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谷崎潤一郎，1886年生，東京人，1965年去世。少時家境貧寒，幾至輟學，但因才華過人，周圍的親朋憐惜有加，解囊資助，方得以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但終因滯納學費，三年級時被勒令退學。谷崎曾兩度來華。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經由朝鮮半島進入中國，由北向南，歷時約兩個月，遊歷了江南一帶，回國後寫下《蘇州紀行》，表現出對中華文明的傾倒和對中國社會現實的關切。1926年1月至2月間，谷崎再度來華，這次他只遊覽了上海一地，結識了內山完造，並經內山介紹，結交了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劇界人士，與他們進行了多次交流，歸國後寫了《上海交遊記》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蘇州紀行》中，對在中國人面前驕橫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猶豫地表示了不悅和批判，與同時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說是難能可貴。而《上海交遊記》也記錄了郭沫若、田漢慷慨陳辭、控訴西洋列強魚肉中國、傾吐身為中國青年的憂慮與苦悶的場面，並對之表示了同情。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於和歌山縣，慶應大學中退。中學畢業後曾入盟由與謝野鐵幹、晶子夫婦領導的著名的「新詩社」，直接受到兩位大詩人的燻陶。早年學寫詩，後來則主要創作小說，但終生不曾放下詩歌創作的筆，《殉情詩集》是一時洛陽紙貴的名篇。他與谷崎潤一郎本是朋友，過從甚密，但一來二往之間，卻苦戀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聯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與谷崎離異，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結婚，這便是轟動一時的「谷崎讓妻」事件。《南方紀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謂「與有夫之婦，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墮入情網」，說的便是此事。敢於做出這種當時被視為「不道德」的行為，可見三位當事人的不為傳統道德觀念所束縛的勇氣。佐藤基本上不失為一個獨立思考的自由知識分子，也很熱愛中華文化，他還曾出版過一部很有影響的譯詩集《車塵集》，譯的全是中國古典詩歌。他也是魯迅的小說《故鄉》的第一位日文譯者。但在戰爭期間，佐藤春夫還是表現出在作為文學家之前他首先是個「日本人」。他甚至寫過類似「勸降書」的文章，勸告中國人放棄「先進文明同化後進文明」、歷史會重演的幻想，說這次不同於以往，日本人乃是帶來先進文明的徵服者雲雲，為自己塗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汙點，而這也是那一時代大多數日本人難以逃脫的宿命。

與內藤湖南相比，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龍之介三人皆以小說名世，並各自有作品被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來，因而在國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最後還有一點需要在此略加說明。我們的譯本中所用的「中國」一詞，原文中幾乎無一例外統統寫的是「支那」。我們認為，中文裡從來不曾有過「支那」一詞，因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譯。日本用「支那」作為正式名稱稱呼中國，當始於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在此之前則稱中國為「清」、「清國」。至於非正式地稱中國人為「支那人」，則要更早一些。由於日本同中國一樣，也使用漢字，所以中國的國號可以直接以漢字名稱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華民國」時，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漢字原名的習慣做法，別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國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書中，當時的日本政府也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而不用中國自己的漢字國號）呢？這恐怕是因為此時自以為國力已足夠強大的日本，無法容忍中國繼續妄自尊大，自命為世界中心之國的緣故。而「支那」一詞，乃是模擬西文的譯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義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類，據說原是中國古稱「秦」的訛音。蓋國與國的交往一如人與人的交往，尊重對方應是禮尚往來的前提。而以對方自己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稱對方，則是最起碼的禮貌。倘若對方自名「張三」，而我們偏偏不稱他「張三」，而是蠻橫地硬呼之為「李四」，甚至「王八」，那麼顯然是有意汙辱對方，毫無友好交往的誠意。而當時的日本官方，無疑是缺乏與中國友好往來的誠意的。至於連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稱中國為「支那」，則只能說明「廣大的日本人民」在這一點上也是不假思索地響應了政府的政策了的。當然，應當慶幸這一切都已經成為了歷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時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麼「一小撮人」，猶自堅持以「支那」稱呼中國。而日語中東中國海（East China Sea）、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稱仍然為「東支那海」和「南支那海」，只是不再使用「支那」這兩個漢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們願意能有更多的國人正確地認知這一事實。

作為譯者，我們希望我們的譯作能夠為我們中國人正確地認識自己提供一點線索。同時也希望，它們能夠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貢獻。但我們最希望的，還在於能夠為諸位讀者在劬勞之餘，帶來閱讀的樂趣。

在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遊記作品中，我們會讀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作者們在眾口一詞地對中國的傳統文明、文化遺產表現出莫大的傾倒與敬佩的同時，又幾乎無一例外地對中國的社會現實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厭惡，言辭有的還會相當尖刻。這類厭惡與尖刻的深層，固然不無擠入列強之列、做上了「一等國」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脹的民族優越感，以及產生於這種優越感的對鄰人的不遜與輕侮——而這其實正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們每每愛說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狼子野心」能夠得逞的羣眾基礎。倘使羅馬帝國裡只有愷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國主義分子的話，則那個龐大的羅馬帝國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歷史上出現。但平心而論，當時的中國鬼蜮橫行，腐敗成災，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經到了窮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論這雙目是生於華胄的臉上，還是長在夷狄的額下，也不論其眸子是黑色的還是藍色的，抑或是別的什麼顏色。記得從前讀鬱達夫先生的遊記，其中也有這樣的文字：「江南的風景，處處可愛；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說是魚米之鄉，但可憐的老百姓們，也一併的作了那些武裝同志們的魚米了。」「這十餘年中間，軍閥對他們的徵收剝奪，擄掠姦淫，從頭細算起來，哪裡還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將來者且更不堪設想，你們且看看政府中什麼局長什麼局長的任命，一般物價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稅地稅雜稅等名目的增設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這篇題為《感傷的行旅》，作於1928年底，即芥川來遊的八年之後，梢風訪滬的五年之後。「這十餘年中間」雲雲，可知達夫先生所意識的中國現實，應與梢風、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現實相交疊。而深黯國情的達夫先生在發完牢騷之後，也沒忘記自我解嘲兩句：「啊啊，聖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這賤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權利！」然而解嘲歸解嘲，面對這樣黑暗汙穢、腐朽透頂的現實，作為身受其害的當事人，我們中國人自然無法視若無睹，甚至琢磨著要用革命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變它——芥川龍之介來華的1921年，正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宣告誕生的那一年——莫非我們反倒真的要求外國人「且細賞賞這車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罷，人家瓦上的濃霜去管它作甚？」（《感傷的旅行》）甚至還要人家來為這黑暗的現實跌足叫好方才心滿意足麼？這樣的心態豈不荒謬可笑？

內藤湖南於1899年9月5日從神戶登舟，經芝罘入境，旋又買舟北上，在大沽登岸，遊天津、北京後，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陸後遊覽了杭州、蘇州，再從上海溯江而上，遊歷了武漢、南京之後再度返回上海，泛海東歸，於11月29日返抵神戶，前後歷時近三個月。在北京，他登覽長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蘇州則探訪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愛的旅遊路線。但除了遊山玩水，他還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別拜會了嚴復、王修植、蔣國亮、文廷式、張元濟等名流，談天說地議論時局，表現出對中國現狀的關心。

與絕大多數日本遊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來華時，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蘇杭等觀光熱點，而是日本遊客相對而言較少涉足的廈門。佐藤春夫是由當時業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打狗（今高雄）乘船來到廈門的，由一位在廈門長大、在臺灣工作、會說日文的鄭姓青年導遊，遊歷了廈門、鼓浪嶼、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筆下，廈門客店裡的經歷宛似偵探小說，鷺江的晚霞美不勝收，而飲酒、賞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繪得引人入勝。一曲《開天冠》所引發的對中國傳統音樂獨闢蹊徑的議論與闡釋，則充分展示了作者詩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見所聞，對陳炯明在漳州所做所為的介紹，雖然難免道聽途說、管窺蠡測之虞，但仍有助於讀者了解往往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視的一段史實。這些見聞均記錄在《南方紀行》一書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於東京。

芥川龍之介，號澄江堂主人、我鬼、夜來花庵主等，1892年生於東京，1927年服過量安眠藥自殺。此人素有短篇聖手之譽，俳句也寫得臻於化境；早在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就讀時，就以短篇小說《鼻子》獲得文壇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賞，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於1921年作為《大阪每日新聞》（《每日新聞》的前身）社的海外視察員來華訪問，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遊江南一帶後，溯江而上，遍訪蕪湖、九江、武漢、長沙，再驅車北上，遊歷京津一帶，最後經由朝鮮半島回國。一部《中國遊記》（改造社1925年出版於東京），記錄了這次歷時四個月的漫遊中的見聞與感受，處處表露出作者的博學和睿智，以及對現實的敏銳洞察。最引人注目的，還是芥川對當時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飛揚跋扈的揭露，而這在同時代的遊記中，是少有具體言及的。

遊記可以說是一個發現過程的記錄。「來」和「看」，是遊記的原料積累，而「寫」，則是遊記的生產行為。作者從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來到一個於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間，在這裡，他看到了許多人、許多物、許多事，有的似曾相識，有的令他驚異，所有這一切一一都會引起他的感慨與思索。而他之所以會在面對種種所見所聞時表現出不同的反應，乃是因為他心中有一個參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著。映入眼簾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參照繫上，他據此做出價值的判斷，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納，或嗤之以鼻。這個參照系，是他長期生活於斯、成長於斯的那個環境、那個文化、那個傳統在他不知不覺之中賦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識到這一參照系的存在，卻無時無刻不在運用它。換句話說，向遊記——其實不獨遊記——期冀客觀，不啻緣木求魚。但凡被記錄下來的，都是選擇的結果。而選擇這一行為，正是一種主觀活動。哪怕寫的是風景，是一座建築，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經過了作者的雙眼甄別，經過了他心中的參照系過濾過的；而他的雙眼本是教育的產物，則那個參照系可以說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凝縮。

閑話休提。遊記的歷史便是這般地古老——儘管我們不敢也不必武斷地強辯《高盧遊記》，不不，《高盧戰記》便是遊記的小說sbook。曲園居士俞樾在為東國文士竹添進一郎（井井居士）《棧雲峽雨日記》所撰的序文中說：「文章家排日紀行，始於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然止記登岱一事耳。至唐李習之《南行記》、宋歐陽永叔《於役志》，則山程水驛，次第而書，遂成文家一體。」主張中國的遊記始於東漢，成於唐宋。然而遊記的最盛期，無疑是在人類邁入了科學技術神速進步的現代文明社會之後。交通手段的發達，使得從前被目為難於登天的畏途變成了坦途，人們的活動範圍擴大，異域間的往來費時減少，為遊記的繁盛預備了物質基礎。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訪華遊記則更是如此。眾所周知，日本與中國的交往，日本人的來華留學、經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訪華遊記以驚人的數量大舉問世，卻是在1868年的明治維新以後。僅僅是東京的東洋文庫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訪華遊記，就多達四百餘種，而這據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至於這期間日本人究竟寫下了多少這類書籍，其總數迄今仍無確切統計。訪華遊記的作者羣，除卻文人學者之外，還包括了教師、學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會活動家，以及軍人、政客，紜紜紛紛，魚龍混雜。有的是匆匆過客，蜻蜓點水走馬觀花；有的則是「此間樂，不思蜀」，長期體驗長期觀察。既有尋幽探勝，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訪朋拜友，評騭人事、政治。沉湎於懷古幽情，憑弔古跡、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於民風世情，將視點照準當代社會變遷者亦有之。諸體鹹備，蔚為壯觀。

其次，閱讀這些遊記，我們還可以反過來認識那個時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為如前所述，觀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總會從被觀察、被描述的對象身上反射回來，將他自己投影在閱讀的地平線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無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遊記裡。而從社會歷史的見地去看，這些遊記可以說從普通庶民的個人層面上，反映出那個時代中日兩國，以及周邊有關各國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正確地、具體地認識和理解那一段歷史。

除了這些遊記，中國之行還帶給了谷崎創作靈感，結晶於《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鶴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終以羅曼蒂克的、充滿溫馨善意的目光審視中國，這是谷崎潤一郎有別於他人的特徵。

因此，我們移譯介紹日本人所寫的訪華遊記，就具備了雙重的意義。首先，閱讀這些遊記，有助於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與中國人，或者說作者眼中所見的那個時代的中國和中國人。這對於我們中國人認識自己、理解自己，應當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即使面對的是哈哈鏡，我們也可以從變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優點，增進對自己的信心；或發現被誇張了的缺點，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腳踵（Achiles’ heel）的所在，從而思謀自強自衛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經十分流行、幾乎人人耳熟能詳的名言，那便是：「忘記了過去便意味著背叛。」歷史是無法抹消的，因為它並不因為我們無視它便不存在，而今天與明天其實也無非是歷史的進行時與將來時。

村松梢風可以說是以上海為賣點（selling point），賴寫上海而贏得文名，並因寫上海而為後世所記憶的作家。儘管他也寫過不少小說，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還是以《魔都》為代表的一批描寫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態的遊記。村松1889年生於靜岡縣，1961年去世。本名義一，梢風是他的號。1923年他第一次來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從此幾乎每年都要造訪中國，發表了許多以中國大陸為舞臺的散文和小說。他稱光怪陸離、妖艷多姿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為「魔都」，並以此為題於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關於上海的著作，以充滿好奇的目光觀察賭徒、娼婦們的生態，強調東西文化大熔爐上海的異國情調。梢風描繪的上海形象影響、吸引了好幾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詞，在日本遂成為舊時代上海的代稱。梢風還出版過《新中國訪問記》（1929）、《熱河風景》（1933）、《中國風物記》（1941）等多部訪華遊記。

《禹域鴻爪》的作者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年生於日本東北部秋田縣的一個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時便有神童之譽，十五歲時，曾被選為學校代表，以漢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歡迎當時的日皇明治，文辭華美，令滿座震驚，被譽為「名文」。但因家境敗落，學業難以為繼，只得就讀於免除學費的秋田師範學校。由於成績優秀，按規定應學四年的課程，他僅用了兩年便全部讀完。畢業後，盡義務做了兩年小學教員，還畢學費的債，他便「雄飛」到了東京，做過記者，當過政界人物的祕書，1897年赴其時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任《臺灣日報》主筆，後又在當時的媒體巨子《萬朝報》和《朝日新聞》供職。1907年成為京都帝國大學講師，但因學歷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據說當時的風氣是，倘非大學畢業的學士，縱是孔老夫子也無資格去做大學教授），兩年之後方被任命為教授。由於他和狩野直喜等幾代學者的努力，京都大學終於成為日本漢學研究的聖地，在國際漢學界中也享有很高的聲譽。湖南生前曾多次來華訪遊，而《禹域鴻爪記》乃首次訪華歸國後寫就，1900年由東京博文館出版。

然而如果一味強調這樣一種實用性的認識功能，則勢必使遊記萎縮成為單純的歷史資料。而其實，不言而喻，遊記更應該是文學。雖然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但我們的目的並不在於翻譯教科書。出於這樣的考慮，在卷帙繁多的遊記文字中，我們將焦點聚集在了以著述為職業的文人們的作品上。此次移譯的幾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說家，有詩人，還有學者與報人，都是當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過人，更兼見識出眾，其思想、言說，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與影響力。而他們的文字，或雋永或犀利，很有可讀性。

曾經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羅馬人愷撒（Julius Caesar）留下過這麼一句豪言壯語：我來到，我看見，我徵服。（Venio，video，vinco.）「來」也罷，「看」也罷，都不打緊，然而來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資或觀光遊覽，而是徵服，則以今天後殖民後冷戰時代的眼光視之，自然不免會感到帝國主義的血腥。事實上，那個時代的羅馬人大抵都是帝國主義者，置帝國的利益於萬物之上，嗜愛徵服別人。也許惟因如此，愷撒的這句話才會被奉為金言備受推崇廣為流傳，以至於時至今日居然仍未湮滅。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國市場多年的萬寶路（Marlboro）香煙盒的標誌中，居然也赫然印著這句話，只是寫作完成時：Veni，vidi，vici.即「我來了，我看了，我徵服了」。其實愷撒語錄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長呢。然而這位羅馬統帥在忙著廝殺徵服之餘，倒也沒忘記有效利用晚間就寢之前的時間，寫下了一部《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o Galico）。而這部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恐怕不妨視為一種遊記。若依今人的價值觀，也許應將愷撒的名言改說成：「我來，我看，我寫（vigilo）。」改vinco作vigilo，僅僅一字之易，便將話者由威風凜凜的三軍統帥降格為普普通通的一介遊客，儘管失去了許多英雄氣概，卻也平添了一縷和平與溫馨，豈不可愛？而名高千古的《高盧戰記》也大可更名為《高盧遊記》（Commentari de Itinere Galico）了。——此乃戲言。不過事實上，徵服這一行當固然英雄無比，但鮮見能夠維持得恆久。君不見，昔日曾為羅馬軍團所徵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個個強大富足的國家，倒是稱霸一時的羅馬帝國卻早已灰飛煙滅了。反觀搦管弄文，儘管顯得孱弱，卻似乎遠較策馬橫刀殺氣騰騰的徵服更受到永恆的青睞：連今天我們認識愷撒其人，難道不也是仰賴寫在紙煙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盧戰記》嗎？亦即是說，對於生活於現代的我們而言，愷撒建立在南徵北戰殺人如麻之上的蓋世英名，已經毫無（當時所曾具有過的）意義；如若說今天愷撒對我們還有一點影響的話，那這種影響只是通過他作為副業而遺留下來的著述（écriture）來實現的。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未篡時。想到這一點，不禁在感慨認知、評價歷史人物困難的同時，也感到歷史人物處於強大外力壓迫下人生營為的不易；甚至會覺得像芥川龍之介那樣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斷生命，從避免了要與自己祖國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合作，從而逃脫了要面對後人道德斷罪的尷尬這一角度來看，竟不失為一種至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