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並不輕鬆的笞杖之刑 六、刑訊手段

將廷杖推向極致的是明朝。明代自朱元璋開始，就將廷杖制度化，成為常刑，幾乎每一代皇帝都曾對大臣施以廷杖。皇帝只要覺得有大臣冒犯自己，不需任何罪名，就可廷杖，許多大臣都被當場杖斃。廷杖的時候，眾官員要到午門樨西左邊觀刑，意在「打一儆百」，廷杖由錦衣衛行刑，東廠太監到場監刑。因此太監的權力很大，簡直可以說是生殺予奪，行刑者們通常是根據監杖太監的暗示決定下手的輕重。當監杖太監喊「著實打」，卻將兩隻靴尖擺成外八字形時，便是要行刑人手下留情，別把人打死，犯官雖被打得皮破血流，但骨肉不傷；如果喊「用心打」，並將兩隻靴尖向裡一斂，就是暗示往死裡打，犯人但見皮膚紅腫，而內裡卻受傷甚重，被罰者也就很難有生還希望了。為了更好地執行監杖太監的命令，行刑人也需要練習，當時負責施行廷杖的校卒在訓練時，一般要用皮革做成兩個人體模型，一個裡面放磚頭，一個裡麵包上紙，然後給它們穿上衣服。放磚頭的模型是來練習「外輕內重」手法的，要求做到看起來打得很輕，衣服都沒有破損，但其實裡面的磚頭都被打碎。包紙的模型是用來練習「外重內輕」手法的，要求做到看起來打得很重，但其實包裹裡的紙都不曾毀損。據朱國楨《湧幢小品》卷十二記載：明初（成化以前），凡廷杖者是穿著衣服受刑，到正德初年宦官劉瑾專權時，廷杖的執行方法變了，受杖的大臣必須當眾褪去褲子。這樣，廷杖就不單純是肉刑的懲罰了，還是對人精神的巨大摧殘。廷杖足以將大臣的清高傲骨徹底打垮，讓他們徹底臣服於帝王的淫|威之下。

笞杖本是刑罰方法，但在封建社會，這種刑罰還廣泛作為刑訊的手段。前述秦朝李斯之事就是著例。「據溫舒所言，考囚之酷，秦為最甚，夏侯嬰以受傷人，而笞掠至數百之多，其他之恣意笞掠更可知矣。」隋朝之後，以笞杖作為考掠刑訊之工具一直都被保留，其殘酷性較之秦朝有過之而無不及。上文已述，唐笞刑分五等，從十到五十，但訊問考囚卻不受此限，當時的法律規定：「諸考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兩百」，遠超笞刑的最上限，考囚所用的刑具稱「訊囚杖」長度和一般的笞杖相同，為三尺五寸，但其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比一般的笞杖要大要寬得多。至於司法官員的法外用刑，更是不可勝數，以至唐人牛希在《刑論》中指出：「棰考之下，易以強抑……且桎梏之苦，笞杖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宋朝的規定與唐朝如出一轍，按宋刑律，考掠總數不得超過兩百，每次不過三十，但是司法官員並不受此限制，「州縣不用荊子而用藤條，或用雙荊合而為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元、明、清諸朝，審訊制度均繼承唐宋，大量使用笞掠考囚，直到20世紀初的晚清修律，才在制度上將其廢除。總之，作為刑訊手段的笞杖，其殘忍性遠遠超過了五刑之中的笞刑和杖刑。

明代施用廷杖最多的是正德、嘉靖兩朝，明朝歷史上兩次最著名的廷杖事件就分別發生於這兩朝。據《明史》記載，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打算化名南巡，許多大臣苦苦勸諫，武宗大怒，命令把進諫的146位大臣都拉到午門外罰跪5天。5天後，又分別將這些朝臣處以杖刑，帶頭的打80或50棍，其餘一律杖責30，其中有11人當即死於杖下。明嘉靖三年（1524）又發生了「大禮議」風潮，明武宗三十而亡，並無子嗣，其堂弟朱厚熜遂由旁系坐上皇位，是為嘉靖皇帝，嘉靖既由藩王身份繼承皇位的，按照儒教禮儀算是過繼到武宗之父孝宗弘治皇帝這一房，應該尊崇弘治為皇考，對自己的生父只能稱「皇伯考」，但這位當時只有18歲的小皇帝硬是要尊崇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皇考」，並追封為「皇帝」，同時將母親的尊號「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中的「本生」二字去掉，加封為「皇太後」，於是就出現了「大禮議」事件。嘉靖此舉引起軒然大|波，眾官不斷上書阻止，甚至有230位大臣在左順門集體跪拜哭諫，其中還包括兩位相當於內閣總理的大學士，嘉靖非常生氣，五品以下大臣134人都遭到「廷杖」，致死者達17人。

隨著時代的發展，笞杖終於走到了盡頭。1910年清政府頒行《大清現行刑律》，正式廢除了笞杖，但好景不長，袁世凱統治時期（1914）頒布《易笞條例》，笞刑又被恢復。好在，袁世凱政權迅速倒臺，《易笞條例》很快就被廢止，笞刑終於被徹底拋棄，刑罰向人道主義又邁進了一大步。

如果說笞掠考囚體現了古代刑罰的不受約束，那麼廷杖就更是如此了。所謂廷杖就是由皇帝決定，在殿庭之上對違反旨意的大臣施用的杖刑。此制最初起源於東漢明帝的鞭杖九卿，隋唐時期被「發揚光大」，隋文帝、唐玄宗就非常偏愛「廷杖」。史載隋文帝楊堅「性猜忌」，「每於廷殿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如果刑吏不用力打，就要處斬，後來有兩位大臣勸諫說：「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但楊堅卻拒絕接受，兩人只能以辭官相迫。結果反而楊堅感到疑惑，問道：「吾杖重乎？」大臣田元給他形容說：「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楊堅沒法，只有除去廷杖。可是沒過多久，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書觸怒楊堅，「文帝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楊堅倒是一點也不避諱，他曾下詔解釋為什麼要用廷杖，理由是有些官員不聽話，如果按照律法處理，其罪輕，然而以情理而論其罪重，不立即決罰，無以懲肅。那麼什麼是「情理」呢？估計純粹只能取決於皇帝個人的喜怒哀樂了。上樑不正下樑歪，地方官吏紛紛效法君上，史載當時「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和楊堅一樣，唐玄宗李隆基也喜歡在朝廷之上，隨心所欲，大發淫|威。當時監察御史蔣挺觸怒玄宗，玄宗以監決杖刑稍輕，敕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但是，制命已行，蔣挺還是當廷被辱。

廷杖對士大夫人格與肉體的摧殘，使得明朝士大夫斯文掃地，整體素質越來越差，廷杖徹底打斷了士大夫的脊樑，堵住了他們的嘴巴，在皇帝面前，他們只能像喜鵲一樣唱唱讚歌，像小狗一樣服服帖帖，明朝的滅亡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