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最後的羅馬人（395—410年） 非洲叛亂

自從羅馬戰勝公元前3世紀以前一直絕對強於自己的迦太基，成為西地中海的霸主以來，羅馬帝國的本土義大利，尤其是首都羅馬的主食小麥就開始依賴海外進口，這已經成為持續了550年的傳統。其直接原因是義大利半島缺少大面積耕地，出產的小麥在價格上競爭不過擁有大片耕地的西西裡和北非等地。於是羅馬就把進口小麥變成了一種統治其霸權之下各國的政治策略。

公元4世紀以後，羅馬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已不是表示「第一公民」的「元首」，而成為體現基督教上帝旨意的「絕對君主」。人事神定，人類不可隨意加以改變。這個後人所謂「君權神授說」的體制是君士坦丁大帝首創的，此後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100年的時間足以使一種體制穩固運行。即使公元5世紀上半葉的皇帝們平庸無能，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了帝國的長治久安。這證實了這個體制的有效性。

最高權力者不再是「元首」或「第一公民」，而變成了「絕對君主」。最高權力者的輔佐機構、具有控制其權力作用的「元老院」地位下降也就理所當然。進入公元4世紀後，元老院的權威和權力急速下降，其中真正的原因是文官與武官有了明確分離。

馬西澤爾率領的討伐軍規模稱不上軍團，士兵只有5000人。但這5000人不單是作戰高手，還全部是狂熱的天主教徒。斯提利科選拔這些士兵的意圖很明確。敵方除了天主教徒士兵以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多納圖主義者士兵參戰。派堅信自己是正統基督教徒的天主教徒去，就可以達到分裂敵軍的目的。

對斯提利科的請求，大農莊主佔主流的元老院出於這一原因不肯發布「公敵」宣言。大農莊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自給自足，即使來自北非的進口物品斷絕，也不會像老百姓那樣受到影響。當然，一旦糧食從市場上消失，就會發生民眾暴動，大農莊就有遭到襲擊的危險。但斯提利科的緊急進口已使市場平靜了下來。

於是，對擁有地中海世界最高學府的希臘雅典和埃及亞歷山大的做法，不是將其教育機構遷到羅馬，而是讓羅馬的良家子弟前去留學。

除了「君權神授」的天條以外，對斯提利科來說，還有一條保護霍諾裡烏斯皇位的義務，那就是他在皇帝狄奧多西臨死前當面的誓約。羅馬人是崇尚法治的民族。這樣的法治民族不僅認為簽了名的誓約書具有效力，他們認為口頭誓約也充分有效。用現代的說法，這是「君子協定」。這是雙方相互信賴而立下的約定，在日本叫作「男人的約定」。毀壞這種誓約而不感到羞恥，正是羅馬人認為的蠻族人的做法。要做到比羅馬人還羅馬人的斯提利科根本不可能破壞誓約。

在基督教獲得承認，尼西亞公會議決定三位一體教派即天主教派為正統後，多納圖主義者在羅馬帝國自然就成為「異端」而受到排斥了。

馬西澤爾卻未能作為勝利者進入迦太基城。傳說他在去往迦太基城的途中過橋時墜入河中，因身著沉重盔甲而溺亡。他也是摩爾人，但他反吉爾多，反多納圖主義者。馬西澤爾死後，立即就有別人繼任指揮官。這人不是摩爾人，他事先被斯提利科派去討伐吉爾多。斯提利科還委託他重新整頓吉爾多統治多年的北非。

不論是否稱為國家，人類社會大體由生產者和非生產者這兩種人構成。二者很難嚴格區分，但如果要劃分一下，應該是下述的情況：

多納圖主義者認為，教會應該純粹是由無罪的人組成的信仰組織。這裡的罪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罪，而是信仰上的罪。犯了這種罪，光靠懺悔不行，必須重新洗禮，從頭來過。現實生活中的天主教與多納圖主義者的區別，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天主教承認世俗機構——羅馬帝國，而多納圖主義者不承認現有的組織，不論是羅馬還是其他。

狄奧多西皇帝之死給他帶來了機會。繼位的是狄奧多西的兩個兒子，年齡都小，而繼承北非所在的帝國西部皇位的霍諾裡烏斯還只是個10歲的少年。

公元395年狄奧多西去世。當時，吉爾多還沒有明確態度。兩年後他邁出了野心家的第一步。他宣布，自己擔任大元帥的北非不向身在米蘭的皇帝霍諾裡烏斯而向身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阿卡狄烏斯宣誓效忠。大概他判斷，「主人」在遠方自己更能隨心所欲。

一旦宗教介入進來，就不可能會有妥協。對北非的多納圖主義者而言，天主教徒是信仰錯誤教義的可憎敵人。同一個宗教內部的異端排斥比異教排斥更加陰險、更加殘忍。這是一種歷史事實，並非只表現為席捲中世紀的異端裁判。狂熱的反體制反天主教的多納圖主義者，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了吉爾多身上，因為他是摩爾人，與現有統治階層有著距離。

所謂非生產者，就是負責政治、行政和軍事的人們。他們自己不生產，其職務是建設能夠讓生產者專心於生產的環境。他們與農、工、商三者在這點上是相通的。

仰慕斯提利科的詩人克勞狄安這樣寫道：

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敘利亞的安提阿和君士坦丁堡成為羅馬帝國東部強有力的教區的時代，帝國西部強有力的教區是羅馬和迦太基。米蘭主教安波羅修因影響巨大而聞名於世，但那靠的是他個人的才幹，並非因為米蘭教區很強大。所謂教區強大，是指信徒眾多，教會資產雄厚，與當時的當權人物關係密切。當然，取得並維持這樣的特權，若沒有主教的才具發揮影響是辦不到的。

多民族國家的羅馬帝國對敗給羅馬接受羅馬統治並融入羅馬社會的人，即使是異民族出身，也是敞開門戶的；它也認可希望以聚居的形式成為羅馬帝國「大家庭」一員的部族。完全被羅馬社會同化併產生過皇帝的舊迦太基人就是前一種情況的例子，而羅馬時代被稱為「毛魯」的摩爾人則較傾向於後者。現代的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西部地區，在羅馬時代被稱為茅利塔尼亞，也是因為那裡居住著很多摩爾人。

隨著羅馬歷史走近尾聲，我感到有一個想法在我頭腦中慢慢地卻是實實在在地膨脹著。人的走運與否不是與他自身的才幹而是與他生活的時代密切相關。斯提利科的後半生不就是一個典型嗎？生活在高速發展時期——共和時代和穩定發展時期——帝政即元首制時代的羅馬帝國的人，不會去直面某些難題，而生活在帝國最後一個世紀的斯提利科卻不得不去面對。

而且，布匿戰爭開始很久以前，迦太基就有研究農耕的書籍，準確地說是農作手冊。迦太基人是通商民族，同樣也是高效的農場經營者。羅馬攻破了迦太基，將他們的特點——通商與農耕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北非變成了羅馬的糧倉，迦太基人的船隻將以小麥為主的農產品運往義大利。迦太基人的商船公司甚至在羅馬的外港奧斯提亞駐有分公司。徵服者羅馬也是通過購買尼羅河流域出產的小麥，使埃及成為羅馬的糧倉，從而統治了這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大國。自己獨佔一切，是統治策略中最低劣的做法。不過，主食依賴進口以後，保障糧食供應便成為歷代皇帝的重要任務之一。皇帝們為儲備小麥、維持其品質付出了心血，而把這些只作為內幕歷史去講述未免可惜。

尊敬、敬意和崇拜這些無形的感情有時也會轉化為某種形式表現出來。既然宗教也是一種人類活動，就不會與這一現象無關。這極端類似於在金錢是絕對主角的金融世界裡信用起的重要作用。以迦太基教區為核心的北非基督教會的強大受惠於這裡卓越的神職人員，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又熱心於宗教活動。

這樣的神職人員中就有迦太基的主教西普裡安。我在《羅馬人的故事12·迷途帝國》最後總結的那句話便是他說的。他完全不是狂熱的信徒，如果他想逃避公元3世紀後半葉時常發生的皇帝對基督教徒的鎮壓，那麼他一定可以逃脫。事實上，他曾經逃過一次。但想到自己是主教，他便自首而殉教了。

元老院頒布的「公敵」宣言將從側面支持軍事行動。如果戰爭的對象是公敵，軍隊就可以招募在大農莊幹活的農奴充軍打仗。如果農莊主不願意，就會被課以每個農奴25枚蘇勒德斯金幣作為代償。當然，這個代償金會被作為傭兵費，用來僱用對在羅馬軍中服役感興趣的蠻族人。這也是羅馬帝國軍隊中蠻族兵數量增加的原因之一。

北非問題迅速得到解決。不僅老百姓因為不用再擔心主食小麥緊缺而歡喜，以前總是不配合的元老院也決定在古羅馬廣場建造斯提利科立像，承認他的功績。能在羅馬中心立像，從這裡成為帝國的大腦和心臟時起，就是羅馬男人的無上榮耀。

吉爾多的財產被悉數罰沒，成為勝利者皇帝的所有。由於吉爾多擅權已久，財產數額巨大。斯提利科決定以東羅馬帝國皇帝阿卡狄烏斯和西羅馬帝國皇帝霍諾裡烏斯的名義，將吉爾多的財產統統用於全面修復向羅馬城輸送新鮮水的水道工程。羅馬帝國的公共建築上當然都要鑲嵌鐫刻下令建設者姓名的石板，明確記載下令修繕修復者的姓名也屬慣例。羅馬人非常了解維修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形成了特有的慣例。公元398年，羅馬人也遵從了這一慣例。鑲嵌於聳立的水道橋壁面上的大理石板上有如下記載：

在羅馬人眼中，斯提利科身上確實流著蠻族汪達爾人的血。如果他生活在坦然包容異民族的開放的羅馬帝國，他的軍事才能一定會得到認可，一定會被委以重任，保衛帝國的重要防線，一生都會生活在讚揚和名譽之中。可是，人類社會也會隨著活力的劣化變得封閉起來。這與時代的進步完全無關。雖然在公元5世紀許多事情做起來比在公元2世紀以前方便得多。

人們往往由於軍事上的失敗而屈服於人，而一旦自己對霸主有用，對霸權的抵觸感就會淡化。大概勝利者羅馬覺得應該容忍失敗者長年積累的某些東西，尊重失敗者的心情，這樣統治起來會更容易。

把西羅馬帝國置於軍糧攻勢之下，這種戰略的著眼點確實高明。事實上，羅馬民眾知道消息後都爭先恐後地沖向市場。

這兩個階層對人類社會而言都十分重要，不可或缺。但非生產者階層的責任更重，因為他們的職責是在硬體、軟體兩個方面完善社會基礎建設。我認為，基礎建設依靠個人努力不可能做到，這樣的事情應由社會來做。儘管個人可以做到每夜鎖好自家房門，但外敵侵襲靠個人是防不勝防的。

但是，年已38歲的斯提利科不會因為這點事情就得意忘形。他沒有忘記元老院至今還在執拗地反對他。蠻族出身的背景經常困擾著他，他感到有必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在這個時代，很多父母給女兒起名瑪麗亞。斯提利科決定把女兒瑪麗亞嫁給皇帝霍諾裡烏斯。霍諾裡烏斯14歲，瑪麗亞似乎年紀略小。他們還是少男少女，不能指望他們馬上生兒育女。但至少斯提利科成了皇妃的生父，同時也是皇帝的嶽父。斯提利科認為，先帝狄奧多西託付自己輔佐少年皇帝，如果自己又成了皇帝的嶽父，反對派就難以反對他了。

這是即將進入公元5世紀時的北非實情。在這種情況下，名為霍諾裡烏斯皇帝的輔佐實際上卻統治著西羅馬帝國的斯提利科當然要思考解決辦法。最終，這位汪達爾人出身的「聯軍總司令」選擇了果敢而慎重的解決辦法，與他37歲的年齡十分相稱。

所謂生產者，就是從事農、工、商的人們。有人會說「商」自己不生產，但出於流通連接著下一個生產環節的理由，我將其列為生產者。

這次作戰大獲全勝。馬西澤爾率領5000兵馬在北非登陸。與之對峙的吉爾多軍人數近乎他的15倍，達7萬人之眾。兩軍在平原上布陣完畢，馬西澤爾獨自一人挺出中軍，大聲喝道：「這是一場正統基督教與異端的戰鬥！」真是一聲定勝負。吉爾多方的天主教徒士兵扔掉武器，無心戀戰。並非狂熱基督教徒的摩爾人士兵見狀也腳下不穩，只想逃跑。吉爾多軍全線崩潰了，吉爾多也望風而逃。他不久被抓住，在馬西澤爾面前被斬首。就這樣，公元398年夏，討伐軍從比薩港出發不到半年，北非便再度回歸西羅馬帝國。

這些被稱為「多納圖主義者」的人被天主教打成異端，長期受到排斥和鎮壓。粗略分類，我們可以說居住在被羅馬同化較快的城市裡的舊迦太基系居民信奉天主教，而在同化程度較低的農村則更多的是多納圖主義者。可見，多納圖主義者們一直被排斥在行省政治的主流之外。北非號稱羅馬帝國的糧倉，義大利半島生意興隆，但更多的利益落在了中間商而非生產者手裡，這一點自古至今概莫能外。

他首先發出緊急命令，從高盧和西班牙大量進口小麥，以圖平息市場風波。然後，估摸著這些小麥將要上市，他前往首都羅馬的元老院，要求做出決議，認定大元帥吉爾多為「公敵」（hostis publicus）。面對遠比自己年長的元老院元老們，年方37歲的他侃侃而談：

僅此一點，對西羅馬帝國而言就是值得憂慮的事態。北非民眾有近一半支持吉爾多，又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吉爾多擁有「大元帥」的正式地位，但他把一個世紀以來反抗天主教的多納圖主義者納入了自己一方。

面對目光狹隘、只知利己的元老院元老，斯提利科不得不訴諸強硬手段。他請皇帝霍諾裡烏斯從米蘭來到羅馬，在元老院會堂發表演說，陳述討伐吉爾多的必要性。十二三歲的少年只是念念斯提利科寫好的文章而已。這樣就成功地使得遠徵北非成為皇帝、元老院共同參與的舉國軍事行動，而不是斯提利科的個人想法。在皇帝在場的情況下，元老院一致通過了把吉爾多定為「國家公敵」的宣言。

所謂的仰慕者，有用卻也有麻煩。首先，與生活在公元4世紀的這位埃及出身的羅馬仰慕者認定的不同，政體已經歷經了王政、共和政體和元首制的變化，而歷史上，元老院卻沒有一次僅由文官組成。在羅馬這個國家，文官和武官從來沒有區別。直到進入公元4世紀後，這種情況才發生改變。而這時的羅馬已不再是元首制，它已經變成了絕對君主政體的帝國。

斯提利科在以往的戰鬥中顯示出了自己在軍事方面的才能。他不可能一味地懷古，去向百年來從未上過戰場的元老院元老徵詢是否能遠徵北非。他向元老院要的是自己這個「聯軍總司令」對原本是同僚的「大元帥」吉爾多開戰的大義，要的是名分。尤其是他在羅馬人眼裡是蠻族出身，大義、名分就更為必要。不管怎樣，對手是比汪達爾人早數百年就開始與羅馬人共同戰鬥的摩爾人。

皇帝阿卡狄烏斯和皇帝霍諾裡烏斯接納尊敬的聯軍總司令斯提利科的進言，投入皇資，完成了此水道的修復工程。特記於此。

雖然自己最終殉教了，但他很寬容那些因受到鎮壓而離教的信徒重新皈依。也許他認為「牧羊人」有自身的責任，但向「羊」要求那麼多則有悖於人性。我覺得，即使自己與他生於同一時代，聽了他的說教，我也不會成為基督教徒。但我大概仍會毫不猶豫地稱他為「時代的良心」。不過，他那些想法一旦傳播開來，必定有人反對。同為北非主教的多納圖就譴責西普裡安和他的支持者們太溫和。於是，人們把不同於西普裡安寬容派的強硬派稱為「多納圖主義者」。

可是，當時北非虔誠的基督教徒斷比羅馬的要多，多納圖主義者的數量也多於以天主教為主流的其他地方。這兩派為尋求妥協點而召開了正式會議，雙方出席的主教人數不分伯仲。這樣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天主教與多納圖主義者在北非的勢力旗鼓相當。在這種狀態之下，被打成「異端」的一方不可能默默退出。如果天主教是體制派，多納圖主義者就是反體制派，抗議行省政府的惡政，就成了他們的特色。於是，在北非這樣的大環境中就會出現利用形勢的野心家。摩爾人吉爾多就是這樣的人。

這樣來看，多納圖主義者在北非的勢力變得不可小覷，是有著宗教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諸多原因的。聖奧古斯丁後來被奉為基督教天主教派的「教父」，列為聖人。但不論他多麼真心地說教，對多納圖主義者也未見效果。其真正原因就在於此。

鎮壓行動以主謀菲爾穆斯被殺而告終。狄奧多西任命吉爾多為以後北非防禦的負責人。羅馬皇帝授予這個摩爾人的官位是「阿非利加大元帥」。在行省總督不能充分盡職的公元4世紀末，這實質上是北非全境一把手的地位。但吉爾多覬覦的是有名有實的北非最高地位。

遠徵北非並非斯提利科親往。應該說他不能親往更正確。現在，阿拉裡克這個甚至合法取得了大元帥地位的人正帶著西哥特人屬下盤踞在義大利半島附近。在這樣的形勢下，義大利不能沒人。他把遠徵軍的指揮權交給了一位最適合代他討伐吉爾多的武將。

可是吉爾多的長兄菲爾穆斯不知何故對迦太基總督發起叛亂。行省政府一時未能採取措施斷然鎮壓，叛亂的烈火瞬間蔓延。那時狄奧多西皇帝還在世，對北非叛亂不容放任。他從歐洲調軍極力鎮壓，吉爾多則加入其中，箭射親兄。

打心裡說，看到羅穆路斯以來的法度權威復活，武器服從元老院的決定，這多麼令人喜悅……

不過，斯提利科未被允許模仿共和時代羅馬的領袖們，建造公共建築贈送給羅馬公民。帝政之後，沐浴勝利榮譽的是皇帝，建造公共建築還禮的權力也在皇帝。

吉爾多出身於摩爾人的名門望族。在行省，實力家族的男人多在羅馬軍團中積累資歷。吉爾多家族也有兄弟三人當過羅馬軍隊的將官，他就是其中之一。

沒有實權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權威。詩人懷念的昔日元老院是文官的，同時也是武官的。傳統的羅馬元老院是由通曉軍事的政治家組成。正因為如此，元老院對是否宣戰這樣的重大問題也能做出在軍事上合理的判斷，打勝仗的概率很高。

義大利和北非之間的這種關係已歷時550年。吉爾多似乎認為，停止向義大利出口小麥是手中的強大武器。他使用這一武器的目的，當然是要把北非從西羅馬帝國分離出去。

不過，儘管擁立了少年皇帝，斯提利科實際上仍得事必躬親。這就是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的實際情況。這時，羅馬帝國的一切都與元首制時代完全相反了。

我們的食物被一個摩爾人隨心所欲地掌控著。這個人恣意妄為，他不是供應者，而是脅迫者。

沒有元老院的決議，軍隊不能進軍，這是羅馬人自古以來的做法。在經過了幾個世紀後的今天，斯提利科恢復了羅馬的這個好傳統。元老院元老向將軍下令，軍隊才能開始軍事行動。這一做法使得羅馬在戰場上屢屢獲勝。

緊接著他又邁出了第二步。如果吉爾多出生於公元330年的說法正確，那麼他當時已經67歲。也許他覺得不能再耗時間了，於是邁出了這一步：北非向義大利禁運糧食，禁止滿載小麥的所有商船從迦太基港口起航出港。

羅馬人說到「非洲」，是指除埃及之外的非洲北部。羅馬時代，從東向西排列著昔蘭尼加、的黎波裡、阿非利加直屬領地（前執政官統治的阿非利加）、努米底亞、茅利塔尼亞·愷撒利亞、茅利塔尼亞·廷吉塔尼亞等六個行省，相當於現在的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四國。北非的行政長官們比其他任何行省都更像「斷了線的風箏」。因為在北非，以迦太基為中心的基督教會勢力強盛，這些行政長官的統治也變得隨心所欲。

有人認為，即使沒有這個地位，在公元398年迅速解決了北非問題之後，斯提利科的權威也是不斷上升的。但是，權力和權威也會因為細小的原因而急轉直下。38歲的聯軍總司令希望在威勢下滑之前更加鞏固自己的地盤。從以後他要乾的事情來看，他不能允許自己的地盤不穩。對他這個做任何事都有「蠻族出身」困擾的人來說，這更不能容許。

這個人是吉爾多的親弟弟馬西澤爾。他在與哥哥吉爾多的爭鬥中敗北，逃到了義大利。傳說兄弟鬩牆的原因是吉爾多為了實現野心，不惜與被打成異端的多納圖主義者聯手，而虔誠的天主教徒馬西澤爾反對這樣的做法。因為宗教的摻和，爭端越發激烈，馬西澤爾的兩個兒子被吉爾多殺死。馬西澤爾不得不亡命義大利。弟弟對哥哥吉爾多的憎惡，又加上兩個兒子的被殺之恨，狂熱天主教徒的宗教熱情支撐著馬西澤爾，要打倒異端多納圖主義者！斯提利科選擇他的理由也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