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瑪麗娜和特蕾莎
和那些女孩一樣,
她們也曾那麼光明,那麼黑暗
直到洋娃娃面目全非,變得不再像是人類的寶寶,小女孩才會開始同她玩耍。
——佚名,《柏林的女人》
這種對周遭事物混亂不安的感知揭示了兒童那錯亂的、如夢一般的思維過程,他們還無法理解客體恆常性的概念,沒有意識到有些外物無論被想象力照耀得多麼明亮都會保持原樣。對於孩子來說,一切都處於危險的流變中,而巴爾瓦完美地捕捉到了這種暈船一般的感覺,這種不穩定性。
「今晚我們就玩。」
「一個我會玩的遊戲。」
那渴望是如何萌生的?我們不得而知。在那渴望之中,一切都靜謐無聲,如同走鋼絲的雜技演員或夢遊者的腳步。那渴望如同一把巨大的刀子,而我們則是刀柄。
後來,她發明了一個遊戲。每天晚上熄燈以後,瑪麗娜都會選一個新的女孩來扮演洋娃娃:被動,沉默,昏睡,靜止。每個「洋娃娃」都被剝光衣服,再穿上那條扎人的裙子。女孩們都要被這個遊戲催眠了,大概是因為它迎合了每個人的恐懼(同時也是一直被壓抑的渴望):變成一個客體,沒有意志,甚至沒有能動性,在沒有意識的狀態中受到所有人的注意,對自身的行動不負任何責任(因為它根本沒有行動)。瑪麗娜似乎很明白她想出的這個遊戲有多麼吸引人,在揭曉具體規則的幾個小時前,她就示意準備教大家一個遊戲,設下了巨大的懸念,撩撥起人的好奇。
據說,故事的原型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生在巴西的一起案件,孤兒院裡的女孩們殺死了另一個女孩,並和她的屍體碎塊玩耍了一周。但
《小手》並不是一篇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正如讓·熱內在《女僕》中將一篇講兩個變態僕人殺害女主人的新聞報道變成了一場帶有奇異宗教儀式色彩的悲劇,巴爾瓦也將一起血腥傳聞的種種驚悚融入到了一部關於愛與童年的詩性沉思錄中。
為表明寫這部小說的用意並不只是對小瑪麗娜進行精神分析,不只是講述失去父母後那無法言明的悲傷,巴爾瓦還引入了由其他孤兒組成的歌隊。她們都深愛著她,她的加入徹底改變了她們在孤兒院的生活。她長得漂亮,嬌小又柔弱。肩膀上有一道神祕的傷疤,來自那場奪走了她父母的車禍,就像是天使的翅膀被剪除後留下的傷痕。孤兒們被瑪麗娜迷住了,畢竟,不久前她還過著一種被父母嬌寵著的典型中產階級生活,直到最近才加入她們的行列,成為一個孤兒。
「什麼遊戲,瑪麗娜?」
「怎麼玩?」
「現在不能說嗎?」
時不常地,就會有這樣的小說出現,它並非對現實的記錄,而是創造出了一整個全新的現實,就像一盞燈,照進我們最幽暗的感受。卡夫卡做到了,舒爾茨做到了,如今,巴爾瓦憑藉可怕的
《小手》也做到了,向我們展現了童年激烈情感與午夜神祕儀式的精神紊亂圖景,一本獨特的書。
自從父母過世,瑪麗娜就一直在玩一個心理醫生給她的洋娃娃,或許是作為一種陪伴,或許是一種把被壓抑的悲傷表面化的方式。其他的女孩們,被愛瑪麗娜和傷害她的兩種渴望撕扯著,她們偷走了洋娃娃,只肯一塊塊地還給她,這也是對故事裡那場災難的可怕預演。
任何在課堂上睡著過的人都知道,在對環境和言語的感知半明半昧之際,腦中就會立即開始生成圖像,一種試圖為醒與夢這兩種現實賦予意義的小漫畫。這就是巴爾瓦的女孩們創造的那些漂泊不定、搖搖欲墜的景象。她們無法形容自己的感受,也無法解釋它們的由來,只得在現實和幻想間的可怕流變中拚命劃槳。巴爾瓦把我們帶回了童年的噩夢之中。
巴爾瓦不是科學家,這本書也不是對某種理論的證明,但在讀到下文這段對一群女孩在寢室裡熟睡的描寫時,我們很確定自己陷入了一種古老的感知系統,某種我們遺忘已久,但又被異常喚起的感知:
她們就像一隊睏倦的小馬,安安穩穩地入睡,臉上的某種東西放鬆下來,神色變得溫柔無害。此時,瑪麗娜覺得那一張張臉龐上宛若漂浮著油脂,與白天的臉龐迥然不同。這些新臉龐滄桑衰老、各具特色,卻統統顯露出挑釁的樣子,神態看似安詳,卻如同一幫沉睡的盜匪。
「不能,晚上再說。」
她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她們的關注。比如說絕食那次,她被女孩們往名為嘴的洞中不斷塞東西的樣子噁心到了。禁食之後,她顯得更加純潔,更為威重了。
當女孩們圍在瑪麗娜牀邊玩洋娃娃遊戲時,歌隊說道:
儘管
《小手》建立在如索福克勒斯悲劇般命定而莊嚴的恐怖情節之上,我們還是能在閱讀時感到極度的愉悅,這不單是因為線索的跌宕,更要歸功於行文的獨特。當我們被它那喃喃的語調折服時,讓我們激動不已的,不是在其中認出了某種常見的、既有的感覺,而是一種被我們遺忘了很久的感覺。心理學家讓·皮亞傑認為,兒童在認知發展階段的經歷,從根本上影響了他們對世界的認識。如果能突然進入一個孩子的意識,我們將變得一無所知,因為將兒童精神生活組織起來的圖式與成年人的完全不同。
「今晚我們做個遊戲。」瑪麗娜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