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余聞 孫耀庭

按照廠裡的規定，圖書館在周末照常開放，只是在每周三的下午，有半天的閉館休息時間。祖英負責樓上兩萬多冊圖書的借閱和編目，而我則在樓下照看報紙和期刊閱覽室。除了一些退休職工時常來閱覽室翻看報紙和電影畫報外，很少有工人來這裡借書。為了給自己找點事做，打發難熬的清閑，祖英每天都會把家裡的衣服拿到單位來洗。等到她把那些衣服洗了又洗，一件件抖開撫平，掛在晾衣繩上，差不多就要花去大半個上午。到了下午，照例是收衣服、燙衣服、疊衣服，沈祖英總有辦法讓自己一天到晚忙個不停。

媽媽，媽媽。

我到達邗橋已經一個多月了。母親那邊沒有任何消息。

我最後一次見到孫耀庭，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冬天。那時，我已經在公司裡辦理了退休手續，買了一輛舊紅旗，在邗橋開計程車。有一天，在中華門附近的一個酒樓門口，一個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輕女孩攔下了我的車。她手裡扶著的那個喝醉酒的老頭，正是孫耀庭。在我認出他的同時，我相信孫耀庭也認出了我。他橫下心來，裝出不認識我的樣子，對我們雙方都好。說實話，其實我也很擔心，我的這位老熟人會在車上突然跟我寒暄起來，真擔心他嘴裡突然冒出一句這樣的口頭禪：

我被人從圖書館掃地出門之後，又過了一個月，才在公司的園林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負責照料廠區的花木和草皮。有一天，孫耀庭陪著董事長夫人來園林科挑選花木。在跟他握手的時候，我暗暗地加了把勁，心裡很希望他能「猛然想起」當初讓我去南京當祕書的承諾。不過，孫耀庭僅僅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笑道：

經他這一問，我才反應過來，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即便是在南京的地面上，堂哥趙禮平都已經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了。

我問他母親死後葬在哪裡，能不能帶我去她的墳前看看。孫耀庭想了想，嘆道：「沒有墳。你母親去世後留下遺囑，讓人把她的骨灰撒入揚子江中。至於他們撒沒撒，我就不清楚了。」

我朝東邊看

「你看這樣好不好，等我傷好了，你，你堂哥，一塊坐下來喫頓飯，好不好？只要他答應來，我就派專車去接他。」

我朝西邊看

「我聽說，你在鄉下有一個老婆？」孫耀庭點了一支煙，問我道，「去年，部隊的人回來說，你是單身啊，哪裡來的老婆？」

孫耀庭給我泡了一杯茶，剛剛在對面的椅子上坐定，就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訴我，我母親已經走了。就在五一勞動節的第二天。她被人推入手術室之後一直昏迷。事實上，她的喉管被切開後，又在監護室挺了兩個多月。

在邗橋的二十多年裡，我與孫耀庭見面的機會其實並不多。他把家眷安頓在南京市區，待在廠子裡的時間本來就很少。我剛進廠那陣子，孫耀庭不管到哪裡，都騎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後來，自行車就換成了 「波羅乃茲」，再後來，「波羅乃茲」換成了桑塔納。等到他終於坐上了奧迪之後，連開關車門都由司機代勞。

媽媽，媽媽。

那時，我已經預感到，孫耀庭終於要跟我談母親的事了。

「還好吧？什麼時候有空？我們一起聚聚。我還欠你一頓飯呢！」

兩棵高大的棗樹篩下一地的濃蔭。

「那時還沒有，後來就有了。」

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兩個月之後。

「人死如燈滅。你媽媽的事，我們就先不說了。」孫廠長像是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提高嗓門對我道，「這樣吧，我給你放一個禮拜的假，你回一趟老家，休息兩天，把老婆接來。你媽不在了，你的事我來管。老婆的事也管。她什麼時候來廠，我什麼時候給她安排工作。一直想請你喫個飯，總抽不出時間，忙啊！你看這樣好不好，等你把愛人接過來，我就在南京為你們接風。」

差不多三個月後的一天，圖書館突然來了幾個穿西裝的中年人。他們把樓上樓下轉了個遍，一邊東張西望，一邊煞有介事地點頭，什麼話都沒說就走了。再後來，我就接到了廠部「圖書館全部騰空，改作他用」的通知。當幾個身穿工裝服的人來到圖書館，將樓上那兩萬冊圖書成捆打包，運往紙漿廠回爐的時候，我才聽說，原來，這座用舊城磚蓋起來的建築，被新上任的董事長看中了，他要把一家老小都安頓在這裡。

不管朝那個方向眺望，我在這個世界上已沒有親人。

沈祖英告訴我，這座圖書館建成的時間頂多也就十年。當年，廠裡要修建一條通往江邊碼頭的專用鐵路，被一座巍峨的團城擋住了去路，主事的人說了聲「挖」，築路工人就在城牆上扒開了一個大豁口。廠部的領導覺得舊牆磚幾乎完好無損，丟掉了有些可惜，就用這些城磚蓋了這座圖書館。雖然經過了數百年的風吹日曬，這些城磚敲上去仍然噹噹作響，儼然金鐵之鳴，「這樣的磚頭，我們廠連一塊也造不出來。」

八月末的一天中午，廠辦宣傳科的小於來圖書館找我。他笑嘻嘻地通知我，下班後去一趟廠長辦公室，孫耀庭有要緊的事要跟我談。

有一天，閱覽室來了一個人。這人看上去五十來歲，梳著齊耳短髮，穿著一件白色的確良襯衣。她一邊翻閱著雜誌，一邊偷偷地透過鼻樑上方的眼鏡，不時地覷我一眼。可她一旦發現我也在打量她，臉色就突然變得很嚴肅，迅速把目光移向別處，裝出沒有看我的樣子。

孫耀庭說，我母親去世時，留給我一堆遺物，被裝在一個大紙箱裡，擱在她南京的家中，已經很久了，「過幾天我讓小於給你送過去。」

那老頭把手裡的報紙一抖，抬頭看了那個女人一眼，笑了一下，立刻朗聲道：

宣傳科的小於將母親的遺物送到家中時，我正在圖書館上班。箱子是雪蘭接的。她事後曾告訴我，是有這麼個箱子。裡邊「除了賬本似的黑本子之外，沒什麼稀奇東西」。她記不得將它塞在哪兒了。當然，房子就這麼大，如果我真的想找，一定能找得到。為了不讓雪蘭對我們未來的生活感到完全絕望，從一開始，我就決定向她隱瞞母親已離世的真相。直到她在隔壁的鋼鐵廠找到新的工作並時常夜不歸宿，我才重新想起了母親留給我的那箱遺物。我在牆邊堆放蜂窩煤的一堆雜物中找到了那個箱子。

我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荒唐的念頭：這人會不會就是我的母親？她把自己裝扮成一個讀者的樣子，悄悄地溜進閱覽室，會不會是為了在暗中觀察我，留意我的一舉一動？

「蒙特利爾是個什麼鬼地方？」

我剛去圖書館上班的那陣子，正值盛夏，幾乎每天午後都會下暴雨。當狂風從屋頂上呼呼地刮過，空曠的房子裡的確回蕩著一陣陣尖利的囂鳴。不過，那聲音聽上去，倒不像刀劍相叩的廝殺和叫喊，更像是一聲聲滿含幽怨的嘆息。

我應當坦率地承認，儘管多年來我對母親的離開一直抱有怨恨，但我在閱讀她寫給我的這些信件時，眼淚從未斷過。有時我端著一盆飯，一邊喫，一邊看信，看著看著，天就亮了。母親所寫的每一個字都在燃燒。正是那些正在燃燒的字跡，照亮了她那張縹緲不真的臉。她那憂鬱、痛苦的形象，終於穿過時間的鐵幕，具體而真切地呈現在我面前。我知道哪裡是她的臉，哪裡是她的身，哪裡是她的手，哪裡是她的呼吸，哪裡是她默默看著我的慈祥而哀矜的目光。

傷痛依舊新鮮銳利。

祖英說，幾百年來，南京城頭旗幟變幻，屢攻屢陷。每一塊城磚，都吸飽了兵士們的鮮血，那些瘋長的綠苔，正是兵士們的魂魄，「沒人的時候，你稍稍凝神屏息，就會聽到房子裡刀劍相叩，喊打喊殺的嗡嗡聲。」沈祖英在向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已經發現這個人有一個天生的弱點：膽小，且聯想豐富。

「是的，不在了。」

「這麼說，我母親已經不在了？」我眼巴巴地望著孫廠長。

一九九六年，邗橋鎮四周的山巒被附近幾家磚瓦廠夷為平地之後，因燒磚的原料難以為繼，我們廠開始了第一次轉型，成了一家生產鋼門鋼窗的股份制企業。孫耀庭在第一時間就告訴了我工廠改制的消息。那天，他穿著一件嶄新的皮夾克，帶著小於，來圖書館找我，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去南京的公司總部做祕書。那時，沈祖英已在一年前退休，我一時找不到個人商量，就對孫耀庭說，能否容我考慮兩天。說實話，我還真的有些捨不得離開圖書館這個安靜的地方。

二〇〇一年的秋天，我抽空專門去了一趟母親的老家興隆。茅屋早就不見了，曾經長滿菱角的河道也被填平。上面蓋了一座電鍍廠。汙水四溢，蒿草遍地。

隨後，老頭起身走開了。他獨自走到窗邊一個靜僻的角落裡，背轉身坐了下來，蹺起二郎腿，繼續看報。

沈祖英洗衣服的水房就在走廊的盡頭。嚴格來說，那個水房只是一個天井——地上鋪著青磚，水池的上方裝有防雨的塑料頂棚，西南兩邊的磚牆上各有一扇人字形瓦片搭成的花窗。水房裡還有一隻燒開水用的煤球爐。

「哪天有空，我請你喫個飯。」

媽媽，媽媽。

我沿著廠區的那條鐵軌往西走，抱著一種「看看到底能夠走到哪裡去」的麻木，終於在天亮之前來到了江邊的貨運碼頭。我找了個靜僻的地方坐了下來，獃獃地看著滾滾東流的揚子江，看著晨風中吐著白絮的蘆葦，看著初升的太陽將江水染成一片波光粼粼的金紅。

惟有小姨媽留下來的那雙被穿壞了的繡花鞋，恰如其分地說明了母親悲劇性的一生。

在祖英不洗衣服的中午，我也會搬一張摺疊椅，躺在滿眼翠綠的天井裡，嗅著衣服上淡淡的肥皁味，隨便找一本書來看。看累了，就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野地。透過那些鼠耳狀的棗樹葉，我注意到，在遠處的一片收割後的麥田裡，矗立著一座古老的磚塔。一座磚塔孤零零地聳立在麥地裡，的確有些奇怪。磚塔後面，是一個月牙形的荷花塘（雪蘭剛來的那些天，我曾帶她去磚塔下轉了轉。可雪蘭當時心緒不佳，對滿塘的荷花和四周幽深古樸的景緻無動於衷）。再往前，就是邗橋鎮了。祖英的家也在那裡。

孫耀庭說，廠裡經營困難，幾千張嘴都衝著他張著要飯喫。如今他連跳揚子江的心都有了。唯一能救他的人就是我的堂哥趙禮平。他在省委黨校的一個禮堂裡見過禮平。孫耀庭遞上名片，態度謙恭，堂哥連一句話都沒有跟他說，轉身就走了。孫耀庭讓我看在死去的母親的分上，無論如何要幫他這個忙。

孫耀庭說，他之所以拖那麼久，才將這個事情告訴我，也是為我好。他擔心我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猛然得知這個消息，人會受不了。他還說，母親過世之後，他也曾考慮過，要不要派人去鄉下報個信，但後來還是決定放棄。一來是路遠，二來，自從首長得了老年癡呆症之後，部隊的那戶人家一下子擁來了很多陌生的親戚，都不太好打交道。他們自己弄了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就在殯儀館，沒有通知任何人。

幾年後，改制後的公司因經營不善、連年虧損，再次陷入困頓之中。在年末的職工大會上，孫耀庭在與職工代表對話時，被人打傷，住進了醫院。他讓小於傳話給我，希望見我一面。我買了一兜子紅富士蘋果和一箱獼猴桃去醫院看他。他頭上纏著繃帶，把正在給他喂湯的護工趕到門外的樓道裡，這才神神祕祕地問我：認不認識一個名叫趙禮平的人。

我朝南邊看

那是一個初冬的午夜，我讀完了母親的全部信件，拉開門，悄悄地走到了院子裡。東方未晞，殘月在天。滿地的梧桐樹葉上覆蓋著雪白的寒霜。瞻望四方，我終於意識到，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

我的車開出去沒多久，孫耀庭就很不客氣地喝令我停車。他和那個女孩下了車，很快又攔下了另一輛計程車，從我車旁嗖地一下，過去了。

我一連試了幾次，每次都是這樣。

媽媽，媽媽。

我正亂七八糟地想著這些事，沈祖英雙手蘸滿肥皁沫，從水房裡悄悄來到我身邊，朝我遞了個眼色，小聲地叮囑我，讓我給那個女人倒一杯涼開水，送過去。除了這個女人之外，當時的閱覽室裡還有另外的七八個人。沈祖英為什麼單單讓我給她一個人送涼白開呢？我心裡犯起了嘀咕，但還是決定照她的話去做。當我把水杯端到她跟前，她連頭也沒抬，不冷不熱地說了句「謝謝」，仍舊在翻看雜誌。我正要走開，忽然聽見她向對面坐著的一個老頭悄聲道：

除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抄之外，母親留給我的遺物，還包括一隻墨綠色的絨面眼鏡盒，一柄放大鏡，一枚刻有「章珠之印」的塑料圖章，一雙穿壞了的鞋子，還有一個用泥土燒制而成的哨子。哨子的形狀是一頭小豬，從上面「皮村李」的字樣來判斷，這枚哨子是從皮村的集市上買的，至於她為何將這枚哨子帶在身邊，我不得而知。

工會圖書館是一個兩層樓的灰磚建築，隱沒在一片翠綠的杉樹林中，緊挨著職工食堂和工會俱樂部。牆磚寬厚、陳舊且結實，長著毛絨絨的碧綠苔蘚。在炎炎烈日之中，只要你一走進這座建築，就會立刻感到一縷迎面撲來的陰涼，令人鬱燥頓除，神清氣爽。

一個小孩在廠門口拉屎。

我朝北邊看

經過整整一個下午的反覆思量，我在心裡已經做出了一個決定：假如母親提出來要和我見面，我不應該立刻答應。到了這個時候，怎麼也得端一端架子。她晾了我足足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音信全無。我也應該晾她一晾。假如她一招手，我就像只哈巴狗似的，搖著尾巴沖她跑過去，也許反而會被她瞧不起。當然，如果她再三哀求，我最後還是會讓步的。因此，你大概可以想見，當孫耀庭在辦公室裡跟我一見面，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母親去世的消息時，我當時首先感到的並不是晴天霹靂的悲傷，而是一種痛徹肺腑的羞慚和難以置信。

說起來，人的意念有時候十分可笑。你要是對某個事情動了念頭，即便你明明知道這個念頭是錯的、荒唐的，但要消除它在心裡留下的印記卻絕非易事。你大概還記得，在我小時候，是以王曼卿的樣子來想象母親的。自從我在圖書館見到那個瘋子之後，就開始以這個瘋子的形象，來想象母親年老後的樣子。毫無辦法。後來，我知道她就是孫耀庭的前妻，知道這人姓秦，知道她在文革時期，作為南京戲劇界的一代名伶，曾一度頭角崢嶸，風光無限，但這個瘋子，仍然會盤踞在我的記憶裡繼續扮演母親的形象——夜半時分，當我大汗淋漓地從夢中醒來，在黑暗中試圖要挽留住母親那正在消退的虛幻面容時，每次拼合出來的，總是那個瘋子的形象。

如果他們真的把母親的骨灰撒到了揚子江中，它一定會順流東下。它一定會繞過西塞山的古炮臺，飄過燕子磯，流經焦山的古塔，穿過甘露寺和瓜洲古渡外的汀洲，一路來到我的家鄉。隨著江水在圌山一帶分流，母親的骨灰將經由數不清的河湖港汊，最終抵達她的出生之地興隆鎮，停在她家茅屋西側的河道中。

「村裡的青壯年都被敵人抓走了……」

我記得，那會兒天已經差不多黑了，可孫耀庭並沒有開燈。他大概覺得，談論這種事，待在黑暗中，我們彼此都會更自在一些。頭頂上方吊著的一個搖搖欲墜的電風扇，晃晃悠悠地轉動著，發出「吱吱」的刮捎聲。熱風吹在我臉上。屋子外面起了一層薄霧。

坦率地說，我當時被他們之間的對話弄糊塗了，心裡想，像唐文寬那樣喜歡說怪話的人，原來哪兒都有啊。我悄悄地來到水房，把這件怪事和祖英說了說。她在搓衣板上使勁地搓著一條燈芯絨褲子，不吭聲，只是笑。等到她把那條褲子在臉盆裡投乾淨，讓我幫她擰乾，這才甩了甩手上的水，小聲對我說：「那人是個瘋子。你要留點神，千萬別去招惹她。要是她發作起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在最後一封長信中，母親仍把她兒時的故鄉視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她詳細地記錄下了多年前的一個午後。母親說，那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那天，我外公帶著她們姐妹四人去河裡採菱角。外公為了逗她們笑，故意把小船踩得左右搖晃。小船在劇烈地晃動，天空中的雲朵和水面中的倒影也跟著晃動。外公搖啊搖啊，她們笑啊笑啊。沒人知道幾年後她們姐妹四人就將天各一方。

從醫院出來，我就給堂妹金花打了個電話，問她能不能請堂哥來南京見個面。金花說：「見什麼見，他人還在蒙特利爾呢！」我給孫耀庭回了話，他在電話中「噢噢」了兩聲，沒頭沒腦地問了我一句：

「崔大嫂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