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公元3世紀後期的羅馬帝國 第三章 羅馬帝國與基督教

當然，對有困難的人伸出援手其實並不僅僅是基督教的美德。但是在公元3世紀時期的羅馬帝國，羅馬人的社會奉獻精神日趨淡薄，這時出現的基督教剛好比其他宗教在這方面的表現都更加積極，於是吸引了很多人加入。

上述這些事件最終只會導致民眾喪失希望。

服役期滿退役後卻因為蠻族的肆虐而無法像從前那樣在軍團基地附近進行耕種，同時又沒有朋友和家人，只能到城市裡流浪的老兵。

這些人在加入基督教之後，立刻重新感受到了人間的溫暖，他們感覺到自己的今生與來世都有人關心和照料。

這（指圖拉真的法令）是一種模稜兩可的表現方式。一邊說不要迫害基督教徒，一邊鼓勵查明有罪就進行懲罰；一邊說不要強行進行懲罰，一邊鼓勵對他們進行迫害；一邊說不要在意基督教徒的存在，一邊鼓勵將其殺害。這是法律嗎？這只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那麼，這是導致基督教徒人數不斷增加的原因嗎？

至於吉本提到的（四），關於基督教徒極端的禁欲主義生活方式，我認為這是一種含蓄的指責。與單純的思想相比，端正的品行更能夠影響別人與他的思想產生共鳴。一個人格高尚、品行端正的人說出的話，更容易使別人信服。即便是同樣的思想，因為說出這句話的人不同，產生的影響也不一樣。

（四）人們皈依基督教之後極端禁慾的生活方式。

基督教徒並不想打倒羅馬帝國，相反他們想要取代羅馬帝國。相比之下，一心只想實現猶太獨立的猶太教徒就顯得太可憐了。而基督教取代羅馬帝國的行動也一直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當中。畢竟，羅馬帝國正在逐漸呈現出衰弱和疲憊的狀態。

即便在羅馬帝國進入穩定期的公元2世紀，基督教勢力依然沒有滲透進帝國公職和軍務之中的跡象。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完全出在教會方面。

割禮雖然可以免除，但是入教儀式還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希臘羅馬的宗教都沒有入教儀式，所以基督教更加需要一個獨具特色的入教儀式，而且對於人類來說，在免除一項內容的同時，往往會尋找另外一項內容來取代它。

當時的羅馬人中也有不贊成這種逃避現實思想的人，他們稱基督教徒為行屍走肉。但是在當時的那個時代，「行屍走肉」的數量在不斷地增加。由此可見，越來越多的羅馬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對死亡感覺到無法抗拒的魅力。這也是導致他們加入基督教的原因之一。

這就是被稱為哲學家的皇帝毫無保留的真情流露。我也十分贊成他的這一觀點，只要能夠平靜地接受死亡，那麼對於一切都無所畏懼。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極其強韌的精神力量。對於生活在公元3世紀那個動蕩不安年代的普通人來說，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又有多少呢？況且就連這位哲學家皇帝自己也對他信仰的斯多葛哲學不夠堅定，甚至還參加過依洛西斯祕密儀式。

即便基督教徒是有罪之人，我們也不能像當年迫害基督教徒那樣強行對其進行懲罰。只有遭到正式起訴並且承認自己身份的人才可以進行處罰。但是對於自願放棄基督教信仰的人，只要他們能夠對羅馬諸神表示出明確的敬意，並且表現出足夠的悔改之情，我們可以不追究他們的過去，免除他們的罪行。

但是這種觀念對於對抗基督教勢力崛起的羅馬時期的知識分子來說，卻等於剝奪了他們進行論戰的武器。也就是說，他們只能圍繞著靈魂救贖的問題展開討論，換句話說，就相當於站在敵人的主場上與對方進行戰鬥。於是，因為希臘羅馬諸神沒有拯救人類靈魂的責任，他們只能求助於哲學來解釋這些問題。

基督教會可以為信徒們提供一切生存上的基本保障。他們幫助生活貧困的寡婦，照顧無人認養的孤兒，並且向老人和失業者以及其他各種與社會脫節的人伸出援手。他們會為潦倒而死的人舉辦葬禮，甚至在疫病暴發的時候肩負起醫院的職責。

在羅馬史上第一次出現「Christianus」（信仰基督的人）這個詞，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塔西佗關於皇帝尼祿虐殺基督教徒的記載，而這個詞第二次出現，則是半個世紀之後皇帝圖拉真統治時期。公元111年，被派往小亞細亞西北部比提尼亞行省出任總督的小普林尼向位於首都的皇帝圖拉真請示應該如何解決基督教問題，皇帝圖拉真專門為此回信則用上了這個詞。

即便基督教的《聖經》中沒有明確地指明這一點，帝國日益衰亡的現實也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冬天播下的種子卻得不到充足的雨露。夏季也沒有像從前那樣充足的陽光，使小麥無法變成金黃色。春季和煦的陽光成為人們的奢望。秋季也很難見到碩果累累的果樹。

正如在戰鬥中取得勝利的將軍在凱旋儀式的最後都會前往位於卡匹託爾山上的朱庇特神殿彙報自己的勝利，對保佑他取得勝利的諸神表示感謝一樣，羅馬諸神的主要職責是守護那些不懈努力的人。而在羅馬持續獲勝、繁榮發展的時代，這是非常適合其國情的宗教。

於是基督教在免除了割禮之後，將洗禮作為自己的入教儀式。不得不說，想出這個辦法的人真是個天才。洗禮不必像割禮那樣傷害自己，也不必像其他一神教那樣，通過宰殺牲畜來舉行入教儀式。基督教的入教儀式只要在頭上點一滴清水，給人一種樸素無邪的莊嚴感覺，而且還是一種非常經濟的方法。同時這種方式也使得基督教的門檻變得更低，更加容易被普通民眾接受。

正如組成人類身體的各個部分都有其各自的功能一樣，我們基督教徒也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做出自己的貢獻。因為每一個人擁有的能力不同，所以擅長行政的人可以做行政官，擅長授課的人可以做教師，擅長辯論的人可以做律師。

穩健派主張遵守聖保羅制定的方針，而激進派則主張積極加入羅馬帝國的公職和軍務。這些激進派大肆擴張的時期，正是皇帝馬可·奧勒留統治時期。連這位以治世賢明著稱的哲學家皇帝都對基督教徒進行了鎮壓，就是因為當時的基督教勢力已經表現出越來越強的與羅馬帝國對立的姿態。前文提到過的對皇帝圖拉真的法令提出異議的德爾圖良，就是激進派的一員。

不過，被多茲完全忽視的吉本見解中的（三）和（四），我認為恰恰說到了關鍵之處。

因為不知應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傳教士只好將其寫進送給總部的報告中。當我看到這段記載的時候不由得笑了起來，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傳教士只要這樣說即可：因為信仰無法生出翅膀，所以只能通過對其深信不疑的人來親口進行傳教，而要這些人從地球的一端來到另外一端，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不過想必這位傳教士一定和我不同，在他看來宗教是一種信仰問題，而我卻將宗教作為人類現象、社會現象以及歷史現象來看待。

密特拉教在羅馬大競技場南部聖克萊門特教堂地下遺留有一個集會所，與其說是宗教，不如說更像是一個結社。雖然不是祕密結社，但是仍然選擇在地下狹小的地方進行集會，由此可見他們非常重視相互之間的團結。他們用宰殺公牛流出鮮血來進行入教儀式，這種兇殘的表現形式使得密特拉教在士兵羣體中很受歡迎。不過反過來說，這種血腥的做法也妨礙了密特拉教在女人和小孩之間廣泛傳播。之所以選擇在地下深處進行集會，大概是為了掩蓋殺牛之後流出的大量鮮血吧。在聖克萊門特教堂的地下遺跡中，至今依然能夠聽到羅馬時期遺留下來的排水系統發出的聲音。

雖然猶太教徒也因為逃避公職和兵役而在羅馬社會中遭到孤立，但是除了建立以猶太教為主的神權國家之外，羅馬人承認這些猶太教徒的其他一切權利。就算他們不肯參加公職也不肯參軍都沒有關係，這是因為在公元70年猶太教徒的叛亂被鎮壓以後，羅馬帝國開始向猶太人課以重稅。原本全世界的猶太教徒都要向位於耶路撒冷的大神殿供奉金錢，但是在公元70年以後，羅馬人以大神殿被火燒毀為由，將供奉金的收納地點更改為位於首都羅馬的朱庇特神殿。因此，雖然猶太人從不參與羅馬帝國的公職和兵役，但是至少他們繳納的稅金能夠作為相應的代價被羅馬人接受。與之相比，基督教徒卻是既沒有履行公民的職責，也沒有繳納相應的稅金。

為什麼基督教從耶穌基督之死開始直到被君士坦丁大帝定為國教為止，也就是說從創教開始到發展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勢力為止，經歷了近300年那麼漫長的時間呢？

這就是基督教徒的數量在城市中比在鄉村中增加更為迅猛的主要原因。同時，在那些大城市中，比如首都羅馬、安提阿以及亞歷山大港，基督教徒的數量增加得更為迅速。

在羅馬皇帝中，對基督教徒鎮壓最為徹底的當屬公元4世紀初期的皇帝戴克裡先。關於這位皇帝的事跡我將在下一冊為大家做詳細的講解，不過他之所以對基督教徒進行如此徹底的鎮壓，是因為當時羅馬帝國境內的基督教徒已經發展成為僅僅依靠「模稜兩可」的法規完全無法抑制的強大勢力。為了更好地了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基督教徒變得如此強大，我們首先要將本書中關於羅馬帝國「3世紀危機」的背景牢牢地記在腦子裡。

到了公元3世紀，就在雙方針對這個問題爭論不休的時候，基督教徒的人數出現了大幅度的增長。正如我在前文中曾經說過的那樣，即使在公元3世紀，羅馬帝國對基督教徒的鎮壓並沒有形成多大的規模，而且鎮壓的政策也由於皇帝的不斷更換而缺乏連續性，導致無法徹底地進行下去。

因為歷史上的這些「記錄」，都是寫給對當時的情況十分了解的同時代人看的，而並非專門面向我們這些後人的。因此，我們在閱讀這些記錄的時候，必須了解一些當時的相關情況。

羅馬鼎盛時期的哲學家塞內加曾經說過，對於那些身處不幸和逆境中的人來說，只有「希望」才是他們最後的救贖。但是在公元3世紀後期的羅馬帝國，不但無法保證帝國居民的「和平」，甚至還使他們失去了「希望」。對於這樣一群深陷絕望之中的人，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提出的那種需要自由的理性以及強韌精神的方法，顯然是行不通的。

我從在大學攻讀西方哲學的時候起，心中就一直抱持一個疑問。在這種情況下的「抱持」，義大利語是「accarezzare」，意思是「愛撫」。這個修辭法頗為有趣，總之，我長年「愛撫」的這個問題如下：

基督教會內部穩健派與激進派的鬥爭終於在公元3世紀後期以穩健派的全面勝利告終。據說由於德基烏斯與瓦勒良這兩位皇帝對基督教徒進行的鎮壓，激進派的指導者階層全軍覆沒，是穩健派取得最終勝利的主要原因。不過即便在這個時期，羅馬帝國對基督教徒的鎮壓仍然沒有對軍團內部進行任何處理。從皇帝瓦勒良被波斯國王俘虜的公元260年開始，直到皇帝戴克裡先對基督教徒進行大規模鎮壓為止的43年間，由於羅馬皇帝們一直忙於應對蠻族的入侵，基督教徒們得以安穩地度過這段歲月。

（2）基督教的大門面向任何人敞開。

總之，在基督教看來，公元1世紀時基督教的教義與在羅馬軍團服役之間是沒有任何衝突的。但是之所以基督教勢力沒能滲透進羅馬軍團之中，是因為當時的羅馬帝國正處於興盛期，士兵們都以自己身為羅馬公民而驕傲，對其他的信仰沒有絲毫的興趣。同時，他們都將保護「羅馬統治下的和平」作為自己的使命。

另外，在承認以上觀點的同時，算不上什麼專家的我也想補充一些自己的看法。

羅馬帝國的知識分子曾經擁有非常堅定的現實主義世界觀。

雖然你從來都沒有閱讀過我們神聖的經卷，而且一直生活在遠離真理的環境之中，但是有一件事你不得不承認，那就是羅馬已經非常衰老了。曾經穩健地佇立在大地之上的雙腳，現在也已經衰老到幾乎無法支撐其自身龐大的重量。

那麼羅馬宗教對於夫妻吵架應該如何處理呢？羅馬社會是個多神教的社會，據說數量之多高達30萬尊。因此，在多神教的羅馬社會中有專門針對夫妻關係的守護女神，叫作維裡普拉卡。關於這位女神我已經在《羅馬人的故事01·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做過介紹，這裡再次摘抄如下：

我認為基督教勢力崛起的原因，並不是羅馬帝國主動接近基督教，而是基督教主動接近羅馬帝國。我之所以會有這種推論，是因為以下四個方面：

通過這張圖例我們可以看出，吉本沒提到的只有多茲的（2），即基督教的大門面向任何人敞開，並且在組織內部沒有階級差異。吉本之所以沒認識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當時正身處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而且因為其本人也是屬於當時的精英階層，所以對於自己的身份擁有絕對的自信。他一定也將自己看作在羅馬時代擁有羅馬公民權的羅馬精英階層，因此才將向全體行省居民授予羅馬公民權的《安東尼努斯敕令》批判為過度開放的政治路線。

獲得自由之後，卻沒有任何生活基礎的奴隸。

基督教對於社會各階層都一視同仁。不管是農民、奴隸還是被流放者，甚至罪犯，基督教都毫不排斥地接受下來。即便在進入公元3世紀之後教會逐漸組織化，形成了專門的神職人員階層，但是晉陞主要看重的還是個人能力而非出身。

與此同時，社會福利政策也無法正常運轉，曾經免費發放的糧食和面向貧困家庭子女提供的教育經費等福利政策，也只有在首都羅馬才能夠勉強維持。至於完全依靠當地富裕階級私人捐贈來維持社會福利的地方自治體，則由於富裕階級公共意識的下降，當地的福利措施形同虛設。

不過即便相隔了200多年，這兩個人的見解仍然有諸多共同點。我將他們兩人的共同點簡單歸納為一張圖例。

以上就是這兩位專家各自的見解。我之所以用了更多的篇幅去介紹多茲教授的見解，是因為吉本的見解已經在其著作的第15章與第16章進行了詳細的描述，我在這裡僅僅是做了總結。另外，吉本的著作在很久以前便有日文譯本，而且直到如今仍然在持續出版，所以關於這兩章的內容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親自去看一看。

基督教徒夫婦會分別前往不同的教會，將夫妻之間吵架的事情向上帝懺悔告白。告解神父會教導前來懺悔的教徒，夫婦關係是在神面前發誓的神聖關係，所以不但不能離婚，就連吵架都是不應該的。然後讓前來懺悔的教徒念誦10次「我們的主啊」，就這樣結束了。

但是，在圖拉真去世100多年之後的公元3世紀，卻有一位基督教的神學家對他的這項法令提出了異議，這個人就是來自阿非利加行省首府迦太基的德爾圖良。德爾圖良是一位百夫長的兒子，青年時便已經皈依基督教，他在其著作《護教篇》（Apologeticum）中這樣寫道：

第一點，關於偶像崇拜，這在猶太教中是被明令禁止的，但是基督教承認這種行為。不過，就像聖保羅禁止的那樣，古代的基督教也不允許偶像崇拜，只是到了中世紀時期才得到教會的承認。羅馬時代基督教徒的集會場所牆壁上偶爾會看到拙劣的耶穌畫像，大概是因為當時的基督教徒大多為猶太人，所以偶像崇拜的行為無法得到公認吧。但即便如此，他們的這種行為還是得到了教會方面的默許。因為聖保羅只是禁止「人類使用金、銀以及大理石等雕刻神像」，所以在牆上畫像並不在這個範圍之內。

首先是關於奇跡的（三），奇跡是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東西，因為他能夠使人產生期待，即便現在沒有出現，將來總有一天一定會出現。而且奇跡能為基督教靈魂救贖的教義增添神祕的色彩。正因為有許多對奇跡的描寫，耶穌的故事才能夠吸引世界上那麼多並非基督教徒的人去閱讀，否則的話，《聖經》恐怕只會是基督教徒們自己的讀物吧。雖然我個人完全不相信什麼奇跡之類的事情，但是我能夠理解奇跡會給人的心靈帶來溫暖和希望的力量。這就是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奇跡的原因。

當人類從白一下子轉向黑的時候，會因為躊躇的心理而猶豫不前。因為要想跨過這道明確的界線，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決心。不過如果從白色轉移到無限接近於白色的淺灰色則沒有那麼困難，隨著這個淺灰色不斷地加深，終於在連自己都沒感覺到的時候完全變成了黑色。於是從白到黑的轉變具有的抵觸感也會變得非常微弱。

為了表示對今天仍有深遠影響的吉本的敬意，讓我們先從他開始，作為啟蒙時代史學家的著名代表，他舉出了以下五條主要原因：

在皇帝馬可·奧勒留的著作《沉思錄》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在《羅馬人的故事·愷撒時代》中講述的尤裡烏斯·愷撒可以說是羅馬時期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戰場上戰無不勝，在政治上有令必行，在用演講和著作等言論作為武器的情況下，甚至能夠令政敵都對其心悅誠服。在他的身上，似乎讓人們看到了布魯特斯的影子。

（五）以團結和有組織著稱的基督教徒之間的聯繫，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而逐漸組成一個獨立的社會羣體，基督教徒的社會在羅馬帝國內部形成一個國中之國。

當靈魂即將離開肉體的那一刻，如果我們能夠平靜地接受這個現實的話，那將是多麼偉大的事情啊。但是，這種心理上的準備，只有憑藉我們人類自由的理智才能夠實現。而不像基督教徒那樣，通過僵硬的信仰來尋求救贖。

為了謀生而背井離鄉流亡到城市中的民眾，卻發現城市中擠滿了四面八方來的難民，導致許多人找不到工作，家庭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

農耕地區由於上述原因而逐漸荒廢。

但是基督教將這種不安一掃而光，將人們從為數眾多的選擇中解放了出來。既然得到救贖的道路只有一條，那麼人們也就沒有其他的選擇，自然也不會再有不安和困惑。

古代就是這種意義上的多神教世界，因此，對於其他神靈一概不予承認的猶太教，在古代人眼中看來屬於異端分子。歷史學家塔西佗對此的評價是：「並非信仰，實為迷信。」基督教正是脫胎於被如此評價的猶太教，同樣屬於一神教。因此，站在基督教徒的立場上來看，完全無法接受羅馬的宗教觀，自然也不可能將自己的信仰與其他宗教信仰排列在一起。

所謂依洛西斯祕密儀式，是在多神教的希臘自古以來便存在的一種祭祀活動。因為祭祀的地點在距離雅典西北部20公裡處的依洛西斯，所以被稱為依洛西斯祕密儀式。這種儀式祭祀的主神是宙斯的妹妹大地女神德墨忒爾。關於這種祕密儀式如何舉行，現在已經無從考證，但是據說信仰這個儀式的人將會得到死後的平安和靈魂的救贖。雖然皇帝哈德良參加過這個祕密儀式，但是他僅僅是出於對希臘文化的熱愛，而並非為了追求死後靈魂的平安。至於馬可·奧勒留的動機就很明顯了，畢竟他不是那種會為了其他的目的而做出這種事情的人。

我舉一個可能不太貼切的例子——羅馬宗教與基督教分別如何對待吵架的夫婦。

另外，匿名的告發不具備法律效力。因為匿名告發這種行為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不符。

（二）相信靈魂不滅，宣揚有來生的教理。這一教理之所以會成為增加信徒的強力武器，與羅馬帝國（公元3世紀）搖搖欲墜的狀況有關，當時的羅馬人都處於茫然和恐慌的狀態之中。

不僅如此，朋友間的親密氛圍、藝術上的高深造詣、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和秩序，一切的一切都和從前不再一樣。

因為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同時存在，導致無法繼續進行投資的小資產者。

在義大利語中有一種說法叫作「colpo di grazia」，翻譯過來就是「致命的一擊」。我認為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之間鬥爭的致命一擊在於羅馬諸神與基督教神靈之間性質上的區別。

在臨近終結的時候，任何事物都會變得衰弱。就像傍晚的太陽，光線不再那麼耀眼，而黎明時的月光也變得十分微弱。

第二項是割禮，在詞典上的解釋是切除男子陰|莖包皮的宗教慣例。這是猶太教徒與神達成契約的證明，一般在出生以後的第八天行割禮。不過對嬰兒還好說，如果是對成年男子進行割禮，那麼一定會伴隨著劇烈的疼痛和大量的流血。因為猶太教徒不熱衷於向其他民族傳道布教，所以接受割禮的對象一般都是猶太人自己的嬰兒。但是對於不問民族與人種，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的基督教來說，接受割禮的對象則無法限定在嬰兒的範疇。

基督教會對公元3世紀的羅馬人造成的影響最成功的一點在於，它使很多羅馬人對其產生了嚴重的依賴心理，甚至達到離開了基督教便很難繼續活下去的程度。

關於基督教徒必須有正式的起訴這一點，對現在的國家來說，只要接到起訴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查已經成為司法的義務，至於能否立案則是之後的問題。因此，圖拉真的態度體現的是創立法律體系的羅馬人的法律觀念。其中最能夠表現這一點的當屬「匿名的告發不具備法律效力」這一條。正因為如此，圖拉真的這條規定才能夠被羅馬帝國作為對待基督教徒的法律沿用200年之久。

這樣一來，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統治就不會有任何的影響，與完全不承認羅馬帝國權威的猶太教相比，基督教的這種靈活性實在是令人驚嘆。另外，基督教在承認君權神授的基礎上，還能夠接受權力世襲，我想這才是統治階級能夠容忍基督教的最主要因素吧。

而且，對於如此複雜的人類世界來說，就算真的按照一神教的思維模式將神賜予的法律作為整個世界的法律，那樣就能夠真正實現人類的信仰自由了嗎？在這一點上，我和德爾圖良之間一定會產生分歧。所以說「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之間的問題，在於雙方思維模式的差異，也就是文明的差異導致的問題，絕對不是能夠通過起訴與審判得到解決的問題。

在羅馬人看來，因為基督教徒心中沒有對羅馬帝國的責任感，也沒有盡到其身為國民的義務，所以並不屬於羅馬國家的一員。而對基督教徒來說，正如聖保羅在《使徒行傳》中寫的那樣，他們認為羅馬帝國是邪惡和墮落的社會，因此自己沒有為這樣的國家承擔責任的義務。只有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出現的「神之國」才是屬於他們的「國家」。不過，他們並沒有採取恐怖行動來加速羅馬帝國的滅亡，只是通過逃避公職和兵役來消極地抵抗羅馬帝國對他們的統治。

但是對於將羅馬帝國看作一個大家庭，並且將居住在國境之內的所有人都看作命運共同體的歷代羅馬皇帝來說，基督教徒的這種做法是明顯的叛國行為。所以說基督教徒的「罪」並不是他們的信仰，而在於他們通過這種信仰組成了一個反對國家的組織。圖拉真皇帝說的「有罪之人」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每個人都應服從上級領導。雖然我們除了神之外不承認其他任何的權威，但是在現實世界中存在的統治者，都是因為神的旨意才成為統治者的。我們服從他們的統治，實際上就是服從凌駕於現世所有統治者之上的、至高無上的神的旨意。

基督教宣稱除了基督教之外沒有任何使靈魂得到救贖的可能，雖然這一理論在現在看來或許並不是無懈可擊，但在當時那個充滿了動蕩和不安的年代，給人們提供了生存下去的勇氣和力量。

但是，公元3世紀的羅馬經常失敗，即便勝利也是擊退入侵的敵人。結果在繁華背後開始出現陰暗的黑影。這個時候的羅馬人心中又是怎樣的想法呢？會不會認為他們的神靈已經拋棄他們了呢？感覺自己被神靈拋棄的羅馬人內心產生無比的絕望。不要忘記，與現代人相比，古代人認為神靈與人類之間的距離是非常接近的。

公元1世紀，準確地說是自從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之後便開始與猶太教劃清界限的基督教，也從內部開始產生了分裂。圍繞著這次的分裂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但一般來說一個組織之所以會產生分裂，是因為滿足於現狀的穩健派與主張快速發展的激進派之間的鬥爭。公元2世紀時期的基督教也不例外。

（一）堅持一神教。基督教徒對於這件事的執著程度可以用「固執」來形容。雖然他們的這種強硬態度是受到猶太教的影響，但也是猶太教徒不接受基督教徒的原因之一，因為過於強硬的態度最終會導致其羣體與社會產生脫節。

接著，我們需要研究兩位羅馬史權威對此的意見。這兩個人就是吉本（Edward Gibbon）和多茲（E. R.Dodds），他們分別著有《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焦慮時代的異教徒和基督教徒》（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希臘羅馬時代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多神教觀點，給當時的人們提供了許多獲得救贖的辦法。諸多神靈共存於羅馬世界，無數祭祀活動泛濫成災。過於自由的選擇，也是使很多人產生不安的原因。

在愷撒之後實現了其偉大理想的帝國開國皇帝奧古斯都，堪稱古代世界三大美男子之一，而且他那讓人過目不忘的冷峻表情，更給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200年之後同樣提出這一問題的多茲教授，將基督教勢力崛起的因素歸結為以下四項：

石料場已經找不到從前那樣優質的大理石。礦脈幾近斷絕，金銀的產量大幅減少。水源中湧出的清水也越來越少。農田中看不到農民的身影，海面上難尋過往的商船。軍團基地中鮮有士兵出現，法院裡也不再有旁聽的民眾。

滿足於國王支付給你們的軍餉。即便在軍事行動中也不要過於殘暴，更不能通過傷害同伴來實現自己升遷的目的。

每當我看到皇帝馬可·奧勒留的騎馬像時，都會感覺這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但同時也感覺他有些軟弱。與之相比，我在《羅馬人的故事01·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使用的創立共和國的尤尼烏斯·布魯特斯的肖像看上去充滿了剛毅。《羅馬人的故事02·漢尼拔戰爭》中使用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肖像看上去甚至比名將漢尼拔更加充滿活力。《羅馬人的故事03·勝者的迷思》中講述的也是一位毅然決然並充滿理想的年輕統治者。

（四）灰色地帶。

所以說基督教崛起的原因，實際上只是羅馬帝國的虛弱與疲憊。而當時的羅馬帝國就連維持自身活力最重要的氣概都已經蕩然無存。

但是表面上的數字不能完全代表一切。研究者們一致認為，在君士坦丁大帝正式承認基督教之前，即便在敘利亞的大城市安提阿，基督教徒的數量也只有當地居民的5%。雖然5%這個比例並不大，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另外的那95%處於怎樣的一種狀態呢？況且即便20個人裡面只有1個人，那麼要是這些人都團結起來的話會產生多麼強大的力量呢？所以關鍵的問題並不在於數字。

（二）割禮。

能夠在這種情況下被當作犧牲品的，必須是平時就在首都羅馬的社會中比較孤立，而且經常被其他民眾投以不信任目光的羣體。而符合上述條件的羣體，如果其中包含的人數太多的話也無法作為犧牲品。因此，在當時居住在首都的猶太人就已經數以萬計，並不適合被作為犧牲的對象。根據史學家對當時處刑情景的描寫，刑場似乎就是位於臺伯河西岸的大競技場，由此可見，犧牲者的人數不是數千人，也不是數十人，應該是幾百人。公元1世紀時首都羅馬的居民人數大概接近100萬，其中有幾百人因為這場火災而被處刑，應該也算是足以轟動一時的大新聞了，也就是說這個數字是比較真實的。

被入侵的蠻族破壞了家園，不得不背井離鄉逃往城市中的難民。

這就是世界的真理，也是神的旨意。一切活著的事物都難逃死亡的命運。成熟後必然會老化，老化後就只有死亡。再強大的國家也有衰弱的一天，再巨大的東西也有縮小的時候。衰弱、縮小，最終消失滅亡。

特別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基督教世界在最初與新柏拉圖主義的哲學世界完全不同，並不重視學歷與教養的高低。從公元2世紀到3世紀末期，構成基督教羣體的主要成員，大部分來自社會底層。

那麼基督教對於軍務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在我調查史料之後發現，基督教從確立時起，就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與軍務勢不兩立的聲明。不僅如此，當士兵從猶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時候，施洗約翰對這些身為猶太國王士兵的基督教徒這樣說道：

生產力低下的同時，由於防禦經費的不斷增加而頻繁出現的臨時稅也變得越發沉重。

帝國已經十分衰老。你還期盼著這個帝國能夠像年輕的時候那樣充滿活力，擁有同樣強大的力量嗎？

最後，讓我用因為殉教而被追封為聖人的迦太基主教西普裡安寫給他不肯加入基督教的朋友德梅特良的信來作為這一冊的結尾吧：

但是人類社會不管在道理上還是在法制上，有時候就是無法面面俱到。為了約束聚集在一起的各種各樣的人羣，羅馬人創造了法律。同時他們也認為雖然信仰何種宗教是個人的自由，但是在大家都在一起的時候，還是應該共同祭拜大多數人都信仰的那個神靈，所以才採用了這種「模稜兩可」的方法。

基督教之所以在隨後的這麼多年一直流傳下來，就是因為人類世界總是難免有悲慘與絕望的情況發生。而在「羅馬統治下的和平」充分地發揮著作用的時代，羅馬人根本不需要基督教的這種信仰。因此，在耶穌死後200多年，認識到基督教魅力的羅馬人才一下子增多起來，就連一向堅持多神教的羅馬人都被基督教的魅力吸引，這是因為當時羅馬諸神的立場逐漸衰弱，人們感覺到諸神守護自己的力量也在逐漸地消失。而恰好在這個時候基督教的神靈卻展現出強大的可靠性。在人類與神靈之間距離很近的古代社會，神靈力量的強弱對於人類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不過在當時的首都羅馬，還有耶穌生前親自指定的繼承人聖彼得以及雖然沒有與耶穌見過面但確立了基督教初期基礎的聖保羅這兩個人。這兩個人都因為尼祿對基督教的迫害而在首都羅馬殉教身亡。後來基督教在聖彼得殉教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大教堂，命名為「聖彼得大教堂」，以此實現了耶穌當年對聖彼得的預言：「在你殉教的地方會建起一座教堂。」也就是說，僅僅在耶穌死後不到30年的時間裡，基督教就已經從巴勒斯坦傳到了帝國的首都羅馬，並且還擁有了幾百名信徒。就連當時坐教會頭兩把交椅的人物也出現在這裡，不用說肯定是為了傳教而來。當時聖保羅擁有羅馬公民權，他是在行使了自己的上訴權之後被帶往首都羅馬的，但是在上訴中他仍然可以擁有自由，所以這一路上他都可以居住在信徒的家中，並且擁有與信徒們任意接觸的自由。如果基督教的發展勢頭就這樣保持下去的話，那麼羅馬帝國恐怕早就被基督教侵佔了吧。

（三）帝國的公職和軍務。

橫亙在這兩人之間長達200多年的時間，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我之所以在現代為數眾多的研究學者中選擇多茲，是因為在他列舉的事例中，我對（4）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而且，他生活的時代與現在也已經相隔了半個世紀。因為失去歸屬心而煩惱的人，現在一定還在不斷地增加。至於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在吉本的時代想必是不用考慮的吧。

（一）偶像崇拜。

公元3世紀的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就和上述這種情況十分相似。相反，羅馬帝國與猶太教之間卻沒有這個灰色地帶，而是完全的白與黑的對立關係。

其他宗教對基督教的批判大多集中在其強烈的排他性上。但是對於生活在充滿不安的時代的人們來說，與寬容自由的信仰相比，一個不寬容的全體主義信仰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但是在神殿中除了女神雕像之外一無所有，連祭司的人影都看不到。因為羅馬的神靈太多，如果每座神殿中都安排祭司的話，那麼這恐怕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而且羅馬本身就沒有專門的神職人員。也就是說，在女神維裡普拉卡的神殿中，除了這對吵架的夫妻之外就再也沒有別人了。因為羅馬人與諸神之間的關係十分親密，所以根本不需要派人值守神殿。而在維裡普拉卡女神像前的傾訴，一次只能一個人進去。

（1）基督教特有的絕對的排他性。

16世紀時，有一個日本人向當時來到日本的傳教士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既然你所說的基督福音是唯一能夠拯救世人靈魂的真理，那麼為什麼這個真理竟然過了這麼多年才傳到日本呢？

我每當讀到羅馬時期的知識分子關於基督教的著作時都會產生一種異常沉痛的感覺，那就是這些人誰也沒有理解基督教屬於一神教的本質。沒有一個人提出關於一神教與多神教之間的區別。但實際上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任何信仰的神靈都是可以共存的。

我認為，基督教雖然堅決不承認其他的信仰，在一神教的立場上毫不讓步，但是在其他許多方面還是對羅馬帝國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妥協。或許是因為看到在各個方面都毫不讓步，與羅馬帝國進行正面對抗並最終被消滅的猶太國家的下場，基督教才採取了如此靈活的態度。於是在猶太教與羅馬帝國發生正面衝突的時候，基督教卻在羅馬帝國內部緩慢地進行滲透。那麼，基督教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出生於公元前1世紀的詩人賀拉斯曾經在一次聚會中說過這樣一句話：「雖然羅馬徵服了希臘，在文化上卻被希臘徵服。」當時在座的所有人都紛紛表示贊同，就連開國皇帝奧古斯都也對此深表同感地說道：「確實如此。」因此，羅馬人將哲學、藝術和科學都交給擅長這些的希臘人去做，自己則專心搞好現實生活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法律、政治、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糧食問題。著有《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的老普林尼曾經自豪地說道，雖然金字塔的雄偉令人嘆為觀止，但那畢竟只是為了一位死去的法老建造的。而我們羅馬人卻要為儘可能多的活著的人創造這樣的奇跡。

至於在罪名之中最嚴重的叛國罪，羅馬帝國特意在各個行省都配置了專門的審判官，不僅審訊犯人，還要找到他的同犯和證人。只有對基督教徒，他們認為自己主動去審訊是不合法的，但是如果有人起訴的話，接受起訴對基督教徒進行審訊卻變成了合法的。也就是說，關於基督教徒是否有罪，完全憑藉起訴的那個人來進行判斷嗎？

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發生在公元33年左右，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已經是公元313年的事情。

這就好比說基督教徒也可以從事羅馬帝國的公職。另外，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沒有統治階級就無法充分地運作。針對於此，聖保羅這樣說道：

那個時代的羅馬人根本沒有什麼認知危機。要問他們為什麼而活著，他們一定會非常自豪而且毫不猶豫地對此做出回答。到了公元3世紀，羅馬人卻無法回答了。即便為了尋求答案而投入新柏拉圖主義哲學的懷抱，也只有少數的知識分子能夠從中得到解脫，至於其他許許多多的普通民眾則仍然陷入迷茫之中。對於這些普通民眾來說，眼前的貧窮和不安才是最為關鍵的。至於死後世界和未來將會怎樣，這些文化水平比較低的人是根本不會去考慮的。

通過上述事例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基督教的神是能夠給人類指明前進方向的神，而羅馬諸神則是幫助人找到前進方向的神。這兩者之間可以看作絕對神與守護神之間的區別。但是這種區別對那些生活在動蕩年代失去了自己尋找前進方向的信心的人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或者說，不管羅馬帝國是否對基督教徒進行鎮壓，基督教徒都會持續增加，那麼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基督教認為這些苦惱能夠使人類得到凈化。在基督教創立初期，這一思想使信徒們相信悲慘的現狀是神給予他們的考驗，而苦惱能夠使自己的靈魂得到凈化，以此來獲得死後的平安。雖然沒有人能夠預言有來世，但是至少保證靈魂的平安可以使人在死後不會遭遇危險。

之所以選擇這兩個人，是因為他們都同為英國人，更加方便我們進行比較，而更重要的一點在於，他們是為數不多的對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崛起的原因進行分析的研究者。

《羅馬人的故事07·臭名昭著的皇帝》中的皇帝提比略，正如世人的評判那樣，是一位十分具有貴族氣質的統治者。而到了《羅馬人的故事08·危機與克服》中的韋斯帕薌，則使人感覺到一種來自地方的人的樸素，以及腳踏實地的安定感。《羅馬人的故事09·賢君的世紀》中的圖拉真和哈德良，堪稱五賢帝時代的代表性人物。這兩個人的肖像充滿了對自己統治時期羅馬帝國的自信，以及對此深信不疑的昂然之情。

在《使徒行傳》中有關於羅馬軍中一位叫哥尼流的百夫長皈依基督教的記載。但是這個在公元1世紀中期便擁有羅馬公民權的男人並沒有接受割禮。也就是說，雖然早期的基督教會的使徒們都是割禮主義者，但是這件事要實行起來是非常困難的。畢竟，基督教對於那些完全沒有割禮習慣的人仍然敞開大門。當然，後來加入基督教的人基本上都是成年人。為了適應這種情況，割禮的習慣實際上已經等同於消失。

你說導致這個世界陷入動蕩不安、遭遇眾多不幸的原因，是我們基督教徒。因為我們基督教徒不肯祭拜你們的神靈。

當基督教徒遭遇不幸的時候，其他教徒會毫不猶豫地對其提供物質上的援助。相互扶持正是這個集團最為重要的職責，而羅馬方面也承認基督教這種具有積極意義的運營模式。

蠻族的不斷入侵導致當地居民頻繁遭到屠殺和劫掠。

我們不知道這位叫作德梅特良的朋友在看到這封信之後，是否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寫出這封信的西普裡安堅持著基督教的信念直到死亡。他是否堅信，對於羅馬帝國這個已經衰老的國家，如果將其中的血液全部換成基督教這個新鮮血液的話，就一定能夠重新獲得年輕的活力呢？

（4）皈依基督教，也會給他們的現實生活帶來利益。

越是積極解決帝國危機的皇帝，對基督教徒的鎮壓越是嚴厲。這是因為他們深知，如果人民失去了對羅馬諸神的信仰，那麼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對羅馬帝國的信仰。

如果說在動蕩不安的年代，擁有絕對的排他性的宗教更能夠顯示出強大實力的話，那麼除了基督教之外不承認其他一切信仰的一神教還有猶太教。可是為什麼在公元3世紀的時候崛起的不是猶太教而是基督教呢？

但實際上基督教的發展並沒有那麼迅猛。像皇帝尼祿那樣對基督教徒的迫害基本上只是一次偶然事件，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再次發生針對基督教徒的鎮壓行動。不過基督教徒一直以來都迫切希望從猶太教中獨立出去，而當時正是他們脫離猶太教的大好時機。猶太教徒對羅馬帝國的叛亂因為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陷而宣告失敗，但是這時的基督教會和幾乎可以稱為其宗主的猶太教會之間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一點也被後世的眾多學者證實。就連基督教徒在首都羅馬的居住地，都從傳統猶太人聚集的位於臺伯河西岸的第14區，搬到了位於臺伯河東岸、距離市中心比較遠但相對地價也比較便宜的第12區和第13區。猶太教徒與基督教徒已經被清楚地劃分開來。同時這也說明基督教徒在羅馬社會中已經成為比較引人注目的存在。

一對夫妻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不喫狗肉的問題發生了爭執。雙方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於是在爭吵中聲音也越來越大。因為一旦沉默下來就會讓人感覺自己輸了，而且為了壓過對方的聲音也只能不停地爭辯。結果兩個人越說越來氣，要是繼續下去非動起手來不可。為了不至於演變到無法收拾的局面，所以兩人決定到女神維裡普拉卡的神殿去尋求答案。

不管是《新約聖經》還是《使徒行傳》，都沒有專門針對羅馬士兵的批判。不僅如此，羅馬士兵規律的生活習慣還成為基督教徒學習的榜樣。

於是，在一個人向女神傾訴的時候，另一個人即便不情願也只能默默地傾聽。而就在傾聽的過程中，一方會發現另一方的話語中也含有一定的道理。同時在雙方輪流傾訴的過程中，聲音也逐漸變得平和下來，最後雙方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終於重歸於好。但是如果這樣也無法解決問題，那麼只有離婚這唯一的選擇，羅馬人也將其看作女神維裡普拉卡的裁決。

因此，當羅馬人得知這種本來就不被他們接受而且還伴隨著劇烈痛苦的割禮習俗，基督教並不強行要求的時候，心裡一定長出了一口氣吧。

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組織相比，具有更強的凝聚力。基督教徒們不只在舉行宗教儀式的時候才聚集在一起，他們可以說從思維方式到生活方式都保持著驚人的一致。正如堅決反對基督教的凱爾蘇斯說的那樣，對羅馬帝國來說這一點正是基督教最危險的地方。

換句話說，法律就好像齒輪。而像這樣模稜兩可、能夠隨機應變的方法，就像是使許多齒輪在一起共同轉動時必不可少的潤滑油。更何況在圖拉真統治時期的五賢帝時代，因為當時的基督教徒數量十分稀少，所以這條針對基督教徒的法律也沒有過於嚴謹的必要。

因為與蠻族的戰爭導致耕地荒廢，無法繼續耕種只能前往城市尋找其他出路的農民。

人類最痛苦的事莫過於無依無靠的孤獨感。

這個疑問並不是在我年輕的時候自己產生的，而是某件事情使我引發的聯想。

皇帝戴克裡先對基督教的鎮壓，首先從羅馬軍隊開始。他流放了羅馬軍隊中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這位將羅馬帝國從公元3世紀的迷途中拯救出來的皇帝，不可能做出將羅馬軍隊徹底瓦解的舉動。由此可見，即便他將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全部流放，羅馬軍隊仍然保持著原本的作用。

（三）基督教初期的領導者創造的眾多奇跡。

從道理上來說，德爾圖良是正確的。圖拉真皇帝的法令在道理上說不通。

基督教認為一切都是神的旨意。蠻族的入侵、家園遭到破壞、疫病的流行、貧窮的煩惱，甚至連死亡都是神的旨意。不僅如此，這一切都是神對人類進行的考驗。

由此可見，吉本列舉出的五點與多茲列舉出的四點，都是導致基督教勢力在羅馬帝國崛起的主要原因。

依洛西斯祕密儀式一般在夜晚的神祕氣氛中舉行，與公元3世紀在地中海世界廣泛傳播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一樣，都具有逃避現實的傾向。我認為正是這種傾向使得馬可·奧勒留之後的羅馬帝國的知識分子全部陷入了認知危機。

正是由於初期基督教的指導者擁有的令人驚嘆的靈活性，基督教與羅馬帝國之間才出現了這樣一個灰色地帶。這樣在產生變化的時候才不會出現任何的不良反應，而且就算變化也是潛移默化的。一般來說，一神教在否認其他宗教的同時也否認了信仰該宗教的人，這對以多神教為主的古代世界來說是完全無法理解且無法想象的。但有趣的是，這一點直到基督教統治整個歐洲長達千年之後的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才被西歐人發現。

即便在五賢帝時代的公元2世紀，羅馬軍中大概也有信仰基督教的士兵。不過這些人數量一定不多，並且和同樣身為一神教並且在羅馬軍中擁有大量信徒的密特拉教的信徒一樣，在作為帝國國教的羅馬諸神與自己信仰的基督之間，採取了一個折中的態度。因為羅馬人認為個人信仰是每個人的自由，五賢帝在這一點上也顯示出非常典型的羅馬統治者的特點。

關於第三點，基督教對帝國的公職和軍務的看法，聖保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從圖拉真能夠說出「不強行進行懲罰」這一點上來看，說明這位皇帝雖然是行省出身，卻擁有羅馬人傳統的宗教觀。雖然羅馬人不幹涉每個人的信仰自由，但是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還是希望國民能夠參加象徵著羅馬精神的「羅馬諸神」的祭祀活動。不過信仰畢竟只是個人的問題，即便有人的信仰與國家的信仰正好相反，但只要不做出任何反對國家的行動，那麼也不會對其強行進行懲罰。因此，所謂的「棄教者」，與其說是放棄了自己的信仰，不如說是建立起羅馬的宗教觀，並且站在這個立場上重新審視自己之前的信仰。

如果他真的認為基督教徒是反社會的存在，那麼為什麼不將我們都抓起來呢？根本不用理會什麼匿名不匿名的起訴。反之，如果他認為沒有那種必要的話，又為什麼不肯承認所有的基督教徒都是無罪的呢？

關於基督教勢力崛起的第四點原因「灰色地帶」，可以看作我前三點推論的總結。我認為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之間並沒有一個黑白分明的界線，而是中間存在著一個十分寬廣的灰色地帶。

關於這封著名的書信，雖然我已經在《羅馬人的故事09·賢君的世紀》中做過介紹，但還是讓我們在這裡重新做一簡單的回顧。畢竟，圖拉真做出的決定，不僅影響到當時的政策，甚至從公元2世紀初直到公元3世紀末接近200年的時間裡，都是歷代羅馬皇帝解決基督教問題時的「基準」。

但是，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之間的對立，無法僅僅用信仰問題來簡單地解釋。而且，即便是當時那個時代，從耶路撒冷到羅馬之間的距離並沒有多遠，即便沒有翅膀也可以很容易抵達。雖然羅馬帝國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但從帝國的最西邊到最東邊，也遠遠沒有達到橫跨地球的程度。更何況在羅馬帝國中還有遍及全國的道路網路。耶穌死後不到30年，基督教便已經傳入了首都羅馬，由此可見，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傳播是十分迅速的。公元64年發生在羅馬的那場大火，當時的皇帝尼祿將責任全部轉嫁到基督教徒的身上，導致相當一部分基督教徒在那場浩劫中殉教。實際上那場大火最初只是有人不小心引發的火災，結果因為風勢猛烈，最後才演變成波及羅馬全城的大災難。受災民眾都將自己的憤怒發洩在當時的皇帝身上，感覺到必須將民眾的仇恨轉移給其他目標的尼祿，選擇將基督教徒作為自己的替罪羊。

對於生活在羅馬時代的人們來說，不必進行割禮產生的效果十分明顯。羅馬人從一開始就非常厭惡割禮這種習俗。他們之所以討厭猶太民族，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贊成他們的割禮。皇帝哈德良甚至在政治上推出了一項政策，在嚴禁猶太教徒進行割禮的同時，還將割禮作為一種對犯罪者的懲罰措施，為的是將割禮代表的意義貶低下去。

（3）成功給予信徒希望。對於生活在公元3世紀的羅馬人來說，現世就像是含銀量一路下跌的銀幣一樣，生為羅馬人的魅力也在不斷地減小。而與這個不甚如意的現世相比，基督教的來生說就顯示出非常動人的光輝。

雖然這是沒有得到正式承認的行為，但是其產生的效果非常巨大。因為人類非常渴望見到自己崇拜之人的樣子，而且早期的基督教徒生活的世界到處都充滿了希臘羅馬健美的神像。常年接觸這些的信徒當然也非常希望能夠見到耶穌的樣子。我認為對基督教的勝利做出最大貢獻的，就是對神和聖人的偶像崇拜。如果基督教和猶太教一樣嚴禁這種行為的話，那麼基督教恐怕無法為後世留下如此燦爛的文化，而且這種文化將莊嚴而神聖的教義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傳達出來，將神與人類非常完美地聯繫在一起。

與上述這些羅馬統治者相比，公元3世紀時期皇帝們的肖像又如何呢？出身名門的皇帝，雖然面相俊美，但略顯柔弱，而出身低微的皇帝，則全是一副有勇無謀的樣子。與追求理想美的希臘造型藝術相比，羅馬造型藝術的特點是真實反映現實的狀態。因此，這些羅馬統治者的雕像也反映出他們統治的這個時代的氣息。

那麼在這個時代，基督教的神靈又是怎樣表現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