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伯里克利以後為何變成眾愚政治

（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04年的26年）

——「民主政體」失控的「眾愚政治」時代——

前期

（公元前429年至公元前413年的17年）

以伯裡克利的死為分水嶺，雅典進入了眾愚政治的時代，這個觀點佔據希臘歷史學主流地位已經很長時間。

公元前480年，地米斯託克利率軍一舉擊敗入侵的波斯大軍，為雅典的黃金時代開闢了道路。

繼承了他的路線，不畏「表面看實行的是民主政體，實際上是一個人統治」的非議，為雅典帶來安定的政治環境、繁榮的經濟，以及燦爛文化的是伯裡克利統治下的30年黃金時代。

以上兩段民主政體有效運作的時期，共計50年。

50年之後，雅典經歷眾愚政治時期直到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的公元前404年，一共是25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雅典耗費50年構築起的繁榮，只用了一半的時間就讓它走向了衰亡。

作為城邦國家，雅典此後又延續了82年。然而那已經不是令後世讚嘆不已的擁有燦爛文明的雅典。

那麼，導致雅典衰敗的罪魁禍首——眾愚政治是什麼呢？

demokratia——民主（眾）政治。

demagogia——眾愚政治。

它們都是希臘人發明的。請注意，貌似不同形態的政體其主角都是「眾」（demos）。

要解析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需要說明另一個問題。

在軍事上，雅典擁有當時地中海世界最強的海軍力量。

陸上戰力方面，除了奉行少數精英主義的斯巴達，雅典是全希臘擁有最多兵力的城邦。

如果說前者是「誘導者」，那麼後者就是「煽動者」。

瘟疫遲早會過去。至少伯裡克利這樣說過。

理性思考的話，答案是沒有。

內政方面，民主政體的常態化歷時長久，在誘導高手的領導之下，政體保持穩定。儘管反對派無時不在，但伯裡克利時代仍然保持了政權30年的長期穩定。

在斯巴達，從事農業的希洛人和從事工商業的庇裡阿西人沒有被授予公民權。而在雅典，那些靠每日出賣勞力求得溫飽、被羅馬人稱為「普羅列塔利」的最底層民眾也享有公民權。所以，這些人同樣有義務服兵役。

前者展示光明的前景、引領民眾，後者掀開陰暗面、挑動人們的不安。因此，煽動者並不限於政治家。

不管是君主政體、貴族政體還是民主政體，人類迄今為止尚未發明出一種沒有領導者的政體。

如果說「democracy」（民主）是銀幣的正面，那麼「demagogy」（眾愚）就是其反面。

伯裡克利離去後，雅典就剩下這位克裡昂。

經濟方面也不存在問題。有提洛同盟這個廣域經濟圈的建立，以及在各地以基地為軸心的經濟活動持續活躍，再加上加盟國上交的會費，雅典的國家財政長期穩健，以至於伯裡克利可以信心十足地稱「戰爭歸根結底要靠經濟力贏得勝利」。

相反，被視為雅典第一位煽動者的克裡昂，不斷刺|激、強化民眾對執政者的不滿，挑動人們仇富仇權的情緒。

阿提卡遭蹂躪的狀況，伯裡克利也請大家暫且忍耐。經歷伯裡克利30年執政的雅典人應該很清楚，他絕不是只要求民眾忍耐而拿不出對策的人。

城邦雅典的主人是被稱為「公民」的民眾（demos），所以主權在民。在最高決定權屬於民眾這一點上，民主政治和眾愚政治沒有不同。

然而雅典在伯裡克利死後進入眾愚政治時代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指責這種情緒既負面又沒有充足的理由，當然非常簡單。但是正如人們常說的，越是感覺不景氣，經濟狀況就越糟糕，要安撫躁動不安的人心，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首先是疑似傷寒的瘟疫，以及入侵阿提卡地區的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軍。

這是因為瘟疫、敵軍入侵引發的不滿，和每個人心中原本就多少存在的不安全感相重疊，集聚成一種害怕明天會失去所有的恐慌。

如果以當下為例，那些示威抗議的組織者、宣傳媒體和網路，無論他們有意或無心，都是不折不扣的煽動者。

古代希臘全體公民皆為士兵。公民權僅限於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他們在行使參政權的同時，肩負保家衛國的義務。

民主也好，眾愚也罷，這些體制中都有領袖存在，但性質不同。

覆手之間面目全非，這就是反面。

換言之，哪怕是被視為惡政範本的眾愚政治，也不可能從沒有民主政治土壤的國家中產生。

民主政體的領袖喚起民眾的自信。

因此，並不是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人特別有智慧，在伯裡克利死後他們就突然都變成了傻瓜。

在文化上，雅典更是當之無愧的全希臘的「學校」。人們絡繹不絕地從希臘各地來到雅典。由於這些人的加入，文化、文明的花朵在伯裡克利時代的雅典燦爛盛開。

或許「海軍」這個概念原本由地米斯託克利創造，經伯裡克利之手得到完善。在此之前地中海只存在商船和海盜船。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民心動蕩？

那麼，伯裡克利給雅典留下令人不安的因素了嗎？

外交方面，雅典與波斯和斯巴達這兩個無法迴避的強國達成了一種類似互不侵犯的分庭抗禮的狀態。不管波斯還是斯巴達，面對已成為強國的雅典，都沒有冒險發動正面衝突的意思。

對於未來感到茫然和不安，是人類自然存在的心理。伯裡克利存在的意義，就是通過語言誘導使民眾保持鎮定。

從這個角度看，斯巴達的公民數量在1萬人左右，雅典則有5到6萬人。據說在伯裡克利時代，雅典公民人數超過了6萬。

眾愚政治的領袖巧妙地煽動起民眾心底對未來的茫然與不安。

那麼，享受著這些紅利的雅典人有什麼不安呢？

他之所以能成功煽動起多數人的怒火，是因為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憤怒。

按照一艘三層加萊船至少配備200人計算，200艘戰船總共需要4萬人。整個希臘只有雅典具備隨時出動200艘戰船的實力，正是民主體製為其提供了更多的士兵。

希臘人的故事2·民主的成熟和崩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