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皇帝君士坦提烏斯（337—361年在位） 高盧的復興

羅馬帝國在元首制時代，行省出身的有志之士的理想，是有朝一日能成為元老院元老，而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則希望能當上地方議會的議員。尤裡烏斯·愷撒制定的開放的人才政策，為那些退役軍人以及解放奴隸開闢了擔任地方公職的方便之門。然而，到了帝國後期，這些公職卻讓人們敬而遠之。於是戴克裡先皇帝及其後繼者君士坦丁大帝實行了職業世襲制，規定必須子承父業，不得抗拒。這一政策從而衍生出一種帝國後期特有的逃稅手段。

我個人認為，是對責任的自覺性以及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感受到的亢奮。那個時期的尤裡安曾經給他學生時代的友人寫過這樣一封信：

第三，非但不增加特別稅，還減輕現有的稅賦。尤裡安認為稅收減少的主要原因，是高盧東部地區遭受蠻族的破壞使生產力降低。如果繼續推行新的特別稅政策，那麼即便是擊退了蠻族，恢復了和平，也無法帶動地區經濟的繁榮。相反，採取減稅的政策會刺|激當地人民積極勞作的意願，一段時間以後，就可以看到稅收增加的實際成果。這就是尤裡安的稅收哲學。

副帝的減稅政策最先從「人頭稅」開始實施，從原本的25蘇勒德斯（Solidus）減至7蘇勒德斯，這可謂是一項大膽、創新的稅制改革。相信它對激勵民眾的勞動意願起到了正面的影響。

在公元356年到357年最初的兩年間，他集中精力殲滅了侵入萊茵河西岸的阿勒曼尼人；然後，從公元358年起，他將戰線轉移到萊茵河的下遊地區。我們從他選擇的越冬地點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策略，第一年在維埃納，第二年北上前往桑斯，第三年繼續往北，將冬營地定在巴黎。

不久，撒路斯提烏斯的長官職務遭到解除，調回米蘭。他是尤裡安在軍事和內政上最好的顧問，也是副帝在皇宮中能夠信任的少數幾個人之一。尤裡安雖然保住了腦袋，卻失去了左右手。這無疑是宦官們在背後操作，他們的手段一向陰險毒辣。對於這一股黑暗的宦官勢力是放任還是制止，完全取決於君士坦提烏斯皇帝，可偏偏他又不是一個獨立自主、勇於承擔責任的人。世上有一類人，對別人做出的成績總喜歡半褒半貶，他們借用這種方式來逃避自己應負的責任。換句話說，這是一群沒有勇氣的人，而君士坦提烏斯正是其中之一。

當時坐鎮米蘭的君士坦提烏斯皇帝，對副帝的功績頗為認可。作為援助，給他送去了2000羅馬磅（libra，相當於650公斤）的白銀。尤裡安用這些白銀支付了拖欠士兵的薪餉。

亢奮感會給年輕人帶來力量，做出那些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一介哲學門徒竟然可以打贏戰爭，曾經以為不可能的事情，其實是可能的。當年輕人意識到這一點時，他獲得的喜悅和自信是無與倫比的。亢奮就是情緒高昂，這多發生在人生經驗尚淺的年輕人身上。當他們發現自己可以做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同時這些事情又為他人帶來了幸福時，他們將會視之為使命。我想大概就是這杯責任感與亢奮感混合的雞尾酒，讓尤裡安醉心於此。

尤裡安的戰略是先將侵入國內的敵人趕出國境，緊接著進攻到敵方境內，摧毀他們的根據地。從公元356年開始，他用了4年的時間達到了目的。萊茵河沿岸彷彿回到了元首制時代，再次成了羅馬帝國牢不可破的「防線」。元首制時代被稱為銅牆鐵壁的「防線」，並不是單純地僅靠士兵守住基地、擊退來敵，羅馬軍在防守的同時，頻頻越過防線，攻入敵區，不斷削弱對方的實力，才形成了所謂的銅牆鐵壁。尤裡安在公元357年、358年、359年的三年裡，三度跨過萊茵河搗毀敵人的老巢，元首制時代的軍事戰略，多年之後得以重現。

原本只發生在阿爾卑斯山脈西面的尤裡安奇跡，因為某個事件，延伸到了山脈的東面。事情發生在他赴任高盧第五年，即公元360年，24歲成為副帝的尤裡安，此時29歲。

元首制時代的繁榮歸功於羅馬帝國廣大的經濟商圈的形成，然而它的先決條件在於「羅馬統治下的和平」。而如今的高盧，北方的蠻族不僅越過了萊茵河和多瑙河，更有部落從北海登陸。這些人擁有高超的行船技術，勢力範圍已經擴張到了高盧與不列顛之間的多佛爾海峽。高盧與不列顛之間的交流受阻，就是因為有這些蠻族海盜的出沒。

消除了蠻族的威脅，民眾的生活開始好轉。雖然環境不比從前，但日常生活還是在一定程度得到了保證。統治者要做的就是提振人民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尤裡安決定從公正執法和公平徵稅兩方面著手進行改革。由於裁判制度已徹底瓦解，所以對公正執法的成效不能有過分的期待。好在皇帝同時也是最高裁判長，他可以通過監督，逐步進行改善，而對稅賦制度，就必須推出十分明確的政策方針。

這個手段就是為了逃稅而轉行擔任神職。公開承認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及其兒子君士坦提烏斯兩位皇帝，對基督教實施了免稅的優惠政策。地方上的權貴們像雪崩一般紛紛加入基督教的真正原因正出於此。

難道我不應該責無旁貸地保護他們，讓他們免遭皇宮內那些除了橫徵暴斂一無是處的強盜的傷害嗎？戰場上，一個放棄戰鬥的大隊長會被處以死刑，剝奪為其舉行葬禮的榮譽。擁有神聖高貴的地位和更為重要的責任的我，如果放棄了職責，應當受到如何的懲罰？如果是諸神賜予了我這個機會，那麼我相信他們會引導我，守護我。如果我終必遭受苦難，我將會因為自己擁有一顆純潔、正直的心而感到欣慰。

尤裡安選擇巴黎越冬的目的，可能是他在徹底打敗阿勒曼尼人、獲得斯特拉斯堡會戰勝利之後，想去解決不列顛的問題。不管怎樣，事實上他一直帶著軍隊和行政官員們，不斷地將政府的根據地向北遷移，想來他是通過這種方式向手下明示自己的政策——先剿外，保障安全，然後著手整頓安全地區的內政，最終使高盧地區乃至整個帝國西方得到復興。如此大業也只有身兼軍、政兩職的最高統治者皇帝才能勝任。

帝國後期，士兵以及行政官僚的人數倍增，國家開支原本就龐大，如今又多了教會這樣一個免稅的特殊階層。農業是古代國家的主要產業，而萊茵河、多瑙河沿岸一帶，由於常年遭受蠻族的破壞，導致生產能力降低，最終結果就是稅收不足。

第二，公正地徵稅。在徵收的過程中，執行者往往會對有錢有勢的人網開一面，卻對低收入羣體嚴厲苛責。尤裡安以嚴懲的方式讓執行人員不敢厚此薄彼。

尤裡安毅然決然地拒絕了增稅案，並立即施行了以下幾項政策：

在大膽推行減稅政策的同時，尤裡安又下令整頓高盧東部的農耕地。土地本身並不能成為生產力，必須配以相關的灌溉渠道、防洪堤壩才能形成生產要素。由於蠻族的侵略和內戰，這些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已經有5年以上無人問津。萊茵河西岸一帶土壤肥沃，只要這些土地重新變回農耕地，就會出現豐碩的成果。在尤裡安看來，振興高盧的關鍵是恢復土地的生產能力。

我在《羅馬人的故事13·最後一搏》中已提及，帝國後期的稅制結構是與元首制時代背道而馳的。

因為喜愛而做出的選擇，只是忠實於個人的意願而產生的一個結果，並沒有包含他人的因素。也就是說，尤裡安選擇哲學，純粹是為自己，而不是為他人。但是，在成為副帝之後，他第一次覺察到自己是一個他人依託的存在。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當一個人發現別人需要自己時，會感到十分欣喜。24歲的尤裡安首次嘗到了這種喜悅。

第一，杜絕不必要的開支，節省目前的經費。政府機構中到處存在著浪費的現象。無論是軍方還是行政部門，一旦機構擴張，就會產生自我保護的力量，開始增加無用的部門和費用。尤裡安下令大幅度地精減人員和費用，他本人以身作則，堅持素樸的生活方式，他以適應高盧的冬天為由，拒絕在家中使用暖氣。

生活安定了，民心也隨之安定。要重新恢復安全保障系統的功效，除了軍事防衛之外，民心安定這股軟實力也必不可缺。時隔150年，尤裡安在高盧恢復了這個羅馬人傳統的綜合安全保障的哲學。

半個世紀以來，羅馬帝國的公職體系始終是擔任行政的文官（civilian）與擔任軍事的武官（military）界限分明，各司其職。然而，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還是遵循了元首制時代的做法，同時身兼文武兩職。這種安排是有道理的。如果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日常生活就不可能維持。即使是在現代，軍隊的最高負責人通常都是由總統或總理兼任。在古羅馬，無論是共和時代的執政官，還是帝制之後的皇帝，向來都是統攬軍事和民事。

失去撒路斯提烏斯這樣的顧問，的確讓我苦不堪言。我現在只有一邊盡責一邊祈禱能有機會再遇到像他這樣的人。不過，我連是否會有人來接替他都不清楚。如果他們認為應該派個人來，我很願意與他同心協力。我也想儘可能地利用這段凡事必親力親為的特殊時期，多做些好事。現在我隻身一人，可以自由地推動有益於民的政策。雖然這只是長年籠罩著的烏雲露出一小塊缺口的短暫之時。

這位年輕副帝的作為不僅在軍中贏得了聲譽，在民間同樣深得人心。或許是人民對未來重新產生了希望，高盧地區甚至連出生率也節節攀升。

因此，羅馬帝國後期的稅收制度非但不是簡單明了，反而日趨複雜，從廣泛的薄賦變成了狹隘的重斂。在這種稅制下，個人還怎麼可能積極地去參與公益事業？公益事業昔日之所以是國家經濟三大支柱之一，那是因為那些個人認為他們的成功緣自社會提供的機會，所以才會以捐贈的方式來作為報答。用現代語言講，就是回饋社會。無論是凱旋將軍還是皇帝，甚至解放奴隸，曾經都有著同樣的回饋社會的理念。

尤裡安實施的第一項政策是重建遭到蠻族破壞的主要城市，包括裡昂、歐坦、斯特拉斯堡、美因茨、波恩、科隆、諾伊斯和克桑騰。除了裡昂和歐坦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從萊茵河沿岸的軍事基地發展而成的城市。因此，重建這些城市，也就等於再次鞏固了「防線」。除了上述的城市之外，尤裡安還修建了十幾處城防要塞，重新派駐軍隊進行把守。

但是，糟糕的現狀並沒有讓皇帝改變稅收制度。官員們在皇帝要求彌補稅收不足的壓力下，自然地就會巧立名目，以特別稅、附加稅等名義另外徵稅。

如果把稅制的認知看作一種哲學的話，那麼元首制時代的羅馬人的稅收哲學就是，「國家」根據稅收金額，辦力所能及的事情，「地方自治體」盡地方政府之責，這兩個「公家機關」不曾涉及的領域，則交由私人打理。這個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遍布帝國各地的羅馬道路網。國家建設的道路有8萬公裡，地方自治體建設了15萬公裡，由私人鋪設的對外開放的道路則達7萬公裡，它們共同組成了羅馬道路網。此外，道路的運行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維護，這方面也是根據上述的三種形式進行的。打個比方，開國皇帝奧古斯都以身作則捐出私財，全面改建了通往北方的主幹道之一弗拉米尼亞大道，某個由奴隸翻身成為新貴的人就會效仿皇帝，捐出一部分錢來，作為通往南方的阿庇亞大道的某個路段的維修費。

尤裡安下令建造了600艘新的船隻，一半屬於軍用船，用來打擊海盜，剩下的則作為運輸船，將不列顛的物產重新運來高盧。殲滅橫行在多佛爾海峽的蠻族，就等於連帶剷除了從北海威脅高盧北部的敵人；把不列顛的物產運往萊茵河沿岸城市的通路，除了橫貫高盧的陸上公路之外，如今又重新開啟了北海—萊茵河的水路；萊茵河沿岸城市的重建，意味著萊茵河航線的安全得到了保證。尤裡安的這一系列措施，用現在的話說，是通過刺|激內需來拉動經濟。

24歲時來到高盧的尤裡安，在這裡迎來了28歲的生日。他在20歲之前一直過著實為囚徒的生活，雖然兄長加盧斯成為副帝使他獲得了自由，但只是做一名哲學門徒，不要說在戰場上指揮打仗，就連帶少量士兵的經驗都沒有。在政治方面他同樣也是一個門外漢。為什麼這樣一個人能夠在軍事、政治兩方面都獲得成功？這個問題讓很多史學家百思不解。為何一個沒有任何經驗的年輕人，在突然被擢升為副帝之後，能夠做出超出人們想象的成就。對此，大多數人的觀點是認為他潛藏的才華得到了發揮。通常要有一個強大的動機，才能引發深藏在體內的能量。那麼，又是什麼樣的東西成就了他呢？

幸好尤裡安不是這樣的人。儘管失去了撒路斯提烏斯這位得力的助手，但他並沒有退縮。公元358年到359年的尤裡安又一次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勝利之師永遠不缺志願者，他的軍隊從一年前的1.3萬人增加到了2.3萬人。這一次他們痛擊了盤踞在萊茵河下遊、頻繁侵入高盧北部的法蘭克人，將他們逐出高盧，退回到河對岸。不僅如此，法蘭克人位於萊茵河東面的根據地也遭到了尤裡安率領的羅馬軍團的致命性破壞，幾乎盡毀。曾經稱雄萊茵河東岸的阿勒曼尼人和法蘭克人這兩大部落，經歷了羅馬軍團的大掃蕩之後，徹底失去了戰鬥力，從此再也不敢靠近萊茵河。

尤裡安是副帝，所以他也不能將高盧的內政管理與軍事防衛兩項職責完全分開。當然，他可以根據季節的不同，做一些適當的調整。比如說，春秋兩季把精力放在對付蠻族的戰役上，秋末到第二年的開春之前這段不適合打仗的時期，則將工作的重心轉移到內政事務上。這種機動性的調整，也只是一個大致上的安排，對於統領高盧、不列顛以及西班牙地區的尤裡安而言，仍然需要同時關注著軍事和內政的發展形勢，否則會有其中一方拖垮另一方的危險。

另一方面，那些對尤裡安拒絕徵收特別稅、幹涉內政而深感不滿的官員，不時地向君士坦提烏斯打小報告，搬弄是非，而君士坦提烏斯也願意聽取他們的讒言。

尤裡安為政時期，元首制時代的三大支柱體系已不復存在。他手上拿著的是官員呈報上來的增稅提案，內容充滿了官僚味，實質上就是一個名稱好聽的特別稅。報告指出高盧的局勢不穩，連帶影響了不列顛地區的稅收，要改善現狀，除了增稅別無他法。官員們試圖逼迫副帝接受提案。

作為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門徒，我還能做別的事情嗎？我能將管轄下不幸的臣民棄之不顧嗎？保證他們過上幸福的日子，是我的職責所在。我人在這裡，就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

尤裡安的責任感以及他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感受到的亢奮，可能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在成為副帝之前，只是一個學習哲學的門徒。他因為喜愛哲學，才選擇了這條路。24歲之前，他肯定沒有想過，有朝一日要成為副帝。

然而，從歷史學家們稱為「羅馬帝國後期」的戴克裡先皇帝時代開始，羅馬帝國的稅收制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所有的稅種都由國家統管，稅額也做了相關規定。地方自治體的功能只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向納稅人徵稅，再將徵收來的稅金上交國家機關而已。不僅如此，如果稅金沒有達到規定的金額，地方議會的議員們還必須承擔自掏腰包填補缺口的義務，因為完成中央下達的任務是地方官員的職責所在。這個制度給社會造成了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正因為實行了「國家」（res publica）、「地方」（municipia）、「私人」（privatus）三足鼎立的制度，羅馬國家才能長期保持直接稅10%、關稅5%、消費稅或者說營業稅1%的穩定稅率。奧古斯都的稅收哲學是制度簡單明了、徵收範圍廣，但稅賦輕，因此才能貫徹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