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皇帝馬可·奧勒留（161—180年在位） 多瑙河戰線

埃及實質上由居住在亞歷山大等城市的希臘人和猶太人管理，而羅馬則支配著這些人。也就是說，原來的埃及人被這些受羅馬掌控的希臘人和猶太人統治。在主導埃及傳統宗教的祭司們的煽動下，這些埃及原住民舉行了暴動。雖然暴動針對的是住在埃及的希臘人和猶太人，但命中注定，事態的發展還是會指向掌控經濟的這兩個民族背後的羅馬。不管怎麼說，埃及是羅馬的行省，因而維持此地的治安是羅馬的責任。

公元173年到174年的冬天，可能是擔心丈夫的身體健康，皇後芙斯汀娜造訪多瑙河畔的軍營，嫁給潘諾尼亞總督龐培亞努斯的露西拉也與母親同行。龐培亞努斯一直是皇帝的左右手。兩個女人就這樣留在了丈夫身邊。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留在丈夫馬可身邊的皇後被士兵們尊稱為「基地之母」。闊別5年後，馬可和皇後又重新開始了共同生活，他此時並不駐紮在卡農圖姆軍團基地，而是在多瑙河更下遊的希爾米烏姆，因為戰線已經從近潘諾尼亞移動到了遠潘諾尼亞，相當於從今天的奧地利和匈牙利推進到了前南斯拉夫。希爾米烏姆並不是軍團的常駐基地，但是相比於80公裡以東的軍團基地貝爾格萊德，這裡北距多瑙河20公裡，離前線更近。羅馬人在第二年，即公元174年，展開了薩爾馬提亞戰爭，總參謀部就設在這裡。雖然兒子康茂德為了學業返回了首都，但妻子和女兒都在希爾米烏姆住了下來，也算是一家團圓。這就是和純屬男人世界的愷撒時代基地不一樣的地方。而且到了帝政時期，就基地的規模和設施而言，已經完善到了足以接待婦女和兒童的水平了。

恪守軍規的習慣和終日訓練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開始顯現出了真正的價值。改換了陣型的羅馬軍隊成功扭轉了戰局，最終取得了這一天的勝利。

由於上述原因，這一年羅馬軍隊始終焦頭爛額。下面介紹的，是卡西烏斯·狄奧曾寫下的一個片段。當時雷雨的出現被視為奇跡，也表現在了紀念柱上：

也就是說，盲目相信容易使自己走進牛角尖。如果不想自掘墳墓，那就應該進行跟蹤調查，參考調查結果去發現材料背後的內容，另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人性之惡」。「人性之惡」的我通過閱讀史料，發現元老院的決議是當時羅馬屢次出現的對皇帝的諂媚行為，而貨幣的發行則是深諳事實的馬可在提振民心。

於是為了鎮壓暴動，羅馬決定出動駐紮在東方的軍團。然而，從當初埃及託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婁巴特拉向羅馬軍隊投降時起，埃及就並不歸以元老院和公民為主權者的羅馬帝國領有，而是羅馬皇帝的私人領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埃及有著特殊的狀況。在號稱「神之子」的女王克婁巴特拉之後，如果改由元老院和公民這些「人之子」來管理，那麼對習慣於「神治」的埃及人的刺|激就過於強烈了。刺|激過度是領有和統治的大敵。因此，由神君愷撒的養子即「神之子」奧古斯都來做主權者，比較適合於對埃及實施統治，元老院也同意了這一點。

這是羅馬軍隊在一次轉戰中陷入的危機。最後之所以柳暗花明，只能說是承蒙諸神的恩典。精於騎術的庫瓦迪人把羅馬軍隊逼到了對他們有利的地形，形成了對羅馬軍隊的包圍。羅馬士兵於是把盾牌排得密不透風，勇猛地抵擋著來自側面和上方的攻擊（這是羅馬軍團的典型戰鬥隊形之一，叫龜甲陣形）。

此人就是電影《角鬥士》中主人公的原型。因為馬克西米亞努斯這個名字過於拗口，電影將其改為馬西墨斯。不過此人後來成為角鬥士的情節則是虛構的。儘管是虛構，但我們分析他被虛構的原因也同樣大有裨益。關於他以後的故事，我們還將在皇帝康茂德的篇章裡繼續講述。

由於這種特殊狀況，唯獨埃及成了羅馬皇帝的私人領地，這導致了駐紮在其他羅馬領地內的軍團無法向那裡派遣。埃及沒有行省總督，而是由長官帶領一個軍團常駐，足以維持一般的治安，直到公元172年發生了這次暴動。

公元前1世紀和公元2世紀還有一點不同。在愷撒時代，即便是總司令官也不能拖家帶口地前往戰地。法律並沒有明文禁止，只不過是大家都沒有家人陪伴，然而公元1世紀這種現象開始出現，到了公元2世紀就幾乎成為常態了。

《高盧戰記》裡沒有絲毫悲愴感，全書洋溢著的是作者兼主人公愷撒那壓倒一切的自信。愷撒堅信，對羅馬這個「共同體」（res publica）而言，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有益的，能夠做到這些的也只有他自己。這是一種如果再向前一步就變成了盲目自大的強大自信。尤裡烏斯·愷撒和馬可·奧勒留是羅馬僅有的兩位留下完整著作的最高統治者，這也讓人不由得比較這兩部作品的不同。是作者性格使然，還是時代的差別？

但話又說回來，能在一年裡就發現戰略方面的失誤，對馬可和羅馬二者而言都是很幸運的事。公元173年的戰役，首先限定在了雷根斯堡到布達佩斯之間的多瑙河北岸，敵人仍舊是馬科曼尼和庫瓦迪兩大部族，不過發生變化的是，這次羅馬軍隊並沒有直接進攻這兩大部族，而是首先把矛頭對準了他們旗下的中小部落。馬科曼尼和庫瓦迪兩大部族的專橫跋扈也是因為有下面這些中小部落為之張目。如果能將他們各個擊破，大部族也就無所謂大了。毋庸置疑，羅馬的戰略就是要先砍掉敵人的爪牙，然後再集中力量一舉擊潰。我之所以在這裡強調「毋庸置疑」，是因為我們並沒有連貫的戰記和記述戰略的史書，而僅是憑藉想象，根據前後的戰況，推測出173年羅馬軍隊的戰略就是如此，並且也已經取得了成功。

從戰爭方面的諸多事務中一脫出身來，皇帝就把所有的空閑時間都投入司法問題的處理上。這時他總要準備一個羅馬法庭也使用的計時漏壺，所不同的是，他的計時漏壺總是灌了更多的水，因為皇帝對自己的要求並不僅僅是下達判決就萬事大吉了。他自己口述需要在法庭上宣讀的判決，同時用漏壺計算時間。因為他考慮到即便是在遙遠的基地書寫的判決，也都要送到首都的法庭上去宣讀。皇帝不但精心控製法庭宣讀判決的時間，而且在內容上也做到充分、透徹。他在檢查以往的判決時，控辯雙方的證詞都無一遺漏。結果一個判決他就有可能花上十一二天時間，並且經常熬到深夜。

皇帝的工作態度已經不是「勤勉」一詞所能形容，因為他堅信，自己下達的判決應該在任何人眼中都是公正的，也就是說，包括被告在內都要認為判決無可指責，所以他必須事無巨細、毫不疏忽。然而，這種性格也使皇帝總是字斟句酌，連遣詞造句都要花上一天時間。力求公正的責任感以及潔癖一般的完美主義，都促使他一直堅持著這種繁重的工作。

羅馬在寬闊的平原上拉出大軍展開會戰，能夠發揮出無與倫比的力量，因為這種方式的戰鬥可以充分運用戰略戰術，與敵軍面對面的大會戰也能發揮出軍令嚴明和日常訓練的效果。相反，羅馬軍隊很不擅長同蠻族戰鬥，因為蠻族本來就沒有什麼一貫戰略，當然也就無從把握。在這種情況下的有效辦法，就是愷撒曾經施展過的策略，即先迫使敵軍集結，然後予以打擊，最後取得巧妙絕倫的戰果。這樣一來，敵方嘆服，連未曾加入戰端的人都會在勝利者面前低下頭來。一次這樣的會戰，能在盡量減少敵我雙方犧牲者數量的情況下達到戰爭目的，是非常合理的手段。之所以也要減少敵方的犧牲，是從勝利後統治管理的角度加以考慮的結果。不過即便是愷撒，在阿萊西亞攻防戰之前採用的也都是各個擊破的戰術。

看到形勢突變，蠻族冒著暴雨再次展開進攻。羅馬士兵一邊喝著雨水，一邊迎擊，就連傷員也都吞咽著頭盔上流下的雨水和額頭上流下的血水投入了戰鬥。

公元172年東方的另一次變故發生在亞美尼亞境內。羅馬和帕提亞一直爭相拉攏亞美尼亞王國，羅馬有帕提亞戰爭的成功，亞美尼亞的王位還是由帕提亞王室的親羅馬人士擔任，可在宮廷內部依然存在親帕提亞派。這些人瞄準了羅馬大軍都集中在多瑙河前線的可乘之機，企圖發動政變。但這件事能在尚未發生之前就得以迅速解決，全賴臨近亞美尼亞的卡帕多西亞行省總督馬爾提烏斯·維爾斯高超的外交手腕。羅馬的武將中不乏文武雙全的人，歷史學家卡西烏斯·狄奧這樣描寫他：

馬爾提烏斯不是一個只會利用軍事力量壓制敵人的人。的確，他的快速進攻和出其不意總是讓自己佔據主動，這些武將的看家本領是他力量的基礎，不過，他還非常善於不戰而屈人之兵。

尤裡烏斯·愷撒早就看透了蠻族的特性，後來的羅馬皇帝們也因襲了這種思維，就是蠻族不善團結協作。故而後世有名的「divide et imperi」（「分而治之」）就逐漸被確定為羅馬的對外政策。公元172年，日耳曼各部族雖然結成了共同戰線，但他們並沒有團結在同一位領袖周圍共同對抗羅馬。

依照握有鑄幣權的皇帝馬可的命令，羅馬鑄造發行刻有「徵服了日耳曼」（Germania subacta）字樣的貨幣，再加上羅馬元老院做出決定，將「日耳曼尼庫斯」尊稱授予馬可，兩件事都是有著確切證據的歷史事實。因此，如果只根據確鑿的史實去闡述歷史的話，公元172年的日耳曼戰爭是以羅馬方面的勝利宣告完結的，可是無論史實多麼真實可信，我們仍舊不能忽略對其背後內容的探究。

卡西烏斯·狄奧是出生於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他的著作是用希臘語寫成的，但是這種名為「提瑞阿克」的藥物用拉丁語表示也是「theriac」。皇帝馬可的御醫蓋倫是羅馬時代最有名的醫學家，這是他為皇帝特別配製的藥物，裡面含有鴉片的成分。

第二項條件，是在多瑙河北岸設置5羅馬裡〔milia一詞是後代「mile」（英裡）的詞源，5羅馬裡相當於今天的7.5公裡弱〕寬的無人地帶。早在提比略皇帝當政時期，羅馬就已經領有了萊茵河流域的西岸，在對面的東岸，羅馬就設置了5羅馬裡寬的無人地帶。不過，無論是萊茵河還是多瑙河，所謂無人地帶指的都是「無蠻族人地帶」，在每個要地都聳立著羅馬軍隊的監視塔。在科隆那種城市的對岸，不但有監視塔，而且還建設了軍事要塞。所有這一切就是為了及時掌握蠻族的動向。多瑙河流域設立無人地帶的目的當然也是如此。

以往羅馬軍隊的作戰方式，是由重裝的軍團兵、輕裝的輔助兵以及機動部隊騎兵組成6000人的軍團，在軍團長的率領下衝鋒陷陣。可是這一年羅馬改變了做法。各軍團分成不同兵種的幾支部隊，任憑他們分別進擊各個中小部落。在公元173年的一整年裡，由皇帝擔任議長的總參謀部可能都在指揮這種作戰。

和談的第三項條件，是羅馬帝國和境外的蠻族講和或簽署友好條約時的必須條款，即對方可以參與羅馬境內的集市交易。皇帝馬可當然也認可了這一條款。然而，出於對蠻族強烈的不信任感，皇帝要求在條款上明確，羅馬方面擁有集市日對蠻族開放的區域和時間做出規定的權力。

儘管如此，蠻族方面還是獲得了出入羅馬集市的好處。在當時羅馬統治無法到達的中歐腹地，今天仍能發掘出羅馬貨幣。不過，和向羅馬輸出寶石、絲絹和香料的印度、中國和斯裡蘭卡等地出土的高面值貨幣不同，中歐發現的多數是低面值貨幣。我們可以據此推測羅馬人向日耳曼人購買的貨物檔次。

暴雨和雷電也同樣籠罩著敵人，可是此時陣腳大亂的，卻不是羅馬士兵，而是蠻族。……

在身體方面，皇帝遠遠談不上健康。據說他最初來到多瑙河前線時，就難以忍受當地的寒冷氣候。當士兵隊列嚴整地等待他出現時，他不止一次一言不發地就離開了。他食量極小，不到日落不肯喫飯，白天則什麼都不碰，只是把一種叫「提瑞阿克」的藥物溶在水裡喝下去，而且這種藥物他也絕不多用，可能是擔心成為習慣。他一直有著胃痛和胸口痛的老毛病，藥物可以緩解那些疼痛。據說只要一喝下這種藥物，胃痛以及其他身體上的不適就都可以忍耐了。

他能敏銳地看穿對方究竟想要什麼，然後用真摯的言語商談條件。他生活簡樸，但對別人的饋贈常令東方人都瞠目結舌。最重要的是，他的話總是讓人對羅馬抱有希望而不是絕望。

羅馬人是「法之民」，在做出決策時，無論如何都要追求法律的正當性。如果不能保證法律上的正當性，那麼他們就制定新法來保證這種正當性。毫無疑問，為卡西烏斯升職既不需要制定新法，也不必拿到元老院去請求通過，只需要把以往的法律擴大解釋就可以了。

在不觸犯既有法則的情況下，派遣卡西烏斯的最好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讓他從敘利亞行省總督升任為帝國東方全區的總司令官。這一職位和帕提亞戰爭時皇帝路奇烏斯的地位相當，儘管只限於東方，但地位僅次於皇帝。

同樣是在軍事基地中生活，尤裡烏斯·愷撒就截然不同。在高盧戰爭中的愷撒營區，每當冬季來臨，偃旗息鼓，愷撒就宴請周圍蠻族的首領和豪強，讓他們觀看士兵們表演的希臘悲劇。尚未開化的高盧人竟然要看古代文化精華的希臘悲劇，只要想象一下就令人不由得發笑。高盧人是因為受到了軍事力量的鉗制在勉為其難地坐在那裡吧？或者他們真的是被未知的文化精粹吸引，儘管一頭霧水卻還是願意陪伴在自得其樂的愷撒身邊？

而在這一年，帝國的東方也在暗流湧動。

轉眼到了公元173年，如上所述，東方的局勢逐漸穩定，但西方的日耳曼戰爭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這時的馬庫斯·瓦萊利烏斯·馬克西米亞努斯應該在40歲左右，出生於潘諾尼亞行省，本來是個行省居民，應該屬於羅馬軍隊中那種身經百戰苦熬出頭的人物。在帕提亞戰爭中，他嶄露頭角，表現突出，於是在日耳曼戰爭中負責指揮騎兵團。他的第一烏爾庇亞騎兵團駐紮在阿拉波那，正好位於維也納和布達佩斯兩大軍團基地之間。今天這個地方是匈牙利的傑爾，當然也瀕臨多瑙河。

還是因為缺乏戰記，從紀念柱上也難以找出更多的東西，所以我們無法獲知這種新戰略的具體成果。不過倒是有一份歷史學家遺留下來的資料。率領騎兵團的瓦萊利烏斯·馬克西米亞努斯，和敵方納利斯提部落的酋長單打獨鬥，最後殺死了對方。蠻族失去了首領，四處潰逃。納利斯提部落是馬科曼尼人的一支，他們脫離戰線是對馬科曼尼人勢力的削弱。皇帝馬可特地把全軍召集到一起，在眾人面前高度讚揚了騎兵團長馬克西米亞努斯立下的軍功。

但即便他萬般低調，對方也無法忘記戰場上的他活力四射，行動積極。因此，所有的人都願意和他放棄敵對，開展合作。

和談的第一項條件，雙方交換俘虜。

據說馬可曾一度停止該藥物的服用，因為會嗜睡，可是停止服用之後，馬可又發現自己變得失眠了，只好恢復服用。而蓋倫也十分謹慎，既要使皇帝不致染上毒癮，又要通過含有微量鴉片的藥物緩解皇帝的疼痛以保證睡眠。由此看來，不但是整個日耳曼戰爭，就連馬可·奧勒留本人，也都充滿了悲壯感。

在這種情況下，羅馬採取的戰略應該是先各個擊破，然後再全面進攻，可是當初羅馬為什麼反其道而行之呢？

可是就在這時，天邊出現了烏雲，緊接著電閃雷鳴，傾盆大雨不期而至。羅馬士兵都打開盾牌，面向天空，讓雨水打在臉上，流進口中。然後他們用頭盔和盾牌內側承接雨水，供給傷員和馬匹飲用。

羅馬軍隊陷入極為艱難的境地。疲勞與傷痛幾乎無法忍受，再加上熾熱的太陽和無聲的焦渴，既不能進攻，也無法後退，只能在太陽的炙烤下保持原地不動。

儘管如此，和談終於成功了。

公元172年，羅馬軍隊渡過了多瑙河，向北進攻。本來羅馬方面是展開攻勢的一方，可實際上卻喫了個敗仗。我們不知道當時羅馬軍隊採取的是什麼策略，但既然皇帝親徵，近衛軍團肯定也加入了戰線。結果他們與敵人發生激戰，近衛軍團長官維狄克斯陣亡。馬科曼尼人滿足於既有戰果，撤退而去。羅馬軍隊要職一定會安排離職代理，指揮官的陣亡並不意味著全面潰敗，但失敗就是失敗，並且軍事上的失敗必然導致政治上的頹勢。在前一年剛剛議和的庫瓦迪人看到馬科曼尼人取得了勝利，就立刻毀棄和約，重回日耳曼陣營。羅馬本來已經把日耳曼各部族形成的同盟戰線攔腰斬斷，可是不到一年時間，這條同盟戰線又重新連接了起來。

被任命為東方全區總司令官的卡西烏斯十分漂亮地完成了任務。他不但迅速鎮壓了埃及的暴動，而且沒有招致當地居民的憤恨。埃及境內的希臘人也好，猶太人也好，或者是原住民也好，都對卡西烏斯評價極高。而在鎮壓了暴動之後，皇帝馬可也沒有變更返回敘利亞行省的卡西烏斯的職位。結果這個問題在三年之後引起了災難。

如果愷撒沒有出現在公元前1世紀而是生活在公元2世紀，那麼日耳曼戰爭的結果會發生變化嗎？後世的孟德斯鳩評論愷撒：「無論率領什麼軍隊都能獲勝，無論誕生在哪個國家都能成為領袖。」如果由愷撒統領，公元2世紀後半期的羅馬軍隊能取得對日耳曼民族的壓倒性勝利嗎？或者即便是愷撒，也改變不了當時多瑙河前線的形勢？

在這一年年底，羅馬軍隊終於戰勝了馬科曼尼人。羅馬元老院授予前線的皇帝「日耳曼尼庫斯」的尊稱，意為「日耳曼徵服者」，這個尊稱同時也頒發給了馬可11歲的兒子康茂德。或許是意識到了自己國外經驗的欠缺，皇帝馬可把自己唯一的兒子帶到了多瑙河前線。然而，元老院的決定還是有些過早，公元172年的羅馬軍隊苦戰惡鬥，實際上是因為好不容易戰勝了日耳曼民族中的馬科曼尼人和庫瓦迪人，終於挽回了一些顏面。

多瑙河畔的馬可接獲報告後，決定一舉解決此事。他命令在帕提亞戰爭中大顯身手並在戰後升任敘利亞行省總督的亞維狄烏斯·卡西烏斯，率領屬下的兩個軍團向埃及進發。但是，「神治」下的埃及還是很特殊。在埃及出任要職都由皇帝親自任命，可以說元老院元老也只是一般官吏，如果沒有皇帝的許可，他們連入境都不可以。而對於出身於僅次於元老院階級的騎士階級的人而言，如果能夠成為埃及的長官，應該就是從政的頂峯了。亞維狄烏斯·卡西烏斯已經是行省總督，在元老院也擁有一席。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如果依據史實所表現的那樣，公元172年的戰爭以勝利而告結束，那麼第二年即173年就沒有必要改變作戰方針。然而羅馬卻改變了策略，從上一年的全線作戰變成了各個擊破。

關於公元173年的戰果，我們只知道這些，但各個擊破的策略無疑是成功的。因為無論是馬科曼尼人還是庫瓦迪人，或者是沒有和羅馬軍隊發生激烈衝突的雅茲蓋斯人，都紛紛來向皇帝馬可求和。有著庫瓦迪人不到一年就反目的前車之鑒，馬可認為蠻族無法信守和約，一度嚴厲拒絕。當然，皇帝最後還是接受了對方的請求，講和了。

因為羅馬公民擁有向皇帝提起上訴的權利，所以皇帝的職位也有點接近於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歷史學家卡西烏斯·狄奧這樣描寫這一時期的馬可·奧勒留：

蠻族見狀，索性停止進攻。他們以為，平原上無情的烈日和酷暑造成的乾渴會消耗羅馬士兵，只要耐心等待，對方只有投降一途。而羅馬軍隊完全陷入包圍之中，無法向附近的河流轉移，更何況蠻族還佔有數量上的優勢。

接觸到他的人，很難把眼前這位言語熱情、態度溫和的人和戰場上那位叱吒風雲、激勵士兵的武將聯繫起來。他的言語和態度充滿魅力，即使對面的東方人暴跳如雷，他也能使其平息怒火。他深知什麼時候該對誰循循善誘，什麼時候該對誰一擲千金。

或許這只是羅馬方面的權宜之計。可是這一時期的羅馬也的確需要議和，因為第二年，即公元174年，羅馬軍隊又將面對其他敵人。在布達佩斯附近轉彎南流的多瑙河與達契亞行省之間，居住著雅茲蓋斯人，他們受到從北方南下的薩爾馬提亞人的壓迫，和羅馬軍隊發生了衝突。羅馬人將發生在公元174年的戰爭稱為「薩爾馬提亞戰爭」，其實敵人是雅茲蓋斯人。對於駐留在卡農圖姆軍團基地的皇帝馬可而言，這真令人心神不寧，而這一年的他已經50歲出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