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地中海最後的堡壘

時至今日，在西歐依然會經常聽到「anticlericalism」一詞，如果要翻譯的話，大概叫作「反教權主義」。不過，它的含義不同於新教所提倡的信徒應當直接與上帝溝通，廢除奉教皇為至高無上的教廷的主張，當然也有別於反宗教改革派的世俗所有事情都受到神的支配的觀點。

在西尼亞有聖方濟派和多明尼哥派兩座修道院。海盜們將他們收入的1/10歸為修道院，在賣掉搶來的貨物後，會主動捐錢給修道院，而這些大部分的捐款，都忠實地履行了當時什一稅的慣例，將1/10的收入上交給羅馬教廷。

土耳其的目標確確實實是威尼斯屬地克裡特島的首發|情報，加上聖託德歐島（St. Todero）守城官兵壯烈自爆的事跡，給威尼斯本國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1000年漫長的歷史中，威尼斯人曾經幾度表現出不屈不撓的精神，這種精神再次被喚醒。

在威尼斯本國，除了所屬耶穌會的教士之外，其他神父都遵守政府的命令，沒有出現什麼問題。但在內陸本土卻遭到了較大的阻力，有些教堂甚者要出動警察來強行舉行彌撒。耶穌會被趕出了威尼斯境內，所屬人員禁止從事傳教活動，直到半世紀之後的1657年，他們才被準許回到威尼斯，但傳教活動則是整整等了170年，到1773年才得以恢復。

不過，當競爭對手們利用來自殖民地的金、銀原料鑄造成金銀貨幣，直接用貨幣與土耳其交易時，不產金、銀的威尼斯，只能維持傳統的商業模式，賣出自己的商品，再買進其他商品。在地中海世界的重要性不斷下降的形勢下，原本就剩餘不多的商機因此一次次與威尼斯人擦肩而過。一旦人們對競爭力低下的工業失去了投資的信心，哪怕是政府也無回天之力。

巴洛克時代的歐洲是樹立王權統治的時代，也是戰爭不絕的世紀。儘管西歐的中心從地中海沿岸轉向大陸，但是在這樣一個硝煙瀰漫的時代，提出和平宣言的威尼斯終究無法逃避戰爭。17世紀的威尼斯人被迫在戰爭中度過了一個世紀。

到了17世紀，荷蘭、英國日益活躍，新大陸以及亞洲不斷的殖民化，導致地中海世界越來越被邊緣化。靠海上貿易已經不能生存的威尼斯人摒棄了男孩子滿14歲之後便作為商船的石弓手，進行實地學習的傳統，他們曾經引以為傲的航海技能也因此不斷退化。

眼見著敵人圍攻過來，維亞焦·朱利亞尼沒有猶豫，立刻下令取出要塞中所有的火藥埋在各處，60位守軍連同靠近城牆的500名土耳其士兵，與要塞一起被炸得灰飛煙滅。朱利亞尼迅速地做出自爆決定的原因，在全體官兵犧牲的情況下，我們不得而知，也許是他不想讓完整的要塞落入敵人手中吧。

克裡特攻防戰中的威尼斯軍力，是由威尼斯人與僱傭兵混合組成。羅馬教廷每年都會派四五艘的軍艦來支援，威尼斯由於在戰爭最初階段因雙方意見的不合而喫盡了苦頭，所以這次決定教廷的艦隊也必須和僱傭軍一樣，聽從威尼斯將官的指揮。

在小型艦隊的打擊之下，海盜的氣焰有所收斂。但他們殺害威尼斯艦隊的司令後煮食其心髒的行為激怒了威尼斯。威尼斯人將活捉的海盜全數斬首，把他們的首級一排排掛在聖馬可廣場的迴廊上示眾。然而，沒過多久，海盜的人數又回到之前的規模。他們是從哪裡補充力量的呢？的確有不少罪犯為了逃避威尼斯、達爾馬提亞等地方的法律制裁而加入海盜，但數量還是不夠，難民特有的多子現象，也無法解釋這個問題。其實，這是一個奉上帝為獨一無二的權威，視海盜業為奉獻之正業，並將此作為唯一目的的命運共同體。

17世紀是巴洛克時代，也是西歐君主制國家全盛的世紀。雖然西班牙進入了衰退期，法國卻迎來了路易十四的時代。英國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之後，王權統治不斷強化，奧地利帝國控制了匈牙利。俄羅斯起步稍晚，但18世紀初彼得大帝的出現，正是因為在這個時期打下了根基。

在威尼斯為貴族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塑像、建凱旋門的百年之後，也就是共和國終結的10年前，造訪威尼斯的歌德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威尼斯還企圖暗殺蘇丹易卜拉欣。這件事情比祕密和談更不能被外人所知，因此有關計劃只出現在「十人委員會」的機密文件中。不知道是不是和威尼斯有關，1648年，易卜拉欣在後宮被殺。但由於繼位的皇太子年紀太小，實際掌握大權的大臣們堅持在克裡特島問題上必須遵照先帝的遺志，於是，戰爭便成了克裡特的宿命。

統治階級內部的貧富差別固定化，會帶來政治的僵化和腐敗。窮貴族靠賣選票應付窘迫，富貴族靠買選票集中權力。而那些通過金錢獲得權力的人，首先做的就是收回成本。在這一點上，威尼斯和其他地方並沒有什麼區別。

鉛彈9萬顆

有一次，羅馬的樞機主教卡米洛·博爾蓋塞（Camillo Borghese）曾經對威尼斯大使萊昂納多·多納（Leonardo Donà）說：「如果我是教皇的話，一定將威尼斯逐出教會。」大使回答道：「如果我是威尼斯元首的話，會對這個處置一笑了之。」

討伐海盜

威尼斯畫派的畫家提香、委羅內塞、丁託列託等筆下那些豐腴的裸體畫，在威尼斯深得人心，從來沒有人想過要對它們去做什麼修飾。而在同時期的羅馬，米開朗基羅的耶穌裸體畫的局部被水藍色顏料遮掩，甚至古代雕像的私處都被刻意地蓋上一片無花果的葉子。文藝復興時期曾經絢麗多彩、自由奔放的羅馬，如今籠罩在非黑即白、嚴酷苛刻的令人窒息的氣氛之下。威尼斯自然成了那些人眼中的一個異數。

通過達達尼爾海峽、進入愛琴海的土耳其艦隊，除了土耳其領地的島嶼之外，還停靠了威尼斯所屬的蒂諾斯島，在當地補充淡水、糧食，表現出友好的姿態。在蒂諾斯島充分休息後，一路不疾不徐行駛的土耳其艦隊，在6月13日早晨，突然出現在克裡特島的外海。

第二年秋天，法國、德國、馬爾他的騎士，以及教廷派來的援軍照例在經歷了轟轟烈烈的戰鬥之後，離開了克裡特，守衛乾地亞的只剩下區區3000名威尼斯軍人。面對這羣勢單力薄的士兵們不屈抵抗，城外的土耳其陣營中流言四起，稱「那些不是人，是25年來死去的威尼斯人的幽靈在打仗」，以至於將官們憂心忡忡生怕影響士氣。自春天起便沒有停止的戰鬥的守城威尼斯官兵們，衣衫襤褸、鬍子拉碴、骯髒不堪，看上去的確是更像一群鬼。

威尼斯在15世紀飽受各國的嫉妒和憎惡，16世紀時夾在大國之間，縫隙中苦求生存發展成經濟大國，卻因為與土耳其締結和約而遭到變節之唾棄。令人感到諷刺的是，在它的經濟完全進入衰退期的17世紀，卻受到了來自歐洲各國的讚譽。威尼斯迄今為止所得到的正面評價，大抵鑒於政治安定、與宗教的關係，或者經濟強大等客觀的事實，但收穫如此大規模的發自肺腑的喝彩，還是史上第一次。

加入威尼斯軍隊去克裡特打仗，成了歐洲的年輕貴族、騎士們的一種流行，尤其是自詡為騎士精神起源地的法國人特別踴躍。也許在這些年輕貴族的心目中，這是展現勇氣的一個絕好機會。不過，這些義勇兵的加入對威尼斯而言，未必都是好事。

投資標的變化，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投資方在精神層面的改變。威尼斯人的確是與以往不同了。但他們並不是變得驕奢，而是隨著投資對象的不同，精神上發生了變化。這種潛移默化的改變，比所謂導致亡國的民族精神的墮落更為可怕。如果是驕奢淫逸，那麼還是有辦法做到防患於未然。可一旦民族的靈魂染上疾患，便無藥可救，盛者，必然衰敗。威尼斯共和國的衰敗與投資標的轉變，大有關係。

威尼斯與其他國家的另一個不同點，是教會財產不免稅，必須繳納稅金。順便提一句，如今梵蒂岡在義大利境內的不動產依然需要繳稅。

教廷不僅沒有能夠讓威尼斯給神職人員予治外法權和撤回教會財產增長限制令，就連恢復耶穌會在威尼斯境內的宗教活動以及免除保羅·薩爾皮職務的要求也沒有得到滿足。威尼斯唯一的讓步是在對限制教會財產的問題上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手法。只要教會的斂財手段不太過分，政府便不會去深究。事實上，在之後的10年中，這條法律一次也未曾執行過。

當威尼斯獨特的政體穩定之後，元首與海軍總司令不可一人兼任的這條不成文規定沿用了500年。因為威尼斯人相信，要保證社會的安定與發展，就必須盡量地分散權力和權威。不過，元首中曾經擔任過海軍總司令的倒是不在少數。海軍司令的職責除了指揮打仗之外，還包括確保補給線、與基地所在國保持良好關係等非軍事性任務，唯全能型人才，才能勝任。因此，在出任過駐外大使和海軍總司令之後當選為元首，是最理想的形式。但成為元首之後，就不能率軍打仗了。

在西有奧地利——波蘭聯軍，北有俄國、南有威尼斯同時攻擊的形勢之下，土耳其作為陸軍國家，自然是將軍隊的主力放在北面和西面，南面臨海的防守相對薄弱。於是，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率領的威尼斯艦隊，利用敵人的這個弱點，收復了聖塔莫拉島、納瓦裡諾等喪失多年的領土。在開戰第二年的1685年，他們又成功地收復了莫東和科倫。被稱為「威尼斯共和國的雙眼」的這兩個基地是威尼斯商船隊途中必經的停靠港，16世紀初期被土耳其攻佔。暌違兩個世紀，威尼斯總算失而復得。同年被收復的地區還包括阿爾戈斯、納夫普裡翁。緊接著，威尼斯海軍在第二年又奪回了伯羅奔尼撒半島上所有曾經的基地。

雖然長年累月的戰爭帶來大量犧牲，但威尼斯應該還是有足夠的人才去分擔權力及權威。哪怕是戰功顯赫的英雄，也未必一定能成為元首，事實上更多人因為奔赴戰場反而錯失了當選的機會。

對抗教廷

17世紀初期，威尼斯學者帕魯塔提出了政治的目的不在於權力，而是追求和平的主張。然而，與願望相悖，威尼斯人為了保護碩果僅存的利益，幾乎打了整整一個世紀的仗。

反英雄主義的國家，在頌揚英雄時將走向沒落。因為英雄主義只是那些不甘心做出無償奉獻的人們的一種自我陶醉。

17世紀末期的威尼斯人，始終不能忘記克裡特島防守戰的那段心酸記憶。之後莫羅西尼率軍橫掃仇敵土耳其的戰績，的確讓眾人一洩心頭之憤，以紀念碑的方式記住勝利的心情，其實也可以理解，不過以前的威尼斯人也沒有享受過絕對優勢，同樣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拿著簡單的會話帖，在語言不通的異國他鄉努力尋找商機，與那些完全不尊重外交官身份或旅行證件的異族打交道，真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一不小心就丟了性命。遇上戰爭，更是死傷無數，造多少紀念碑都不夠用。對於非貴族出身的犧牲者，威尼斯共和國會向其遺屬發放「遺屬年金」作為補償。而那些掌握國家權力，被尊稱為Nobile的貴族們，犧牲則是他們的義務之一。

對於國人傳統技能的退化，威尼斯政府倒也沒有袖手旁觀。為振興和提高航海技術，威尼斯在1683年創立了國立商船學校。然而，一個在實際生活中已經喪失了必要性的行業，國家再怎麼鼓勵支持，總歸是達不到預期效果的。最終只能以西歐最早的商船學校這一點自我滿足一下。

話說回來，持久戰的作戰方式非常沉悶，需要無比的耐心。打得酣暢淋漓的是縱橫東地中海的海軍，他們接到命令，但凡見到敵艦必定出擊。而陸軍需要的則是堅忍的耐力。這讓那些來自歐洲的義勇兵們大為不滿。他們原以為每天都能揮舞著刀劍，與伊斯蘭教教徒做英勇的搏鬥，沒想到天天不是修復被破壞的城牆，就是趕走來襲的敵軍。對一些地位高貴的義勇兵的抗議，威尼斯指揮官們也只能成全他們的心願。

同年，奧地利、波蘭聯軍擊退兵臨維也納城下的土耳其軍隊之後，鼓動教皇轉守為攻，加上與土耳其爭奪黑海的俄國，組織反土耳其同盟，威尼斯也收到了特使送來的參加同盟的邀請。

非常了解自己力量薄弱的海盜們，絕不進行正面海戰。因為一旦開打，威尼斯海軍大型加萊戰船或帆船上的大炮會把他們轟個稀巴爛。所以，他們始終利用大炮打不到的船身低矮的小船打遊擊戰。那些散落在亞得裡亞海東岸的出海口或小島邊上，等待順風或補充淡水的商船都是海盜們最好的攻擊目標。還有那些雖然沒到沉沒的地步，但在陸地附近發生海難的船隻也十分之危險。不知什麼時候，就會有冒出15艘左右的小船，像蟻羣圍攻受傷的甲蟲一般，從貨物到人員，搶得一乾二淨。不管在哪個時代、哪個地方總會有唯利是圖的商人，海盜們不愁掠奪品沒有銷路。

當然，他們也不放過土耳其的商船。由於商船頻頻受害，土耳其的蘇丹特地知會威尼斯政府，稱要派艦隊前往亞得裡亞海為商船護航。

幹尼亞與斯達之間有個半島擋住了大風大浪，形成了一個寬闊、寧靜的港灣。港灣的中央碰巧有一個小島，威尼斯就地取材將它建成了防守要塞。

3月，22艘戰船組成的威尼斯艦隊，埋伏在特內多斯島附近，等待著準備穿越達達尼爾海峽的土耳其運輸船隊。那一次由於遇上黑海海流和強勁的北風，沒能夠封鎖住海峽，放走了大部分土耳其船隻，但之後成功的機會似乎越來越多，因此土耳其不得不將補給線從君士坦丁堡分散至希俄斯島、羅德島、伯羅奔尼撒的瑪爾維薩、埃及的亞歷山大等地。

小船不僅受風浪的阻力較小，再加上亞得裡亞海東岸地形錯綜複雜，還可以自由地穿梭於懸崖峭壁的狹縫之間。遇到情況時，能輕易地撤退至附近的小沙灘上，棄船逃進山中，威尼斯艦船再怎麼緊追不捨，也無濟於事。負責消滅海盜的威尼斯近海警備艦隊的司令官，在向元老院報告時指出，即使在最適合航海的季節也很難阻擋海盜們的行動，在冬季更是一籌莫展。

儘管威尼斯以瀆職之罪處死了沒有發現馬爾他船靠港的艦隊長，但面對土耳其不為所動的態度，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廠裡，每天都會出現蘇丹的身影，大量的艦船正在緊鑼密鼓地製造中。但直到這個時候，土耳其仍然公稱他們的攻擊目標是馬爾他。

其他國家的將官們參戰，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在戰略、戰術上的分歧。在克裡特島防守戰的最初階段，之所以會常常產生不統一的步調，就是因為威尼斯寄希望於其他國家會派來支援，因此難以拒絕教廷派來的武將所主張的戰法。

包括國政在內，威尼斯人從事任何事業，向來是秉持著經營私人企業的精神，最大化地利用資源。農莊經營也不例外，他們在行省的那些農莊有著很高的生產量，即使到了17世紀，威尼斯人在企業化上的天賦絲毫也沒有衰退。

可是，地中海方面的問題就沒有那麼容易解決。1645年，威尼斯再次投入了對土耳其的戰爭。為了盡量延長1571年勒班陀海戰後與土耳其簽訂的停戰協議，威尼斯做了許多被西歐諸國視為屈辱的外交工作。但他們煞費苦心換來的不過是70年的和平。

比保羅·帕魯塔早一個世紀的馬基雅維利曾經說過「政治生活的終極目標，在於個人、國家和權力。」短短的百年之後，人們對於政治的認知，發展「成熟」至此，真是不可思議。而那些通過與大海結婚的祭典，將海洋佔為己有的威尼斯人，在17世紀時變身為家庭主義者，更是讓人始料未及。如果其他國家也有類似於威尼斯人保羅·帕魯塔的想法，那麼對於促進世界和平將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與宿敵有長年戰爭經驗的威尼斯人也預料到這一點，在土耳其軍隊可能會登陸的地點建起了要塞。土耳其軍登陸的這一天，守衛這座要塞的是指揮官維亞焦·朱利亞尼（Viaggio Giuliani）及其手下的60名士兵。5萬大軍的土耳其人根本沒把區區60人防守的要塞放在眼裡，他們連大炮都沒用，派了2000士兵帶著短槍便發起了衝鋒，其餘部隊則留在原地等著看好戲。

「遠者，求考異國史例，秦之趙高、漢之王莽、梁之朱異、唐之安祿山，此等人皆因悖逆舊主先皇之政，窮奢極欲，又不聽賢人良言規諫，不悟天下兵革將起之警兆，不恤民間愁苦，遂致驟亡旋滅。」

當威尼斯人失去地中海最後的堡壘，喪失西歐經濟的主導權，甚者連反個人英雄主義氣概都不復存在之後，他們終於到達了品嘗和平果實的境界。18世紀的威尼斯，宛如一位前半生深受男人寵愛，過了盛開的花季迎來歲月靜好的女子，從容、優雅，只留華美不取奢靡。

另一方面，在經歷了1620年的經濟危機之後，歐洲社會消費趨向大眾化，手工精細但價格昂貴的威尼斯製品，不敵廉價的英國毛織品。即使在高級面料的領域，也被法國人迎頭趕上，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女裝的時尚中心從威尼斯轉向巴黎。

出現這麼一個強勢的對手，僅從經濟面考慮，威尼斯政府就不得不嚴肅對待，更何況還有影響政治的問題。於是，威尼斯政府決定，在行省也執行與本國同樣的法律，行省教會擴大不動產的行動因此受限。然而，這條法律挑動了羅馬教廷的神經。這就是1606年教廷對威尼斯所發動的「戰爭」的真正原因。

土耳其不向威尼斯索求戰爭賠款。

在以海為生的時代，威尼斯社會並不存在貧富差別固定化的問題。換言之，即使有差距存在，也是有流動性。

威尼斯共和國不僅將教會財產立為課稅的對象，而且用法律來限制教會財產的不斷增長。

儘管沒有紀念碑，也沒有犧牲的補償，然而威尼斯依然可以像布爾克哈特在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道德力量可遠及遙遠的海外公民」。

我打算將這個時代命名為「維瓦爾第的世紀」。

在該年的5月至11月之間，土耳其發起32次總攻，威尼斯守軍出擊17次。埋在城牆下的地雷，不包括未爆彈，僅爆炸的就高達613顆。威尼斯一方3600人戰死，其中400名是指揮官，而土耳其的死者人數超過了兩萬，城牆沾滿了濃稠的鮮血。守衛軍用過的手榴彈，時至今日仍陳列於伊拉克利翁（乾地亞現稱）的博物館。這些用黏土燒製成的彈丸直徑在17釐米左右，裡面塞滿火藥，上面開了一個小口引出導火線，原理和炸藥是一樣的。

17世紀初期，外交官兼歷史學家的保羅·帕魯塔（Paolo Paruta）在其著作《論成熟的政治生活》（Della perfezione della vita politica）中，有過這樣一段論述：「品嘗甘美的和平果實，是一切政治與軍事活動的終極目標。因此，無論君主國或共和國將國家目標鎖定於軍事活動，不斷重複戰爭，熱衷擴大版圖的行為，絕不是達成目標的途徑。通往和平的道路並非靠徵服眾多的他國國民，而在於能否以正義統治自己的國家，確保國民的和平與安全。」

當然，對於滿足於當下生活的威尼斯人的和平願望，其對手是不會在乎的。匈牙利戰線不順，北邊又面臨新興崛起的俄國威脅的土耳其，如今還能像全盛時期時那樣確保統治地位的疆土只剩下地中海世界。

帶著意外收穫返回馬爾他島的騎士們，為了補給淡水和釋放土耳其船上克裡特島出身的劃槳手，途中停靠克裡特島南面的小漁港。由於威尼斯不想刺|激土耳其，對騎士團停靠克裡特島並不歡迎，所以騎士們也避開威尼斯警備艦隊的監視，停靠在島的南邊。克裡特島的主要城鎮，都集中於自然條件良好的北邊一側，因此當威尼斯人發現馬爾他騎士團時，已經是船入港20天之後了。威尼斯方面要求騎士團立即離開，對方也很配合。然而，看著馬爾他船遠去而鬆了一口氣的威尼斯艦隊長，並不知道那船艙裡藏著蘇丹後宮的女眷一行。

「禁止聖務」（Interdett）是破門前的一種處罰，教皇禁止轄下的神父主持彌撒、洗禮、婚禮、葬禮等所有儀式。

在現代仍被稱為「威尼斯港」的幹尼亞，是威尼斯一個重要的要塞城市，港口還建有14座船塢的造船廠。城牆上四處安裝著大炮，正好對準船腹的位置。雖然土耳其擁有大量的戰艦，但從顛簸的海面上開炮，命中率終究不如陸地。土耳其人並不笨，他們沒有從海上發起正面攻擊，而是利用眾多陸軍的優勢，從距離幹尼亞15公裡的海灘登陸，從陸地向幹尼亞進攻。

加萊船劃槳手1000人

這種動脈硬化般的現象，突出地表現在既不會務工也不會種田的貴族階層。這些人屬於管理國家政治的統治階級，是共和國的大腦。然而威尼斯的政體是建立於經濟基礎之上，換言之，必須擁有經濟能力才能從政。所以，除了元首等少數在正式場合需要維持體面的職務有報酬之外，大多數人都是無償奉獻。

另一方的乾地亞攻防戰仍在持續中。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簽訂，宣告了席捲歐洲大陸「三十年戰爭」的終結。然而，恢復了和平的歐洲，仍然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站出來支援幾乎是孤軍奮戰的威尼斯。可見歐洲的中心已移至北方，威尼斯傾全國之力投入的這場戰爭，對那些大國而言，只是一場對其不構成威脅的局部戰役。

兼任海軍總司令和元首的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正是威尼斯在17世紀以後精神構造轉移的一個體現。尤其這並非出於他個人的願望，因此更具有象徵的意義。

耶穌基督在其短暫的生涯裡，留下了一些經典的話語。其中最富有洞察力，同時也最不被後人遵守的，就是那句：「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

完全是無懈可擊的論述！

想要徹底的貫徹政教分離，司法獨立是不可欠缺的前提。威尼斯法律規定，哪怕是神職者，只要是在共和國領土上犯下罪行，必須由威尼斯法庭審判，而不是教廷的法庭。除了宗教罪之外，神職人員即使隸屬教皇，也不能享受治外法權。1603年，威尼斯政府審判行省兩名犯罪的神職人員的事件成了「戰爭」的導火索。

眾人相互推卸責任，說著說著，矛頭竟指向了威尼斯。蘇丹指責威尼斯讓馬爾他船連日停靠克裡特島，完全是背叛土耳其的行徑。

2月和3月轉眼過去，土耳其依然不改對馬爾他的宣戰。克裡特島的行政長官安德烈亞·柯納，從來沒相信過土耳其人的這套，他巡視全島，檢查要塞的裝備和糧倉儲存量，向各個據點分配包括希臘僱傭兵在內的士兵，馬不停蹄地做著戰鬥的準備。

強勢的羅馬教廷似乎也沒料到威尼斯會做出如此頑強的抵抗。1509年威尼斯的屈服讓他們以為可以再一次組成康布雷同盟，西歐各國齊心協力以軍事行動對付威尼斯。然而，經歷過宗教改革的1606年，與1509年當時的形勢已不能同日而語。

搶劫後回到西尼亞港的海盜們，按照皈依上帝時的方式，一路從碼頭跪到教堂，拖著血肉模糊蓋的膝蓋進行彌撒，感謝上帝保佑他們平安完成了搶奪無信仰者的工作，神父讓這些海盜像虔誠的騎士一樣膜拜聖體。待儀式結束之後，才各自散去。

停泊在乾地亞港的旗艦上，聚集了全體指揮官。海軍總司令莫羅西尼向眾人表明了決定，指出繼續戰鬥對威尼斯造成的傷害會比給敵人的更多。這一番話讓在場的將官們心中五味雜陳，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和莫羅西尼一樣，把一生中最好的歲月奉獻給了克裡特戰場。在聽完每個人的意見之後，莫羅西尼派人去向土耳其軍總司令傳達了終戰談判的要求。

出現上述的問題，那麼走向末路也是必然。不過對於威尼斯，我實在不能贊同僅以精神上的不振或墮落來評斷其衰敗的觀點。因為威尼斯人尊重先祖，樂而不淫，接納善言，悟察警兆，體恤民情，但他們終究還是不能逆轉盛極必衰之規律。威尼斯的衰敗應該另有原因。

時間來到了1646年，克裡特島攻防戰進入了第二個年頭。威尼斯意識到僅靠防守各個要塞城市，保不住克裡特島。雖然每次攻城都會讓土耳其軍遭受損失，但他們終究還是可以各個擊破的方法，拿下一座座城市，最後留給威尼斯的只有海上要塞。於是，威尼斯決定改變戰術，利用海軍的優勢，切斷土耳其的補給線。

修理城牆、船舶、大炮等技工60人

土耳其向來把東地中海當作自家的庭院，而屬於威尼斯的克裡特島，宛如坐在庭院中央的唯一異類。更何況克裡特島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沒有它就不能完全掌握東地中海的制海權，因此土耳其不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輕易地放過這位「外人」。

1668年年底，威尼斯駐羅馬大使安東尼奧·格裡馬尼（Antonio Grimani）拜見教皇克雷芒九世（Clement IX），向教皇提交了一份當年威尼斯送往克裡特島物資清單，詳細見下：

在以耶穌會（Societas Iesu）為首的反宗教運動改革派的觀念裡，那些與他們信仰迥異的人們的靈魂是迷失的。要將這些不幸的靈魂從惡魔的手掌中解救出來，靠近上帝，只有鞭撻他們的肉體，讓他們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反宗教運動改革派相信，這正是自己作為基督教戰士的使命。

歷史學家們往往會將國家的衰退歸結於國民精神的衰退。然而，他們並沒有對為何會精神衰退做出令人滿意的說明。當我們在閱讀完各種有關古羅馬興衰的歷史書籍之後，腦海裡總是自然而然地浮現出那句「驕奢者不長久，猶似春夜一夢」。而像我這樣的人，更會生髮疑問：為何會變得驕縱？事實真是如此嗎？

威尼斯在17世紀經歷的第一場戰爭，是與羅馬進行的。雖然雙方並沒有動刀動槍，卻和威尼斯共和國的獨立息息相關，因此對於威尼斯人而言，這就是一場戰爭。

克裡特島攻防戰

然而，政府的這些動作，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克裡特島當地深感戰爭迫在眉睫的人們看來，根本就是杯水車薪，對事態的嚴重性認識不足。相較於索拉佐、柯納的緊急報告，威尼斯國內的大多數人寧願相信土耳其人攻打馬爾他的說辭。但凡願望越是強烈，就越會把所有的問題往好的方面解釋，希冀和平的威尼斯人，選擇相信他們這種狀態可以持續下去。

進入17世紀之後，在前一個世紀因宗教改革運動而處於守勢的反宗教改革以西班牙為中心掀起了收回失地的反攻，展開了近乎瘋狂猛烈攻擊。監獄裡充斥著被視為異端的囚犯，女巫審判的惡行讓那些虔誠無比的基督徒們都心生厭惡。

威尼斯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長達25年的克裡特島攻防戰，前後10任海軍總司令有5位戰死，犧牲的士兵更是不計其數，幾乎耗盡了全國之力。

小麥及其他糧食16萬司泰亞（1司泰亞=80升）

經濟結構的變化，也造成了領導層人員數量的絕對減少。17、18世紀的威尼斯，因黑死病和戰爭而失去的男性數量，無法在短期內得到充分的補充。在過去，一個家庭有10個孩子並不稀奇，哪怕沒有足夠的財產分給每個孩子，只能留給長子一人，需要自謀生路的孩子們，還是能夠找到各種機會。然而，經濟重心轉向農業之後，謀生的機會不如從前那麼多，出生率自然隨之降低。社會上不僅出現了不生孩子的夫妻，更有甚者根本不打算結婚。人們對於未來甚少期待，更關注於眼前的所有，難免會變得消極和保守。普通人即使在衰退期，多少還是能保持苦中作樂的庶民力量，可怕的是統治階級的活力不再。

山賊或海盜在大肆掠奪歸來之後，通常會徹夜狂歡，但這種景象不會出現在「難民」海盜的生活中。他們將那些死於海上，或者被俘處死的人們的家庭奉為榮譽家庭，遺屬在共同體的幫助下生活不至於陷入困境。為了防止戰鬥力的減少，失去丈夫的女人立刻會有其他男人迎娶。孩子們從很小便開始接受海盜技能的訓練，大人們甚者會往剛學會走路的幼孩身上丟擲石頭，讓他們習慣於忍耐疼痛和流血。

威尼斯意識到傳統的加萊軍船打擊海盜的效果欠佳，他們改用一種稱為「fregata」的小型軍艦組成艦隊，戰鬥力明顯有所提高。順便提一句，巡洋艦（frigate）的詞源就是來自fregata。

自1204年威尼斯通過第四次十字軍東徵獲得克裡特島後，400多年來為保護這塊海軍及貿易的重要基地，威尼斯付出了無以數計的金錢和鮮血。土耳其在15世紀從威尼斯人手中奪去了內格羅蓬特，16世紀又搶佔了塞普勒斯島，但對威尼斯人誓死捍衛的克裡特島，始終不曾表露出徵服之意。17世紀中葉之後，威尼斯的反天主教態度和經濟上的衰退，讓土耳其判斷它既得不到教廷或西班牙等國的支持，也沒有單獨防禦的軍事能力，所以，他們相信這個時候拿下克裡特島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25年說來簡單，但它是1/4的世紀。一個25歲的青年，25年後變成50歲的中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幾乎都在此期間度過。17世紀之後，威尼斯的經濟進入了緩慢的下降階段，15年前黑死病爆發減少了1/3人口的重創尚未被平復，如果可能的話，威尼斯共和國一定願意不惜任何代價避免這場戰爭。

啟蒙主義旗手之一的伏爾泰曾經說過：「威尼斯存在著與其獨斷、專制的政治形態（寡頭政治）理應毫不相容的對於個人自由的絕對自信。」

加入同盟軍的其他國家也戰績斐然，將土耳其趕出了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和波斯尼亞。威尼斯國內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樂觀者，認為照這個勢頭，收復內格羅蓬特和克裡特指日可待。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軍和德軍也在此決一死戰的克裡特島，位於東地中海的中央，島嶼呈橫條狀地由西向東延伸，宛如一艘停泊在海中的航空母艦。從達達尼爾海峽穿過愛琴海的土耳其艦隊，一直往南便能抵達這裡。不過，號稱目的地是馬爾他的土耳其艦隊為掩蓋其真正的意圖，特地繞到遠離克裡特島的外海，然後才改往西航行，經過克裡特島，駛向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南端的納瓦裡諾（Navarino），並在那裡停泊了數日。從納瓦裡諾再往西行駛5天便是馬爾他，所以也難怪威尼斯人僥倖地以為克裡特島逃過了一劫。

威尼斯政府也沒閑著。在駐君士坦丁堡的喬瓦尼·索拉佐大使以及克裡特島實質的總督（本國派往的行政長官）安德烈亞·柯納（Andrea Corner）接二連三的催促之下，擬定了克裡特防守策略。元老院向柯納發出指令，要他在加固現有要塞的同時，在戰略要地建造新的堡壘。1645年1月4日，裝滿小麥和大米的船開往克裡特島，同船載有2500名士兵和技術人員。緊接著在2月10日，又向克裡特送去了10萬達克特的軍用資金。

持續了一年的禁止聖務的處罰，在1607年4月被解除。也許是因為呼應了下一個世紀發生的啟蒙主義運動，歐洲諸國的知識分子們都非常關注這場威尼斯與教廷的「戰爭」，對它的解決辦法懷著濃厚的興趣。大多數人都認為威尼斯在這場「戰爭」中贏得了全面的勝利。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我個人認為不能算不幸），治國終究不能只靠自由等高尚的精神來支撐。威尼斯與教廷之間因信仰自由而起的「戰爭」雖然引來了西歐諸國知識界的關注，但當事情解決之後，威尼斯不得不面對另外一個知識分子們完全沒有興趣的低次元的問題——海盜。

盛者必衰，不只適用於平家，此乃歷史之規律。

盛者必衰之理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無論是神父或修道士，宗教團體中擅長經營的人似乎不少。他們既懂得運用現有的資源，又會開拓新渠道，教會財產始終能保持有增無減的狀態。除此之外，信徒的捐贈也是很大一筆收入。

除了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徵時的恩裡科·丹多洛之外，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是第一位同時擔任共和國元首和海軍總司令的人物。威尼斯政府授予這位英雄連恩裡科·丹多洛都不曾享有的榮譽，在元首官邸被稱為「投票之門」的大廳中，建了獻給他的凱旋門。

必須承認，莫羅西尼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土耳其時運不濟。18世紀以後的威尼斯，已經沒有充分的人力以及經濟資源，繼續運用和發揮這份好運。當土耳其完成對奧地利的軍事報復、與俄國的講和，再度將觸角伸向愛琴海時，威尼斯完全沒有招架之力。

另外，威尼斯政府也曾經採用保護主義政策，力圖使海運和貿易起死回生。1602年，剛剛開始出入亞得裡亞海的荷蘭以及英國的商船，向威尼斯政府要求，希望以威尼斯作為他們商業活動的基地，但威尼斯政府卻以商品必須在威尼斯進行交易和必須使用威尼斯國籍的船隻運輸為條件，拒之千裡。結果，當時海上貿易最為活躍的荷蘭、英國的商船在亞得裡亞海流域的主要港口，轉至獨立國家拉古薩、教廷屬地安科納，以及奧地利帝國領地的的裡雅斯特，而在第勒尼安海流域，熱心於貿易振興的託斯卡納大公，將其轄下的裡窩那作為自由港提供給荷、英兩國的商船。威尼斯的關稅收入因此在10年裡減少了40%。這個事實再次證明，在經濟活力減退時採取保護主義，註定是一個失敗的政策。

本土特雷維索、帕多瓦的近郊，有不少威尼斯貴族們的「villa」，將它們譯作「別墅」其實有點兒詞不達意。這些美麗的建築，由大師帕拉第奧設計，屋內的壁畫出自委羅內塞之手，顯然主人沒有將這裡只當作休閑使用。距離大屋不遠處是農莊僱工的住家，從那裡可以聽見主人客廳中傳出的維瓦爾第（Vivaldi）的樂曲。莊園內還有家畜的小屋和化肥棚，宅邸的最上層往往是空蕩蕩一片，用來晾曬農作物。

無論如何，乾地亞再次挺住了狂轟濫炸。仗打到冬季，雙方都已經筋疲力盡，自然地進入了休戰期。

作為防守克裡特島的威尼斯海軍基地，斯達平時就有加萊戰船駐守。可是，在港灣內待命的艦隊司令卡佩羅，為了和抵達贊特島的教廷艦隊會合竟然帶著一半的艦隊出了港。

海盜們的根據地在一個叫作西尼亞的貧窮村落，位於威尼斯航船必經的補給港波拉和波雷奇所在的伊斯特拉半島東部，西望威尼斯。他們之所以能夠成功地逃過視亞得裡亞海的制海權為生死大事的威尼斯的嚴密監控，是因為威尼斯的航船在波拉或波雷奇補給之後，下一站會在扎拉或斯帕拉託停靠，位於港灣深處的西尼亞正好成了航線上的一個死角。再加上移居那裡的難民多為基督徒，威尼斯因此對他們比較客氣。

所幸，威尼斯人優秀的企業化能力經久不衰。在農業逐漸取代工業成為經濟命脈之時，他們再次將此才能發揮到淋漓盡致。通過完善灌溉系統，根據土質選擇適合的農作物並不斷進行改良等一系列的努力，威尼斯在內陸行省的農莊，變身為經營狀態良好的企業。除了小麥、大米之外，威內託（Veneto）地區大面積地種植從新大陸引進的玉米，以玉米粉原材料的玉米糊成了民眾的主食。糧食長期依靠進口的威尼斯不僅能自給自足，甚至還可以出口。

當然，海上貿易在當時還是獲利不薄的行業，所以威尼斯並沒有從海運一股腦倒向工業，但經濟結構轉為多元化的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不必等到下一個世紀啟蒙主義者發出讚賞，威尼斯人的信仰自由從來都是存在的。它不是經過大腦思考出來的主義或主張，而是1000年來祖祖輩輩遺傳下來的「體質」而已。

蘇丹易卜拉欣聞訊後大為震怒。去麥加朝聖的後宮妃子被擄走，不僅是他個人，伊斯蘭教的尊嚴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各國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被召進託普卡帕皇宮，集體聆聽蘇丹的抗議。剛開始時，蘇丹的怒火直對馬爾他，並沒有殃及池魚。威尼斯駐土耳其的大使喬瓦尼·索拉佐（Giovanni Sollazzo）在1644年12月20日的報告中，詳細地描述了各國大使面臨怒火中燒的蘇丹時做出的不同反應。

將人們從這種窒息狀態中解救出來的，是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是「人的復興」。馬基雅維利曾經指出，個人的成就靠的是本人的才華和運氣，但他從來沒說過是靠「神的意志」。他的朋友，同樣也是出生於佛羅倫薩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的圭契爾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列舉他死前最想看到的三件事情的其中之一就是不插手政治的神職者。主張政治從宗教中獨立，認為教廷應該遷往瑞士的馬基雅維利，雖然是文藝復興的精神象徵，但在稍後的反宗教改革時期，卻因為無視神意的最高權威，其著作被視為惡魔之書。不管是新教還是天主教，在那些偏激、狂熱的地區都禁止出現馬基雅維利的著作，羅馬教廷也在1552年，正式將其作品列為禁書。圭契爾迪尼的書籍由於是寫給子孫，並沒有公開發表，所以逃過了與馬基雅維利齊名榜上的一劫。

繼幹尼亞之後，土耳其的第二個目標，是幹尼亞以東20公裡處的斯達。斯達是東地中海流域最好的港口，時至今日，希臘海軍仍然在使用，四周禁止攝影。

1605年，樞機主教卡米洛·博爾蓋塞成了教皇保羅五世。翌年，大使萊昂納多·多納當選為威尼斯共和國元首。這兩位都不是輕易改變想法的男人。

雖然沒有威尼斯人被教廷直接點名，但作為國家，威尼斯從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至近世，在教廷的黑名單上始終「名列榜首」。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政教分離等反教權主義的基本要素，早在法國啟蒙主義運動興起之前，便存在於威尼斯。在拿破崙拒絕大主教加冕，自己親手戴上皇冠的1000年以前，威尼斯共和國元首的就職典禮就是由來自世俗界最年長的元首輔助官主持。

首先是各國對此的反應不同。西班牙是反宗教改革的根據地，當仁不讓地站在教廷的一邊，但英國、荷蘭表示支持威尼斯。法國作為天主教國家，卻始終保持著曖昧的態度。威尼斯非常清楚，正在走下坡路的西班牙嘴巴上叫嚷著要派遣軍隊遠徵威尼斯，實際上根本沒有動武的能力。

卡佩羅的行動激怒了行政長官柯納，之後將卡佩羅送上了審判臺。結果，斯達靠剩下的40艘加萊船、4艘加萊賽戰船和10艘帆船，擊退了來犯的敵軍。在沒有飛機的年代，孤立於海上的要塞有著絕對的優勢，即便四周的陸地都被佔領，只要守住要塞，威尼斯艦隊在寬闊的海灣中的行動就不會受到威脅。正因為如此，斯達和位於克裡特島東端的另一個孤立於海上的要塞史賓納隆加，共同堅守了25年。

繼海運業之後，從1620年左右開始，威尼斯的工業競爭力也呈現出下降的勢頭。1602年時年產量曾經達到3萬匹的毛紡織業，到1631年只有8000匹。產量減少的部分原因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導致神聖羅馬帝國喪失了1/3的人口，而德國人向來是威尼斯傳統上最大的客戶。

地中海世界史上時間最長、戰況最為慘烈、犧牲最多的著名的克裡特島戰役，從1645年開始至1669年結束，整整持續了25年。然而，在戰爭爆發的起初，交戰雙方沒有任何一個人會預計到這場仗竟然會打得如此漫長。

1615年，以僱傭兵為主力的威尼斯陸軍，越過的裡雅斯特（Trieste）附近的威尼斯和奧地利之間的國境線，侵入奧地利領地。緊接著，威尼斯艦隊向那不勒斯王國控制下的義大利南部的亞得裡亞海沿岸發起攻擊，以優秀的航海技術在當時逐漸嶄露頭角的來自英國、荷蘭等國的水手也參與了這場戰鬥，成功地打敗了海盜。

然而，當經濟重心轉向工業，繼而變為農業之後，沒有資產的人便很難再有翻身的機會。無論是發展手工業還是農莊，留給無產者的唯一機會就是當一名僱員。「敗者復活戰」的消失，意味著富人將變得更富，而窮人脫貧的機會則越來越少。在海洋時代十分遭到排斥的壟斷行為，正不斷地侵蝕威尼斯社會。

正因為威尼斯人掌握了克裡特戰役的指揮系統，持久戰方針才能夠徹底地得到貫徹。對於三面都被敵人包圍，只剩下靠海一邊的乾地亞，威尼斯也絕不貿然出擊，一切以防守為上。由於靠海的一邊出入自由，因此不管是威尼斯人，還是來自義大利、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國的僱傭兵們，不少人都會在沒有戰事的冬季回國做短暫的休息。

而另一方登陸克裡特島的土耳其大軍，越過聖託德歐島要塞的廢墟瓦礫，沿著陸路逐漸向幹尼亞逼近。守軍部隊由威尼斯貴族那瓦吉羅（Navagero）指揮，加上行政長官柯納的兒子帶來的300援軍，總共也不到1000人。所幸，軍隊得到了希臘原住民的幫助，再加上幹尼亞原本就是要塞，所以還是挺過了一段時間。

眼看著威尼斯人的農莊辦得紅紅火火，那些修道院和教會所屬的農莊自然不甘落後。這些教士們原本就有經營的頭腦，依樣模仿對他們實在不是什麼難事。不用多久，他們的農莊便發展到與威尼斯人相媲美的水平。而且，教會還有一個威尼斯人無法比的優勢，他們可以信徒捐獻的形式進行「增資」。

1669年9月26日，在撤退的莫羅西尼一行隊伍中，還夾雜著很多不想做土耳其臣民而離開故鄉的克裡特島難民。直至今日，伊拉克利翁的中央廣場還看得見威尼斯式的噴水池，水池邊上有一間供奉聖馬可的教堂。聖馬可是威尼斯的守護神，可見當年的威尼斯人將克裡特當視為祖國的一部分。

以上是1668年一年威尼斯為防守乾地亞所消耗的軍費，合計總金額為4392000達克特。據說教皇看到這個數目時，驚愕到說不出話來。當時威尼斯的年收入大約在300多萬達克特，雖然歐洲各地的義勇兵源源不斷，各國的國王、王妃、貴族等響應教皇的號召，也提供了不少援助，但威尼斯已經到了極限。

威尼斯人自古以來就是依靠與他人交易而生存，所以深諳與信仰不同的人們共存共榮的必要性。在威尼斯國內，無論是出入德國商館的威尼斯老主顧德國人，還是來帕多瓦大學留學的外國學生，大多數人信仰的是新教，而作為威尼斯水手主力的希臘人則是東正教徒。在那個時期猶太商人也為威尼斯的經濟帶來了活力。他們被準許在威尼斯境內居住，參與威尼斯企業的經營，在新舊猶太人隔離區內（Ghetto）自由地舉行猶太教儀式。即使是那些以土耳其商館為大本營的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商人們在威尼斯也從來出現過因信仰不同而遭受迫害的案例。威尼斯人的這種「體質」，不僅給當政者們建立政教分離制度提供了堅實的地基，也成就了威尼斯出版業的興隆。因為只有在包容異己的大環境中，才會產生言論的自由。

謹慎小心挑選高級神職者的威尼斯政府，當然是更不會讓教皇插手任命那些直接接觸民眾的神父了。在被稱為「Parrocchia」的教區中每區都有一位神父，他們是由教區所在地的居民投票選舉出來的。羅馬教廷時常會以信仰的虔誠度不可信為由，對這種選舉神父的方式提出抗議，威尼斯政府對此向來是置若罔聞。自12世紀開始啟用的行政區（Contrada）制度一直延續至今。出任行政區的長官均為世俗界人士。以行政區至代替教區制，目的就是為了阻止神父影響力的擴大，使得居民的生活也做到政教分離。

同盟國對土耳其的戰爭於1699年終結。奧地利帝國因為西班牙王位的繼承問題，欲將重心轉回歐洲，不想和土耳其再糾纏下去。交戰雙方簽署了被稱為「卡爾洛夫奇條約」（Treaty of Karlowitz）的停戰協議，威尼斯幾乎得到了莫羅西尼收復的所有失地。

此時的威尼斯彷彿重新回到了貴為東地中海女王的黃金時代。那些已經在陸地上安身立命，經營手工業和農莊的貴族們，似乎想起了祖先的榮光，爭先恐後地加入了海軍的隊伍。士氣高漲的景象，不禁讓人以為威尼斯暌違200年重新拿回了東地中海的制海權。1651年、1655年、1666年，威尼斯不僅贏得了與土耳其正面交鋒的海戰，連那些小規模的零星戰事也沒讓對手撈到便宜。如今，偷偷摸摸遁入港口，海上相遇立馬逃跑的竟然是土耳其艦隊，這情景放在150年前絕對是不能想象的。

1668年春，攻防戰再度開始。威尼斯港每個月都有滿載著補給物資的船隊開往乾地亞，但召集士兵卻不是威尼斯人的強項。法國貴族率領的500名援軍的到來，對於好不容易才湊齊5000人的乾地亞守軍，彷彿久旱逢甘霖。可是這些高貴的騎士們期待的是華麗的戰鬥，對持久戰完全沒有興趣。12月16日，騎士們在高揚的喇叭聲中衝出城外，雖然表現得英勇頑強，可惜死傷慘重，猶如曇花一現。

正因為這慘不忍睹的現狀，促使乾地亞守軍總指揮、威尼斯海軍總司令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Francesco Morosini）做出了投降的決定。莫羅西尼25歲即克裡特戰役剛開始時便參加了戰鬥，之後的25年一直在克裡特戰場上度過。如今已經50歲的他，仍然獨身，大概實在是沒有時間結婚吧。

火炮手222人

1645年4月30日，載有80艘加萊軍船和250艘運輸船，加上5萬士兵所組成的土耳其大艦隊從君士坦丁堡出港，朝著達達尼爾海峽方向南下。由於土耳其聲明是去攻打馬爾他，作為友好國家，威尼斯大使也不得不出於禮節上的需要參加出徵儀式，以示致意。

導火線73萬根

莫羅西尼的軍隊勢如破竹，攻陷了米斯特拉（Mistra），拿下斯巴達，徵服了雅典。遺憾的是，在進攻雅典時威尼斯軍隊擊毀了被土耳其軍當作火藥庫使用的帕特農神廟（Parthenon）。與那些優秀的祖先們相比，莫羅西尼的英勇氣概毫不遜色，但缺少了些美學意識。17世紀的威尼斯人似乎還忘記了他們的國家之所以能夠壯大，是因為反英雄主義。

那些威風凜凜出城的義勇兵們，幾乎還來不及在敵人面前發揮基督騎士的精神，便被兇猛的土耳其大炮轟得逃回了城裡。他們大部分人都會在冬季返鄉，基本上都再也沒有回到克裡特。即便如此，每年還是有數百名義勇兵來到克裡特，其中還包括千裡迢迢從瑞典來的騎士。可見當時威尼斯悲愴的戰況傳遍了歐洲的每一個角落。

在成功地阻斷了奧地利、西班牙和羅馬教廷對海盜在精神以及物質上的支援後，為對付這羣數量不足1000的敵人，威尼斯派出了17艘加萊戰艦，對海盜的根據地西尼亞進行了封鎖。其實以前威尼斯也有過類似的封鎖行動，但因為做得不徹底，每次都讓對手突破了防線。然而，這一次威尼斯是下定決心，誓將海盜一網打盡。面對威尼斯的重拳出擊，難民海盜再狡猾終究難敵，共同體因此一蹶不振。從1618年到1619年，威尼斯用了一年的時間，終於成功地奪回了一度曾岌岌可危的亞得裡亞海的制海權。

攻防戰打到第三年的10月，雷提莫陷落。第四年，即1648年初夏，土耳其向位於克裡特島中央的首都的乾地亞〔如今稱伊拉克利翁（Heraklion）〕發起了總攻。6000名守軍，對陣4萬土耳其大軍。土耳其史的權威哈馬曾經評價稱「不要說在土耳其帝國境內，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乾地亞反覆那麼多次的戰鬥，流淌了那麼多的鮮血，耗費了那麼多的金錢」。乾地亞攻防戰持續了22年。威尼斯之所以能長久抵抗，在於他們掌控著制海權，而土耳其卻因為軍糧補給的不足，無法連續地實施包圍。

最終，威尼斯得到的實際支援是教廷派來的5艘加萊戰船及其士兵、馬爾他騎士團的數艘戰船，以及那不勒斯國王和託斯卡納大公派來的士兵。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英國、荷蘭人的基督徒海盜志願加入抗擊穆斯林的隊伍，但由於人數有限又不定時，所以很難算作真正的戰鬥力。

土耳其準許守軍帶走國旗、武器及其他所有東西，並保證全體人員安全撤退。

首先，法國大使表示第一次耳聞，荷蘭大使隨即應聲附和。蘇丹大聲呵斥說他非常清楚馬爾他騎士團受到西歐各國的保護，並且做出斬首的手勢，以至於法國大使的翻譯嚇得差點兒暈倒過去。不過法國大使由始至終保持冷靜，回答蘇丹說馬爾他距離法國遙遠，兩國之間沒有任何瓜葛。威尼斯大使也表示馬爾他是獨立的國家，從未接受過威尼斯的支援。而荷蘭大使更是以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稱，荷蘭人不是天主教徒，與馬爾他騎士沒有半點兒關係。

被稱為Uskok（難民）的這些海盜，原本並非以此為生。他們是在土耳其攻佔匈牙利時逃離家園，躲到亞得裡亞海東岸山區的。那裡是一片沒有耕地、樹林和淡水的荒蠻之地。

像佛羅倫薩或者其他地方，掌管祭祀活動的大主教從其主教宮殿至城中的主教堂，大抵只需要走幾步路，但威尼斯的大主教，每次舉行活動都得像出差一樣，從大老遠的郊外進城。聖馬可教堂作為祭典威尼斯守護聖人的第一教堂，在法律上屬於元首個人的禮拜堂，實際上則是威尼斯全體市民的教堂，而不是羅馬教皇掌控下的主教座堂。由此可見，威尼斯人是多麼不樂意讓教會勢力的大本營放在國家政治中心的元首官邸附近。

可是，土耳其軍隊在城牆腳下挖坑埋火藥炸開了城牆，而守軍唯一可依靠的海上援軍由於戰術的不統一，遲遲不見蹤影。在城牆被炸得幾乎體無完膚，城內彈盡糧絕的情況下，8月22日，威尼斯軍隊以保證士兵生命的唯一條件，向土耳其軍隊開城投降。歷經兩個月的攻防戰，守軍等於全滅，土耳其一方也損失慘重，有兩萬人戰死。但不管怎麼說，土耳其還是拿下了攻佔克裡特全島的前線基地，接下來就是一路向東進軍。

14年之後的1683年，因事先沒有與政府商議便擅自開城投降而遭到抨擊降至閑職的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再次當選為威尼斯海軍總司令。

974000達克特現金

政府一改之前溫吞的態度，積極行動起來。元老院向各國君主發出救援的請求，富裕階層被徵收特別稅，造船廠日夜趕工，60艘加萊戰船接二連三地下水。同時，在內陸本土行省募集士兵，達爾馬提亞的水手們也紛紛來到威尼斯集合。

在多納就任元首三個月之後的1606年4月，羅馬教皇保羅五世向威尼斯共和國下達了全面禁止聖務的教皇敕令，理由是威尼斯違反天主教會的法律，自作主張地審判了兩位神職者，以及頒布法令限制境內的教會增長財產。

向來注重資本配置效率化的威尼斯人應因形勢轉向工業投資，從而促使以毛紡織為中心的威尼斯手工業，在16世紀達到了頂峯。

不過，斷了後援，並不等於能一網打盡海盜。這羣最多不超過千人的海盜集團利用巧妙的戰術彌補了力量上的不足。他們手上只有一些小船，通常只配有6到8支船槳，最大不超過12支，極少有16支船槳的船隻。每支船槳配一名劃槳手，唯一的一張船帆幾乎不用，除非是遇到特別好的順風。儘管船隻落後，但乘船的人數大約是船槳數的3到4倍，每劃一小時便做一次人員交替，船速遠遠快於威尼斯的加萊船，並且長距離航行中也不需要停船休息，據稱一晝夜可行駛百海裡。而威尼斯的船隻，只有在順風的情況下才能達到這個速度。

1714年，硝煙再起。科林斯、阿爾戈斯、納夫普裡翁、莫東、科倫、聖塔莫拉，一個接一個地落入土耳其人的手中，甚者連克裡特島的兩個基地斯達和史賓納隆加也不得不拱手相讓。在希臘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的威尼斯，最終靠死守科孚島，總算保住了亞得裡亞海被稱為「威尼斯灣」之聲譽。那場激烈的科孚島保衛戰，是威尼斯共和國打的最後一場最像樣的戰爭。

對於另一方的威尼斯共和國而言，克裡特島是其作為海洋國家的象徵，是他們在地中海剩下的最後一塊堡壘。

針對教皇禁止聖務的懲罰，威尼斯在採取形而下的應對的同時，也堂堂正正地展開了形而上的神學理論論戰。主持辯論的代表人物是有著前啟蒙主義者之稱的威尼斯修道士保羅·薩爾皮（Paolo Sarpi）。在其稍後出版的著作《特蘭託宗教會議的歷史》中，他對1545—1564年在義大利北部特蘭託召開的引發反宗教改革派捲土重來的宗教會議進行了批判。

不過向來對難民、亡命者採取理解態度的威尼斯，卻被這羣難民海盜弄得有些焦頭爛額。這些人都是狂熱的天主教徒，由於找不到其他的生計，索性打著消滅異端的旗號幹上了海盜的行當，對於同為天主教徒的威尼斯商船一樣毫不手軟。和異教徒有生意往來的威尼斯商船，給了海盜充足的理由。

對於僅靠課稅無法解決的這個難題，威尼斯共和國通過信仰聖馬可或聖洛可等被稱為「大會堂」的6個慈善團體，以及各自擁有守護聖人的職業工會，吸納了大部分的捐款。為了進一步抑制教會的經濟增長，威尼斯本國很早便出臺了限制教會擴大不動產的法律。

1617年，奧地利、西班牙與威尼斯講和，保證不再向海盜提供支援。那時候奧地利和西班牙兩國都面臨著其他重大問題，沒工夫與威尼斯動真格。而另一方的羅馬教廷，也在海盜襲擊了教廷轄內的安科納港的船隻之後，不再公然支持海盜。教廷無論在經濟或軍事上，勢力都不比奧地利和西班牙，因此只要它保持沉默，威尼斯就無須擔心。

但土耳其艦隊離開納瓦裡諾後，一路往東南方，即調頭往回走，三天後，出現在克裡特島西部幹尼亞的外海。

說到問題的起源，得追溯到公元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承認基督教合法化。如果大帝的後人不是將基督教奉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只是承認它與其他宗教擁有平等的地位，也許就不會發生問題。可是，原本處於反體制立場的基督教會，一旦被納入體制內，立刻從被害者搖身一變成加害者，耶穌主張的政教分離的深刻寓意，被徹底地拋在腦後。從羅馬帝國的末期到中世紀，不知道有多少鮮血以神的名義而白白流淌。消滅異端的公會議、十字軍運動以及教皇派與保皇（帝）派之間的惡鬥等，均是不容他者的狹隘精神的體現。而自詡擁有上帝「專利權」的教廷，在每一次的鬥爭中，都會不失時機地強化其對世俗的影響力。宗教最強大的地方，就是握有地獄這個無人能反證的武器。尤其是中世紀的基督教會，非常懂得巧妙地運用這個利器來增強對善男信女們的控制。在影響民眾這一點上，教會是名副其實的專家老手。

教會財產的不斷增長，往往是一個令各國統治者頭痛的問題。向幫助窮人的教會捐獻善款當然是值得尊敬的事情，可是站在政教分離的立場，一個過於富足的教會，並不是當權者所喜聞樂見的。經濟實力越強，對政治的影響力就越大，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12月27日，威尼斯、法國、英國的大使們達成共識，確認土耳其意在克裡特島。1645年1月3日，土耳其宰相對幾次要求見面進行辯解的威尼斯大使，乾脆地回了一句話：「事已明了，無須再談。」

取而代之的是英國和荷蘭的水手。尤其是荷蘭人，在整個17世紀擁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水平。如果商船上的船員全是荷蘭人的話，船主只需要支付最低的保險費，即貨物總價的5%。但船員如果是威尼斯人，至少需要支付貨價8%——10%的金額，保險公司才肯受理。在13至15世紀，威尼斯通過定期商船隊的方式徹底分散了風險，海上航行的安全性之高以至於無須保險制度。與那些年代相比，17世紀的威尼在海運和貿易上的競爭力明顯下降，商人們對這兩項事業的投資也越來越遲疑。

在漫長的戰爭期間，敵對的雙方也曾經努力嘗試停戰。在1653年之前，威尼斯曾兩次呼籲停戰，土耳其也在1656年提出過一次，每一次交涉都是由駐君士坦丁堡的法國大使充當調停者。威尼斯的條件是每年支付使用費，但克裡特島必須留給威尼斯，而土耳其卻決不讓步地要求威尼斯完全放棄克裡特島，三次和談，每每以破裂收場。

接到禁令的威尼斯共和國政府，堅持主張世俗間的事情，除了神的指示之外，不應服從於任何權威，反而向教廷提交了禁止聖務有違教會法的抗議信。威尼斯人觀念中的神的指示，就是《聖經》中耶穌所說的：「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他們相信政教分離絕對沒有有違背耶穌的旨意。政府命令境內的所有教會照常進行聖務，違抗者一律驅逐出境。

這些難民海盜的搶奪範圍，曾經一時擴張到300海裡外的海域。儘管威尼斯的海運業還不至於因此被摧毀，但在順風時航行兩天就能抵達的海域，竟然有海盜在大肆搶劫，威尼斯人自然是義憤難平。

威尼斯人對宗教界最高領袖的教皇其實並不缺乏尊崇之心，只是他們一貫反對教皇涉入政治。即使在17世紀大多威尼斯人的生活重心已經從海上改為陸地，但這個立場依然不改。然而，當時的羅馬大權掌握在以耶穌會為首的反宗教運動改革派的手中，教廷內部也到處是堅決排斥異己的人物。

威尼斯還有一項異於其他國家的規定，但凡威尼斯出身的人，哪怕是神職人員，教皇也不能隨意任命。主教或樞機主教的人選都是由威尼斯共和國向教皇提交一份4位候選人名單，教皇只能從這4人中挑選一位。這是為了防止威尼斯出身的神職人員利用天主教會的威信和權力做出背叛祖國的行動。威尼斯就是利用這個辦法，在中世紀時巧妙地躲過了席捲歐洲的教皇派與皇帝派的鬥爭，並且從中獲得了利益。

大炮41門、槍支、火藥2879000磅（libra，古羅馬重量單位）

威尼斯人反個人英雄主義的態度向來是旗幟鮮明的。他們始終禁止公開展示繳獲的戰利品、敵人的各類軍旗，刻意淡化率軍打仗的武將在民眾心目中的印象，以防共和制精神遭到破壞。在當時的歐洲，唯一沒有在重要的廣場建立英雄銅像的只有威尼斯聖馬可廣場。

這些窮困潦倒的貴族，大多居住於聖巴爾納巴（San Barnaba），因此被稱為「Barnabotti」。這羣人中包括不少從克裡特島撤退來的貴族。遺憾的是，17、18世紀的威尼斯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讓他們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威尼斯共和國放棄克裡特，但仍擁有克裡特島上斯達、史賓納隆加和卡拉布扎三座要塞，以及三港口的免費使用權。

1688年3月，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在希臘戰場，得知自己以全票當選為共和國元首的消息。兩年後他回到祖國，盡了三年的元首職責之後，再次披甲上陣。一年後的1694年，他於納夫普裡翁附近的戰場死去，享年75歲。

威尼斯人並非是天生宗教心淡薄。即使不以航海為業，但凡坐過帆船或漁船遭遇過風浪的人也能理解，人在狂濤怒海中的無助和渺小，唯有祈求上帝、神明等超自然力量的庇護。時至今日，教堂中依然保存著許多樸素的畫作，它們都是人們在平安渡過災難之後，為感謝上帝而捐獻的，名為「感謝恩賜」。在捐畫人中，漁夫、水手的數量遠遠超過了農民，這顯現了陸地上的人們與海上之民在信仰上的不同風貌。

在當時，宗教界人士參與政治相當普遍，樞機主教黎塞留出任法國宰相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在威尼斯這是完全行不通的。哪怕再名門豪族，只要家族中有人當選為主教或樞機主教，在其去世之前，其他家族成員絕對無法靠近權力的核心。這項硬性規定因此也出現了副產物，有些政客故意提名政敵為樞機主教的獲選人，如果運氣好恰巧被教皇選中，便可以不動聲色地將對手趕出政府的核心組織。

10年過去了，乾地亞仍在苦苦支撐。克裡特島攻防戰一直打到第15個年頭，歐洲這才如夢初醒般地對威尼斯發出了讚賞。西班牙和法國這兩個天主教國家，在結束了長年交戰之後總算是騰出精力開始關注在東地中海與穆斯林奮戰的威尼斯。

在反教權主義者的觀念中，無論信仰新教或天主教都屬於個人的自由。但政治與宗教相互尊重彼此的獨立性，才能更好地促進雙方的活動。因此，在反對教廷支配世俗界的問題上，他們與新教的觀點是一致的，但在面對新教徒介入政治時，他們立刻又變身為反新教主義。站在反教權主義的角度，這種變化並不矛盾，是首尾一貫的。

「有限合資公司」和「海上融資」制度的有效運作，讓那些資本不足，或者是完全沒有資本的人，也有機會參與海運或經營貿易。貧家子弟可以在商船上擔任石弓手，在獲得收入的同時，學習航海和商業技術。只要稍稍積攢點兒本錢，便可以購買商品帶到停靠港銷售，再用賣貨的所得買進胡椒等商品，這類商品在威尼斯是不愁銷路的。很多身無分文的人，就是靠這種方式積累了相當的財富。有關這一點，在第四章「威尼斯商人」中已做了表述。主要的商船都屬於國有，沒有能力購買船隻的個人也享有平等機會。那個時代的威尼斯，對「敗者復活」提供了最理想的社會制度。

任何社會的改革都無法拯救人的靈魂。這個早在2000年前就被指出的真相，直到20世紀的今日，依然有許多人渾然不覺。也許是耶穌的繼承者們的所作所為違背了教誨，才會出現這種令人嘆息的結果。

經歷了克裡特攻防戰之後的威尼斯，滿目瘡痍，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悲慘狀態，他們只獲得了名譽，而這也是不再遭受妒忌、憎惡和責難的17世紀的威尼斯人，唯一的回報。

威尼斯人以合理性的經濟思維模式，不斷地轉換投資配置，國家經濟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保持著相對的穩定和富裕。然而威尼斯人這種隨機應變的性格，也給他們帶來了意料之外的副產品。

採取人海戰術的土耳其軍隊，人多糧食的需求也多。克裡特島雖然有豐富的橄欖樹和葡萄酒，卻不盛產小麥。除了食物，軍隊還得補充彈藥，登陸克裡特島的土耳其軍隊必須依靠本國送來的軍火補給才能繼續作戰。

在這個以海盜為唯一生活手段和唯一信仰的共同體中，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各司其職，沒有誰遊手好閒。共同體對那些外國過來的逃亡者一律不問經歷，統統歡迎。因此，任憑威尼斯海軍再怎麼圍剿，共同體的戰鬥力不曾減少到600人以下。

威尼斯人決定加入同盟。因為他們害怕如果這次保持中立，下一次土耳其人來犯時，不會有任何基督教國家會伸出援手。應俄國的要求，威尼斯派出了13名國有造船廠的工頭，為俄羅斯打造艦隊擔任技術指導。

鐵、木材、軍裝（包括內衣、鞋子等）

在守軍撤退的同時，威尼斯政府向北、西、南方向派出特使，給諸國的君主送去克裡特陷落的消息。在這份以威尼斯元老院名義發出的公文中，威尼斯表示國力已至極限，無法再繼續維持戰爭。以往威尼斯與土耳其締結和約，每每被斥責為叛徒、唯利是圖的商人，唯有這次，從教皇到各國君王，不僅沒有責難威尼斯人的屈服，反而為他們高聲喝彩。

在常駐威尼斯的教廷所屬機構寫給羅馬的報告書上，羅列著長長的書名和人名，那些書都是被教皇定為禁書卻在威尼斯公開銷售，那些人都是在自己國家被懷疑為異端分子而逃到威尼斯避難。

威尼斯原本就是一個有著政教分離傳統的國家。儘管同屬天主教，但與其他國家不同，宗教界最高權威的大主教所在的主教座堂長期以來一直位於潟湖邊緣的格拉多。從那裡行船到威尼斯本島，至少需要一天的時間。雖然1451年主教座堂遷移至本島，但被禁止設在象徵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的附近，而是在遠離市中心的國有造船廠、帆布工廠林立的城堡區，即現在威尼斯雙年展會場（Biennale di Venezia）的所在地。

1687年8月11日，正在審議議案的共和國國會，聽說帶著捷報的船隻已進入外港利多，破天荒地決定暫停會議，全體人員前往聖馬可港口迎接勝利消息，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喜悅之情。元老院之後又做出一個史無前例的決定，為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製作銅像，周圍以土耳其軍旗裝飾，放置在「十人委員會」的會議室。

那些被海盜俘虜交付贖金後得以回到祖國的威尼斯人，以及直接負責打擊海盜的近海警備艦隊的司令官的報告，可以讓我們一窺這「難民」海盜集團的獨特生活形態。

然而，這羣難民出身的海盜由於是打著反異端、異教徒旗號的天主教徒，所以從不缺後援。首先是企圖合併匈牙利因而與土耳其帝國相爭的奧地利，其次是主導反宗教改革的羅馬教廷和西班牙國王轄下的那不勒斯王國。他們對海盜除了襲擊異教徒的土耳其船隻之外，還對被教廷視為異端的英國、荷蘭，以及雖然是天主教國家但與教廷保持距離的威尼斯商船下手的行徑，絲毫沒有譴責的意思。因此，威尼斯要擊退海盜，首先得從斷絕這些國家對海盜的援助下手。

1630年爆發的黑死病，使得威尼斯國內的人口從15萬減少至10萬，直至1700年代的中期，仍然只有14萬左右，之後則呈現負增長。相反，內陸本土屬地卻從1600年代中期時的150萬增長至200萬。促使人口增長的原因，除了手工業逐漸轉移到本土之外，主要是由於農業變成了威尼斯的經濟支柱。唯有石頭和海水的威尼斯島內缺乏先天條件，農業只能放在內陸發展。

既然神職界的犯罪都在本國裁定，世俗界的審判，當然是根據威尼斯共和國的法律，哪怕罪名涉及宗教。當時肆虐整個歐洲的異端審判，也存在於威尼斯。不過與其他國家審判員全部來自神職界不同，他們的宗教裁判所另外增加了三位世俗界的人士，並且規定未經帕多瓦大學法學部的答辯，判決結果一律無效。帕多瓦大學向來以學風自由著稱，甚至聘請伽利略等受教廷排擠的人物擔任教授。以這種形式進行審判，結果自然不會讓主宰異端審判的西班牙和羅馬教廷滿意。在威尼斯從未出現過女巫審判，也是不爭的事實。

「圍繞著我的所有事物，都充滿了高貴。它們是在眾人齊心協力的創造下誕生的偉大的、值得尊敬的作品。這座宏偉的紀念牌，不是為某一位君主，而是全民族的豐牌。」

然而，這種身負使命感的人們的殘暴行為往往比普通人來得更徹底，更持久。為了防止捲入這場肆虐西歐的危險風暴，威尼斯共和國必須做出慎重且強韌的對策。

然而，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之所以不僅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代表，而且能成為超越時代的政治哲學的經典，是因為他不是在論述理想，而是要揭開現實的真面目。17世紀的威尼斯，也許已經進入「成熟」的階段，到達了期望品嘗甘美的和平果實的心境，然而，其他國家正處於勃勃成長、一心一意向成熟邁進的狀態，這對威尼斯何其不幸。單方面提出和平宣言，和平是不會到來的，這是一個永恆的難題。

直到15世紀為止，威尼斯是一個海運國，以海上貿易為生。進入16世紀後，隨著土耳其在地中海世界的勢力擴張，以及新航線、新大陸的發現，地中海貿易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威尼斯的經濟不能再繼續貿易獨大。

也許威尼斯無法孕育出萊昂納多·達·芬奇、馬基雅維利這般的人物，但這個國家在漫長的歷史中，一以貫之的保持著「人之所以為人的保障，乃尊重個人自由」的姿態，這是不是很像一位沒有留下著作的偉大的思想家呢？

不過這條法律並沒有在義大利內陸本土的行省實施。也許是因為與浮在海上的本國相比，行省的土地面積相對寬裕，所以政府認為沒有必要採取嚴厲的管制。既然沒有必要性，這類刺|激教廷的神經的事情自然是不做為好。

和談交涉向來是由政府主導，但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心意已決，一人承擔下了全部的責任。軍人直接進行停戰談判，還是威尼斯史上頭一遭。待元老院接到報告時，莫羅西尼與土耳其已經就降服達成了協議。協議的具體內容見下：

威尼斯政府正式任命薩爾皮為共和國顧問，並支付定額的薪水，讓他負責神學論戰。政治上的交涉政治家足以應付，神學上的問題還是請這個領域的專家出馬比較有利。保羅·薩爾皮是當時威尼斯革新派聚集的「裡多託·莫羅西尼」的常客。「裡多託」是威尼斯方言，意為沙龍，設在威尼斯的貴族同時也是歷史學家的安德烈亞·莫羅西尼的宅邸，因此稱得名。「沙龍」的聚會上，經常能見到元首多納和伽利略·伽利雷的身影。

在威尼斯共和國漫長的歷史上，元首兼任海軍總司令並非沒有先例。由於陸軍靠的是僱傭軍，所以國家最高的軍隊長官是被稱為「Capitano Generale da Mar」的海軍總司令。在這個頭銜尚未出現的年代，就有元首親自帶兵，衝鋒陷陣的例子。比如說10世紀時徵服亞得裡亞海、取得制海權奧賽羅二世，以及13世紀初率領威尼斯軍隊參加第四次十字軍東徵，由此建立起東地中海流域威尼斯基地網的恩裡科·丹多洛。然而，正如當時沒有「海軍總司令」的官銜一樣，這些都是在共和國在形成期才有的現象。

威尼斯海軍每年投入保護克裡特島的軍力是，60—70艘加萊戰船，5—6艘加萊賽戰船，30—40艘帆船。由於海軍另外還有負責亞得裡亞海的警衛和為商船護航的任務，因此這個數字已經是威尼斯所能承擔的最大限度。儘管威尼斯能派出的軍力不大，但與其他國家派來的援軍數量相比，實際上幾乎就是威尼斯一國孤軍奮戰。

索拉佐大使覺察到對方是在為開戰找借口，於是想盡辦法補救。他向蘇丹呈上克裡特島總督送來的公文，證明威尼斯當局除了向馬爾他船提供淡水補給，以及解放了船上48名克裡特人奴隸之外，其他事情一律不知。但土耳其方面不相信在島上停靠了20天馬爾他船，能躲過威尼斯的監視。他們堅持認為威尼斯人非常清楚馬爾他騎士們犯下的有辱蘇丹的罪行，是存心包庇。

開戰的起因是一件偶發的事件。1644年秋，從聖城麥加朝聖歸來，經埃及亞歷山大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商船在航行至羅德島附近的海域時，遭到聖約翰騎士團的襲擊，連人帶貨被洗劫一空。聖約翰騎士搶劫異教徒船隻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他們以羅德島為根據地的年代，其累累戰績遠非那些「難民」海盜能及。根據地移到馬爾他島之後，騎士團依然初衷不改，這一次他們襲擊的土耳其商船上包括由黑人宦官長帶領的蘇丹後宮女眷。

然而，以17世紀為界，行省教會的土地問題變得複雜起來。從16世紀初期開始，威尼斯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以往海上貿易一邊倒的模式逐漸轉向手工業、農業等多元化發展。到17世紀時，農業已經成為威尼斯經濟中重要的一環。

最新派往乾地亞的士兵8700人，工兵2000人

不過，威尼斯在外交上努力卻沒有見效。奧地利、西班牙、法國、英國、荷蘭這些收到威尼斯求援的國家，都在交戰中，再加上17世紀以後地中海的重要性驟然下降，沒有一個國家有意派兵支援。不過，宰相黎塞留去世後，剛進入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答應提供軍艦和10萬達克特的經濟援助，結果錢到了船卻沒有到。

勒班陀海戰後威尼斯與土耳其簽署了和平協議，其中有一條規定：兩國各自的近海，由各自的艦隊負責防護，並保證對方國家的船隻在此海域的航行安全。亞得裡亞海可謂是威尼斯的前庭，絕對不能讓土耳其有任何理由派艦隊進入。因此，為了向土耳其保證亞得裡亞海航線的安全，威尼斯必須對海盜採取行動。

善於見機行事是威尼斯人的特質。根據周邊的形勢，充分有效地運用手中的資源，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威尼斯能強大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其走向沒落的理由。

也就是從1648年開始，土耳其改用擴大戰場的策略以分散威尼斯投入在克裡特島的軍力。他們襲擊了亞得裡亞海東岸所屬威尼斯的達爾馬提亞地區。所幸，在克裡特島沒怎麼獲得島民幫助的威尼斯，在達爾馬提亞得到了當地居民不遺餘力的支持，戰事發展頗為順利，不僅擊退了土耳其的攻擊，甚至擴張了領土。

1677年，克裡特攻防戰迎來第二十三個年頭。迄今為止對人員死傷不計血本的土耳其，似乎終於痛感要做一個了斷，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攻擊。

土耳其承認威尼斯所獲得的亞得裡亞海東岸達爾馬提亞地區的領土。

然而，到了17世紀末期，威尼斯不僅允許元首兼任海軍總司令，甚至為其塑像歌功頌德。銅像邊上裝飾著繳獲的土耳其軍旗，下面的臺座上，還特地用拉丁語銘刻「弗朗切斯科·莫羅西尼伯羅奔尼撒人健在。元老院敬上」一行字，唯恐天下人不知。或許這只是仿效古羅馬共和時代元老院向打敗漢尼拔的西庇阿贈予「Africanvs」（非洲者徵服）稱號的一種褒獎形式，但在威尼斯超過千年的歷史上，從未有人獲此殊榮，而且當時莫羅西尼還在人世。在他死後，更是為他建立了一座凱旋門。在這一連串動作中，唯一還顯現威尼斯人原本特性的，就是銅像和凱旋門均放置於元首官邸內，並不有建在聖馬可廣場，或者威尼斯共和國玄關的船碼頭。

壟斷的危害在於它限制了競爭，社會的上下流動性變得遲緩，貧富差距因此固定，最終導致國家活力的下降。當這種狀態形成之後，任何改革和福利政策都難起到良好的效果。儘管威尼斯當時擁有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完善的福利制度，但由於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貧民的數量不減反增。本國14萬的人口中，有兩萬人的生活需要靠社會救濟。

之後，莫羅西尼率領的威尼斯軍隊在海陸兩面繼續進攻，先後攻下了帕特雷斯、勒班陀和科林斯。

當然，16世紀有驚人發展的威尼斯工業，也不是到了17世紀就統統變得一蹶不振。它的出版業依然首屈一指，玻璃以及絲綢工業，依然保持著最高級的製造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