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專家所言正確,那麼從日耳曼撤軍就是一個正確的決定。然而最終做出決定的是提比略而不是奧古斯都。除了一些政治上的需要,奧古斯都不是一個喜歡用做嘩眾取寵的事情來滿足自己虛榮心的人。他的「父親」愷撒曾經徵服了羅馬傳統意義上的北方兩大強敵之一的凱爾特人(羅馬人稱之為高盧人),他企圖徵服另一強敵日耳曼人,是否是出於與先父抗衡的虛榮心?愷撒讓羅馬擺脫了高盧人的威脅,奧古斯都是否也有著同樣的夢想,希望自己能將羅馬人民從對日耳曼人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我要讓高盧人從今往後永遠地記住,雖然我們打了敗仗,但是羅馬不僅有補償損失的能力,而且會用更加強大的兵力來扭轉局勢。
《高盧戰記》中有這樣一段敘述:
首先,奧古斯都本人幾乎沒有前線指揮打仗的經驗,前有阿格裡帕後有提比略代替他擔任軍隊的實際指揮官。這或許不是致命的弱點,但在某些方面總是有所局限。他對戰場的認識僅限於地圖,沒有切身的體會。其次是他只是紙上談兵。書桌上制定出的戰略,並非最適合於實際戰場,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在戰事結束後去日耳曼視察,像奧古斯都這樣智慧的人,一定會根據當地狀況,制定出相應的戰後措施。可惜,他坐在首都把任務派給了一個官僚型的人。
阿爾米尼烏斯同日耳曼尼庫斯率領的羅馬軍隊以及與其他日耳曼部落,經過了驚心動魄的8年的爭鬥,於公元21年,在與某一部落的戰鬥中因受傷不治而身亡,年僅37歲。他死前聞訊妻子和年幼的兒子被羅馬收容,母子倆和馬羅波杜斯一樣,生活在米塞諾。但他不知道在自己死後,他的到了學齡期的兒子離開母親,獨自前往羅馬讀書,就寄宿在羅馬皇帝的親戚家中。阿爾米尼烏斯在後來的19世紀,被當時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德國人奉為民族英雄。
對羅馬而言,損失了瓦魯斯率領的3個羅馬軍團的確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但日耳曼的狀況還不至於絕望到無可挽回。只要羅馬下定決心霸佔易北河以南的日耳曼地區,完全是有這個能力走出條頓堡森林的陰影達到目的的。憑著當時羅馬的實力,再補充3個軍團並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徵服日耳曼並使之羅馬化是奧古斯都的夙願。將防線從萊茵河轉移到易北河的理由,除了有縮短疆界距離的益處之外,奧古斯都希望藉此將日耳曼納入羅馬帝國的版圖之中,徹底消除長期以來始終存在的威脅。
鑒於這些特殊困難,凡事必須謹慎,周密考慮。雖然大家心中都燃燒著一股復讎的怒火,但愷撒(愷撒通常使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認為,放過許多可以給敵人造成損害的機會,比讓士兵遭遇死亡更為妥善。
愷撒正是採取了這樣的行省統治政策,他甚至連行省稅的徵收都交給部落首領,最終再匯總到他那裡。羅馬共和時期是以競標的方式決定負責代收稅金的「包稅人」。在整個高盧地區,能夠實施同樣制度的唯有自古以來就是羅馬行省的法國南部地區。愷撒徵服的中部和北部地區,都是用部落酋長代替「包稅人」,為羅馬徵收行省稅。盡量減少對佔領地內部事務的幹涉,僅僅這一點就體現了愷撒卓越的政治遠見。高盧戰爭之後,羅馬本土內亂不斷,高盧地區在完全沒有設置一兵一卒的情況下,仍保持了長期的安定。這足以證明愷撒的治理方針深得人心,特別是對高盧那些上層階級而言,他們沒有與羅馬對抗的理由和需要。
歷來對皇帝的批評不留情面的元老院,對奧古斯都將瓦魯斯安葬在家族陵園的舉動沒有任何非難,全羅馬人為此服了一整年的喪。
我們再回到6年之前。當羅馬得知瓦魯斯率領的3.5萬人全軍覆沒後,考慮到日耳曼人會藉著阿爾米尼烏斯勝利之氣焰,大舉壓進萊茵河沿岸的羅馬軍事基地,十萬火急地派遣剛結束了潘諾尼亞和達爾馬提亞戰爭的提比略趕到萊茵河畔。然而,預想之中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其中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對於習慣了打常規戰的軍隊而言,最可怕的對手就是看不見蹤影的遊擊隊。羅馬軍拚死抵抗了3天,最終能夠逃出森林回到萊茵河基地的只有幾十個人,其餘的全死在了森林中。瓦魯斯和他的將官們知道天數已到,最終選擇了集體自殺。阿爾米尼烏斯不留活口,不僅殺了所有投降的羅馬兵,就連輔助兵部隊的士兵也以協助羅馬的罪名一併處決。他對那些和他相識的高級將領更加殘暴,先施以虐刑然後處死。
以前的奧古斯都並不喜歡和自己性格相似而又內向的提比略,僅僅認可他的才能。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蘇斯還在世的時候,奧古斯都明顯地偏向性格開朗、親切和善的杜路蘇斯。性格相似的人往往不容易相互親近。
不過,在這個時期,讓73歲的奧古斯都和53歲的提比略緊密相連的,是肩負重任、身居高位者的責任感。我想,奧古斯都喜歡提比略的理由正在於此。我們來看看奧古斯都寫給提比略的信:
當初,在公元6年提比略佔領了易北河之後,奧古斯都認為軍事武裝行動就此結束,接下來是政治介入的羅馬化統治的開始。因此他將這個任務交給了富有行省統治經驗的昆克蒂利烏斯·瓦魯斯。
每當我聞訊或者從報告中讀到你因為日夜操勞而消瘦了的消息時,我就擔心你好像要生病。也許我說得有些誇張,但那種不安使我全身戰慄。我懇請你務必保重,如果聽到你患病倒下的消息,我和你的母親會像接到死訊般遭受沉重的打擊。更主要的是,對於全羅馬人民而言,這意味著國家陷入了重大的危機。
我親愛的提比略,為了我也為了戰士們,請繼續獲得勝利。每當我聽到人們稱讚你是最勇敢的士兵、最有才華的司令官時,我的激動和喜悅之情可能遠遠地超過了你本人。
雖然奧古斯都在戰略上猶豫不決,但是對於一人肩負日耳曼戰場艱巨任務的提比略,還是體現出了充分的體恤之情。要把一個因失敗而沮喪不振的軍隊重新組織起來,讓士兵再次面對曾經屠殺過他們同胞的強敵,的確不易。從當時奧古斯都寫給提比略的信中可以發現奧古斯都的心境有所改變,年老之後的他終於願意向提比略敞開心扉,由衷地表達自己的感謝之情,流露出了對提比略的疼愛之心。
羅馬軍隊並不是沒有嘗過失敗的苦果。羅馬軍團之所以被稱為「天下無敵」,是因為他們有挽回失敗的能力。在高盧戰爭中,損失了1.5個軍團總共9000人兵力的愷撒,在向龐培討救兵時,曾經給他寫過這樣一封信:
我們來看一下瓦魯斯曾經擔任過總督的兩個行省的情況。被羅馬人稱為「阿非利加行省」的北非,原本是大國迦太基的領地,它成為羅馬行省已經有150年的歷史。「敘利亞行省」則是亞歷山大大帝遺產之一的塞琉古王國,王國滅亡之後,由龐培將那裡納入羅馬的版圖,成為羅馬行省也已經70年。這兩個行省有著古老的歷史,文明發達程度不亞於羅馬,敘利亞行省的首府安提阿以及由愷撒重建的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迦太基,在被羅馬統治之前一直就是地中海地區的大都市。因此,它們能夠了解羅馬人積極進行的基礎建設會促進社會繁榮,對強行實施的稅制帶來的公平性也有所認知。
高盧戰爭是公元前53年的事情,當時有資格參軍的擁有羅馬公民權的成年男子的人數不到百萬。60年之後的羅馬,公民人數已經超過了500萬,重新整編3個軍團是絕對辦得到的事情。那為什麼防守邊疆的羅馬軍隊從28個軍團減至25個之後,始終保持著這個數量,而不再另外補充3個軍團呢?
親愛的提比略,我對你夏季戰爭的指揮讚嘆不已。我很清楚,在如此困難的形勢下要重整士氣不振的軍隊,讓他們重新鼓起勇氣,沒人能比你更明智果斷。所有和你共過事的人都對你讚不絕口。那句「此人憑其辛勞,獨力回天,為我們重新辦好了事情」的名言,似乎是為了你而存在。
公元17年,馬羅波杜斯因在戰鬥中輸給了阿爾米尼烏斯,向已經是羅馬皇帝的提比略求救。那個時候,羅馬軍撤出日耳曼的計劃正在進行之中,無法在軍事上給予實際的支援。提比略為了回報這位始終信守諾言的日耳曼部族的族長,保證其在拉文納的居住安全,並且保證他們餘生的生活無憂。拉文納位於義大利北部,不屬於邊陲地區,是羅馬共和時期北義大利行省的省會,在帝國初期,和義大利南部的米塞諾並列為羅馬的兩大海軍基地。馬羅波杜斯於公元35年在米塞諾去世,他在那裡度過了18年的亡命生涯。
在羅馬共和時期,有關佔領地的戰後處理事宜,多半是由徵服了這個地區的指揮官負責。比如說,以敘利亞為中心的中、近東地區由龐培負責,高盧則是由愷撒負責管理。首先他們因為對當地的情況有充分的了解,所以制定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奧古斯都在進行行省改革時,對龐培整頓後的東方領地幾乎沒有做過什麼政策上的調整,可見原來的制度在方向上的正確性;而高盧能夠成為羅馬化最成功的地區,完全要歸功於愷撒制定的一系列的戰後處理措施。
而贏了戰爭的日耳曼,由於阿爾米尼烏斯缺乏組織能力,錯失了反攻羅馬的大好時機。部落之間的爭鬥再起,阿爾米尼烏斯提出的聯合作戰的請求遭到了馬羅波杜斯的拒絕,連他的親弟弟也背叛了他投奔羅馬。
這場慘劇據說是發生在奧斯納布呂克(Osnabrück)以北的條頓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古今的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還是無法得出一個確切的結論。不過,那個時代有一批對於失敗耿耿於懷、不肯忘記的人物,他們知道慘劇發生在哪裡。慘劇發生之後的第6年,即公元15年,當時轉戰日耳曼各地的日耳曼尼庫斯率領著軍隊,去憑弔這個戰場。歷史學家塔西佗對當時的悲慘場面曾經做過這樣的描述:
敘利亞行省因為與大國帕提亞相鄰,所以此地有4個正規軍團的駐軍,而阿非利加行省則是由當地人組成的「輔助兵部隊」負責抵禦沙漠遊民的襲擊。因此,瓦魯斯雖然擔任過兩地的總督,但他的經驗僅限於太平無事的行省。古代的史學家們認為他缺乏隨機應變的才能,個人的才華、性格姑且不論,事實上,他赴任的地方並沒有什麼需要他做出隨機應變的事情。
奧古斯都一邊不惜溢美之詞地向提比略表示感謝,一邊又對日耳曼的問題遲遲不能下定決心。羅馬軍最高司令官奧古斯都的躊躇不決,讓前線的提比略舉步維艱,無法採取決定性的行動。從公元10年到12年,提比略一直守在前線,在這幾年時間裡,前線部隊除了修整萊茵河沿岸的防衛設施之外,對日耳曼的進攻只是反覆做些「示威遊行」般的恐嚇而已。
如果說奧古斯都一生犯過什麼大錯的話,那麼企圖將帝國的疆界擴張到易北河幾乎是他唯一的失策。以我的觀點,他還有另一項失誤,不過這是下一冊的主題,詳情留待以後論述。我們還是回到日耳曼的問題,現代軍事專家對於羅馬帝國的邊防線,曾經給出過這樣的意見:
因為劫掠的慾望會讓士兵脫離大部隊,即使沒有這樣的動機,密林中隱蔽的難以辨識的道路也很難讓大隊人馬維持整齊的隊列前行。
正如以上所述,軍事武裝行動進行到公元6年時,奧古斯都認為已經大功告成,將下一個階段的任務,即對日耳曼進行羅馬化改造的任務,交給了曾經擔任過阿非利加行省以及敘利亞行省總督的瓦魯斯。然而,瓦魯斯並沒有像愷撒那樣,實施一些特殊的政策,給佔領地的人民一段適應期。他在戰爭結束的第二年立刻實行了奧古斯都針對一般行省的管理制度。對於他的做法,連武將出身、不擅長政治的提比略都發出質疑:「瓦魯斯不像是一位被派遣到未開發地區的軍團司令官,他的表現更像是去文明城市赴任的官派長官。」
只有你能保持健康,順利地完成任務,我是否安康無關緊要。
雖然與羅馬人的戰鬥已經結束,然而,日耳曼部落間你爭我奪、互相殘殺的紛爭並未停止,撤出了日耳曼的羅馬人則守在萊茵河畔靜觀其變。
收到信後的龐培給愷撒派去了2個軍團的援兵,在這一點上,想必他和愷撒是不謀而合的。
那麼,日耳曼的戰後政策又是怎樣的呢?
為什麼呢?
據稱,曾經有人聽到過,71歲的老皇帝奧古斯都在帕拉蒂尼山上的私宅裡夜深人靜時撕心裂肺的吶喊:
個體對於統治者的不滿從來不會影響到整個政局,只有當不滿的個體中出現了領導人物時,才會凝聚成具有破壞性的爆發力。在未開化的蠻族中能夠成為領導者的就是部落首領。對於被徵服者而言,他們最大的不滿,就是被剝奪了曾經擁有的權力,因此,只有讓原來的統治階層繼續保有他們的權力,才可能長久地維持佔領地的和平。
日耳曼的情況的確非常糟糕。昆克蒂利烏斯·瓦魯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率領的部隊,包括3個精銳軍團、3支騎兵隊以及6支輔助兵大隊在內的3萬人的兵力,再加上隨從、後勤人員,總共3.5萬人的羅馬軍,在日耳曼中部的森林地帶遭到了敵人的伏擊,全軍覆沒。
包括休戰期在內,羅馬徵服日耳曼用了整整20年的時間,要保證這個千辛萬苦得來的勝利成果得以繼續維持,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因此,有關日耳曼的治理政策,不會是瓦魯斯一個人全權決定,他有可能只是執行了奧古斯都的命令。或者說,沒有奧古斯都的許可,瓦魯斯是不會擅自採用和其他行省同樣的方法去管理日耳曼的。
講到這裡,我不得不感嘆人類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生物。一旦輸了,彼此之間互相推卸責任,四分五裂;如果贏了,又會因為嫉妒而反目成仇。因此,勝負不在一時,能夠凝聚力量、沒有無謂消耗的一方註定是最後的勝利者。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評斷公元9年瓦魯斯軍團慘劇之後的羅馬和日耳曼,贏的是羅馬,輸的則是日耳曼。
瓦魯斯自公元7年擔任日耳曼行省總督之後,對這位年輕人非常器重,這有點像外派海外公司的總經理,在當地找到了一位能幹的副總經理。曾經也有人向瓦魯斯提出忠告,要他提防阿爾米尼烏斯從背後下手,他一概不予理會。
我衷心地向諸神祈禱,保佑並賜予你健康的身體,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假若諸神不希望羅馬滅亡,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接受我的祈求。
可惜,軍事才華超越了阿格裡帕的提比略,由於在成為奧古斯都養子之前兩人之間曾經發生過的摩擦和隔閡,無法像阿格裡帕那樣對奧古斯都坦言相告,而且,奧古斯都是擁有羅馬軍「最高指揮權」的唯一之人,整個戰略是由他制定而不是提比略。
無論如何,提比略的決定使得羅馬的防線從易北河—多瑙河一線重新回到了萊茵河—多瑙河一線,一切終於塵埃落定。以現代城市為例,易北河—多瑙河一線就是漢堡—萊比錫—布拉格—維也納,而萊茵河—多瑙河一線則是鹿特丹—科隆—法蘭克福—維也納。某位英國研究者曾經刻薄地說過,羅馬從易北河戰線撤退,讓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終究還是「帝國之外的野蠻民族」。而我這個亞洲人比較有興趣的則是,如果羅馬帝國擴張到易北河的話,會不會還有瓦格納的音樂誕生呢?
「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親。」這是日耳曼人最愛說的豪言壯語。看看現代德國,很難想象在2000年前,茂密的森林曾經覆蓋了整個日耳曼大地。這裡和高盧的森林不同,即使在白天也是幽幽暗暗,深不見底。瓦魯斯帶著3.5萬名士兵,就這樣毫無防備地走了進去,他們萬萬沒有料到,阿爾米尼烏斯部署的軍隊正在森林深處等著他們。
經過了20年的苦戰,事到如今,是放棄日耳曼重新退回到萊茵河,還是再增加3個甚至5個軍團,以10個軍團的兵力在短時間內一舉拿下日耳曼?奧古斯都似乎表現得優柔寡斷。
用現代方式來詮釋愷撒的戰略,那就是要徵服日耳曼,除了實行徹底的「地毯式搜尋」別無他法。愷撒熟知當地的情況,始終和軍隊在一起,因此能夠毫不猶豫地做出決定,放棄了擴大日耳曼戰爭的計劃。與之相反,奧古斯都徵服日耳曼的構想,則是一個文官照著書桌上的地圖擬想出來的東西。
未開化民族之所以未開化,是因為他們只屈服於刀劍之下直接的武力,對於徵服了他們的人多少心存畏懼和敬意。然而瓦魯斯從公元7年開始擔任日耳曼總督的三年間,沒有立下任何顯赫的戰功。瓦魯斯執行的奧古斯都的行省統治方針,對於日耳曼各部落首領而言,在精神上忍受敗北的屈辱的同時,他們還失去了原本擁有的一切實際利益。要他們屈服於一個在戰場上毫無建樹的官僚,就等於是在積累他們心中的怨恨和憤怒。碰巧就在這個時候,點燃眾人胸中怒火的人出現了。
這句名言是詩人恩尼烏斯(Quintus Ennius)詩中的一句話,是用來讚美羅馬抗擊漢尼拔時的指揮官費邊·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的。
這其中的理由沒有史料可據,以下完全是我的想象:
戰爭經驗貧乏的奧古斯都是不是對《高盧戰記》中一些話不甚理解,不能明白愷撒將邊防線設在萊茵河的用意,因此才自作主張地將邊防線擴張到易北河一帶?
和當時很多羅馬人一樣,奧古斯都肯定讀過愷撒撰寫的《高盧戰記》。不過,無論作者的論述如何精確,對於內容的理解,最終還是取決於讀者本人的智慧。
第一,並不是所有的日耳曼人都響應阿爾米尼烏斯的號召,受其煽動的只有少數幾個部落。阿爾米尼烏斯將瓦魯斯的首級送給了馬科曼尼人的大王馬羅波杜斯,希望能和他一起聯手對抗羅馬。然而馬羅波杜斯信守了與提比略的誓約,派人將瓦魯斯的首級交給了仍在首都的奧古斯都。奧古斯都不僅為這位敗將舉行了羅馬式的葬禮,還將這位與自己有關係的遠房親戚安葬在了家族的陵園之中。羅馬的傳統是從不懲罰敗將,而是把他們視為祖國的殉職者。
自克克拉蘇敗於帕提亞之後,羅馬軍60年來第一次遭遇如此慘重的損失。這對於修改了愷撒的萊茵河防線、將軍隊送往日耳曼戰場的71歲的奧古斯都而言,幾乎是一個不可承受的打擊。守在萊茵河沿線的部隊如今只剩下2個軍團,無論如何要在冬季休戰期間部署好迎戰的策略。奧古斯都能夠託付的人也只有提比略。於是,剛結束了潘諾尼亞和達爾馬提亞戰爭的提比略,不得不翻過冰寒料峭的阿爾卑斯山脈,十萬火急地趕往萊茵河。
奧古斯都的優柔寡斷取決於他在軍事才能上的欠缺。如果阿格裡帕那個時候還在世,這位從少年時代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一定會直言不諱地給他一些建議或忠告。
我認為造成這次悲劇的原因不在於之前的武力打擊,而是瓦魯斯的戰後處理。如果將他的做法和愷撒平定高盧後做出的政策對比,其中的差異就非常明顯。
那個場景足以喚醒所有人心中埋藏已久的不堪的記憶。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欄柵圍起的營地,營地的簡陋足以證明當時是多麼倉促。現場還留著包括總司令瓦魯斯用過的帳篷的遺跡,數量非常之少,甚至容不下3個軍團的士兵。走過營地,再往前可以看到一部分被破壞的欄柵和淺的壕溝,很明顯,在遭到敵人襲擊、傷亡慘重之後,知道營地不保的士兵們試圖在這裡做最後抵抗。兩個營地之間四處散落著已經化成白骨的屍體,有些地方屍骨累累,堆疊在一起,令人想到當時絕望的士兵們,有的試圖逃走,有的則聚集在一起負隅抵抗。白骨的邊上遺落著標槍的殘片、馬匹的骸骨。大量的樹榦上都釘著骷髏,看得出他們是被活活地釘死在那裡的。森林中還留有不少祭壇,根據同行的瓦魯斯軍團的倖存者的證言,日耳曼人在這些祭壇上,將大隊長以及百夫長作為祭品活活地燒死。特地挑選所屬第一大隊的百夫長作為祭品,可見是非常熟悉羅馬軍團組織的人的所作所為。
從公元13年起,27歲的日耳曼尼庫斯代替返回羅馬的提比略,成了日耳曼戰場上的總指揮。他在日耳曼總共執行了4年的任務,就是在這期間,他帶著部隊去憑弔瓦魯斯軍團發生慘劇的戰場。在他擔任總指揮的4年裡,仍然沒有發動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公元13年,奧古斯都授予了提比略「最高指揮權」,自此,54歲的提比略名副其實地和奧古斯都成了共同統治者。然而,日耳曼的問題並未因此而打破僵局。
公元9年的初冬,瓦魯斯率領著軍隊,結束了日耳曼中部的巡查任務,向西準備返回萊茵河沿岸的軍事基地越冬。同行的隊伍中除了有3個正規軍團、6個輔助兵大隊以及3個騎兵中隊之外,還包括婦女和小孩。有婦孺同行,證明了羅馬已經完全控制了從萊茵河到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區,局勢平穩地進入了和平維持的階段,否則軍隊是不會帶著這些影響戰鬥力的人一起行動的。阿爾米尼烏斯也在隊伍中,他向瓦魯斯建議隊伍改道,迴避在附近一帶蠢蠢欲動的加蒂人。瓦魯斯和他手下的將官們大概也因為戰事平息之後失去了警惕性,聽信了阿爾米尼烏斯,放棄了原本安全的路線,進入了森林地帶。
那麼,奧古斯都難道沒有發現愷撒在高盧的成功主要原因就是有20年特別治理的緩衝期嗎?
我最親愛的提比略:當我遇到不得不慎重思考的問題時,當我提出的政策遭到強烈反對時,我向諸神發誓,我是多麼希望你能夠在我的身邊。我想起荷馬的那句詩:「只要他跟我同行,即使四面火焰如海,我們也能闖出來,雙雙返回,因為他有無人可比的豐富的智慧、無盡的主意。」
在首都的奧古斯都和在潘諾尼亞冬營地的提比略同時收到了日耳曼戰場傳來的噩耗。接到消息的提比略緊急趕往首都,商討對策。
「瓦魯斯,你還我3個軍團!」
公元14年,奧古斯都和共同統治者提比略一起舉行了帝國全境範圍的人口普查,這是在他統治期間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根據這年普查的結果,羅馬公民人口數(即成年男子人數)達到493.7萬,與42年前的普查結果相比,增加了87.4萬人;比22年前第二次的普查增加了70.4萬人。儘管在德國的條頓堡森林中損失了2萬餘人,但是奧古斯都設想的以「羅馬統治下的和平」為前提,從羅馬共和國走向羅馬帝國,即羅馬從高度成長期轉向安定期的目標,正一步步地趨向實現。
到公元16年,也就是奧古斯都去世2年之後,已經繼承了皇位的提比略下令從日耳曼地區全面撤軍,不過這項決定並未公開發布。作為羅馬軍總司令的提比略皇帝,將日耳曼戰場上的司令官日耳曼尼庫斯調往東方,用這種掩人耳目的方式,從日耳曼戰場悄悄地撤回了軍隊。對羅馬而言,從進攻的戰場撤回兵力,這是前所未有的不名譽的事情。
敗北6年之後重返傷心之地的羅馬士兵們開始埋葬屍骨,哪些是羅馬兵,哪些又是輔助兵已分辨不清,他們都被安放在了一起。此時此刻,在那些羅馬士兵的心中已經沒有了分別,不管哪一具遺體都是和自己流著同樣血液的同胞,他們胸中充滿了對殘忍的敵人的無比仇恨。司令官日耳曼尼庫斯在成堆的遺骨上撒下了第一把泥土,士兵們緊隨而上,從此死者的悲哀和生者的痛苦聯結在了一起。
愷撒在徵服了高盧之後對所有的高盧部族都採取了溫和的手段,而且選擇了讓高盧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地區,而不是由羅馬人自上而下的高壓統治。高盧各個部落的首領一如既往地掌管著自己的部落,有關整個高盧地區的政策依然按照傳統的習慣由部落酋長會議來做出決定。
由於奧古斯都的行省改革,高盧地區自公元前26年起,實行了和其他行省同樣的治理方式。那個時候,距離愷撒從高盧渡過盧比孔河已經過去了24年。這意味著24年來,高盧作為羅馬的行省,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自治。隨著時間的推移,高盧當地的領導層也進行了世代的交替,權力轉移到了在羅馬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的手裡,他們對於奧古斯都的行省政策完全沒有感到不適應或者反感,新制度順理成章地得到了執行。
作為國界線,萊茵河比易北河在地理上更為清晰、明確,對邊防的保衛相對簡單。如果古羅馬帝國的疆界成功地擴張到易北河,反而會增加之後在防衛上的困難度,軍費會隨之提高,而且對後方高盧地區的控制能力也會有所削弱。
對於曾經戰勝過自己或者始終與己為敵的對手,古羅馬人不會刻意去醜化或者無視他們的存在。我們後人之所以對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國家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正是因為古羅馬人留下了詳細的記錄。他們對歷史的記錄,似乎像他們獨創的逼真的人像雕刻藝術那樣,展現了徹底的寫實主義精神。阿爾米尼烏斯雖然不能與漢尼拔以及本都(Pontus)國王米特拉達梯(Mithridates)相提並論,但他也享受了被書寫在羅馬歷史記錄裡的榮譽,尤其是像塔西佗那種時常站在批評者的立場評論國事的知識精英,從他的文章中甚至可以讀出讚譽阿爾米尼烏斯的意思。順便提一下,阿爾米尼烏斯(Arminius)是拉丁文的讀法,日耳曼語叫「赫爾曼」(Herrman),「戰士」的意思。
瓦魯斯出身於羅馬貴族,生於公元前50年前後,公元前13年時擔任過執政官,之後歷任阿非利加行省、敘利亞行省的總督,是一位政壇老手。
要想殲滅這個蠻族,就必須將人馬分散,四處去搜捕。如果按照羅馬軍隊的傳統,軍團旗在前、大批人馬整齊排列在後的陣型,那麼當地的地形本身就會成為蠻族的保障。同時他們中個別的人也不乏勇氣打些祕密埋伏,對我軍分散的隊伍來個突然圍攻。
阿爾米尼烏斯(Arminius)出生於公元前16年,是日耳曼人切魯西部族首領的兒子。公元9年,他大約25歲。切魯西人在公元4年時被提比略的軍隊降伏。當時20歲的阿爾米尼烏斯也像其他投降的部落首領一樣,參加了羅馬軍的輔助兵部隊。年輕的阿爾米尼烏斯很快就顯示了自己的優秀才華,嶄露頭角,晉陞為騎兵隊隊長。按照羅馬的法律,退役後的輔助兵部隊的戰士有資格獲得羅馬公民權,將官級別的軍人在服役期間就能享受這個權益。因此,阿爾米尼烏斯一早就成了羅馬公民,並且迅速地被提升到騎士階級。羅馬的階級地位從上至下分別是元老院階級、騎士階級、平民、解放奴隸、奴隸。在奧古斯都時代,由於他的保守做法,行省出身的人很難有機會像愷撒時代那樣能夠進入元老院或者社會地位得到提升,阿爾米尼烏斯能夠得到奧古斯都的許可,可見他創下了不凡的功績。
可是,奧古斯都並沒有那樣做。
他們日耳曼民族,在我們看來既沒有必需的軍事組織,也沒有建立要塞進行防守的概念。人們散居在四面八方。他們的散居之處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都市或者村鎮。不論是隱蔽的山谷、茂密的叢林,還是危險的沼澤,凡認為有一線保障或逃生的希望,他們就躲藏進去。那些地方是他們熟悉的,但對我們說來,就需要特別留神。倒不是整個部隊都要戰戰兢兢,驚駭四散的人從來不會危害到集中在一起的大軍,然而小部隊行動時就要特別注意,個別士兵的安全會牽涉到大軍的安全。
第二,阿爾米尼烏斯提出的全日耳曼民族聯合起來結成反羅馬同盟的陣線的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阿爾米尼烏斯是一個勇敢膽大又狡猾奸詐的人物,但他缺乏作為領導人必需的一些特質。與之相比,被愷撒打敗的高盧人韋辛格託裡克斯更具有領袖的風範。阿爾米尼烏斯這位年輕的日耳曼人既缺乏周密的戰略思想,又沒有集合大眾的凝聚力。
羅馬人可以心平氣和地書寫敵人的歷史,但不能忍受象徵羅馬軍事力量的銀鷲旗落入敵手。當初阿爾米尼烏斯從瓦魯斯軍隊那裡奪走的3面軍旗中的2面,在公元15年,被日耳曼尼庫斯率領的羅馬軍隊成功地奪回。剩下的一面一直要等到27年後的公元42年,才回到了羅馬人的手裡。奧古斯都曾經通過外交手段,成功地贏回了克拉蘇敗北時落入帕提亞人手中的銀鷲旗,但在他去世時,還有3面軍旗仍在敵人的手中,這在古羅馬人的觀念中,等於是帶著恥辱而死。
這是荷馬史詩
《伊利亞特》中攻入特洛伊陣營的狄俄墨得斯稱讚奧德修斯的一句話。
生還的士兵告訴那些初次到訪的同胞:軍團長在這裡戰死,軍團銀鷲旗在那裡被奪走;瓦魯斯最初在哪裡受了傷,最後又是在哪裡把軍刀刺向了自己的胸膛;阿爾米尼烏斯在哪裡發表了勝利演說,為了殺死羅馬軍俘虜設立了多少個行刑臺,銀鷲旗又是如何遭到了不可一世的阿爾米尼烏斯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