長官——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所處的時代是基督教當道的時代，作為皇帝率領十字軍東徵是教皇強加給他的首要任務。羅馬教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腓特烈二世率領十字軍遠徵奪回聖地，每次他總想方設法找借口推脫，如等到把德意志諸侯完全納入統治之下後再去，如等到鎮壓了義大利北部的教皇派叛亂後就去，種種理由不一而足。他一次次找借口拖延、一次次找借口推脫的態度激怒了羅馬教皇。羅馬教皇終於發出了最後通牒，嚴令腓特烈二世即刻率十字軍遠徵，否則處以開除教籍的懲罰。

出乎意料的是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也許是因為在如此短的時間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慘狀，不得不致力於善後，沒有工夫去感慨這是不是神的懲罰。而且，瘟疫襲擊了俗世的人們，但也沒有放過神職人員。再加上瘟疫的暴發雖然慘不忍睹，終究不是人禍。當時面對天災，需要反省的是如何建立具體的防疫體系以應對這樣的災難，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倒並無反省的必要。如果這場瘟疫大流行發生在歐洲其他國家，或許基督教方面會一舉成功擊退當時已經深入人心的文藝復興潮流吧。但是，在義大利、在堅信繼承古羅馬榮耀的不是當今的羅馬而是佛羅倫薩的14世紀中期佛羅倫薩人身上，神罰主義找不到入侵的縫隙。

米蘭多拉公國領主皮科家出過哲學家皮科·德拉·米蘭多拉。他是由美第奇家族控制的、著名的柏拉圖學園的成員之一，因此他家的藏書在質和量方面都屬上乘。阿爾杜斯的工作之一是收集整理皮科家的藏書。年過30歲的阿爾杜斯在從事這一工作的10年間，對出版業有了充分的了解，並掌握了創業所需的知識。

聖方濟各對於那些無意進入修道院度過一生但從心裡贊成聖方濟各提出的宗旨的信徒，是這樣回答的。他說，無須違背自己的意志，只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基督教的規定，留在俗世從事適合自己的工作就好。每年離開俗世到修道院修行幾日，你就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基督教徒。

1492年洛倫佐去世。對於柏拉圖學園來說，他的去世意味著失去了靠山。兩年後，美第奇銀行破產。馬基雅維利在著作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基督教徒為了奪回聖地，利用「神之所望」的借口派遣十字軍東徵。對此，腓特烈二世不僅不贊成甚至還很反感。他認為耶路撒冷不只是基督教徒的聖地，同時也是穆斯林的聖地。所以對於基督教徒所謂的「奪回」聖地這一行為是否具有正當性，他持懷疑的態度。

所謂精神運動，無論是文藝復興還是別的什麼，往往發生在社會急劇動蕩的時代。政治的成熟正好與此相反，在於以實現社會穩定為目的並努力付諸實踐，只有這樣才會發芽開花。以佛羅倫薩為例，急劇的動蕩發生在13世紀後半期到14世紀前半期，14世紀後半期開始趨於平穩。所以我想，15世紀中葉開始的半個世紀可以看作是政治的成熟帶來的社會極其穩定的時期。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藝復興也不是一天完成的。

別急。一個人要創造全新的事物不可能是從零開始的。但是，從既有事物中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在此基礎上實現重組是可能的。能做到這樣的人其實很多。科西莫就是重組佛羅倫薩共和國的一個人。

「這麼說，你們穆斯林訪問歐洲的時候，我們基督教徒也不能敲響教堂的鐘聲了？」

教皇派和皇帝派之爭不是緣於意識形態不同的抗爭，它不過是一場緣於現實利害衝突的對抗。事實上，如果說佛羅倫薩屬於教皇派，那麼比薩和阿雷佐則是站在皇帝派一方。只因為這幾個城邦相鄰，平時就交惡不斷。只有威尼斯站在這場爭鬥的外圍，始終保持中立。因為威尼斯商人的顧客不是羅馬教廷，而是東方的異教徒。

14世紀的義大利「城市共同體」紛亂林立，到了15世紀，為數眾多的「城市共同體」分別加入了米蘭王國、威尼斯共和國、熱那亞共和國、佛羅倫薩共和國、教皇國（羅馬教廷）以及那不勒斯王國等強國之下。至此，共同體不再是自治體意義上的「城市共同體」，而是搖身變成了「城邦」——符合各國國情的統一組織。當時各國的國情分別是這樣的：米蘭公國由公爵統治，那不勒斯王國由國王統治，教皇國由羅馬教皇統治，熱那亞共和國由四大家族分成兩派交替統治，佛羅倫薩共和國由美第奇家族實施僭主政治，只有威尼斯共和國繼續維持少數人統治的共和政體，即寡頭政治。

他堅信只有基督教的神才是正確道路的引領者。所以從這一點來說，他是名副其實的一神教教徒。對於堅信這一點的宗教人士來說，向異教徒傳教是對神應盡的義務，而且當時正處於十字軍東徵時代。皇帝、國王以及君侯身先士卒，為奪回聖地而親率的十字軍遠徵總計就達七次。事實上，在諸王侯回國以後，發生在巴勒斯坦的局部戰爭也從未間斷過。也就是說，從1096年開始第一次十字軍遠徵到1270年第七次十字軍遠徵結束的170年間，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從未停止過戰爭。

但是，真正擔當得起「城邦」這一稱呼的，看地圖就知道只有威尼斯和佛倫羅薩。只有這兩個共和國家繼承了「城市共同體」的獨立自主精神，並在漫長的歲月裡始終堅持這一精神。於是，文藝復興之花首先在佛羅倫薩盛開，接著在威尼斯繼續盛開。

如果要把這個人的生平和他的業績寫下來，那會和他的孫子洛倫佐的一樣成為一部厚厚的書。所以這裡只摘重點來說。

在威尼斯，專業細化並非是因為威尼斯人重視效率，而是因為威尼斯派繪畫始於追隨佛羅倫薩派的成功。專業細化是一個先要取得相當大的成果後才會發揮效用的體系。相反，沒有細化、渾然一體的做法更適合初期的創造。因為新的思想是跳出已有的條條框框後產生的。正因為佛羅倫薩人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所以對於拆除條條框框，相比其他地方的義大利人，他們的抵觸要少得多。

然而，如果只是擺脫了高等教育帶來的負面因素而不懂正面的東西，就會終其一生陷於無智的境地。好在二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克服了教育上的不足。當然，二人採用的方法各不相同。

維拉尼客觀而冷靜的敘述顯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寫作能力，精彩至極。但丁的《神曲》顯示了語言可表現的深度，無與倫比。地獄篇中有一個故事，說的是但丁遇到了因為淫|亂罪被打入地獄的保羅和弗朗西斯卡二人：兩人原本不可相戀，有一天當他們共處一室時，保羅為弗朗西斯卡朗讀亞瑟王的故事。這是一個愛情故事，講的是亞瑟王王妃吉內佛拉愛上了圓桌武士中的第一勇士蘭斯洛特。這個故事喚醒了二人藏在內心深處的戀情。兩人戰慄著互相吻了對方。說到這裡，保羅停頓了一下，對但丁說了最後一句：「那天，我們沒有繼續讀下去。」這短短的一行字已經預示了二人其後的不幸，因而深入人心。由此可見，儘管義大利語被貶稱為俗語，在表達上同樣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故而我們可以自然地認為後世義大利的標準書面語就形成於700年前這個時代的佛羅倫薩。

人是這樣一種動物，當他不想看的時候就真的會看不見，當他不願意思考的時候就真的不會去想。我不知道舉這樣一個例子是否合適，請你想一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普通德國人和被送進集中營在那裡死去的猶太人。大多數德國人都知道有強制收容所。一個人不可能注意不到平素裡關係很近的人突然有一天不見了蹤影。但是，如果你不想看到也不願意去想這件事的話，那麼你就會真的看不到，也不會去想。戰爭結束後，德國人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不知道。」事實上，這不過是他們不願意知道罷了。

當然，把聖方濟各看作是文藝復興人的原因不只是這一點，還在於他接受並踐行了選擇自由這一人類的最基本權利。

文藝復興為什麼會在佛羅倫薩出現？關於這個問題，第二個答案只能說是因為佛羅倫薩經濟的繁榮。如果一個人每天都在操心一日三餐，他不會有閒情逸緻去關心學術、藝術。也就是說，佛羅倫薩很有錢，所以學術、藝術的「內需」與此成正比地發展。創作者和演員、音樂家一樣是在喝彩聲中成長的，而內需的增加使得創作者在金錢收入增加的同時，社會地位也得到了提升。一旦創作成為「名利雙收的職業」，父母就會送自己的兒子去工作室做學徒，工作室會因此聚集更多的高素質人才。希臘的雅典也是經濟發展先於文化繁榮的，義大利的佛羅倫薩走的也是同樣的路。

威尼斯共和國得知瘟疫傳播途徑來自東方的時候，立即採取了防範措施。規定來自東方的船隻，無論是威尼斯的船還是阿拉伯的船一律不得進港，只可停泊於海灣中的各個小島。40天以後方可進入威尼斯港口，因為病毒的潛伏期被確定為40天。現在坐飛機出行的人，進港時也要過「檢疫門」（quarantine）。翻譯成「檢疫」的這個英語詞源自威尼斯方言「quarantin」，意思是「40天」。據說檢疫和複式簿記、外交官駐外製度一樣，都始於威尼斯共和國。遺憾的是，這場瘟疫在威尼斯的真實情形不得而知。因為沒有像薄伽丘這樣的見證人寫下《十日談》這樣的證言——《十日談》記錄的只是佛羅倫薩的情形。當時威尼斯官方機構還在正常工作，所以瘟疫的危害程度大概沒有佛羅倫薩嚴重。薄伽丘的《十日談》一開始就描寫了瘟疫的威力。我很想詳細介紹這段「記錄」，但是直接引用至少要佔20頁以上的版面，作為引用實在太長。因此我就介紹一下講談社文藝文庫出版發行的、由河島英昭教授翻譯的《十日談》吧。河島英昭教授是一生致力於義大利文學研究的專家，希望詳細了解瘟疫之威猛的人可以買來看一看。

中世紀時代的國際通貨是拜佔庭帝國發行的銅幣和伊斯蘭國家的流通貨幣第納爾。歐洲的流通貨幣被看作是劣幣，信譽度很低，就連歐洲人自己在收到自己國家的貨幣後也會馬上把它兌換成銅幣或第納爾。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歐洲貨幣的信譽度永遠得不到提高。只要繼續使用沒有信譽度的劣幣，那麼經濟振興只能是一場夢。腓特烈二世立志復興優良貨幣。

以這些條款為核心的和平協定在腓特烈二世和開羅君主簽字畫押後正式生效。十字軍中的一部分人就這樣留在聖地，擔負起了警衛的任務。這就是第五次十字軍東徵。腓特烈二世很清楚，對這個和平協定心懷不滿並採取過激行為試圖破壞協定的一定不會是伊斯蘭方面，而是迄今為止在巴勒斯坦一直與伊斯蘭世界為敵的狂熱基督教徒。事實上，那些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神職人員極力反對和平，並一次次地向羅馬教皇告狀，譴責腓特烈二世屈從了異教徒。

在當時，歐洲所有人都是基督教徒，歐洲社會分三個階層，分別是總稱為「貴族」的神父階級、被稱為「教士」的修道士階級以及平民階級。不娶妻不生子、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神的人們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用圖解方式，大概是這樣的：

在那個時代，稅金通常由各封建諸侯負責收取。他們可以向任何人、任何地方徵收，只要能收上來。腓特烈二世制定的稅率雖然高，但不是對所有情況都課以重稅。關稅是最容易徵收的，但是，關稅的稅率定得很低。這是因為他知道提高經濟實力是帝國統治的一項重要任務。既然經濟的振興依賴物產的流通，那麼降低關稅無疑是一個有效的手段。

聖方濟各認為教堂是人與神相會的地方，裝飾不宜豪華。但是讓很大一部分目不識丁的人理解《聖經》中的故事很有必要。之前的教堂利用鑲嵌工藝把《聖經》內容以及聖人們的行蹤以「圖解」的形式繪於牆壁之上。但是鑲嵌工藝製作費過高，而且給人富麗堂皇的感覺。與此相比，在半乾的灰漿上面快速作畫的壁畫畫法不僅費用低，而且因為在灰漿幹透之前即會畫好，所以出來的壁畫效果既素雅又大方，給人很質樸的印象。

馬基雅維利在自己的作品中介紹說，沒有比這句能更好地揭示人性真諦的話語了。尤裡烏斯·愷撒是古羅馬人，馬基雅維利是距離他1500多年以後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人。這期間經歷了中世紀，沒有人「重提」愷撒語錄。也就是說，在中世紀長達1000年的時間裡，愷撒的這一說法沒有引起過任何一個人的注意。

是的。當然絕不輸給他人的、桀驁不馴的性格同樣必不可少。

從他一生的作為和成就推測，人們想當然地會認為他是一位很威風的美男子。然而，中世紀這位偉大的叛逆者，其形象竟然極其虛弱，甚至在奴隸市場上賣不出價錢，想想還挺有意思。

語言不只是向他人傳遞資訊的一種工具，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在使用語言表達的過程中，會讓自然產生的想法變得富有條理性。如果表述的內容、寫出來的文章可以做到既清晰又富邏輯性，那麼此人的大腦一定既清晰又富邏輯。也就是說，思考和表達是相輔相成的。時代已經發展至此，人們自然會意識到用自己的語言書寫親眼所見、內心所想的魅力。想一想中世紀，一切都要通過神去看、要按照神的意志去思考、要用《聖經》語言去寫。由此可見，布克哈特提出的文藝復興就是「發現人類」的說法是何其正確。語言一旦成為人類的語言，人們才有表達只有人才能感受到的微妙感情的機會。理性也好，感性也好，語言也罷，既然脫離了神職人員的控制，自然希望有儘可能多的同胞了解並接受它們。就這樣，原來只是拉丁語圈中一個方言分支的義大利語，漸漸發展成為一個民族的語言。

這首詩共有八段。第一段中，我用括弧括起來的最後兩行，是每一段結尾需要重複唱兩遍的副歌。這種詩與朗誦相比，更適合在琵琶的伴奏下吟唱。或許這也是它當時大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吧。順便提一句，刻在電影院銀幕上方的就是作為副歌的這兩行。

想一想古希臘的城邦。所謂城邦，意思是「先有城市」，接著從城市開始，一步一步向周邊地區擴張，最後形成國家的一種國體。城市共同體和城邦出現以前的中世紀處於以土地為資產的經濟結構之下，是擁有土地的封建領主掌握主導權的時代。相反，由那些沒有土地但有智慧的人們建立起來的國家就是城邦。甚至可以說城邦相當於智慧集團。兩者在精神領域有著明顯的不同。之前的「貴族」是由血統決定的，此時成了但丁所說的「決定貴族的不是血統而是高貴的精神」。之前，看一個人是看他所擁有的土地有多少，看他的血統可以追溯到多少代以前；此時，才能的高低和氣魄的大小成了對一個人的評價標準。

也許是皇帝的這句話讓他們放了心，禱告恢復了，一到穆斯林禱告時刻，聖地的清真寺尖塔就齊齊地響起了鐘聲。禱告雖然恢復了，伊斯蘭方面的高官還是有所顧忌，他們沒有像往常一樣伏地祈禱。然而他們看到了令他們大喫一驚的情形，甚至懷疑起自己的眼睛來。只見跟隨腓特烈二世而來的臣子中，有不少人一聽到尖塔的鐘聲，也不管自己是否背對皇帝，都朝著麥加的方向跪了下去，頭伏地開始禱告。皇帝看著眼前的這一幕，神情平靜，絲毫沒有不悅之色。聖地的穆斯林這才知道神聖皇帝腓特烈二世的臣子中，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不在少數。

英諾森三世接受一個異類，承認他的地位並幫助其開展事業的行為，不能不說出人意料。也許因為另一個人的存在，讓英諾森三世看人的眼光也變得客觀了吧。這個人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關於此人後面會詳細談到，他是勇敢舉起反旗，反對羅馬教廷，但又公然宣稱「教皇是太陽，皇帝是月亮」的一個人。

此人出身於羅馬近郊一個封建領主的家庭。在當時，這樣的家庭通常由長子繼承家業，次子成為神職人員，老三或受僱於其他領主擔任軍職或入贅妻子家，以此來保證家族的平安。所以，英諾森三世進入神職界並非緣於他多麼信仰宗教。作為一個家庭，如果孩子能在基督教會這樣一個龐大的組織中出人頭地，那麼一家的平安係數就會大大提高。因此，他們毫不吝惜地對要進入神職界的孩子進行教育投入。年輕時的英諾森三世曾經在巴黎大學學習過神學，在博洛尼亞大學學習過教會法。無論是巴黎大學還是博洛尼亞大學，在當時的歐洲都是數一數二的最高學府。

對於腓特烈二世來說，西西裡的巴勒莫既是他生長的地方，也是自己的朝廷所在地。就在這個巴勒莫朝廷裡，他設立了一個研究所。在這裡收集到的文獻除了希臘語和拉丁語文獻，還有阿拉伯語的文獻。聚集在這裡的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分別來自義大利、德國、西班牙、法國、阿拉伯和猶太國家。所以我忍不住想，這也許同樣是模仿了古代著名的研究機構——埃及亞歷山大的「圖書館」。腓特烈二世甚至給埃及和突尼西亞的君主寫信，委託他們介紹優秀學者前來加入自己的研究所，而那些君主是當時教會嚴令禁止交往的穆斯林。皇帝直屬的這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以論文的形式進行發表，使用的語言是歐洲知識分子也是世界通用語——拉丁語。名義上和事實上的真正「研究所所長」腓特烈二世本人也寫過若幹著作，最著名的一本是關於對其喜好的獵鷹的考察。這項成果完全超越了興趣愛好的範疇，是一本科學書籍，甚至被認為是現代鳥類學的開端。

腓特烈二世回到義大利，迎接他的不是撤銷「開除教籍」的處分，而是繼續執行這一處分。羅馬教皇的說法是，沒有殺死一個異教徒的十字軍不是十字軍。按照他們的想法，即使保證信徒在聖地朝聖時的自由與安全，但是既然這不是打敗異教徒後取得的成果，那麼，十字軍就不是以奪回聖地為目標的十字軍。所以，腓特烈二世嚴重褻瀆了皇帝的職責。

但是，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而埋入地下1700多年的龐貝古城另當別論，那些無論是被棄之高閣還是躺在地下的遺跡和遺物，人們應該是能看到的。從羅馬帝國滅亡到文藝復興，中間有長達1000年的時間，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裡，說沒有人發現這些東西，我很難理解。

腓特烈二世生活的時代距今已經800年了，現在歐洲出現了一種傾向，即把人們對宗教的態度分成三類，用義大利語就是：

在他不滿43年的人生中，他留下了大量的詩作和短篇小說，即使是在500年後的今天，彙集出版後也達三卷之多。這對於一位大忙人來說非常難得。有意思的是，他的作品可以按內容進行分類，分別是「喜之歌」、「愛之歌」和「靈魂之歌」。僅這幾部作品，足以反映文藝復興鼎盛期的佛羅倫薩。馬基雅維利說過：「沒有一個人像洛倫佐那樣深得命運和上帝的垂愛。」你不覺得這句話說得很對嗎？

他給新發行的金幣取名為「奧古斯塔爾」（奧古斯都式）。重量只有羅馬時代金幣的三分之二，但是和羅馬帝國時代的金幣一樣，用純金製成，不摻雜其他物質。正面雕刻皇帝的側臉，周圍刻介紹性文字。顯而易見，這樣的設計沿襲了整頓羅馬帝國通貨制度的第一代皇帝奧古斯都的做法。據說這種貨幣剛發行時就受到人們的追捧，連東方人也很快接受了它。人們總以為是劣幣驅逐良幣。事實上，就算良幣被劣幣驅逐，那也只是暫時的，長遠來看，被驅逐的還是劣幣。當時，大多數王侯只顧眼前利益，亂造劣幣，只有腓特烈二世深知擁有良幣的好處。應該說，他確實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腓特烈二世在自己的根據地義大利南部鑄造奧古斯塔爾後又過了半個多世紀，義大利海洋城邦熱那亞和威尼斯才發行高信譽度的優質金幣，這些城邦在和他國的通商中逐漸積累起財富。

人們評價萊昂納多是「萬能人」。這不是說他什麼都會，或者說他心靈手巧，而是因為他涉足的領域太多太廣。對他來說，為了弄清「為什麼」，有時繪畫是最好的方法，有時解剖又成了最好的手段。當然，他做出來的東西都是常人難以企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說他是「什麼都會的人」也未嘗不可。

「義大利人不懂戰爭。」

但是，方濟各修道會興盛的原因並非是得到了教皇的首肯。第一個原因前面已經提到過，在於聖方濟各對《聖經》所作的嶄新的詮釋。他詮釋基督教是傳播愛的宗教。第二個原因是接下來要說的，在於他出色的組織能力。聖方濟各是商人之子，對現實非常敏銳，可以說他的這種組織能力是與生俱來的。

於是，在基督教世界裡腓特烈二世只能是一個異類。如果他是威尼斯共和國商人，那麼就算是異類也沒有任何不方便，因為威尼斯共和國的存在有賴於和異教徒之間的通商。但是，腓特烈二世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保護基督教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我想，要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聖方濟各比他容易多了。因為得到了教皇英諾森三世的首肯，方濟各修道會不存在被認定為異端從而被開除教籍的危險。相反，腓特烈二世終生未能擺脫被開除教籍的懲處。因為他拒絕接受「教皇是太陽，皇帝是月亮」的說法。

兩首歌意思相近。如果洛倫佐知道500年後會出現這樣一首日語歌，該有多麼感慨啊。

已過35歲的聖方濟各決定前往戰爭中的巴勒斯坦。他此行的目的首先是讓穆斯林改信基督教。同時通過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結束戰爭，實現和平共處。

我在這裡要介紹《酒神之歌》的第一部分。這首詩是義大利文學史上的代表作品，中學生都要學習。它深受歡迎，甚至被雕刻於電影院銀幕上方的建築中。因為是獻給酒神巴庫斯的詩，所以人們常常在敲鑼打鼓、鬧哄哄結束的狂歡節上吟唱。事實上，一到狂歡節人們就會唱這首詩。為了不改變音調，我把原文照抄如下，因為義大利語發音和羅馬字讀音相近，所以找音調應該不難。

試著翻譯一下，是這樣的：

正因為羅馬人在社會資本整頓方面絕不追隨其他民族，所以佛羅倫薩被建成了一座完美的羅馬式城市。城市建於亞諾河沿岸，呈四邊形，每個邊都開一個門，始於四個門的通道相交於城市中心位置。連接市外的公路、上下水道、橫跨亞諾河上的橋樑、公共浴場、中央廣場、半圓形劇場以及圓形競技場等羅馬人認為的城市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一應俱全。即使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出羅馬時代的城市全貌。只是曾經的廣場現在更名為「共和國廣場」了。

文藝復興人之一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說，如果「領袖必須同時兼具獅子般的勇敢和狐狸般的狡猾」這一說法是正確的話，那麼英諾森三世無疑是一位傑出的領袖。一位傑出的人物自然擁有一雙識人的慧眼。因此，儘管教皇英諾森三世是基督教會舊體制的代表，但是他意識到方濟各修道會將成為天主教會的新體制，於是他為方濟各修道會的成立送去了祝福。對基督教信徒來說，那可是至高無上的禮物。我想這不是因為喜歡貴族派頭、喜歡奢華生活方式的英諾森三世對聖方濟各提出的清貧思想有共鳴，而是因為他認為，羅馬教廷這一巨大的組織作為「太陽」，有必要引進新鮮血液，來激發組織的活力吧。這一年，身著華麗法衣的英諾森三世51歲，只穿一件清貧修道服的聖方濟各27歲。

雖然洛倫佐和他的祖父一樣熱衷於推動學術、藝術的發展。但是柏拉圖學園到了洛倫佐這一代出現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也許是他個性的一種體現。按照哲學史的說法，此時的柏拉圖學園把研究的重點從研究公元前3世紀的柏拉圖轉移到了研究新柏拉圖主義，即公元3世紀的哲學家普羅提諾的思想。同時，以「赫爾墨斯文書」之名、被認為是新紀元前後的赫爾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思想也受到關注，因為他提出了宇宙、地球和人類的同一性。也就是說，唯心論成為了主流。人常常迷醉於尋找可以解釋一切現象的原理。於是，天文學變成了更受歡迎的佔星術，化學轉向了鍊金術。

一個組織在排除異己後，首先要做的就是強化自己的組織。這算不上是好事，卻是現實的人性體現。一個組織為強化自我，使用的第一個「武器」就是針對每一項罪行制定出相應的懲罰制度。基督教出臺的懲罰制度極為嚴苛，就連未及時懺悔、周五喫了肉等等，都是罪孽，都要受到懲罰。如果把所有的罪孽加起來，一個人即使花上一生也不可能贖回。第二個「武器」是強調地獄的存在，用「會下地獄」威脅人們。基督教說，現世遭遇的不幸是上帝對人的考驗，只能忍受。因為從沒有人去過地獄並從那裡回來，自然無法證實地獄是否真的存在，那麼作為威脅，只能說這個武器是有效的。信者有幸，天堂之門將為他們打開。於是，善男信女們自不必說，那些害怕死後下地獄的人也會在戰戰兢兢中度過他們的一生。神職人員拋卻俗世把一生奉獻給了神，他們因此可以免除這些罪孽。可想而知，神職人員的威望和權力自然大大提高。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丁、薄伽丘、馬基雅維利以及萊昂納多、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等人的名字，但是，我想知道阿爾杜斯·皮烏斯·馬努提烏斯的人就很少了。他是一位出版人，是為文藝復興文化的創造和普及做出了偉大貢獻的一個人。關於這個人，我在另一本書《義大利遺聞》題為「一個出版人的故事」中已經作過介紹，在這裡只概括說明一下。按照現在的說法，他是把古騰堡的發明轉化成實用型技術的一個人。

在義大利語中，神職階級叫clero。聖方濟各並沒有否認這一神職階級的存在。也就是說，他認為有專職人員傳授並講解教義是有必要的，只不過對於教義的解釋，自己與之前的其他神職人員不同而已。對聖方濟各開創的嶄新解釋所體現的意義表示理解並全盤接受的是當時的羅馬教皇英諾森三世。如果你了解英諾森三世，就更容易理解聖方濟各作為當時的神職人員之一，是怎樣的一個異類。

正所謂禍不單行。就在同一年，修道士吉洛拉謨·薩伏那羅拉的說教開始橫行，給了佛羅倫薩人又一次沉重的打擊。他譴責佛羅倫薩人之前的生活方式，訓誡說若不悔改必遭神罰。正巧這一年，法國國王的大軍入侵義大利，又給了薩伏那羅拉借口，他叫囂說這就是神對佛羅倫薩的懲罰。

你的意思我明白。義大利文藝復興湧現出了大量的天才人物。說到天才中的巨人，只能是萊昂納多和米開朗基羅。論作品之多當屬米開朗基羅，但是，論涉及的領域之廣非萊昂納多莫屬。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著作之一是《西方的智慧》（Wisdom of the West），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與伊斯蘭之間有關和平協定的談判同樣進展順利。談判結果如下：

成功的第二個原因是阿爾杜斯發明了「袖珍本」。因為要對摺三次所以統稱為「八開紙」的這種規格就是後來的「口袋書」（可以放進口袋裡的書）的起源。當然，文藝復興時期的服裝沒有口袋，所以這樣的書是放進襯衫和西裝背心之間的。

羅馬教廷是舊體制的根據地。有這樣的羅馬教廷近在身邊是第一個原因。相距遙遠時不容易看到問題所在；當它就在你眼前時，不用刻意去看，你也會注意到問題的存在。馬基雅維利寫過「羅馬教廷快快搬去瑞士」，圭恰迪尼寫過生前最想看到的三種情形之一是「神職人員不再對政治指手畫腳」。像他們這樣的人物在同時代的法國、德意志王國以及英國找不出一個。在義大利，除了貿易立國的威尼斯和熱那亞，以佛羅倫薩為首的其他城邦都是通過管理羅馬教廷的財務來奠定經濟發展基礎的。每年羅馬教廷會收到來自全歐洲信徒的稅款、捐贈款，數額巨大。管理這些款項的是義大利金融業者。一旦人際關係中介入了金錢的因素，就一定可以看到人性真實的一面。也就是說，義大利商人在一門心思賺取更多金錢的同時，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神職階級的真面目。

4世紀初，羅馬帝國進入衰退期。當時的羅馬皇帝是君士坦丁一世。他規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當時除了基督教之外，還有其他宗教存在，羅馬的宗教也還沒有遭到禁止。但是到了4世紀末，在皇帝狄奧多西的授意下，基督教成了羅馬帝國唯一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是一神教，原本就認為神是唯一的，不承認有其他神的存在。從理論上說，狄奧多西的決定是正確的。就這樣，在明確了屬於一神教的基督教為唯一合法宗教後，包括羅馬宗教在內的其他所有宗教都被看成異端邪教而遭到禁止。基督教有《聖經》，有教義。既然天下已經是基督教的天下，那麼，讀《聖經》、向普通信徒佈道的神職階級勢必獲得更強的獨立性以及更大的權力。

要說佛羅倫薩經濟的第二大支柱是什麼，我只能回答說是金融業和紡織業。但是，佛羅倫薩的經濟體系和學術、藝術一樣，很難作出明確的分類，這又是它的一大特點。最大的巴爾迪家族和僅次於他的佩魯奇家族是佛羅倫薩的兩大勢力。他們涉足的領域極廣，包括金融業、手工業和商業。像這樣的規模，我們只能稱他們是財閥。他們的客戶遍布全歐洲，英國、法國、那不勒斯各國王室以及羅馬教廷是他們最大的客戶。英國國王和法國國王為了戰爭的需要，甚至以國王領地關稅作擔保，向巴爾迪家族借貸。可惜，儘管有國王領地的關稅作擔保，巴爾迪家族終究沒能避免破產。所以向國王借錢也是一項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吧。正是這些當時的經濟人成了聖方濟各的支持者，也給了文藝復興繪畫第一人喬託充分展示才能的機會。出自喬託之手的聖方濟各生涯的繪畫作品，布滿了位於佛羅倫薩的聖克羅齊大教堂內巴爾迪家族的禮拜堂。也許我們可以認為，佛羅倫薩成為經濟大國的時間是14世紀，到了15世紀則迎來了政治上的成熟。

對於文藝復興發生在中世之秋還是近代之春的爭論我沒有興趣。因為時代的劃分不是可以用一條線來劃定的，不能簡單地說某個時間點之前是中世紀，之後是近代。

卻又如此短暫！

結果，腓特烈二世的和平協定只維持了短短一段時間。不是因為伊斯蘭方面不合作，而是因為在巴勒斯坦和歐洲兩地的基督教徒的強烈反對。圍繞耶路撒冷，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再次燃起戰火。在腓特烈二世締結和平協定過去了短短15年後，耶路撒冷、伯利恆和拿撒勒就被伊斯蘭方面一一攻佔。4年後，為了再次奪回聖地，法國國王路易九世率領第六次十字軍東徵的隊伍奔赴東方，經過6年的艱苦戰鬥卻以失敗告終，基督教徒未能如願奪回聖地。路易九世於是再次組織第七次十字軍東徵，結果在遠離巴勒斯坦的北非突尼西亞成功登陸後，就被前來迎戰的伊斯蘭軍隊打得暈頭轉向。國王喫盡了苦頭，最後病死在那裡。接著，1291年，正如伊斯蘭方面誇下海口說過的那樣，最後一名士兵被趕出地中海，十字軍被趕出了阿卡城，對於基督教方面來說，這是他們最後的堡壘。至此，始於1096年的十字軍東徵徹底宣告結束。當然，此時腓特烈二世早已不在人世。羅馬教廷把同樣已經辭世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列入了聖人行列，歷史上的聖路易說的就是此人。路易九世之所以被列入聖人行列，不是因為他創造了奇跡，也不是因為他像聖方濟各那樣拯救了無數的人，而是因為他遠徵異教徒並死在了他鄉。

第四個共同點是二人都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

對於這一狀況，伊斯蘭方面異常喫驚。天天與從頭到腳藏身於鋼鐵盔甲中的基督教騎士們刀劍相接，某一天突然出現幾個如此奇怪的男人，他們當然會喫驚。

因為不適合作為基督教徒的讀物，古代希臘和羅馬人的著作雖然有抄寫本卻一直在修道院的圖書館被束之高閣。是人文學者找到了它們，並讓它們重見天日。發現西塞羅著作的彼特拉克只是其中一人而已。讀到這些著作的人們，為其中所使用的淺顯的詞語、明確而簡潔的文章邏輯架構而驚嘆。同樣是拉丁語，從神職人員口中說出來的中世紀風格的拉丁語複雜又煞有介事，而此時發現的古代拉丁語竟是如此淺顯易懂。他們知道了對同一件事情的表達可以如此不同。

萊昂納多死心了。只是這與作品完成與否無關。從本質上來說，萊昂納多是個非常謙虛的人。

利用這一武器，教皇英諾森三世迫使英國、德意志王國、法國、義大利的王侯們接受了他的說法，即王國正統的所有權屬於羅馬教廷，他們不過是受羅馬教廷的委託來管理各自的國家而已。他甚至公然宣稱教皇是太陽，皇帝充其量只是月亮。以上就是教科書中對「天主教會鼎盛時期的羅馬教皇」所作解釋的依據。

確認了埃及君主的態度之後，腓特烈二世這才從海路向巴勒斯坦出發，時間是1228年6月，此時距離以疫病暴發為由返回國內的第五次十字軍東徵又過去了十個月的時間。羅馬教皇不明就裡，終於放下心來，等待這個叛逆兒與異教徒之間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戰鬥，不辱他身上流淌著的鮮血。那是率領第二次十字軍東徵的康拉德三世和率領第三次十字軍遠徵的「紅鬍子」傳給他的血。

不管怎樣，袖珍本受到了極大的歡迎。不僅受到相距不遠的帕多瓦大學學生的歡迎，還在普通人中很快普及開來。袖珍本既便宜又便於攜帶，它的出現宣告了大開本抄寫本時代的結束。既貴且少的抄寫本時代的結束意味著神職階級獨霸知識時代的終結。審判時必不可少的各種知識也走出教會和修道院，向全市普及開來了。所以說到文藝復興，不提出版業是不可能的。1515年，阿爾杜斯·皮烏斯·馬努提烏斯去世，享年66歲。擺在教堂裡的他遺體周圍放的是一本又一本他出版過的書，而其他死者四周放的只有花。

文藝復興的特點之一是非宗教性。然而聖方濟各是方濟各修道會的創始人，併為普及基督教奉獻了自己的一生。既然如此，為什麼又說聖方濟各是文藝復興人呢？而且還是第一人？要說清楚這一點，有必要先了解基督教在他之前也就是在中世紀是怎樣的一個狀態。在我說明這一點之前，有必要先明確一下前提條件。

當時的阿拉伯人堅信自己比西歐人的文明程度要高得多，而且事實也確實如此。阿拉伯人沒有逮捕聖方濟各一行人，也沒有殺他們，反而派出士兵護送他們回到基督教一側的陣營。阿拉伯人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們不殺宗教人士，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幾個人是瘋子。聖方濟各是一個很執著的人，認定了的事不會輕易放棄，即使失敗也絕不退縮。但是只有在這件事情上，他沒有再作第二次嘗試。大概他也明白自己怎麼做都是徒勞。

然而沒過多久，多納泰羅就來找皮耶羅說想歸還農莊。皮耶羅不解，問他為什麼。藝術家回答說：「三天刮一次風，鴿舍的頂篷就會被刮跑；暴風雨一來，葡萄園便亂七八糟；還得處理家畜去納稅。我成天擔心果園，哪還能有精力安逸創作？我還不如在貧窮中死去的好。」

在那個時代，他作為一名神職人員，無疑是個異類。

不是，美第奇家族的興旺是在15世紀以後，而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明顯開始於14世紀。所以，早在美第奇家族發跡之前，佛羅倫薩的經濟實力已經非常強大了。

看來偉大的洛倫佐不如他的祖父科西莫，作為企業經營者似乎並不夠偉大。

討論文藝復興時，佛羅倫薩共和國常常拿來與伯裡克利時的雅典作比較。在伯裡克利時代，雅典成功實現了政治穩定，而佛羅倫薩政局的穩定始於美第奇家族的族長科西莫掌握政局的時期。儘管科西莫終其一生都是一介市民的身份，但是我們仍把從科西莫出道到其孫子洛倫佐去世的那個時代叫作美第奇時代。這個時期在歷史上又稱作美第奇家族的僭主時代。這個時期的佛羅倫薩，從政治到文化的主導權都掌握在美第奇家族的手中。

萊昂納多·達·芬奇留下了大量未完成的作品，甚至被說成是未完成的創作家。但是站在他的立場上，我認為他之所以未完成作品，原因有兩個：

只因明日的時光能否依舊

佛羅倫薩共和國向法國派遣了外交使節團。面對他們，法國國王路易十二公然說道：

不只是佛羅倫薩普通市民，連柏拉圖學園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屈服。就連皮科·德拉·米蘭多拉也投向了薩伏那羅拉，米蘭多拉曾經高舉文藝復興思想的旗幟，提出人是一切的中心。學園的常客、把洛倫佐時代的佛羅倫薩描繪得美不勝收的畫家桑德羅·波提切利也表示悔改，畫風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從無限歡欣變成了深深的哀怨。至此，柏拉圖學園徹底瓦解。學園的唯心論一旦受到其他唯心論的衝擊，竟然表現得如此脆弱。15世紀末的這個時期，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走到了盡頭。之前，接受國外顧客的委託從事創作的藝術家們一旦完成工作就會回到佛羅倫薩，而此時，一方面來自國外的訂單數比來自佛羅倫薩的要多得多，另一方面，即使完成了創作，藝術家們也不再回到故國。曾經人才濟濟的佛羅倫薩，人才開始源源不斷向外流出。

腓特烈二世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沉湎於閱讀一本又一本的書。由於母親這方的祖先、諾曼國王們的開放政策，生活在西西裡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很多。因為他和阿拉伯人以及猶太人都有交往，所以他接受的是自由的、現實的教育，遠離偏見。蒙雷阿萊主教堂是腓特烈二世的外祖父那一代人建的，內部裝飾採用的是鑲嵌工藝，裝飾風格是阿拉伯式樣。相信參觀過這座教堂的人看到此番情形一定會瞠目結舌。腓特烈二世雖然是德意志王國的人，卻生長在義大利。在這裡，用義大利語讀音來稱呼他的名字Federico更適合。聖方濟各據說會義大利語和法語兩種語言，而腓特烈二世會的語言遠遠不止兩種，除了義大利語和法語，他還精通希臘語、拉丁語、德語和阿拉伯語。之所以學習阿拉伯語，不只是因為他的西西裡臣民中有一部分是阿拉伯人，更是出於學習科學的需要。腓特烈二世興趣廣泛，尤其擅長數學、幾何學和天文學。要學習這幾門知識，在當時要麼看阿拉伯文寫的書籍，要麼請阿拉伯人授課。

腓特烈二世在獨具伊斯蘭特色的華麗宮殿裡度過了在聖地的第一個夜晚。第二天當伊斯蘭高官再次出現在他面前時，他問：「為什麼我沒有聽到清真寺尖塔傳出聲音？難道它沒有提醒信徒應該開始禱告了嗎？」伊斯蘭高官畢恭畢敬地回答：「為了表示對基督教世界的俗世首領的尊重，在皇帝逗留巴勒斯坦期間我們不舉行禱告。」聽聞此言，33歲的皇帝忍不住笑了起來。他說：

1389年出生於佛羅倫薩的科西莫不是白手起家興建美第奇家族的。大約在百年前，美第奇家族先人從畫家喬託的故鄉穆傑羅的農村來到佛羅倫薩開始經商，積累起了財富。科西莫在此基礎上，大幅度地擴大了美第奇家族的經濟規模。從這個角度來說，把科西莫看作是創業者也未嘗不可。當時佛羅倫薩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在這裡，因實力雄厚而聞名全歐洲的商人數不勝數，如果說美第奇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那也只能算是後起之秀。事實上，相對於為保護大資本家利益而團結起來的實力雄厚的商人集團，美第奇家族只是民眾派的資本家，在美第奇家族的上升途中就已經被定性。當然，這樣的定位並非緣於科西莫對作為民眾派中堅力量的工人階級的同情。這位經濟人在解讀時代精神方面具備卓越的才能。

阿西西是義大利中部一個不起眼的小城。但是聖方濟各的父親是一個商人，生意做得很大，要培養獨生子，財力上應該不成問題。然而，儘管相距並不遙遠，聖方濟各終究沒有邁入博洛尼亞大學之門。

話雖如此，13世紀是個分水嶺卻是事實。聖方濟各和腓特烈二世是生活在13世紀前半期的兩個人。這個時期的義大利人口增長趨勢突然停滯不前，而且由於瘟疫大爆發，人口急劇減少。儘管如此，在短時間內人口還是得到了恢復。那個時代和現在不同，現在因為有福利制度，所以即使是弱勢羣體，生存也相對容易。在那個時代，人口增加的原因，用一句話解釋就是能喫飽飯了。因「十字軍特需」而出現的經濟提升，受益的不只是海運、貿易、金融以及手工業，同樣也惠及了其他各行各業。

「無神論者」（ateo）——泛指無神論者、無信仰者、不相信神的存在的人。

佛羅倫薩人的經商對象是北歐各國，走陸路即可到達。這一點只要看一看美第奇銀行的分支機構都設在什麼地方就一目了然了。一方面，因為去北歐各國走陸路可以到達，所以只要腳力健壯又擅長談判的人，自然會掙到更多的錢。另一方面，因為佛羅倫薩周邊有很多未開發的土地，一旦工人為改善待遇罷工，只要把工廠遷到一個從未想過要罷工的工人聚居地就行，這種做法也很簡單。此時的佛羅倫薩，資本家和工人間的利害關係不一致，同時，資本家和資本家間的利害關係也不一致。

che si fugge tuttavia!

第二，同意皇帝的軍隊駐紮在聖地。其任務是保護前來聖地朝聖的基督教徒，兼顧保護前來耶路撒冷朝聖的穆斯林。

義大利各城邦一步一步地成長為經濟大國。但是，它們的偉大之處不僅限於此，他們從來沒有忘記對學術領域的投入。腓特烈二世也是這個領域的領頭羊，他創設了薩勒諾醫科學校，把原先單一的醫術學校改造成了研究醫學的學府，僅次於早已存在的世上最古老的大學博洛尼亞大學。腓特烈二世還創設了那不勒斯大學和義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大學，該大學因為有威尼斯人的支持而成為最高水平的學府。這些被稱為「大學」的最高學府集中創立於13世紀前半期。加上和它們在同一時期開始活躍起來的巴黎、牛津、劍橋等，現在依然領先於世界的歐洲主要大學，在13世紀都已經是大學了。有意思的是，進入14世紀，義大利的這幾所大學和巴黎大學便早早開設了有關阿拉伯的專業。

抗議是常有的事。但是，他們的抗議只圍繞一個任命權，即在皇帝或國王統治的國家裡，負責神聖事務的高層神職人員的任命權應該掌握在教皇手中，還是應該掌握在皇帝或國王手中。人事權是權力之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們的反抗總擺脫不了單純的權力之爭的印象。然而，腓特烈二世向教會提出的反抗是要從根本上分離政治和宗教。可以說這已經是15世紀馬基雅維利以及18世紀興起的啟蒙主義的前兆，是「信而不迷神者」思想向中世紀體制發起的挑戰。

沒有。與其相信別人的判斷，腓特烈二世更相信自己的判斷。

按照同時代人的說法，科西莫既不是一個學識出眾的人，也不是對藝術有充分理解的人。但是這樣評價科西莫的人接著又寫道：他是一個視野極其開闊的人。事實上，推動學術、藝術發展的人最重要的品質莫過於此人不偏執於自身的感受、喜好和觀點，就像科西莫一樣。對於學術界、藝術界的人來說，最受鼓舞的就是有人購買自己的作品。科西莫坐擁美第奇家族企業，資力雄厚。他照顧精神方面的「內需」是因為他深知文化帶來的影響。一個國家即使成為經濟大國、政治大國，僅靠這些還是不能成為領袖，因為做到這些還得不到被領導者的支持。科西莫要把佛羅倫薩建成文化大國，並且最終實現了這一目標。

美第奇家族的族長皮耶羅忍不住哈哈大笑，他接受了還回來的農莊。但指示每周計算農莊的收益，把相當於或略多於收益的錢匯入以多納泰羅的名義為他在美第奇銀行開設的賬戶中。不消說，多納泰羅這下真的心滿意足了。

首先，威尼斯已經形成了出版業的「裡程碑」。在古騰堡的發明問世20年後，西塞羅的《書簡集》經過兩個威尼斯排版工之手正式出版發行，成為義大利出版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印刷100本耗時4個月，與以往的手抄相比，效率大大提高。初試告捷，接下來就簡單多了。再版的時候，花費同樣的時間，印數提高到了600本。

說到底他終究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前往巴勒斯坦的他裹著頭巾，身穿茶色修道服，腰系草繩，腳穿皮拖鞋，和平時的裝束並無二致。隨行的是幾名同樣裝束的修道士。他們未帶任何防身用具，別說是武器，連短刀也沒帶一把。就這樣，他們來到伊斯蘭方面的營帳前，宣傳基督教，呼籲實現和平。

第二個共同點是兩人都在義大利出生長大，基本上屬於同一時代的人。當時的義大利在接受異域文明方面比歐洲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要開放。也就是說，在基督教的世界裡，異類的加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有很多接受後世所謂「文化衝擊」的機會。

從一介商人突然發跡的美第奇和出身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室的腓特烈二世之間是沒有可比性的。他們之間不只是出身的不同，從他們生活的時代來看，也有著兩百年的差距：一個生活在13世紀前半期，一個生活在15世紀前半期。還有一點我們同樣不能忽略，那就是他們中的一人生活在羅馬教廷勢力極強的時代，一人生活在羅馬教廷勢力開始走下坡路的時代。腓特烈二世心懷復興羅馬帝國型國家的野心。研究歷史的後人常常錯誤地認為他的這一野心是純粹的時代錯誤。但我們不應該忘記，洛倫佐·瓦拉揭露《君士坦丁捐贈書》是羅馬教廷祕密炮製的偽史料是在進入15世紀前半期以後的事情。也就是說，在那之前，教皇以這份捐贈書為擋箭牌，以「禁止主持神聖儀式」和「開除教籍」為手段，長期束縛著人們的言行。腓特烈二世認為，要對抗如此強大的羅馬教廷，只有建立強大的世俗國家。

明天太不確定。）

第一，巴勒斯坦境內與耶穌基督淵源深遠的耶路撒冷、伯利恆和拿撒勒的主權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同時又屬於耶路撒冷國王腓特烈二世。基督教方面尊重並保證伊斯蘭教在耶路撒冷的聖地的主權，尊重並保證來聖地參拜的穆斯林的信教自由和安全。

聖方濟各打破了這一階級劃分，用圖解方式來看打破這一劃分後的結果如下：

科西莫知道和平共處不僅限於國內，與國外和平相處也很重要。1453年君士坦丁堡淪陷，標志著東羅馬帝國的滅亡，土耳其帝國興起。對於西歐世界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打擊。他有效地利用這次打擊，成功確立了義大利的和平。當時，義大利半島有五大勢力，分別是米蘭公國、威尼斯共和國、佛羅倫薩共和國、梵蒂岡和那不勒斯王國。他向這五大勢力發出倡議，停止以往的爭端，和平共處。通過締結「羅迪條約」實現的和平是均衡各方勢力政策的開始。科西莫的外交還延伸到了土耳其。佛羅倫薩在東方沒有太多利益，需要保護的權益極少。因此，與跟東方利害關係極大的威尼斯相比，做起事來要容易得多。科西莫利用這一有利條件，為搭建東西方間溝通的橋樑而奔走。他這樣做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擴大本國商人的權益，不如說是為了施恩於西方各國。結果，美第奇家族和土耳其君主之間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而且維持了很久。科西莫去世後的第14年，即1478年，佛羅倫薩發生了著名的反美第奇武裝政變，叫「帕齊的陰謀」。他們的目標是科西莫的孫子洛倫佐和朱利亞諾兄弟二人。洛倫佐躲過了兇器，朱利亞諾不幸死於刀下。這次政變以失敗告終，參加政變的一人逃到土耳其，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二世抓住了他，並無條件地把他引渡回了佛羅倫薩。

科西莫振興經濟的措施之一是振興農業，通過縮小城鄉經濟差別，實現城鄉健全的共存關係。其證據是他整頓了中世紀時代沒有人關心的基礎設施。首先他開通了亞諾河上的水運。自古羅馬時代終結後，亞諾河上再度出現了貨船來來往往的熱鬧景象。

正如此例所示，文藝復興人不僅重新發現了人類的肉體美，也發現了前人說過的話。那麼，究竟經歷了怎樣的過程才做到再發現的呢？

建築師兼雕刻家布魯內萊斯基、洛倫佐·吉貝爾蒂、多納泰羅都是活躍於14世紀後期到15世紀前期的文藝復興人，這一時期的開始也恰逢彼特拉克的古典研究達到頂峯。

其次，十字軍東徵是借「神之所望」這句話而發起，在這個時代，他的先輩都是十字軍東徵的積極參與者。腓特烈二世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他祖父的伯伯康拉德三世是率領第二次十字軍東徵的將帥之一。他的祖父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腓特烈一世，歷史上著名的「紅鬍子」（巴巴羅薩），此人是率領第三次十字軍東徵的將帥之一。另兩位將帥是英國獅心王理查和法國國王菲利普·奧古斯都。腓特烈二世本人是第五次十字軍東徵的將帥，儘管他在想法和結果上與兩位先輩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