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錢贖刑 一、贖刑的歷史

較之漢朝，魏晉南北朝時期對贖刑的限制較多，它主要是作為恤刑手段來運用，一般只針對非惡意犯罪，通常死罪不得贖免。如北齊律規定：「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並過失之屬。」隨著贖刑制度的發展，贖刑在一定意義上已經變成一種獨立的財產刑，因此贖刑與罰金也就合二為一，罰金不復存在，南北朝時期，北朝諸律皆未規定罰金，有贖無罰，這一變化保留至清末。

其一，正式將身份特權關係引入贖刑。

當然，上面所說的贖俘虜的規定，並非常刑，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贖刑。

對律贖者，司法官員必須依律行事，只要囚犯具備法律規定的贖刑標準，就必須贖免，《大明律》規定：「應收贖而決配，各依出入人罪，減故失一等。」不按律規，應贖而不贖者，法官要受刑事處罰。

漢武帝時，連年徵戰，國庫空虛，於是大量適用贖刑，浩侯王恢「坐使酒家矯制害當死贖罪免」；延和四年，嗣候多卯「坐與歸義趙王將兵進反虜到弘農擅棄兵還，贖罪免。」同時將帥出徵失利，按律當斬，也在此時被大量適用贖刑，同時武帝還大幅度提高贖命價格，「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命價從先前的六萬錢漲到了五十萬。司馬遷正是因為無力交納高昂的贖命費，「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只能「伏法就誅」，受宮刑之恥。武帝期間贖刑的泛濫，以至於後人評說「西漢贖罪之法，始於孝武」。

隋唐兩朝，皆規定「十惡」之罪不得贖免，贖刑一般適用於流罪以下，贖死刑僅適用於疑罪，一般只有過失等輕罪才可適用贖刑。

法律規定了一系列與身份特權相關的贖減制度。贖刑主要針對有身份者，這在秦漢就有萌芽，兩晉南北朝法律也有類似規定，只是在隋唐時期才得以制度化和系統化。

為了約束司法官員權力，明弘治十三年（1500）修訂《問刑條例》，對「例贖」加以制度化。正式定「例贖」的方式為「在京」和「在外」。京罪囚「有力者」可納米、納草、納豆、納馬、運炭、運磚、運水，「無力者」可做工，並可折銀贖罪。在外罪囚分「有力」「稍有力」或「無力」三種，「有力者」納米穀，「稍有力者」按照做工的具體數目摺合銀兩贖罪，「無力者」可以擺站、撩哨贖罪。

西漢贖刑制度因循秦制，只是範圍有所縮小，一般只限於禁錮坐贓二事，主要針對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官員使用，《漢書·功臣志》載：「民間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禁錮是指限制人做官的懲罰，西漢初年曾規定，商人、入贅之人不準做官，犯罪的官吏不準重新做官；坐贓則指官吏利用職權之便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

宋、元、明、清各朝基本延續了隋唐的規定，其中尤以明朝贖刑制度最為發達與煩瑣。

其三，恤刑手段制度化。

秦朝的贖刑制度有新的發展，過去學者們往往認為，「秦嚴法令，故無贖罪之刑」。但從20世紀70年代發現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看，秦朝的贖刑制度非常廣泛。從贖耐、贖黥、贖刑、贖鬼薪鋈足、贖遷到贖死，都可贖減。罪人不僅可以用金錢贖刑，還可以用勞役抵贖，也就是「居作」。秦律規定，「日居八錢」，一日的勞役可以折八錢，如果國家供給飯食，則「日居六錢」。

隋《開皇律》規定：九品官「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贖銅一斤為一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一千裡，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裡則百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隋朝五刑皆可贖，從笞刑到死刑共有十九等，但只有九品官（相當於今天的科級幹部）以上的罪犯才可贖免。

當時，諸侯國連年交戰，戰爭期間被抓的達官貴人有時也可以甲兵或金錢的方式贖回，比如《左傳·宣公二年》載：「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有時，諸侯國還鼓勵民間向他國贖人，魯國當時就有法律規定，「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取金於府」。只要能將這些被抓的貴人贖回，政府可以報銷贖金，鼓勵民眾贖人報國。

西周時期，贖刑開始大量適用，《尚書·呂刑》說：「墨闢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闢疑赦，其罪惟倍，閱實其罪。剕闢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闢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闢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闢之罰其屬二百金作贖刑。」這就是著名的「罪疑惟輕」，五刑皆可用贖刑，罰鍰就是罰銅，刑罰越重，贖價越高。但贖刑只限於疑罪，只有那些無確鑿證據，很難能定罪判刑的案件，才可以銅贖罪。

但在實踐中，這種規定屢被突破，贖刑一度成為國家斂財的手段，據《漢書·惠記》記載：「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贖死買爵三十級即可。應劭注曰：「一級值錢二千錢，凡為六萬」，花六萬錢就可贖死罪。漢文帝時，為發展農業，勸人務農，大臣晁錯提出著名的「貴粟之道」，「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也就是說百姓向國家繳納的糧食多，就可以得到爵位，或可以免除自己應受的刑罰。交粟多者得爵，是為「賞」，交粟多者免刑，是為「罰」。此舉雖可富國，但實開賣官鬻爵之先河。

總之，漢朝的贖刑已發展得相當完備，根據罪人不同情況有不同的贖刑方法，並且根據本刑不同，贖金亦有等差，具體有贖錢、入谷、入縑、顧山、居住等形式。漢朝的贖刑另一個特點就是罰金與贖刑完全分開，不再混淆。對於輕微的犯罪可以直接處罰金。

明人馮夢龍《醒世恆言》中有一篇《陸五漢強留合色鞋》的故事，中間就有「擔保」贖刑的記載：陸五漢在其母陸婆、鄰人張藎的協助下，騙奸良家女子潘壽兒，奸|情敗漏，遂殺潘壽兒父母潘用夫婦。陸五漢所犯罪屬「十惡」，不許贖，判斬罪。陸婆說誘良家女子，依律問徒。張藎亦問徒罪，但可召保納贖。若罪囚在擔保期限內不能足額交納財物，有司可以催逼罪囚交納，稱為「追比」。「追比」一般為三次，負責追比之差役也要承擔責任，「追紙贖三限不完者，先令（差役）賠完」，以督促差役嚴厲「追比」罪囚本人。如果「追比」還是不行，那就有可能採取最嚴厲的「監追」方式，即將罪囚羈押，催促其完納。

春秋時期的贖刑主要是罰甲兵之刑。《國語·齊語》對此有過記載：齊桓公問管仲，齊國的甲兵不足，該如何是好？管仲說：「輕過而移諸甲兵。」意思是用甲兵贖罪，對其過錯輕以處之。具體做法是：「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間罪。」這裡的「間罪」也是指證據不充分的疑罪，對其以贖刑寬宥之，其中重罪是本該判大闢之刑，輕罪是本該判劓、刖之刑，而小罪是不列入五刑的其他犯罪。齊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建議，薄刑罰，厚甲兵，最終成就了一番霸業。

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到他國經商，響應國家號召，贖了一個同胞回來，但事後卻謝絕了國家支付的贖金。按理說這是好事，但孔子卻非常生氣，批評他說：「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意思是贖人後按照法律接受應得的獎金，會鼓勵人向善，向諸侯贖人，但是不接受獎金，這就會導致以後不會再有人替魯國人贖身了。

明之贖刑不限身份，不限刑級，不限錢財且對同一刑罰有多種贖法供罪犯選擇。

贖刑恤刑之功用，早已有之。從漢武帝開始，女子犯罪，除傷害罪外，罪人都可放歸，出錢僱人服役；《晉律》也規定：「其年老小篤癃及女徒，皆收贖。」這種體恤弱者，慎刑恤罰的原則，在隋唐發展完備，開始制度化。此後歷朝，對老、幼、疾、婦女皆有贖刑之規定。

到了隋唐時期，贖刑制度發展的更為全面，贖刑制度法律化、制度化，成為後世朝代贖刑制度的典範，具體說來，隋唐的贖刑有以下三大突出特點。

相反孔子對子貢同學子路救人後欣然接受了別人送給他的牛，大加讚賞，認為「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子路的行為會讓「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而子貢的行為恰恰相反。孔子的思路和現代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相符合的，法律應堅持人性本惡，對人不應有過高的要求，拾金不昧雖然高尚，但卻不太現實，反而拾金有酬才能真正勸人向善。

其二，贖刑只針對罪行較輕的行為。

當然，秦朝的贖刑制度有一定限制，並非任何人都可贖減，只有擁有一定的社會身份地位的人才可贖減。秦代定爵二十等，有爵者才可取贖，無爵者必須服刑。

律贖者稱「收贖律鈔」，例贖者稱「贖罪例鈔」。

《唐律》在此方面可謂集大成者。《唐律》規定：年紀在七十歲以上，或者十五歲以下的，或者殘疾人（廢疾：癡啞、腰脊折，一肢廢）犯流罪以下都可用贖刑；年紀在八十以上，或者十歲以下的，或者患重病（篤疾：惡病，兩肢廢、兩目盲），犯反、逆、殺人、盜竊、故意傷害等罪本應該判處死刑的，經過皇帝批準也可用贖刑。這些規定直到今天都有借鑒意義。

梁、陳律贖刑與晉制相仿，但全用絹代金。北朝齊周，亦用絹代替，到隋朝改用銅贖，這主要是因為金之珍貴量少，在贖刑大量採用的當時，用金贖刑顯然不太現實，因此統治者採取了一種現實主義的立場。

為了保證贖刑的履行，明朝還創設了「擔保」「追比」和「監追」制度。如果罪犯經濟困難，一時無法立即交納贖刑財物，可先採取「擔保」的方式催繳，如果罪囚逃走，可以追究保人的責任。如《世宗實錄》載：「男子徒罪以上，或贓數太多及婦人重刑、逃脫者許囚禁，其餘罪可收贖，聽令保外自便。」

《史記·長釋之傳》載，有人無意中驚了文帝的馬，文帝怒而欲殺之，廷尉張釋之引令文說：「此人犯蹕，當罰金。」當時的漢令的確規定：「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文帝沒有辦法，只得按張釋之意見辦理。又如漢律規定：「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受所監治送財物罰金二斤」，「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等。

罪犯是否判贖刑以及判何種贖刑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其經濟實力，根據是否具備贖刑的經濟能力，明朝將罪囚分為「有力」「稍有力」或「無力」，但這含混的標準讓很多法官為了增加贖刑收入，將「無力者」判為「有力」，也有些人為了逃避經濟負擔，寄希望於在充軍或徒刑途中逃跑者，「有力者」也謊稱「無力」。

同時，秦律創設了一種新的刑種——罰貲，這應該是最早的罰金制度，它與贖刑的區別在於，贖刑是以金錢或勞役抵罪，而罰貲本身就是一種刑罰，是以罰金或罰徭役作為刑罰本身的內容。秦律的罰貲有好幾種：一是貲布。布是秦的貨幣之一，貲布其實就是罰錢；二是貲財物，它包括貲甲、貲盾；還有一種是貲徭，罰罪人服勞役。

明代的贖刑有兩種。一是律贖，即「律行收贖」，這是法典明文規定的贖刑，這種贖刑非常嚴格，必須嚴格按照法律，司法官員無敢損益；二是例贖，即「例得收贖」，這是依照成例收贖，這種贖刑沒有嚴格的規定，經常是因時權宜，先後互異，標準不一。

同時，官品越高，可贖減的額度也越大，《隋律》規定：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各加一年當。《唐律》也有同樣規定：五刑均可準予收贖，依本刑之輕重，贖銅從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不等，共十九等。《唐律·名例二·應議請減》規定：「應議、請、減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中七品以上官的近親屬（祖父母、父母、妻子、子、孫），五品以上官員的妾室可以用錢贖罪。

唐律規定有五種流刑不適用贖刑：一是加役流，這主要是由唐初斷趾之刑轉化而來的流罪；二是反逆緣坐流，即因謀反而株連的流放者；三是子孫犯過失流，即因為意外殺害祖父母、父母者；四是不孝流，即聞父母喪，匿不舉喪，或者參與告發祖父母、父母，或者詛咒祖父母、父母等不孝順的行為；五是會赦猶流者，即犯死罪被赦死從流者。另外，過失殺傷尊親屬，故意鬥毆，男夫犯盜、婦人犯奸等罪行，雖判徒刑，也不能贖免。

魏晉時期，贖刑仍與罰金並列。魏明帝時《魏律》有贖刑十一等、罰金六等；晉律承繼魏律，「定死罪贖金二斤」，五歲刑至二歲刑逐級以四兩遞減，即五歲刑一斤十二兩，四歲一斤八兩，三歲一斤四兩，二歲一斤。當時的贖刑主要是針對徒刑（年刑）而言，同時，罪人還可以絹贖罪，計算標準是一月一絹，故五歲刑，入絹六十匹，四歲刑四十八匹，三歲刑三十六匹，二歲刑入絹二十四匹。老人小孩和婦女可以減半贖之。晉律稱罰金為「雜抵罪」，也為五等：分別是罰十二兩、八兩、四兩、二兩、一兩。如民間私自釀酒者，處罰金八兩。又《南齊書·徐孝嗣傳》記載：「孝嗣登殿不著靺，為治書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可見，判罰金者所犯皆為小過。

對例贖者，司法官員主要依據各朝成例，自由裁量權相對較大。明代贖刑的方式很多，如納銅、納鈔、納銀、納米、納草、納豆、納馬、運炭、運磚、運水、做工、輸做等，多根據官方需要因事制宜權宜變更，如宣德年間，曾讓罪囚發天壽山為皇家種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