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皇帝康茂德（180—192年在位） 「60年的和平」

直到公元19世紀，盛行考古發掘，人們發現多瑙河沿岸的基地絕大多數是提比略皇帝修建的，才開始重新評價這位皇帝。現在我們知道，提比略從易北河撤退，代之以在多瑙河防線夯實防衛基礎。

三、駐守在多瑙河畔的武將們對馬可·奧勒留深懷崇敬之情，他們願意恪守對先帝的誓約。連後來成為潘諾尼亞行省總督的歷史學家卡西烏斯·狄奧都為馬可所傾倒。

吉本對哲學家皇帝馬可讚賞有加，也因此對康茂德評價很低。而與此相反，德國至今仍然享有盛譽的羅馬史作者、學者蒙森卻認為康茂德此時的決定為羅馬換回了「60年的和平」。蒙森的著作甚至可以用來修養身心。的確，從公元180年到240年，羅馬在多瑙河流域沒有進行過激烈戰爭，在這60年裡之所以實現了和平，我想是由好幾個重要因素完美地契合到了一起才形成的。

哈德良皇帝在整個帝國四處巡視，這種功績更早地被人理解。自從帝國的防線被突破以後，人們才開始理解為羅馬防衛奉獻終身的哈德良皇帝。馬可·奧勒留也是直到自己做了皇帝，真正面對蠻族入侵的時候，才領悟到這個問題有多麼困難，同時也理解了哈德良。至少，晚於哈德良百餘年的歷史學家卡西烏斯·狄奧非常讚賞哈德良的功績。

進行軍事防守既要付出人力，也要耗費資金。雖然當地人願意為此納稅，但羅馬人的安全保障也包括修路造橋，建設城鎮，此外再加上軍團基地的消耗，的確對國庫是一筆相當沉重的負擔。

儘管如此，在哈德良生前，他指定的繼承人安敦尼·庇護以及年輕的馬可都沒有理解哈德良的政治思想。不管怎麼說，這兩個人都深信，只要在首都羅馬廣施仁政，那麼就沒有必要千裡迢迢地跋涉到行省和邊境去視察軍事基地。

其主要理由就是康茂德在父親馬可死後立即與蠻族議和，後來與皇帝關係惡化的元老院認為，這是一次屈辱的媾和。

其實我們不必等待吉本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早在羅馬時代就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指出康茂德非常糟糕了。他們指出，對帝國而言，康茂德這位皇帝簡直就是災難。歷史學家卡西烏斯·狄奧比康茂德年長6歲，可謂同代人，他也早就開始譴責康茂德了。

而這時康茂德才19歲，既沒有堅定的信念，又缺乏強韌的精神。他之所以放棄行省化，結束戰爭，當然只是因為厭倦了長年累月的戰地生活。其實如果他內心願意遵從父親繼續戰爭的遺言，他也完全可以把這個差事交給手下的將軍們實施，然後自己返回羅馬。是否親自參戰完全是皇帝個人的事情，而並不是法律有所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康茂德仍然固執地結束戰爭，可能就是因為對戰爭本身已經厭煩。總之，與敵對的馬科曼尼人和庫瓦迪人媾和以後，羅馬軍隊從多瑙河北岸7.5公裡寬的中立地帶撤軍，維也納和布達佩斯再次成為最前沿的基地。這就是羅馬人說的「屈辱的媾和」的結局。

行省化的達契亞也沒有出現過以帝國興盛為己任的人才，假如波希米亞成為行省，可以想象結果會大抵如此。雖然此地十分遼闊，但對羅馬而言，至多也不過是橋頭堡而已。既然這樣，戰略的制定實施就不能被徵服欲左右，而是應該在冷靜的分析之後做出判斷。我認為，在公元2世紀末期，終結持續了10年仍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戰爭的時候，康茂德沒有把蠻族逼迫成困獸，而是以溫和的條件達成和解，放棄了在波希米亞地區建立行省的計劃，對羅馬而言，他這種選擇是正確的。

一、雖然被指責為「屈辱的媾和」，但公元180年締結的和約使羅馬和被稱為「近蠻族」的馬科曼尼等部族之間形成了良好的關係。

四、馬可·奧勒留在位期間幾乎都在和帕提亞以及日耳曼人作戰，可以說是個很不幸運的皇帝。然而，20年徵戰的結果，使羅馬軍隊恢復了實戰能力。不只限於軍事方面，凡是能力，只要不去磨鍊，很快就會退化，只是這一特性在軍事方面表現得更加明顯。羅馬軍隊，尤其是駐紮在多瑙河畔的將士極為強悍，這也使得蠻族不敢輕舉妄動。用時髦一點的話來說，就是20年的實戰本身已經成了一種威懾力量，在戰爭結束後的60年裡，一直發揮著作用。

但是，如果我們暫且不去討論康茂德此舉的出發點，只是單純觀察他這一決定給羅馬帶來的成果，實際上是出人意料的。

圖拉真皇帝在達契亞建立行省，為多瑙河下遊的防禦發揮了長久的作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達契亞即後世的羅馬尼亞地區即使成了行省，也並不意味著部署在多瑙河下遊的軍團可以撤防。在辛吉杜努姆（今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費米拉孔（今科斯託拉茨熱）和今天保加利亞的伊斯克爾（斯維什託夫附近）三地仍然分別駐紮著一個軍團，這種布防體系並沒有發生變化。達契亞地區充其量只是從多瑙河天險突出去的橋頭堡，而羅馬帝國真正的北方防線仍然是多瑙河。當北方蠻族南侵時，第一道防線是達契亞，達契亞被突破後還有多瑙河，這是一個雙重的防禦體系。在馬可·奧勒留時代，羅馬在多瑙河下遊南岸部署了3個軍團，加上駐紮在達契亞行省內的2個軍團，共計5個軍團。其主力軍團兵就達到了3萬人，如果把輔助兵也計算進來的話，就接近了6萬人。由此可見，即使達契亞併入了羅馬版圖，可是在防衛上仍然需要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資金。

二、馬可·奧勒留通過10多年的戰爭，使多瑙河北岸的馬科曼尼人元氣大傷，一時難以重新發起挑釁。雖然通過談判達成和解是再理想不過的事情，然而從人類社會的現實看，還是某一方佔據優勢時更容易達成妥協。

然而，康茂德難道真的錯了嗎？

康茂德名聲不佳的第二個原因，在於媾和使得波希米亞地區行省化的流產。

不列顛相當於今天的英格蘭和威爾士，此地除了盛產錫以外以農牧業為主，屬於帝國的貧困地區。儘管當地的財政收支經常處於赤字狀態，但羅馬還是在這裡駐有3個軍團，就是為了高盧的穩定。尤裡烏斯·愷撒是最早渡過多佛爾海峽的羅馬大員，他在《高盧戰記》中寫到，自己之所以遠徵不列顛，就是為了切斷高盧的反羅馬分子的後路。到了帝政時期，高盧變得非常穩定，是學習羅馬的模範學生。儘管如此，不列顛的戰略地位卻沒有絲毫下降。因為羅馬不再試圖徵服蘇格蘭（羅馬時代稱為喀裡多尼亞），從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渡過北海的入侵者綿綿不絕，喀裡多尼亞已經成為弱肉強食之地，為了防止這些人南侵，羅馬只好修築了哈德良長城，並分別在卡萊奧恩、約克和切斯特各駐紮一個軍團。

但是，即便是現在的政治家，舉手投足間的不妥都有可能導致支持率下跌，而羅馬皇帝居然從正在進攻的地方撤退，其結果也可想而知。

開國皇帝奧古斯都曾立下雄心壯志，把帝國的邊界推進到易北河畔，但到了提比略時代，帝國的防線則退回到了萊茵河。不知元老院給予了提比略怎樣的譴責。而圖拉真皇帝曾徵服過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一直攻到了底格裡斯河，可是哈德良皇帝放棄了上述地區，將羅馬的防線退回到了幼發拉底河。哈德良皇帝甚至為此除掉了意見相左的圖拉真的四位重臣，而元老院一直對此事耿耿於懷，對於常年出巡在外的哈德良皇帝始終態度冷淡。

本來就得不到公民的支持，再加上元老院態度冷淡，連繼承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提比略和哈德良之所以還一意孤行，就是因為他們堅信自己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並且這兩個人都是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對負面評價具有免疫力，兩個人都四五十歲，正是不易被他人左右的成熟年齡。

即使像馬可·奧勒留當初計劃的那樣，羅馬真的把覆蓋了現在奧地利北部、從捷克到斯洛伐克地區的波希米亞全部徵服，悉數劃為行省，那麼在多瑙河中遊流域，由這些行省（馬可當初計劃建立兩個行省）和南流的多瑙河構成的雙重防禦體系，也仍舊不會脫離達契亞的窠臼。也就是說，在多瑙河沿岸維德伯納（今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卡農圖姆（今佩特羅內拉）、布裡吉提歐（今匈牙利的蘇尼）、阿昆庫姆（今布達佩斯）部署的4個軍團依然保持不變，而在兩個新行省還要各部署一個軍團。這樣，為建立雙重防禦體系而投入的人力和資金，就由4個軍團變為6個軍團。如果多瑙河中遊的軍備也要這麼增加的話，羅馬能夠承受這種負擔嗎？何況在馬可·奧勒留時代，帝國的防禦力量已經從28個軍團增加到了30個軍團，而現在還要繼續增加2個新軍團。

丘吉爾曾說，大英帝國的歷史以愷撒渡過多佛爾海峽為開端。而在羅馬史研究領域，英國學者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可是很遺憾，對羅馬人而言，不列顛只不過是一個穩定高盧的存在而已。《希臘羅馬名人傳》的作者普魯塔克認為，羅馬之所以強大在於它的「同化敗者」的政策，在人才選拔方面，羅馬一直敞開著大門。可是，在整個不列顛卻沒有出過一位元老院元老，也沒有一位行省總督或軍團長。一個地方如果缺乏培養人才的基礎，當然不可能人才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