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君士坦丁決定基督教國教化,是他覺得,這於公於私都是一個良策。
不過,如果要說拋棄,那麼之前他必須信仰過基督教。公元361年11月3日,君士坦提烏斯病死,而後登上國家最高權力高峯的尤裡安,利用手中的權力實施了一系列限制基督教擴張的措施。如果他以前不是一個基督教徒,應該不會背上一個帶有明顯侮辱色彩的「Apostata」之汙名。那麼,尤裡安在30歲之前到底是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呢?
尤裡安不僅下令重新修建了遭基督教徒破壞的多座希臘羅馬多神教的神殿,而且對耶路撒冷的猶太教大神殿也進行了整修,這座供猶太教徒寄託靈魂的神殿,在300年前遭到了羅馬帝國的破壞。當年反對羅馬的猶太教徒在這裡抵抗到最後一刻。鎮壓叛亂的提圖斯(Titus)皇帝下令摧毀了神殿,之後,神殿一直被禁止重建。尤裡安的這道敕令讓那些因基督教勢力不斷擴大而遭到排擠的猶太教徒,欣喜不已。
尤裡安是被後世學者稱為「基督教與異教抗爭的最後一個世紀」即公元4世紀的羅馬帝國的一位人物,準確地說,他是那個時代的主人翁之一。
從公的角度考慮,可以維持政局的穩定。君士坦丁出生於公元275年前後,他經歷了被我稱為「迷途帝國」的公元3世紀後期的亂世。那個時代死於非命的皇帝遠遠多於自然死亡的皇帝。每一次統治者的更替都會引發局勢的動蕩,因此戴克裡先皇帝試圖找到擺脫迷失的途徑,其繼承人君士坦丁同樣也認為,政局穩定才是維持羅馬帝國持續的關鍵。
尤裡安認為,既然承認所有宗教信仰具有同等的地位,那麼國家就有義務為信仰迥異的人民提供平等生存的環境。《米蘭敕令》頒布以來的這半個世紀,唯有基督教享受了特別的優惠,現在這些政策都必須廢止。
也許尤裡安根本不相信政治世界中存在什麼「上帝的旨意」。儘管君士坦丁大帝藉由「上帝的旨意」確保了世襲的正統性,然而他的長子因為一時的衝動,輕易地就死在了一介大隊長的手裡,小兒子則因為手下蠻族出身的軍人叛亂而死於非命。二兒子君士坦提烏斯雖然最後是死於病榻之上,但倒在了討伐反叛的副帝的路途之中。縱觀這一切,自然是很難讓尤裡安相信「上帝的旨意」存在的合理性。何況,他從來不是一個狂熱的宗教信仰者,而是一個以懷疑為上的哲學門徒。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繼承人君士坦提烏斯在半個世紀中實施了一系列基督教優惠政策,如建設教堂、不向教會資產及其服務人員私產課稅、賦予主教在其教區的司法權等,其真正的目的就是通過拉攏「上帝」來取得皇位世襲的合法性。在他們看來,如果授予皇位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那麼就不會出現叛亂、謀殺皇帝的事情,政局因此得到穩定。
順便說一下,我們翻譯為「異教徒」的「paganus」一詞,原本是基督教徒對希臘羅馬多神教教徒的稱呼,詞意中含有「仍然相信迷信的鄉巴佬」的貶義。因為相對於都市,基督教當時在鄉村的普及率較低。「paganus」會成為歷史學上的固有名詞,與後來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佔主導地位有著一定的關聯。「異教徒」一詞雖然已經成為慣例無法改變,但追究其詞源,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然而,從基督教會的立場來看,尤裡安之所以能成為皇帝,是因為他是親近教會的大帝的血親。如今他推出反對基督教的政策,就是對教會的背叛,因此,才會被憤怒地罵成是「叛教者」。
而對多神教,詞典中只是簡單地解釋為「相信眾神存在,並對其崇拜的宗教」。這樣的說明其實很容易引起誤會。古代的多神教並非相信所有的神靈。像尤裡烏斯·愷撒、奧古斯都以及哲學家西塞羅、歷史學家塔西佗等,他們崇拜的是希臘羅馬諸神以及家族保護神,並不信仰猶太教或者高盧、日耳曼的神靈。不過他們尊重與自己信仰不同的人。這好比是經過寺廟,可以不進去燒香拜佛,但不會做出失敬的行為。這種寬容是在多元化社會環境下產生的一種智慧(另一個是法律)。正因為眼看著這種智慧逐漸消失,尤裡安才頒布了「全面寬容」的敕令。
30歲的皇帝決心扭轉這50年來基督教迅速成長、勢力範圍不斷擴大、逐漸走向國教化的局勢。
以上是我們二人之決定。故自今日起,以往頒布的有關基督教的所有法律規定(主要是指戴克裡先皇帝制定的鎮壓基督教徒的諸法)一概無效,凡基督教信仰者可以無條件地保留其信仰,不受任何幹擾。
歷史上通常稱尤裡安為「Julianus Apostata」,我們翻譯為「叛教者尤裡安」。「Apostata」是由希臘語衍生出的一個拉丁詞,它出現於基督教勢力日益強大的羅馬帝國後期,意為「拋棄信仰者」。因此,譯成「叛教者」應該是準確的。
給予基督教徒的信奉其宗教的絕對自由,同樣也適用於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我們認為,全面承認宗教信仰之自由,有利於帝國的和平。而且,任何神明和宗教,其名譽和尊嚴都不容遭到詆毀。
君士坦丁死後的半個世紀,羅馬帝國沿著「大帝」的路線繼續前進,而尤裡安也是大帝的親屬之一。儘管宗教信仰自由在公開場合得到承認,但從尤裡安生長的環境來看,假扮成一名基督教徒應該會對他的安全比較有利。他是皇族的一員,6歲時因父親被殺,過了14年實為囚禁的生活。在獲得自由後的10年裡,他仍處於君士坦提烏斯的淫|威之下。在他擔任副帝時期,如果他表現出任何一點反基督教的態度,恐怕早就落進了盼著他倒黴的優西比烏的圈套裡。尤裡安30年來,不得不戰戰兢兢地隱藏住真實的宗教信仰。如果知道自己被定義為「叛教者」,他一定會感到憤憤不平。
被汙衊為「叛教者」的尤裡安推出的反基督教政策,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讓羅馬帝國國民的宗教信仰重新回到《米蘭敕令》頒布時的狀態。
不過,基督教會尊稱君士坦丁為「大帝」,並非因為他頒布了《米蘭敕令》,正式承認了基督教的地位。《米蘭敕令》中所謂的信仰自由,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官話,君士坦丁真正的用意在於振興基督教。敕令頒布之後,他推出了一系列優待基督教會的政策,這才是基督教會贈予他「大帝」稱號的真正原因。
英語的「tolerant」以及義大利語的「toleranta」源自拉丁語「tolerantia」。我們只能一概翻譯為「寬容」,詞意指包容與自己看法不同的人。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它與一神教的不同。
然而,基督教就不同了。在公元1世紀中葉,基督教勢力還相當弱小,引導基督教脫離猶太教、轉型走向世界性宗教的聖保羅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日本作家辻幫生曾經寫過一本名為《叛教者尤裡安》的歷史小說,而美國作家戈爾·維達爾的小說名則用了尤裡安的英文發音「朱裡安」(Julian)。除了小說,歷史學家的學術著作也多以「尤裡安」「皇帝尤裡安」為題,以「叛教者尤裡安」為書名的作品為數甚少。因為「叛教者」是基督教對異己的蔑稱,如果從不同於基督教的角度去描述尤裡安的話,自然就不會使用「叛教者」這樣的字眼。辻幫生的小說,書名雖然用了「叛教者」,但內容並沒有偏袒基督教的傾向。有著深厚的歐洲文學造詣的辻幫生,或許只是沿襲了以基督教為主流的歐洲人通常的習慣而已。
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企圖讓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的理由,我在
《羅馬人的故事13·最後一搏》「君士坦丁與基督教徒」的章節中曾經做出過假設。單純地從個人的角度而言,信教可以作為「找到真正的信仰」來理解,但是,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力圖將基督教國教化一定有其特殊的原因。或者說,沒有原因反而倒是問題。僅因為個人的信仰而改變共同體未來的命運,這是共同體的其他人不能接受的。因此,一定有其背後的動機。
公元4世紀時,幼兒洗禮尚未普及。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兒子君士坦提烏斯都是在臨終前才接受了洗禮。主教及神父們也都是在成年後接受洗禮成了神職人員。我在
《羅馬人的故事13·最後一搏》中曾提及,基督教能夠普及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廢除了猶太教的割禮。如果基督教像猶太教一樣,規定在出生後的第28天要行割禮,勉強還能忍受,要是在成年之後再舉行這樣的儀式,那種疼痛是無法想象的。基督教將儀式改為朝頭上灑水,真是一個令人讚歎的賢明之舉。無論44歲時接受洗禮的安波羅修主教,還是32歲受洗的奧古斯丁(Augustinus)神父,如果入教時必須行割禮的話,真不知道他們還會不會成為基督教徒。正是因為在這個特殊的年代,臨終前受洗才不會被當成特例。因此,尤裡安在登基前很有可能沒有接受洗禮。
尤裡安繼位時,基督教優惠政策已經推行了50年。而他本人又是在通過實施恐怖政策維持統治地位24年的君士坦提烏斯時代下成長的。因此,他自然會對為了安定政局而不顧社會現狀的國家政策深感懷疑,畢竟他只有30歲,還是一個充滿理想的年輕人。
尤裡安再次承認了所有信仰的存在,無論是希臘羅馬多神教,還是埃及的伊希斯神以及起源於敘利亞的密特拉教(Mithraism)和猶太教,甚至是基督教內部因對教義解釋不同而產生對立的三位一體說的亞他那修派及其反對派的阿裡烏斯派等教派。總而言之,信什麼都可以。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完全得到保證的前提下,所謂的「叛教者」的蔑稱、排斥異己的「異端」思想都全盤遭到否定。尤裡安皇帝頒布的這道敕令,直譯為「全面寬容」。
這意味著賦予現實世界,即凡界支配權的不是人,而是神。君士坦丁能夠從基督教的教誨中發現為我所用的元素,如此靈敏的政治嗅覺,真是令人驚嘆。按照這種思想,無論是賦予權力,還是剝奪權力,決定者並非「可知」的人類,而是「不可知」的唯一的天神。
以基督教、猶太教以及之後誕生的伊斯蘭教為代表的一神教的特徵,是只承認一神存在。「摩西十誡」的第一條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這個才30歲出頭的年輕人,妻子病故後沒有再婚,身邊甚至見不到女人的影子。尤裡安沒有孩子,在這一點上,與為了傳宗接代而結了三次婚的君士坦提烏斯又一次形成鮮明的對比。哈德良皇帝曾經說過,兒子不能選,但繼承人可以選。想來尤裡安也認同這個觀點。
對於尤裡安為何要反對基督教一教獨大的原因,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但他是如何做到的,則是另一個議題。簡單地說,尤裡安無所畏懼,他沒有什麼害怕失去的東西。
總而言之,尤裡安不需要討好傳達上帝旨意的主教們,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廢除了持續50年的基督教優惠政策,而且貫徹落實得非常之徹底。
時值公元4世紀中期,希臘羅馬多神教尚未被當作異教遭到排擠。公元313年頒布的正式承認基督教的《米蘭敕令》中有以下這樣一段文字: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在我們的教誨中,不認同除上帝以外的權威。凡存在於現實世界裡的權威,都是上帝所賜。服從權威,就是順服君臨權威之上的至高無上的天主。
對君士坦丁大帝而言,私利就是保證日後自己三個兒子的皇位安泰。與憑藉自身實力獲得帝位的他本人不同,他的兒子們的繼位僅僅是因為血緣關係。因此,他需要獲得世襲正當化的權力。但是,從表面上握有國家主導權的羅馬公民(包括有羅馬公民權的士兵)和元老院元老這樣的「世俗之人」那裡獲得此權,似乎不利於羅馬皇帝的形象。因為「世俗之人」在賦予皇帝權力的同時,也擁有殺死或者剝奪其權力的資格。
說服正帝李錫尼頒布了《米蘭敕令》的另一位皇帝,就是執政30年之久、身後被尊稱為「大帝」的君士坦丁。之後其子君士坦提烏斯繼承皇位,統治國家的時間也長達24年。大帝的這個兒子將執行父皇路線當作頭等大事,因此,《米蘭敕令》頒布以來的半個世紀,至少在官方場合,宗教信仰自由是得到保護的。事實上,軍隊以及政府官員的選拔沒有僅限於基督教徒的類似規定,不少高官都是基督教眼中的異教徒。
既然統治權是由在現實中不發表任何意見的天神決定,那就必須有某一個能夠接受天意的人,將它的指示傳達給人間。在基督教的教義中,上帝的指示是通過神職人員傳達給普羅大眾。而神職人員中充當這個通天媒介的,既不是日常生活中與信徒有頻繁接觸的神父,也不是孤獨修鍊的修道士,而是有資格出席大公會議,解釋、整理及統一教義的主教。換言之,根據基督教會的制度,上帝是否賜予凡間君主統治權的意志,是由主教向人類傳達的。因此,只要將主教拉入自己的陣營,就等於讓上帝站在自己的一方。那麼,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變得很簡單,只要考慮如何拉攏主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