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以錢贖刑 二、贖刑利弊議

肯定者認為贖刑好處多多。

其一，贖刑乃寬恤之政，符合儒家「明德慎罰」之說。元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對贖刑之制持肯定態度，他認為贖刑「哀矜惻怛之意」，一貫偏好重刑主義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晚年也把贖刑看為德政，認為：「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考立威。」

當然，用當代眼光來看，贖刑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贖刑對於重罪採罪疑從輕原則，這種做法雖然減緩了刑罰的殘暴與任意，但它所暗含的有罪推定色彩還是與現代法律精神相悖；另外，贖刑實際適用的不平等雖在法理上無虧，但它畢竟與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同流合汙，為虎作倀，予人以以錢贖罪的口實，不符合現代社會所倡導的平等理念。因此，延續數千年的贖刑制度也就不可避免地改弦易張。

在筆者看來，贖刑制度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在刑罰異常殘酷的古代社會，贖刑的寬恤功能功不可沒，它畢竟對刑罰的嚴苛有所緩和，為肉刑轉變為自由刑提供了平臺，體現了刑罰從野蠻向文明的進化規律。其次，贖刑造成的貧富異刑雖是事實，但這並非贖刑本身的錯誤，而是社會階層的不平等所造成的，這點沈家本的評說可謂公允，他說：「國家立法，但問其當於理否耳，苟當於理，則法一而已，只論罪之當贖不當贖，不能論其人之富與貧。富者之得生，法如是，非辜也；貧者之不能自贖，貧者之不辜，非法使之也，且果為疑赦者，法亦必有以濟其窮，何至忍視其受刑哉。」在法理上，贖刑並沒有錯誤，錯只在社會現實的不平等，導致了刑罰適用上的實際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在現代的法律中也是存在的。

其二，贖刑導致貧富異刑，「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

其二，贖刑可以防止犯罪。贖刑可以利用人的欲利之心而防止犯罪。《呂刑》說贖刑「罰懲非死，人極於病」，雖不執行應罰之刑，但強制交納財物，也可讓人感到懲罰之痛，抑制犯罪。馬端臨也認為：「蓋財者人之所甚欲，故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不為惡耳，豈利其貨乎？」

199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也將罰金刑作為一種正式的附加刑。罰金與贖刑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前者是一種獨立的懲罰，而後者只是一種代替刑。罰金主要是針對輕微的犯罪適用，它能夠很好地遏止財產類的貪利犯罪，同時罰金本就是一種獨立的懲罰措施，無論是單處罰金，還是併科罰金，都不存在以錢贖罪的嫌疑。在單處罰金的情況下，犯罪往往較輕，沒有必要判處自由刑，對輕罪因為害怕以錢贖罪而判處自由刑，反而是違背罪刑均衡原則的；在並處罰金的情況下，更是不會出現以錢贖罪的情況。因此，南北朝時期就被拋棄的罰金重被拾擢，也算是舊瓶裝新酒，否定之否定原則的另一個註腳。

取而代之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曾經被拋棄的罰金制度。清末修律，頒布《大清新刑律》，仿效西方國家的刑罰體系，定刑罰為主刑與從刑。主刑有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罰金五種；從刑為褫奪公權、沒收兩種。

其三，贖刑可解決國家財力之匱乏。司馬遷就對管仲「使以甲兵贖」的制度大加讚賞，認為他「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其一，贖刑與儒家「重義輕利」思想相背。西漢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以討伐羌兵，軍費不足，建議入谷贖罪之制。結果遭到諸多大臣的反對，其中最著名的是蕭望之的觀點，他認為：「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圍繞贖刑，歷代褒貶不一。

反對者針鋒相對，他們認為贖刑弊端太多。

其三，贖刑可能導致重新犯罪。犯罪者為了籌集贖刑費用，可能會鋌而走險，再次犯罪，所謂「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以得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以死救生，恐未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