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鍾已停撞/但我仍然能聽到/聲從花中來
——松尾芭蕉
森林裡回蕩著各種聲音。鳥兒鳴囀,蛙兒歌唱,蟋蟀動股,葉子在風中沙沙作響。這永不止息的交響樂包含了預示危險的聲音,與交配儀式有關的聲音,威脅性的聲音,安撫性的聲音。一隻松鼠在枝條折斷髮出咔嚓聲時跳到樹上;一隻鳥兒回答另一隻的鳴叫。動物每時每刻都為了對聲音做出反應而運動,而它們的運動又製造了新的聲音,這些聲音共同交織成一片循環往複的喧囂。然而,即使森林在嘁嚓作響,植物卻一直無動於衷,對周邊的嘈雜毫無反應。是植物聽不見森林的喧鬧嗎?還是說,其實是我們對它們的反應視而不見?
就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的植物感覺而言,各種形式的嚴謹的科學研究已經清楚地揭示了它們存在的事實。然而,幾乎沒有什麼可信的、能夠作為定論的研究能夠明白無誤確證植物對聲音的反應。考慮到我們已經聽說了大量有關音樂如何影響植物生長的逸聞趣事,這個事實不免令人意外。我們在聽說植物有嗅覺時,還要仔細琢磨一下,但植物能夠聽到聲音的念頭卻絲毫不會讓我們驚訝。很多人都聽說過植物會在播放古典音樂(儘管也有人聲稱只有流行音樂能讓植物動起來)的房間裡欣欣向榮。然而,通常來說,多數有關音樂和植物的研究,是由小學生和科學愛好者完成的,他們不會堅持在實驗中設置對照組,而設置對照組是以科學方法為基礎的實驗室中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當新聞標題在暗示植物具有聽力時(比如《紐約時報》的這個標題:「研究發現吵鬧的捕食者會讓植物處於警備狀態」),真正的研究實際上只不過是說植物能對昆蟲的物理振動做出反應,而不是對聲波做出反應。不過,也有少量研究報道認為我們很快就能聽到大量有關植物聽覺能力的消息。
在我們深入探究植物是不是真有聽力之前,不妨先來更好地了解一下人類聽覺。「聽覺」的一般定義是「由耳朵之類器官察覺振動、感知聲音的能力」。聲音是在空氣、水以至門扇、地表等固體中擴散的連續壓力波。通過擊打物體(比如敲鼓)或製造一個重複振動(比如撥動琴弦)就可以導致空氣有節奏地壓縮,從而形成這樣的壓力波。我們的內耳中有對觸碰敏感的毛細胞,可以產生一種獨特的機械感受,由此我們就感知到了空氣壓力波。這些毛細胞是特化的機械感覺神經細胞,從胞體延伸出毛狀的細絲,叫作靜纖毛,在被空氣壓力波(聲音)擊中時會彎曲。
耳朵中的毛細胞可以傳達兩種類型的資訊:響度和音調。響度(也就是聲音的強度)是由抵達耳朵的波的高度——更常見的說法是振幅——所決定的。響亮的聲音振幅大,柔和的聲音振幅小。振幅越大,靜纖毛彎曲得越厲害。至於音調,則是壓力波的頻率產生的效果。頻率和振幅無關,是每秒鐘察覺到的波動次數。波的頻率越快,靜纖毛來回彎曲的速度越快,音調就越高。
毛細胞的靜纖毛一邊振動,一邊引發動作電位(如同我們在前面各章中見到的其他類型的機械感受器所做的那樣),傳遞給聽神經,再從那裡傳遞到腦,腦再把這些資訊轉化成各種聲音。所以人類聽覺是兩個解剖學事件的結果:耳中的毛細胞接收聲波;腦處理資訊,使我們能對各種聲音做出反應。那麼,如果植物沒有眼睛也能察覺光的話,它們沒有耳朵是否能察覺到聲音呢?
幸運的是,對我和其他離經叛道的齊柏林飛艇歌迷來說,雷塔拉克的研究充斥著科學上的錯誤。比如說,她的每次實驗只用了很少數目的植株(不到5株)。在她的研究中實驗的重複次數太小,不足以支持統計分析。實驗的設計也很簡陋,有的研究竟是在她朋友家裡完成的。還有,像土壤濕度之類的參數,是靠用手指觸摸土壤確定的。雖然雷塔拉克在她的書中引證了很多專家,其中卻基本沒有生物學家。他們是音樂、物理學和神學方面的專家。還有不少引證的出處沒有任何科學信譽可言。然而,更重要的是,她的研究結果未能在任何一家可信任的實驗室中得到重複。
雷塔拉克把多種植物(包括喜林芋、玉米、天竺葵、堇菜等等,每一次實驗都用一種不同的植物)暴露在她從不同流派的音樂中挑選出來的唱片音樂聲中——這包括巴赫、勛伯格、吉米·亨德裡克斯和齊柏林飛艇的音樂——然後監測其生長。按她的報告,暴露在柔和的古典音樂中的植株生長繁茂(哪怕播放的是我們都熟悉且喜愛的高雅的升降電梯背景音樂),而暴露在《齊柏林飛艇II》或亨德裡克斯的《吉普賽人樂隊》專輯中的植株的生長卻遭到了阻滯。為了證明對植物有害的其實是臭名昭著的約翰·波納姆和米奇·米切爾之流的鼓手奏出的鼓點,雷塔拉克使用同樣的專輯做了重複實驗,但這一回她把裡面的打擊樂器剔除掉了。
雷塔拉克曾說過,她被1959年出版的一本叫《祈禱對植物產生的力量》的書激起了興趣。這本書的作者聲稱受到祈禱的植物會茁壯生長,而遭到仇恨思想轟擊的植物卻會死去。雷塔拉克想知道類似的效應是否也能被積極或消極的音樂流派所引發(當然,積極或消極的判斷規則是由她自己的音樂品味說了算的)。她做的一切研究,都是為了解答這個根本問題。她希望通過監測不同流派的音樂對植物生長所產生的效應,為她的同時代人提供證據,證明搖滾樂具有潛在危害性——不光是對植物如此,對人也一樣。
他們假定,治療性能量和「柔和」的音樂(由美洲原住民的笛子和自然界的聲音組成,他們說過實驗者自己偏好這種音樂)有益於種子萌發。克裡斯和施瓦茨認為他們的數據揭示,比起安靜環境中的種子來,在柔和音樂聲響環境中萌發的西葫蘆和秋葵種子數目略多一些。他們還提到種子的萌發率也因為克裡斯用雙手摸過種子,給予了它們治療性能量而有所增長。但沒人提到的是,這些結果從未被其他植物學實驗室的後續研究所證實;相反,克裡斯和施瓦茨引用的支持他們的實驗結果的文獻之一,是多羅西·雷塔拉克的《音樂之聲和植物》。
唉,除非用別的方法證明並非如此,否則所有的證據似乎都告訴我們植物實在是個「聾子」。如果你知道植物含有一些和已知能導致人類耳聾的基因相同的基因的話,這就更有意思了。
讓我們用懷疑者的觀點,再回頭看一下雷塔拉克認為搖滾樂強烈的鼓點對植物(還有人)有損害的結論。是不是能有一個替代性的、科學上合理的說法,能夠解釋響亮鼓聲對植物的負面效應呢?事實上,正像我在前一章中強調的,珍妮特·布拉姆和弗蘭克·薩利斯伯裡都明確指出,只需觸碰一棵植物很多次,就可以讓它個頭矮小,發育遲滯,甚至死亡。可以設想,如果用合適的揚聲器把搖滾樂中那些強烈的打擊樂器聲響亮地播放出來,這些音樂就會激發強有力的聲波,使植物發生振動,前後「搖滾」,彷彿置身風暴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預料會在暴露在齊柏林飛艇音樂中的植物身上發現生長減退現象,就像雷塔拉克所報道的那樣。也許植物並不是不喜歡搖滾樂;也許它們只是不喜歡被「搖滾」。
很多人都曾經在這樣或那樣的場合被植物能對音樂產生反應的說法深深吸引。就連查爾斯·達爾文(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他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就做了植物視覺和觸覺領域的開創性研究)也研究過植物是否能覺察他為它們演奏的曲調。達爾文在終生從事生物學研究之外,還是一位狂熱的大管愛好者。他做過的古怪實驗之一,是監測他親自用大管演奏的音樂是否能對植物生長產生效應,具體方法是看大管奏出的音樂能否誘發含羞草的葉子合攏(實驗結果是沒有合攏,這使達爾文認為這一研究是「蠢人的實驗」)。
雖然克萊因和埃德薩爾的研究發表在一本備受尊重的專業科學期刊上,卻基本被一般公眾所無視,而雷塔拉克那樣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卻繼續在大眾媒體上佔據優勢地位。這種現象在另一本書那裡也很明顯。1973年首次出版的、由彼得·湯普金斯和克裡斯託弗·伯德合著的《植物的祕密生活》一書幾乎成了經典。這本書在售賣時被說成是「對植物與人類之間的肉體、情緒和靈魂關係的迷人論述」。在書中題為「植物的諧和生活」的非常生動優美的一章中,作者報告說,植物不光會對巴赫或莫扎特做出正面反應,它們實際上對拉維·香卡的印度西塔爾音樂有更顯著的偏好。可是,《植物的祕密生活》一書中展示的多數科學研究依賴於研究者對很少量試驗植物的主觀印象。著名植物生理學家、教授、知名懷疑論者阿瑟·加爾斯頓在1974年就直截了當地寫道:「《植物的祕密生活》的問題在於,書中幾乎全都是沒有足夠支持證據就提出的古怪說法。」但是這同樣不能阻止《植物的祕密生活》對現代文化產生重大影響。
但是,正確的實驗對照在這裡就開始顯示出重要性來了。實驗繼續進行,但這一回斯科特用一把小扇子把來自揚聲器的所有熱空氣都扇得離種子遠遠的。在這一組新實驗中,安靜環境中的種子和暴露在音樂聲中的種子的萌發率就沒有區別了。科學家在第一組實驗中發現,放出音樂聲的揚聲器明顯會散發熱量,這提高了萌發效率;起決定性的因素是熱量,而不是莫扎特或密特·勞弗的音樂。
雷塔拉克的《音樂之聲和植物》,令我們對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政治氛圍可見一斑,但也能清楚地展現出她自己的觀點。雷塔拉克給人的印象是一位社會保守派和一位「新時代」宗教的唯靈論者的獨特混合。作為社會保守派,她相信吵鬧的搖滾樂與大學生的反社會行為有關;作為唯靈論者,她在音樂、物理學和整個大自然之間看到了神聖的和諧。
正如她預測的,植物所受到的損傷不像它們被包括鼓聲的完整版本的《全部的愛》和《機關槍》震撼時那麼厲害了。這是否意味著植物對音樂的偏好和雷塔拉克自己的偏好相重合呢?我自己是從小到大在音響系統日復一日放出的齊柏林飛艇和亨德裡克斯的轟鳴聲中長大的,出於一種不安的情緒,當我第一次看到雷塔拉克那本書時,我懷疑自己是不是也可能被這些音樂傷害了,就像她把針對植物的實驗結果類推到搖滾樂對年輕人的影響時所推測的那樣。
如果對科學文獻做一番仔細的檢查,反倒能在報道其他發現的論文中找到穿插在其中的戳穿「植物能夠聽到東西」神話的實驗結果。在珍妮特·布拉姆確定TCH基因(在觸碰植物時被激活的基因)的最初的論文中,她曾提到她檢驗過這些基因在物理刺|激之外是否還能被響亮的音樂(她播放的是傳聲頭像的音樂)所誘導。可是,唉,這些基因毫無動靜。同樣,研究者彼得·斯科特也曾做過一系列用來檢驗音樂——特別是莫扎特的《交響協奏曲》和密特·勞弗的《地獄蝙蝠》——是否能對玉米產生影響的實驗。(這類實驗總能夠向我們透露科學家自己的音樂品味,這挺令人驚奇。)他在《植物的生理和行為》上報告了這些實驗的結果。在最開始的實驗中,比起安靜環境中的種子來,暴露在莫扎特或密特·勞弗的音樂中的種子萌發得更迅速。這對於那些聲稱音樂能影響植物的人來說是個好消息,可對於那些認為莫扎特音樂的質量高於密特·勞弗的人來說又是個壞消息。
多羅西·雷塔拉克自稱是「醫生的妻子,家庭主婦,十五個孩子的祖母」,1964年,在她最後一個孩子從大學畢業之後,她在現已註銷的坦普爾·布爾學院註冊為一名大學新生。雷塔拉克是一位專業的女中音,常常在猶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殯儀館演出,她打算在坦普爾·布爾學院主修音樂。為了完成科學必修課,她選了一門「生物學概論」的課,在課上她的教師要她做一些實驗——不管是什麼實驗,只要她感興趣就行。於是,雷塔拉克的生物學必修課和她對音樂的熱愛結合在一起,就成就了一本被主流科學厭棄,卻很快被大眾文化熱情接受的書。
自達爾文的嘗試失敗之後,植物的聽覺能力這個研究領域就從未有過真正熱門的時候。光是去年一年發表的科學論文中,有關植物對光、氣味和觸碰的反應的文章就有數百篇之多,但是最近二十五年中發表的專門研究植物對聲音的反應的論文卻屈指可數,何況在這些論文中,大多數都不滿足標準,不足以讓我認為給出了植物能「聽」的真實證據。
我舉這些論文中的一篇(雖然是很荒謬的一篇)為例。這篇論文發表在《替代和補充醫學雜誌》之上。其作者是加裡·施瓦茨及他的同事凱瑟琳·克裡斯。施瓦茨是心理學和醫學教授,克裡斯是光學教授;二人都在亞利桑那大學工作,施瓦茨在那兒發起了「VERITAS研究計劃」。這個研究計劃要「檢驗一個人在身體死後意識(或人格)仍然存在的假說」。顯然,研究人死後的意識會帶來很多實驗困難,所以施瓦茨也研究「治療性能量」的存在。因為參與研究的人能夠被暗示的力量強烈影響,施瓦茨和克裡斯改用植物進行實驗,以揭示「音樂、噪音和治療性能量的生物學效應」。當然,植物是不會被安慰劑效應所影響的,到目前為止,也沒聽說它們會被音樂偏好所影響(儘管做實驗和分析實驗的研究人員會受到這些影響)。
克萊因和埃德薩爾從他們的研究(採用了嚴格的科學對照法)中得出結論:音樂並不能影響萬壽菊的生長。在報告中,他們用幽默表達了對這類研究的普遍憤慨:「並沒有任何葉片的脫落可歸因於《脫衣舞者》的影響,我們也沒有觀察到植物的莖在披頭士的音樂中做出任何轉頭運動。」我們該怎麼解釋這些實驗結果和雷塔拉克後來的研究之間的矛盾呢?要麼克萊因和埃德薩爾的萬壽菊和雷塔拉克的植物有不同的音樂口味,要麼雷塔拉克的研究和主流科學界有重大的方法論和科學上的差異,導致了不可信賴的結果。這後一種情況看來更可能。
伊安·鮑德溫對植物通信和揮發性化學物質的開創性研究(已在第二章中介紹過)一開始也被主流科學共同體拒絕接受,但後來就在很多實驗室中得到驗證。與此相反,雷塔拉克的「愛樂植物」實驗卻被扔進了科學的垃圾桶。雖然她的發現被報紙文章所報道,她試圖把結果投給一家聲名遠播的科學期刊的努力卻失敗了,她的書最終是作為「新時代」宗教文獻出版的。當然,這並沒有妨礙這本書成為那個時代的特色文化的一部分。
雷塔拉克的實驗結果也與1965年發表的一項重要研究相互衝突。來自紐約植物園的科學家理查德·克萊因和帕米拉·埃德薩爾決定做幾個實驗,確定植物是否真的能受音樂影響。在此之前,印度有人做研究宣稱音樂增加了好幾種植物將要萌發的枝條的數量,其中一種植物是萬壽菊(Tagetes erecta)。他們的試驗就是對印度這項研究的回應。為了能夠重複這些實驗的結果,克萊因和埃德薩爾把萬壽菊分別暴露在格裡高利聖詠、莫扎特的《C大調第四十一交響曲》、戴夫·布魯貝克的《三人一心》、戴維·羅斯管弦樂隊的《脫衣舞者》及披頭士的歌曲《我想牽你的手》和《我看到她站在那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