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羅馬篇

自古以來，基督教徒就有一個義務，即每年要向教會繳納收入的十分之一，理由是資助窮人。在「什一稅」的體系下，收入增加，稅收也會隨之增加。羅馬帝國滅亡後延續了上千年的「黑暗的中世紀」，就像人口緩慢增長一樣，經濟的增長雖然緩慢卻一直在持續，稅收自然也隨之增加。此外，中世紀時代的修道院既不是單純的禱告場所，也不是單純的抄寫古典之處，在黑暗時代的中世紀修道院同時還經營著農業。羅馬統治下的和平過去後，因懼怕海盜打來，農民們紛紛棄地而去，農耕地變成了荒地。在這樣的土地上，修道院的修道士們重新開荒種地。查閱義大利葡萄園的原始賬簿，會發現它們最初大多屬於修道院。當修道士開墾的土地上又可以種植農作物的時候，農民就會回來，農作物就會增收。農作物增收了，農民就有了養育後代的能力。大多數修道院建得像城堡一樣固若金湯，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在海盜侵襲時，可以用作農民的避難所。

的確如你所言。電影《第三個人》臨近結束的地方有一段奧森·威爾斯扮演的「第三個人」說的臺詞。原話我不記得了，大意是這樣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儘管有波吉亞這樣的人為非作歹，世界動蕩，依然創造出了偉大的文藝復興文化。清新平靜的瑞士不是也只創造了布谷鳥報時掛鐘嗎？」

西斯廷禮拜堂文藝復興藝術殿堂化的第一個階段是由西克斯圖斯四世聘請的翁布裡亞和佛羅倫薩的畫家們完成的。他們是彼得·佩魯吉諾、波提切利、科西莫·羅塞裡、路加·西諾雷利和多米尼科·基蘭達約。畫在40米×13.5米的長方形兩翼的12幅壁畫就是這一階段的成果。教皇也大大方方地邀請了曾經受美第奇庇護的畫家。如果洛倫佐不同意，他完全可以阻止這些畫家的羅馬之行，但是有意思的是，洛倫佐非但沒有阻止他們，反而獎勵他們前往羅馬。也許雙方已經意識到有必要改善羅馬教廷和美第奇家族之間的關係，於是就把藝術交流作為突破口了吧。

朱利奧二世（1503—1513），俗名朱利亞諾·德拉·羅維爾，出生於薩沃納，是西克斯圖斯四世的侄子。這位教皇行事捉摸不定。他締結了康布雷同盟，大家都以為他要攻打不聽話的威尼斯，可他轉臉卻與昨天的敵人威尼斯結成神聖同盟，聯手攻打昨天的盟軍法國，其可謂氣宇軒昂。神聖同盟的口號是「趕走蠻族！」——他們把法國國王看成了蠻族。然而，同時代的有識之士評論說，究竟誰是蠻族，誰也說不清楚。他是一個精力旺盛的人，和他有關係的藝術家隊伍龐大，著名的人物就有下面兩位：

馬基雅維利的著作成為禁書、米開朗基羅創作的基督裸體像被畫上腰布、伽利略不得不宣稱放棄日心說的時代到了。萊昂納多·達·芬奇的一生正好處於文藝復興鼎盛期，如果他晚出生50年的話，不知道會是怎樣的情形。相信他那堅定的、科學的探索精神一定會與反宗教改革風潮下的羅馬教廷發生激烈衝突。也許為了避免成為異端審判的犧牲品，他會逃往威尼斯或者阿姆斯特丹避難吧。從異端審判官的作為來看，一旦被他們盯上，就難逃有罪判決。人們談異端審判官色變，甚至稱他們是蛇。他們下令進行的拷問之殘忍之悽慘，可以讓人們真正了解到自認動機正確的人所作之惡是多麼駭人。異端審判不是在16世紀中期突然爆發的，在歐洲其他地方早已出現。只是它來勢洶洶地到達羅馬是在羅馬教廷被反宗教改革派佔領以後的16世紀中期。臭名昭著的異端審判官抓捕之手沒有伸及的地方據說只有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兩地，這就是16世紀中期的現狀。

這不是馬基雅維利一個人的想法。文藝復興時期，知識分子對教會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但是，他們和同時代的伊拉斯謨一樣，儘管批判起神職階級來毫不留情，卻沒有人提出廢除神職階級。這並不是說他們比路德更穩健，事實上與路德相比，他們只是不相信人性的善。馬基雅維利認為這才是真實的人性。他引用了尤裡烏斯·愷撒說過的一句話：

從歷史上來看，威尼斯共和國與羅馬教廷之間始終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威尼斯沒有拒絕羅馬提出的設立宗教裁判所的要求。他們同意設立宗教裁判所，條件是裁判所中必須有共和國方面的代表，也就是有世俗社會的人加入。而在其他國家，宗教裁判所只有神職人員。同時，宗教裁判所的會議章程規定，只要有一位委員退席就必須流會。

千餘年的基督教社會在改善人性方面沒有起到作用，是因為基督（即神）和信徒之間隔著一個神職階級。不是基督的教誨對改善人性沒有作用，而是因為隔著墮落了的神職階級，所以未能起到作用。因此，改善人性的方法是廢除神職階級，讓神和人直接交流。

接到羅馬遭受如此重創消息的伊拉斯謨給他的朋友紅衣主教薩杜裡多寫了一封信：

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有下面這樣幾位（括弧內時間是其在位時間）。按照義大利人的稱呼習慣，教皇名字不採用拉丁語而採用義大利語的讀音。

不知道是因為它是米開朗基羅最後的作品，還是作為文藝復興和古羅馬相融合的象徵，現在，天使和殉道者聖母瑪利亞教堂成了義大利政府主辦的國葬場。

當然，適合這項具有紀念意義工作的人，除了名震天下、甚至被冠以「如神」這個形容詞的米開朗基羅之外別無他人。已經86歲高齡的這位巨匠接受了教皇的委託。

另外，與教皇、紅衣主教們華麗的法衣形成鮮明對比的還有一群穿著或黑色或茶色或白色的簡樸僧服或修道僧服的人。這樣兩個極端形象同時存在正是基督教會作為一個組織的優勢。它同時滿足了奢華和清貧兩個方面的需求，反映出基督教會熟知人類追求這兩者的本性。

文藝復興精神的導火索是復興古代，所以，一旦感染上這種精神，羅馬無疑比佛羅倫薩有利得多。在佛羅倫薩，學者和藝術家只能通過訪問羅馬、閱讀美第奇家族購買的古典文獻、欣賞美第奇家族收藏的藝術品等來發現古代精神，與此相比，這樣的東西在羅馬隨處可見。之前，人們沒有想看的慾望，所以他們沒有發現「古代」。然而，一旦有了想看的慾望，他們就看見了。這裡所謂的「看見」，指的是人們為這些東西的美而覺醒。

文藝復興之花在羅馬盛開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持。美第奇銀行的倒閉導致美第奇家族集團早已名存實亡。在這種情形下，就算教皇利奧十世想用私有財產資助藝術，也無奈囊中羞澀。於是，教皇利奧十世想到了售賣贖罪券的方法，說在贖罪券箱中投金幣時，如果聽到裡面發出叮噹的聲音，那麼投金幣的人就完成了預約死後在天國的席位。在義大利，沒有人受這種把戲的欺騙，卻騙倒了德國淳樸的善男信女們。預約天國席位的錢送到羅馬，變成了米開朗基羅設計的聖彼得大教堂、拉斐爾繪製的傑作以及利奧十世奢華的生活。對此種行為，馬丁·路德極度憤慨，他向教皇抗議，揚言要帶領教徒脫離羅馬天主教會。利奧十世不是狂熱的宗教信徒，他試圖對路德處以開除教籍來打擊宗教改革運動，但沒有成功。於是把基督教世界一分為二的宗教改革拉開了序幕。拉斐爾去世那一年——1520年，對羅馬教廷來說是個多災之年。

西克斯圖斯四世（1471—1484），俗名弗朗切斯科·德拉·羅維雷，出生於熱那亞附近的薩沃納。他是一位充滿活力的教皇，是開啟裙帶關係的人，他把自己的侄子們一個個扶上了紅衣主教的位置。他組建十字軍來抵抗奧斯曼帝國，卻因參與國之間的不和而受挫。他把東羅馬帝國最後一任皇帝的侄女嫁給了俄羅斯的伊凡三世。通過此次聯姻，正式承認俄羅斯為東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從而保住了面子。君士坦丁堡淪陷後的羅馬教皇們熱衷於組建十字軍，這是他們作為基督教世界之首對異教徒的奧斯曼帝國不能不採取的措施。他們的立場和現在的教皇一樣，只是現在的教皇作為和平使者倡導用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發生在世界各地的民族糾紛。也就是說，教皇們組建十字軍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是基督教會之長，他們有責任抑制異教徒的崛起。

簡單地作一下分類，也許可以說，佛羅倫薩風格的慧眼，其代表人物是萊昂納多·達·芬奇。而羅馬風格的慧眼，代表人物則是米開朗基羅。至於為什麼是他們二人，很難用語言解釋清楚，只有細心欣賞這兩位巨匠留下來的「作品」才能體會。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萊昂納多無論走到哪裡，他都可以是萊昂納多，而米開朗基羅，只有在羅馬，他才是米開朗基羅。

米開朗基羅很長壽，教皇一個個地離去，而他卻一直活在世上。1561年，教皇國的統治者換成了庇護四世。此時的羅馬正處於反宗教改革的關鍵時刻，力求重整因宗教改革而威信盡失的天主教會。教皇庇護四世考慮要在戴克裡先皇帝大浴場的遺址上建設基督教堂。戴克裡先是4世紀初的羅馬皇帝，他曾經有計劃地迫害過基督教徒，因此惡名遠揚。傳說為了建設這個大浴場，他強迫4萬基督教徒參與了建設。教皇的想法是，為了再次證明基督教的勝利，就要在這樣的地方建教堂。

庇護二世（1458—1464），俗名埃尼亞·西爾維奧·皮科勞米尼，出生於錫耶納附近的皮恩扎。他是當時被稱作人文學者的知識分子的一員，寫有很多著作，是一位文人教皇。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評論集》。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時，為了拯救國家，他多方奔走，希望成立十字軍，但是沒有一個義大利城市站出來響應。

20世紀美國作家馬克·吐溫訪問羅馬後寫過一篇印象記。事實上到了羅馬得到慧眼的文人藝術家，以歌德為首，多到不勝枚舉，馬克·吐溫也是其中之一。然而，一說到他是《湯姆·索亞歷險記》的作者，他的那篇印象記就讓人覺得實在幽默得很。他這樣寫道：

在羅馬，無論你走到哪裡，都能感覺到米開朗基羅的存在。對於以創作為工作的人來說，他們一定會在心裡暗自慶幸米開朗基羅的死，慶幸這個把什麼都做了的人終於死了，他再也不能創造。話說回來，500年前，當米開朗基羅看到眼前無數的古代傑作，大概也有過這樣的念頭吧。他可能會想，雖然他們創造了如此輝煌的東西，但是他們已經死了，再也無法創造了，而我還活著，我還可以創造。一位優秀的創作者對另一位優秀創作者所能給出的最高評價就是：「他終於死了，太好了。」

正因為愷撒看透了人性的現實，所以才有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但是，我們作為「更多的人」中的一員，難道只能對自己絕望了嗎？那也不是。因為，更多的人如果想看到，他們就能看到。所以，關鍵在於有沒有想看的慾望。也就是說，只要有想看的慾望就可以看到。想知道、想看到的慾望是文藝復興的根源。繼佛羅倫薩之後的羅馬也受到了這一文藝復興精神的感染。

一個人個性越強，他的愛好就越明顯。利奧十世崇尚華麗和優美，他不喜歡萊昂納多追求真相的執著勁兒。最重要的是，這位巨匠從來不為他作畫。米開朗基羅宏大的繪畫風格非常符合前任教皇朱利奧二世的喜好，卻不符合利奧十世的趣味。利奧十世最鍾愛拉斐爾。可惜拉斐爾37歲就去世了。對於拉斐爾的英年早逝，利奧十世十分傷心，把他葬在了萬神殿，那是古羅馬時代諸神的殿堂。保留至今的拉斐爾的墓碑上，刻著皮耶特羅·本博用優雅的文體寫的墓志銘。此人又是深受利奧十世喜愛的、後來成為紅衣主教的一位文人。

住在羅馬市中心，意味著可以欣賞到三個羅馬：一是由街道和羅馬廣場構成的羅馬，二是家中的羅馬，三是屋頂上的羅馬。當然只有那些非常幸運的人才能同時享受到這三個羅馬。

說教堂裝飾過於富麗堂皇不適合作為禱告場所的看法過於忽視普通百姓的感情。畢竟，教堂不只是用於新生兒接受洗禮、年輕人舉行婚禮、為亡者舉行葬禮的場所，它同時也是年輕人追隨在心愛的女子身後、從教堂後座向禱告的女子投去熾熱目光的場所。這樣的地方裝飾得漂亮些有什麼不好？

同年，25歲的拉斐爾在現在依然叫「拉斐爾的房間」的牆上著手製作同樣精妙絕倫的壁畫。

是的。應該說同時也是米開朗基羅造就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

基督教思想作為指導理念，統治這個世界長達千年之久，人性卻沒有因此改善。那麼只能說，不變的是人性。因此，只有從人類現實的形象而不是想象的形象入手去改變，或許才會有效果。

拉斐爾在這裡安息，在他活著之時，大自然感到了敗北的恐懼；而當他一旦溘然長逝，大自然又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

一個人，無論是誰，不可能看到現實中的一切。更多的人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現實。

洛倫佐要把自己的女兒馬達萊娜嫁給教皇的兒子弗朗切斯凱託·西博為妻。當然這不是單純為了和教皇建立姻親關係。站在英諾森八世的立場上，他自然希望兒子的將來會有保障，最便捷的辦法就是任命兒子為教皇國的小領主。如果教皇真的這樣做了，那麼洛倫佐的女兒自然就成了侯爵夫人。但是，對父親洛倫佐來說，同時也是對佛羅倫薩共和國來說，這將是一個負擔，因為他不得不做那個小領國的後盾。教皇擁有的權威和權力雖然強大，但是一旦教皇去世，這一切就成了過眼煙雲，所以教皇的權威和權力是有限的。洛倫佐認為，對有限的權威、權力做如此的投資並不合適。

英諾森八世（1484—1492），俗名喬瓦尼·巴蒂斯塔·西博，出生於熱那亞。據說他曾經被美第奇家族的洛倫佐用計抓捕過，而洛倫佐深知與羅馬教廷為敵對自己是不利的。

遺憾的是，第二位美第奇教皇缺少政治靈敏度。除了義大利，當時的歐洲已經迎來國際政治變革期。這一政治動向沒有引起他的重視。還有，有著哈布斯堡家族血統的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在四年前繼承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皇位，同時還主宰著德國和西班牙，他手中的權力非常強大。對此，克萊門特七世同樣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所謂同盟，是弱者與弱者相互合作力爭成為強者的一個手段。在特定的時代裡，這個策略是有效的。但是，再好的策略，只要不適合時代的潮流就一無用處。在佛羅倫薩做主教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克萊門特七世與馬基雅維利成了好友，然而他似乎並沒有理解馬基雅維利一直在提的「時代性」。為了對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卡洛斯，他與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結成了科尼亞克同盟，結果卻導致了1527年的「羅馬浩劫」。教皇國的首都羅馬被皇帝統治下的德國僱傭軍攻陷，遭到了長達一周的燒殺搶掠卻毫無還手之力。不得已，克萊門特七世和紅衣主教們離開梵蒂岡宮，逃到已然城市化的聖天使城堡，躲過一劫。保護教皇的瑞士僱傭軍在戰鬥中無一倖存。

從教皇朱利奧二世委託米開朗基羅創作的工作量之大上來看，這兩個人的性情一定有相似之處吧。二人在創造某種獨特的東西時，似乎誰也離不開誰。

這位教皇在位時間不長。但是正好在他的統治期間，萊昂納多、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這三位巨匠都在羅馬，在梵蒂岡宮內從事創作。三人中，拉斐爾最小，他由衷地尊敬兩位前輩。據說在他所畫的壁畫之一——《雅典學派》中，站在中央的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臉，前者酷似萊昂納多，後者酷似米開朗基羅。美第奇教皇遺傳了父親收集古代美術品的愛好，而且非常熱衷於此。他任命拉斐爾為挖掘遺跡的總監。在拉斐爾的領導下，羅馬開始正式的遺跡發掘工作。現在，梵蒂岡美術館收藏的古代美術品都是始於利奧十世，並由其後歷代教皇繼承下來的遺跡發掘成果所組成的。這些美術品一方面顯示出中世紀基督教世界對作為異教世界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忌諱；另一方面也見證了當年基督教世界的根據地教皇國早已成為了過去。

包括馬基雅維利在內的義大利文藝復興人並非沒有看到神職階級的世俗化。只是從地理上，他們對十字軍東徵之舉看得更透徹，所以對於失去過濾層後可能出現的危害也更敏感。

說到古羅馬我想起來了，羅馬帝國滅亡已經過去了1500多年，但是羅馬市依然把4月21日作為建國紀念日。古羅馬被認為是公元前753年4月21日這一天，由羅穆路斯建立國家的。所以在羅馬帝國尚存的時代，作為國慶節，每年都要紀念這一天。羅馬帝國滅亡以後，這一天不再是建國紀念日。但是羅馬作為一座城市存在至今，所以作為建城紀念日，這一天還是值得慶祝一番的。現在的羅馬市，簡稱依然是古羅馬時代的「SPQR」，它是由拉丁語「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的每個詞的首字母構成的，意思是「元老院以及羅馬市民」。說起來有點可笑，因為把歐洲、中近東和北非納入傘下的羅馬帝國早已不存在，羅馬市民不再是龐大帝國的主人，他們不過是生活在羅馬的居民而已。但是，現代羅馬人和古羅馬人一樣，有強烈的自我批判意識。他們修改了「SPQR」的意思，變成了「Sono Porci Questi Romani」的縮略語，意思是「羅馬市民是豬」。

我想，發起宗教改革的人們就是這樣想的：只要動機好，一切都是好的。尤其是到了現在，在路德之後又過去了500多年，人性沒有得到絲毫改善。因此，我更堅定了我的想法。

利奧十世在所有方面都表現出了美第奇家族男人的風採。他熟知藝術可以為政治所用。在與法國國王和談時，他帶上了萊昂納多、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三人。自認為是文藝復興藝術愛好者的弗朗索瓦一世的態度當時就緩和了。儘管是失敗的一方，利奧十世與法國國王簽署了有利於自己的和平條約。當然，除了上面三位巨匠，讓擁有大軍的法國國王變軟的對策還有一個，就是羅馬教廷收藏的古代雕刻傑作拉奧孔羣雕的仿製品。利奧十世捨不得把原作送給法國國王。好在法國國王儘管愛好藝術，但對古代藝術品了解不多。於是，這一贈品的原件就留在了利奧十世的手裡。這件作品現在收藏於烏菲茲美術館。也許是受前任國王路易十二世的影響，在義大利眾多藝術家中，弗朗索瓦一世好像只崇拜萊昂納多一個人。而此次相逢成了以後萊昂納多在法國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契機。

和波吉亞父子有關係的藝術家很多，值得大書特書的卻只有兩個人：一位是和父親有關係的平託裡喬。波吉亞的公寓的一隅就有平託裡喬所作的美麗壁畫，現在依然完好地保存於梵蒂岡宮內；另一位是和兒子有關係的萊昂納多·達·芬奇。他們是在波吉亞建立羅馬尼亞公國一躍成為義大利風雲人物的那個時期相知相交的。

美第奇家族是佛羅倫薩共和國事實上的君主。巴茨家族的男人們把美第奇家族看作眼中釘，密謀殺死洛倫佐和朱利亞諾。表面上看，「帕齊的陰謀」好像是佛羅倫薩內部的反美第奇勢力、巴茨家族的男人叛亂，實際上是教皇西克斯圖斯四世在背後指使。這是公開的祕密。

1538年，《最後的審判》尚在繪製之中，教皇又委託米開朗基羅重新開發早成廢墟的卡匹託爾山。這是羅馬著名的七丘山之一。在這個山上，63歲的米開朗基羅是這樣設計的：中央是一個廣場，立一尊馬可·奧勒留大帝的騎馬像；騎馬像後面和左右兩側分別建起三座建築物；正面是平緩且寬大的臺階，可以通往威尼斯廣場。古代皇帝馬可·奧勒留的騎馬像長期擱置在聖約翰大教堂前的廣場裡，米開朗基羅考慮把這座像利用起來。據說羅馬帝國變成基督教國家的時候，在羅馬，皇帝的騎馬像不下22尊，除了這一尊，其餘全部被毀。基督教徒視羅馬皇帝為敵人，自然不會接受皇帝的騎馬像。這一尊皇帝騎馬像之所以得以留存，據說是因為他被當成了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是使基督教成為一種合法的、自由的宗教的皇帝。雖然後來基督教世界人們一度僅僅因為是異教徒留下來的東西就要把從古羅馬到古希臘的所有藝術品或毀壞或扔進臺伯河，再把銅像熔化，製成其他東西，但當人們知道這尊騎馬像表現的是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時，上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只是憎惡雖然不再，漠視卻延續了很久。就這樣，馬可·奧勒留皇帝的騎馬像一直被擱置著。1350年，是米開朗基羅讓它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現在，這尊像進了同是米開朗基羅設計的、與卡匹託爾廣場相鄰的美術館，用玻璃罩保護了起來。不是為了預防狂熱的基督教徒對其進行破壞，而是為了防止受到大氣的汙染。現在，米開朗基羅設計的、支起這尊騎馬像達460多年之久的底座上，放著一尊粗製濫造的仿製品。我相信如果米開朗基羅看見一定會大發雷霆。不過底座是真的，委託人法爾內塞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

為了證明這一點，僅僅一個論據是不夠的。那我就舉一個例子，說說馬基雅維利和路德。馬基雅維利生於1469年，卒於1527年，路德生於1483年，卒於1546年，故而可以認為他們是屬於同時代的兩個人。二人還有一個共同點：中世紀佔主導地位的是基督教思想，但是人性並沒有因此得到改善，人類社會依然充滿了罪惡。對此，他們感到迷惑。兩人認真地思索其原因並真心地尋求打破現狀的方法。

整個羅馬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聖彼得大教堂和教皇的宮廷成了士兵和馬匹的居所。我們的隊長奧蘭奇公爵試圖整頓軍隊紀律，然而，面對這羣強盜般的僱傭軍卻束手無策。德國僱傭軍野蠻至極。他們全然不把羅馬教廷放在眼裡，讓人不得不想，路德會教徒原來是這樣一夥人。無數貴重物品、藝術品被盜並遭到毀壞。

於是在威尼斯，在宗教裁判所會議上，神職人員剛開始說明理由，提出要對某市民進行異端審判，宗教裁判所中的元老院議員就會起身退席。所以表面上威尼斯並沒有反對反宗教改革，只是讓它「流產」而已。正因為這樣，在反宗教改革之風呈橫掃一切之勢的歐洲，威尼斯成了為數不多的避難港之一。文藝復興也來到威尼斯避難，就像一個世紀之前，為了躲避戰亂，從義大利各地來到威尼斯避難的手藝人一樣。

的確如此。人類以及人類書寫的歷史很多時候不能只用數字來解釋。

那就是想知道、想看到的慾望吧。回顧一下尤裡烏斯·愷撒說過的這句話：

無論多麼壞的事，最初的理由總是冠冕堂皇的。

至此，我們還可以微笑著讀他的《義大利紀行》，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就令人覺得可笑了。也許是自己也覺得難為情吧，蒙田本人沒有記錄下來。據說蒙田利用關係取得羅馬市民權的理由是蒙田自稱是法國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作為蘇格拉底的弟子是在雅典的「學園」教授哲學，該學園解散的理由是不適合基督教徒。如今一位法國的蘇格拉底在基督教管理的羅馬得到市民權實在令人忍俊不禁，讓人不由自主地會以為基督教到了羅馬也變得自由散漫。蒙田只是短期逗留羅馬的一個旅行者，只因為他是法國的蘇格拉底就授予他羅馬市民權的教皇是出生於博洛尼亞的額我略十三世。蒙田去羅馬的時間是1581年。當時的羅馬剛剛經歷過宗教改革浪潮和反宗教改革浪潮的衝擊。如果是在半個世紀前的文藝復興時期，我想，羅馬不只是「通風好」，應該還充滿蓬勃生機吧。

反宗教改革是天主教內部危機意識的產物。贊同此說的人，包括贊成此說的神職人員認為，發生在1527年的「羅馬浩劫」與其說是新教教徒德國士兵對天主教根據地羅馬進行的破壞，不如說是神給予羅馬的神罰，因為羅馬感染上了文藝復興的色彩。所以為了羅馬不再受到第二次神罰，為了從危機中拯救天主教，他們認為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約束。自此，殘酷的異端審判時代就此拉開了序幕。如果說接受不同思想的是文藝復興，那麼拒絕接受不同思想的就是反宗教改革。這又是一個「只要動機好，一切都是好的」的例子。我想文藝復興就是被反宗教改革扼殺的，而反宗教改革的主角不是義大利人，而是西班牙人。

法爾內塞教皇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天主教界首領。他與亨利八世因為後者的離婚案發生了衝突，結果是他同意英國基督教徒成立英國國教會，從羅馬教廷分離出去。他還正式承認了反宗教改革中最具戰鬥精神的耶穌會，並主持召開了反宗教改革的理論武裝之地塔蘭託大公會議。他被認為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後一位教皇。現在的羅馬，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比比皆是。原因是在「羅馬浩劫」中，文藝復興樣式的建築遭到嚴重破壞，不得不進行重建。既然是重建，就要用新的建築樣式，於是正在興起的巴洛克樣式成了主角。現在的羅馬較完好保存下來的文藝復興樣式建築已經很少，威尼斯廣場南側的威尼斯宮是其中之一。這裡曾經是出生於威尼斯的教皇們的私宅，後來用作威尼斯駐羅馬大使的公館，所以現在依然保留了這個名稱。出生於錫耶納的銀行家基奇的家——基奇宮是其中之二。再有就是米開朗基羅設計的法爾內塞宮。這座建築物是為教皇和其兒子亞歷山大·法爾內塞紅衣主教而建的住宅。現在，威尼斯宮變成了美術館，基奇宮成了首相官邸，法爾內塞宮為法國大使館所用。在義大利，無論是電視還是報紙，通常使用「基奇宮」或「法爾內塞宮」來表示首相官邸或法國大使館。

保羅二世（1464—1471），俗名彼得·巴爾伯，出生於威尼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興起導致了西方勢力的衰退。他沒有組建十字軍，而是配合祖國威尼斯通過重建通商關係來挽回西方國家的勢力，從而改變了羅馬教廷對奧斯曼帝國的政策方針。據說此人當選為教皇就是威尼斯共和國主動出擊的結果。所謂主動出擊，指的是收買紅衣主教們，因為他們每人手上各有一張選舉教皇的選票。

保羅三世（1534—1549），俗名亞歷山大·法爾內塞，出生於羅馬。

作為基督教世界的首領，亞歷山大六世受到了薩伏那羅拉的批判，被指責是沾染了俗世墮落惡習的神職階級的代表。後者是在流放美第奇家族之後，試圖在佛羅倫薩確立神權政治的說教僧。教皇波吉亞不認為忠實於神的教義的政治是有效的，他熟知佛羅倫薩人的性格。所以他坐觀薩伏那羅拉自我瓦解，而沒有付諸正面對決。四年後，佛羅倫薩懲處了薩伏那羅拉。

之後，坐上教皇之位的是荷蘭人阿德裡安六世。他在位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隨即，教皇的位置再次回到義大利人手中。

我不是為惡行辯護。我只想說，霸氣、活力和勇氣與善惡無關。畢竟人類現實社會中，野百合和所羅門的榮華富貴是共存的。

尼祿是被認為曾殘忍迫害基督教徒的羅馬皇帝，所以尼祿宮殿（黃金宮殿）受到基督教徒的嫌棄。但是，如果拋棄偏見認真欣賞遺留在這座宮殿遺跡上的壁畫，儘管壁畫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仍可以了解到古代業已存在的透視畫法的重要性。還有，羅馬鬥獸場，之前一直被當作可以獲取建材的場所，仔細觀察，你會為其構造的合理性和功能性讚嘆不已。此外，被投入臺伯河又撿回來的神像、因為鼻子被削扔在路邊的雕塑等，靜下心來欣賞，你會發現眼前泛著白光的大理石曾經竟是一件件藝術傑作，儘管上面布滿了河泥造成的斑痕，儘管他們少了鼻子。日語中有一個詞叫「慧眼」，意思是看清事物本質的敏銳洞察力，文藝復興精神就是人類讓自己重新擁有慧眼的一場運動。

作為經營者，洛倫佐非常失敗，是他導致了美第奇銀行的倒閉；作為有智有謀的政治家，他卻是超一流的。但是，1492年4月，「豪華者」洛倫佐離開了人世，接著教皇英諾森八世也在三個月後去世。這兩人的離去宣告了義大利和平時代的結束。

於是，「豪華者」洛倫佐在佛羅倫薩市中心建起了一座豪華宮殿，把女婿迎進了門，還為他提供足夠多的年金。這樣一來，女兒不用成為教皇的人質，相反女婿倒成了自己的人質。教皇沒有意識到洛倫佐的這一意圖，他和兒子都心滿意足。同時，洛倫佐還讓世人覺得自己沒有利用教皇的裙帶關係，依然堅持公平原則。為此，他的聲望又提高了許多。

置羅馬於羣龍無首的教皇克萊門特七世逃到義大利中部小城市奧爾維耶託避難。這裡四面懸崖，易守難攻。當然，他也在積極尋找對策，希望與皇帝卡洛斯達成和解。同時，卡洛斯也需要與教皇達成和解。因為作為基督教社會的世俗第一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要做到名副其實，羅馬教皇主持的加冕儀式必不可少。「羅馬浩劫」三年後，雙方在博洛尼亞舉行會談，達成了和解。卡洛斯戴上了皇冠。克萊門特七世迫使皇帝答應為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羅倫薩統治地給予必要的幫助。這一年，佛羅倫薩因拒絕美第奇家族回歸，遭到皇帝軍隊的攻打而淪陷。從此，佛羅倫薩從共和國變成了皇帝保護下的公國。教皇克萊門特七世在看到卡洛斯正式授予亞歷山大公爵稱號後離世。關於亞歷山大，私生子的傳言曾經盛極一時。

就在前一年，萊昂納多在遙遠的法國去世。三人中，獨米開朗基羅一人留在世上，繼續孜孜不倦地從事創作。

1508年，33歲的米開朗基羅開始在西斯廷禮拜堂天花板上創作精妙絕倫的《創世記》。

完成後的這座教堂取名為「天使和殉道者聖母瑪利亞教堂」，其構造非常奇特。通常，教堂建築呈縱十字形，而這座教堂卻是橫十字形。正面也不是平面，而是半圓形，這在古代叫艾賽德拉。這樣設計的原因是米開朗基羅要保留戴克裡先皇帝大浴場中央部分的原樣。所以，如果你想親身感受一下古羅馬大浴場的空間感，與其去卡拉卡拉皇帝浴場，不如走進這座教堂更有用。因為雖然卡拉卡拉皇帝浴場在規模上與古時一樣，但現在保留下來的只有牆壁和地面。在《最後的審判》中，米開朗基羅又把基督畫成了肌肉健美的裸體形像。經他之手，原本為了紀念基督教勝利之事卻變成了紀念異教徒的古代建築師。三年後，米開朗基羅離開人世。

接著，蒙田又講述了他本人取得「羅馬市民權」的全部經過。他的市民權似乎是通過法國駐羅馬大使館走通了教皇的兒子（在羅馬，神職人員可以有孩子）索拉公爵以及侍從長穆佐提的關係取得的。對此，這位法國首屈一指的道德家非常高興。他這樣寫道：「儘管它只是一個沒有任何實際利益的稱號」，「但是它喚醒了我們對古代榮譽和偉大的神聖記憶」，「感到異常高興」。也許他以為自己終於成為羅馬帝國的市民，而這時的法國還叫高盧，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

利奧十世（1513—1521），俗名喬凡尼·德·美第奇，是「豪華者」洛倫佐的次子，出生於佛羅倫薩。他把美第奇家族對學術、藝術的熱愛帶進了梵蒂岡。

沒有一個組織可以像基督教這樣善於適應時代潮流的。這是他們真正的能量。也就是說，曾經對聖方濟各的清貧思想主動示好的羅馬教廷，在過了近200年後，也積極參與到華麗的文藝復興繪畫、雕刻和建築創作中了。

羅馬不只是基督教徒的首都，它是具有高貴精神的藝術女神慕斯的居所，是我們的母親。我為羅馬的悲慘遭遇深深哀悼。

但是，儘管教皇憎恨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在學術、藝術領域所起的作用他卻全盤學了過來。這位西克斯圖斯四世通過收集修道院收藏的抄本，進一步充實了由四代之前的教皇尼古拉五世創設的梵蒂岡圖書館；把美第奇家族族長科西莫重建的柏拉圖學園遷至羅馬，以高薪聘請人文學者，創設「羅馬學園」的也是這位西克斯圖斯四世教皇；另外，建造文藝復興繪畫殿堂西斯廷禮拜堂的還是他。「禮拜堂」在義大利語中叫「Cappella」，是陰性詞，再把sisto（西克斯圖斯）變形成陰性詞，就成了「Cappella Sistina」。忠實地把它翻譯成義大利名，就叫西斯廷禮拜堂。

沒有人會讚賞奢侈的生活，可見奢侈確實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平民總是喜歡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那種奢華，或者說是嚮往這樣的生活。當今的王室、影視界和音樂界的明星之所以能成為明星，是因為他們有身處不同位置的平民的支持。

還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日本的文藝復興學界佔壓倒性的意見是因為沒有宗教改革，所以作為精神運動，文藝復興是不完整的。對此，我實難接受。當然，一個大學生嘛，學到的知識很少，所以寫畢業論文的時候，雖然覺得奇怪，卻拿不出可以用來論證的論據。後來，在寫作有關文藝復興的過程中，漸漸地，我有了信心。我確信，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作為精神運動，文藝復興沒有宗教改革是不完整的說法是錯誤的。

形容羅馬的詞中有一個詞叫「阿裡奧索」（arioso）。意思是通風好、不小氣。佛羅倫薩位處盆地，夏熱冬冷。與此相反，羅馬則冬暖夏涼。在義大利半島，氣候最溫和的地方是羅馬和那不勒斯一帶。古羅馬人把羅馬定為首都，把景觀優美、溫泉資源豐富的那不勒斯周邊選作休養地，我們不得不欽佩他們選擇的巧妙。

出生於北方國家荷蘭烏得勒支的阿德裡安六世就任教皇的一年間，根據編年史作者的描述，羅馬「好像死了一樣」。然而，隨著克萊門特七世的即位，羅馬再次煥發出了生機。羅馬梵蒂岡宮在利奧十世時代被稱為「歐洲最輝煌的宮廷」，此時再次成為古典學者及藝術家們競相展示才華的場所。

威尼斯也是一座外國人聚居的城市，但是這裡的情形與羅馬截然不同。不少外國人是受該國合理而自由的制度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利益驅使來到威尼斯的。但是，他們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生活在異國。相反在羅馬，對神職人員來說有非常合適的組織，制度也是如此。但是，外國人根據各自的財力和地位生活著，就好像生活在自己的國家一樣……在羅馬，我們法國人穿法國服裝、西班牙人穿西班牙服裝、德國人穿德國服裝，還有來自義大利各地的人也分別穿著他們各地的服裝。對於這樣顯而易見的差別，普通市民完全熟視無睹。只有乞丐看到不同的著裝才會用相應的語言說：「請施捨一些吧。」

就是這樣一座永遠不倒的城市羅馬，說好聽點，這是一座不小氣的城市，確切地說應該是一個浮躁隨性的城市。也許，只要留在羅馬，任何人都會變得「arioso」（阿裡奧索）。我在這裡舉個例子，是《隨想錄》作者、著名的蒙田在《義大利紀行》中講述的逗留在羅馬期間的事情：

今晨心情極好，因為昨天得知米開朗基羅死了。

耶穌是神的兒子。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不是神子，他們是很複雜的生物，既愛野百合也愛所羅門的榮華富貴。

居住在羅馬，感到安逸舒適的一個原因是這座城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世界性。在羅馬，外國人、祖國是哪裡都不是問題。世界上沒有一座城市可以做到像羅馬這樣。事實上，生活在這裡的外國人很多。說到外國人，同一國家的人自成一體，他們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是在自己的國家一樣。羅馬的統治者是羅馬教皇。只要是基督教徒，無論住在哪裡，都受羅馬教皇的管轄。所以，他所居住的羅馬當然就由那些與他相鄰而居的不同國家的團體構成。在羅馬，選舉教皇也好，任命紅衣主教也好，從來不會把國籍當成問題。

法爾內塞教皇統治的15年對於文藝復興那時唯一留在世上的巨匠米開朗基羅來說，正好是他59到74歲的這個時期。從年齡上看，他已進入老年。但是米開朗基羅不是老人，教皇委託給他的工作還很多。除了設計法爾內塞宮，其餘的都是公共事業。

神不會說話。所謂神說了什麼，不過是信徒的想象而已。有宗教專家神職階級在，他們會根據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對某事某說法進行過濾。所以，類似信徒聲稱聽到了神的聲音這種事情就不會被大量公之於眾。如果沒有這層過濾，則很容易有人站出來聲稱聽到了神之聲音。也就是說，神和信徒如果直接交流最容易出現的情形是，信徒個人的想法被說成是神的想法。

和所有歷史現象一樣，文藝復興何時成為中心，何時變成外圍，是無法說出明確界限的。它和颱風的移動相似。文藝復興在羅馬停留的時期大約是從15世紀末到16世紀最初的30年。因為這個時期，萊昂納多、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這三位文藝復興巨匠同時生活工作在羅馬。

十字軍東徵是因為人口不斷增加的歐洲無力養活增加了的人口，於是這些喫不飽飯的人們拿起武器，一次次地向富庶的東方發起了戰爭。但如果只是純粹的民眾，他們做不到鬥志激揚，這就需要尋找理論依據，而宗教是再合適不過的理論武器。歐洲民眾就是以宗教作為奪回聖地的借口，借口從異教的穆斯林手中奪回基督教的聖地是神的指示，服從神的旨意是基督教徒的職責。而十字軍提出的口號就是「神之所望」。正因為有神職階級存在，所以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如果沒有神職階級，那麼信徒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就會出現各行其是的現象。馬基雅維利的選擇是，寧可容忍小惡來阻止大惡，而不要在廢除小惡後出現危害更大的大惡。

以上就是我對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在本質上不同類這一論點提出的論據。至於你提出的羅馬文藝復興衰退的原因是否緣於宗教改革這個問題，既然我採用了「不同類論」，那麼，我的回答只能是：不是直接原因，卻是間接原因。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雖然表示反對但對路德提出的廢除神職階級論深有同感的人中有不少是文藝復興人，其中包括馬基雅維利、其好友圭恰迪尼、伊拉斯謨，甚至羅馬教廷內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教皇利奧十世雖然對路德處以開除教籍的懲罰，但是這位美第奇教皇和紅衣主教們在談話中常常提及路德，並就路德的想法展開自由討論。這種自由正是文藝復興精神的本質。對此，反宗教改革派憤慨不已。他們認為，正是羅馬教廷內的這種自由氣氛才讓新教得以泛濫猖獗的。

義大利人馬基雅維利是這樣認為的，他說：

西斯廷禮拜堂變成了士兵們的臨時營房，拉斐爾創作的壁畫所在位置變成了馬廄，教皇墓紛紛被盜。佔領軍野蠻的行為連西班牙方面也深感震驚。西班牙軍高級將領給皇帝送去了這樣一封信：

每個人都擁有生命力，孩子也一樣，年輕時的生命力最為旺盛。但是，在生命力之外如果加上意志力，就會形成鬥志或者野心，拉丁語叫「vietus」（美德），義大利語是「virtu」。這個詞的意思是「道德」、「優點」、「力量」、「能力」和「才幹」等。生命為自然所贈，而美德卻是人類意志力的結果。所有人都有生命力，但美德不是人人具備。馬基雅維利說過，這種「美德」（vietus）會在不同民族間轉移。古代是從希臘到羅馬，文藝復興時期是從佛羅倫薩到羅馬，而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經濟實力。

天主教會由神職階級構成，是存在於神和信徒之間的一個組織，羅馬教皇為最高神職官，下設紅衣主教、大主教、主教、神父和修道士。之所以設神職階級，是因為他們需要向信徒傳授教典（即《聖經》）。而路德提倡的新教，特點是不要這個過濾層。

亞歷山大六世（1492—1503），俗名羅德裡戈·波吉亞，出生於西班牙。他曾經迎戰查理八世率領的法國軍隊。這次外國軍隊的入侵讓文藝復興的主角義大利各城邦意識到了時代的變遷。我想此時，大概只有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和他的兒子切薩雷·波吉亞以及馬基雅維利三個人早早意識到了通過維持現狀政策來實現義大利內部和平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維持現狀政策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和洛倫佐倡導並維持的一種和平政策。切薩雷則考慮把義大利半島中部的教皇國變成軍事強國，使之成為抵禦外國勢力的堅強後盾。其父亞歷山大六世則利用教皇的權力和權威意圖幫助他促成此舉。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則用理論論證了這一政治的合理性。義大利進入了急劇動蕩的時代。

朱利奧二世既談不上有教養，也不好說他言行舉止高貴幹練，但是他在發現年輕藝術家的才能方面獨具慧眼。他和拉斐爾始終保持了良好的關係，與米開朗基羅卻衝突不斷。原因大概在於拉斐爾性情溫和，而米開朗基羅性格過於暴躁吧。有一個非常出名的插曲。一天，教皇來到西斯廷禮拜堂，問正在高高的腳手架上工作的藝術家「什麼時候完成」，他聽到的是米開朗基羅從天花板上毫不客氣扔下來的一句話：「完成的時候！」好在《創世記》完成於朱利奧二世尚在人世的時候。遺憾的是，拉斐爾的全部壁畫完成的時間已經是下一任教皇利奧十世的時代。

法爾內塞教皇繼承了前任美第奇教皇的想法。1535年，他委託已經60歲的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禮拜堂尚未畫有作品的唯一一面牆上畫下了《最後的審判》。在天花板上創作《創世記》的時候，米開朗基羅只有30多歲，完成作品只用了3年時間。但是，《最後的審判》卻耗時達6年之久。這又是一幅力作，給人感覺是這位巨匠竭盡最後的力量而作。隨著這幅壁畫的完成，西斯廷禮拜堂文藝復興繪畫殿堂化的進程隨之結束。

克萊門特七世（1523—1534），俗名朱利奧·德·美第奇。他是一位私生子，其父親是「帕齊的陰謀」中遇害的朱利亞諾。洛倫佐把他過繼過來，像親生兒子一樣撫養長大後，把他送進了神職界。在當時的義大利，神職階級的世界不會拋棄私生子。因為當時在羅馬教廷，即便是教皇的親生兒子，在法律上也只能算作私生子。朱利奧當上了佛羅倫薩的一名主教。後來，利奧十世即他的堂兄弟喬凡尼就任教皇後，任命他為紅衣主教。因此，他是出生於佛羅倫薩的教皇。

就這樣，隨著修道院農耕地生產力的提高，這些土地的「地主」羅馬教廷的財力隨之增強。中世紀到了後期，包括農業在內的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景象，「什一稅」的稅收進一步增加。羅馬教廷的財力與人口成比例地增長也就理所當然了。

西斯廷禮拜堂藝術殿堂化的第二個階段是由西克斯圖斯四世的侄子、20年後成為教皇的朱利奧二世完成的。當時負責的畫家是米開朗基羅，成果就是覆蓋了整個天花板的《創世記》。負責殿堂化最後階段的也是米開朗基羅，成果是畫在西斯廷禮拜堂整個西側牆面上的《最後的審判》。委託人是教皇保羅三世，完成的時間是1541年。西斯廷禮拜堂文藝復興藝術殿堂化的那些年正好是羅馬成為文藝復興中心的那個時期。

應該說是歷代羅馬教皇。

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們作為宗教人士，或許有點太過隨性。但是，作為基督教會這一組織之長，他們顯示出非常強大的力量。換句話說，他們不僅勝任神職界之長的職位，而且對於世俗社會的領袖之職也完全可以勝任。正因為他們是這樣的一群男人，所以藝術家們才可能與之展開激烈的辯論吧。老老實實完成訂單的人只是「匠人」，「藝術家」是利用訂單來創造自己想要創造的東西的人。

另一方面，德國人路德的想法又是這樣的，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