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生離死別的流放 四、流刑的光大

在當時交通如此惡劣的情況下，犯人帶著沉重的枷鎖長途跋涉，其痛苦可想而知，大詩人李白就曾被流放黔中夜郎，途經三峽寫就《上三峽》，曰「巴山夾青天，巴水流若茲。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三峽中有一座黃牛山，由於水流曲折加上逆水行舟速度遲緩，因此一連三天都未曾遠離黃牛山，山巒始終在視線之內。行路之苦，可見一斑，流人在無限痛苦的行程中心情滯重也就可想而知了，真是所謂「青天無到時」。當然，李白的運氣還是不錯的，船至白帝城時忽然得到被赦免的消息，心境豁然之際也就有了「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傳世名篇。

流刑畢竟是重於徒刑的一種重刑，因此其殘酷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唐朝的流刑雖然有流二千裡、二千五百裡、三千裡這三流的區別，但是在實際執行中並不一定按照規定的裡程發配，其選擇的地點通常是發配到地遠天荒，貧瘠落後的邊遠地區，如嶺南、安南、黔中、劍南等地。而流人最集中的流放之地則是嶺南道。嶺南最北部距京城3700多裡，最南部的灌州（今越南榮市）距京城6700多裡，遠遠超出三流的最高限制。

將流刑制度發揚光大的是唐朝，這也是中華民族最輝煌的一段時期，它所建立的法律制度也成為中華法系的精髓，這一時期的流刑制度基本成為後世流刑的典範。唐律將流刑定為三等，分別是二千裡、二千五百裡、三千裡，稱為三流，以距家鄉的遠近來確定刑罰的輕重，三流都要強制服勞役一年。此外，又創立了加役流作為部分死刑的替代刑。在唐高祖執政期間，一度被廢的肉刑曾有過抬頭，武德年間死刑中的一些內容被改為斷右趾，但是「斷趾」這種殘酷肉刑一經恢復就受到人們的責難，因此素有仁愛之風的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就將斷趾法廢除，「改為加役流」，即「流三千裡，役三年。」顯然，這種加役流是死刑犯的一種特赦之刑，屬於特殊流刑，在五刑體系之外，因為犯人不僅流三千裡，而且在一般流刑強制服勞役一年的基礎上再加二年。在唐太宗之後，肉刑制度就基本沒有在正式的五刑制度中出現。

只不過大多數受刑之人就沒有太白的運氣了，在他們看來，嶺南簡直就是鬼門之關。唐代詩人楊炎的《流崖洲至鬼門關作》稱：「一去一萬裡，千之千不還，崖洲在何處？生度鬼門關。」不知今天的人們到了崖洲（今三亞）這所謂的天涯海角，在感嘆大好河山如此多嬌之時，是否能夠體會古代流人的心酸。在當時，嶺南是怎樣一個地方啊！荒冷偏僻，瘴厲橫行，習俗迥異。很多流人都是在長途跋涉中一命嗚呼，即使幸運地趕到流放地，也很難逃過瘧疾肆虐、水土不服的厄運。因此，就連為流人送行之人也相信，他的朋友永遠也不可能回到故土，此去就是永別。唐代詩人王建的《送流人》一詩道出個中悲苦：「見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州。」

又如，太和元年，興平縣有一人名叫上官興，酒醉殺人後逃跑，於是官府將其父親關進大牢，上官興聞訊，為救父親，自首請罪。有關方面考慮其「自首免父之囚」的行為，奏議「減死配流」，文宗皇帝大筆一揮，下詔「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另外，唐律還有「議貴」的規定，官吏除圖謀不軌，叛逆謀反外，也多可改死為流。如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廣州都督黨仁弘收受賄賂達百餘萬之多，律應當處死。太宗哀其年老且有功，宥黨仁弘，貶其放庶人，流放於欽州。憲宗元和十四年（819），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受賄，起初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權長孺的母親劉氏向皇帝求情，憲宗憫其母耄年於是將權長孺流放康州。

需要注意的是，決杖後流雖然是唐朝的通例，但是對於某些特殊人羣，杖罰則是對這些人的寬大處分，因為杖罰之後，流刑就不再適用。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古代，打一頓總比被趕到荒涼貧瘠的蠻夷之地要強得多，因此以杖代罰也就應運而生。如《唐律·名律》規定：諸工、雜戶及太常音人者，犯流者，二千裡決杖一百，一等加三十，留住，俱役三年……其婦人犯留者，亦留住。《唐律疏義》對此解釋道：此等不同百姓……故犯流者不同常人例配，合流二千裡者，決杖一百，二千五百裡者，決杖一百三十；三千裡者，決杖一百六十；俱留住，役三年……婦人之法，例不獨流，故犯流不配，決杖，留住，居作。諸工、雜戶屬於為統治者服務的技術人員，而太常音人則是直接為皇帝服務的太監，對於這些人當然與一般百姓不同，可以特殊照顧。至於這些人的女眷，由於性別原因，加上負有照顧這些專業人士的義務，為了讓她們的丈夫或男性親人更好地為統治階層服務，因此也就可以一併寬大了。總之，刑罰適用的不平等都是服務於統治者的需要，這在古代中國實在是太稀鬆平常的事情了。

為了限制死刑的適用，體現儒家「明德慎罰」「恤刑慎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思想，唐代的流刑被廣泛適用，以往可被判處死刑的許多犯罪都降為流刑，所謂君王「不忍刑殺」故得以「宥以於遠也」。唐代有相當一部分流刑是由死刑改判的。如玄宗朝曾多次下詔，要求「降天下死罪從流」，「制天下死罪降從流」。

由於流刑畢竟是一種介於死刑和徒刑的中間刑，帶有限制死刑的特點，有重罪輕判之意，但是為了和徒刑拉開差距，體現流刑的嚴厲性，因此在執行過程中往往要先行杖罰。這個口子一開，流刑限制死刑的作用在實際上就大打折扣，因為棍棒之下冤鬼太多，因此後來統治者適當減少了杖罰的適用。《唐會要》卷40《君上慎恤》雲：「總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各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令於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決杖既多，或至於死。其五十九條內……今後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流刑附加杖罰的範圍有所縮小。但到唐後期，由於統治權處於風雨飄搖之際，流罪附加決杖的範圍又有所擴大，特別是在新頒布的格後敕，也就是所謂的特別法中經常看到決杖後流的規定。其實這也是封建統治者慣用的把戲，治亂世用重典，在對統治能力極度不自信之時，往往會大舉突破法律規定，法外施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