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秋·喬伊斯寫給讀者的一封信

當我對療養院管理人員說起這件事時，他微微一笑，就好像這種事我們都應該知道一樣。這很普遍。臨終經驗，他們是這麼說的。它們無法被解釋，卻無疑發生。它們經常能緩解病人的痛苦，因此也助他走過死亡通道。它們似乎也和有時因藥物引起的幻覺現象形成鮮明對比。我想多去想象一點父親看到什麼景象，於是虛構了瑪麗·安貢努。

那一夜我幾乎沒合眼。腦子裡全是奎妮的話以及她的故事。我不知道那些話裡有沒有哪句有意義，但我確鑿地知道，我已經開啟了什麼東西的頭，得繼續留下，找出完整的故事。早晨再次翻閱《一個人的朝聖》時，我突然想起，實際上很久以前，我已經有了這個念頭，要寫出奎妮視角的故事——我已經嘗試用她的聲音寫過一小段，就在《奎妮與禮物》那一章。我有過這一念頭，但沒有好好看到它。

重翻《一個人的朝聖》並扭轉角度回放一些章節對我來說十分特別。它也賦予莫琳一個不同的聲音，還有戴維，以及找到奎妮愛上、其實更是莫琳愛上的那個哈羅德。對我來說，不僅僅是奎妮感覺被重新拼湊完整，他們也是。

我的父親在家中過世。他沒有痛苦。所以為了寫這本書，我和幾位麥克米倫癌症慈善機構的護士相處了一段時間，並拜訪了兩間收容絕症晚期病人的療養院。去之前我很擔心。我會不會看到不該看的東西？會不會被嚇到？我會不會出洋相然後大哭？但在兩間療養院和護士們的身上，我卻被其內在的生命力所震撼。喜悅。安樂院裡光線通明，充滿歡笑。我遇到的護士們有無窮無盡的搞笑故事可講。於是我開始著手寫一本書，關於充滿生命力的死亡。在我看來，你似乎沒法真正記敘二者之一，而迴避另一個，就好像如果你不去面對悲傷，就沒法真正記敘快樂一樣。我想，正是通過觀看一件事的全貌，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質。

還是要正式說明一下，我寫的不是《一個人的朝聖》的續集，也不是一部前傳。我寫的這一本書，它和哈羅德·弗萊比肩而坐。他們真的應該那樣出現——她坐在乘客座，他坐在駕駛座。肩並著肩。

在療養院裡，我們聊了很多關於死亡的事。也聊到我的父親和他的死亡。在一次會面的最後，一位管理人員對我說，你得寫這本書。我很可能哭了——因為那一天有很多情緒。但我之所以哭，還因為他是對的。

至於瑪麗·安貢努修女，我喜歡這麼去想，她是父親借給我的。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他看見他們的花園裡有個男人。這個時候父親已經非常虛弱，病得很重，但他讓母親扶他走向這個男人。母親沒看見任何人，但他們還是一起走到那個地點。走了好幾次。

哈羅德·弗萊的親愛朋友：

奎妮的海上花園就那麼開始了。在研究過諾森伯蘭的花園以及濱海小路之後，我的想象力才給她的海上花園種上花花草草，放進人形浮木。我很高興她擁有那些東西。她用她生命中的人來填充她的花園，和我用我生命中的人來填充我的寫作是一樣的。而且順便提一句，我的孩子們都很高興看見我們的老邊境獵狐犬（那隻狗）回來了。

《一個人的朝聖》首次出版時，有幾個人問過我，會不會寫一部續集。我很快向他們保證，不會的。我覺得關於哈羅德和莫琳，該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說了，是時候讓他們繼續生活了，我不該在一旁觀看記錄。我沒有考慮到的人是哈羅德的朋友——奎妮·軒尼斯：是她寫了第一封信，啟發了一段改變哈羅德·弗萊人生的步行之旅，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我的人生。她一直保持沉默（這正是奎妮會做的事情），然後突然有一天，她一聲大喊：「我在這兒哪！」

哈羅德·弗萊就要來了，我想。我等了二十年，現在他就要來了。

我會把這本書稱為，一個伴兒。

父親並不虔誠。他到最後也沒有找到宗教信仰。但他看到一個男人，這個人讓他感到平和，他渴望和這個人待在一起。大約一天之後，他去世了，就躺在母親用來搬動他的靠背長椅上。他沒有蜷縮也沒有閉眼。就那麼停擺了。

時機不對。我的新書已經寫了兩萬字，還在做一個廣播節目。這個時候，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開始寫別的東西。但後來，我和我的孩子們待在廚房裡時，奎妮的故事悄然來到。它是那種靈光乍現的想法，但出現時一切就緒，於是你感覺它其實已經存在很久了。我告訴了孩子們，因為這個想法已經讓我非常興奮，沒法憋在心裡。然後，孩子們說了句「哦，很好啊，那午飯喫什麼？」之類的話。

讓母親震撼的是，父親對花園裡有個男人竟然很開心。有過幾次——沒有多久以前——他還會大吼大叫，很可能還會揮拐杖呢。

於是我創作了我自己的療養院，聖伯納丁。幾個病人到位了，一開始在我腦海裡還很模糊，但隨著我的書寫，他們逐漸有了色彩和形體。你可以這麼理解，他們像是變成了奎妮的伴唱，她的和聲。照顧這些病人的修女們的靈感則來源於一個修女團體，她們住在我們格洛斯特郡的村裡，共有七人。我們第一次過來看房子時，我見到了其中一位——一個穿著乳白色長袍和黑色圍裙走在大地上的身影——那幅畫面有種格外祥和的感覺，以至於這些修女立刻成為我在這片住地的一部分經驗。就在昨天，我打開大門取車，發現一個修女靠在我們花園的圍牆上。她似乎在等待什麼，也可能就是在擤鼻涕。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麼，她當時都很愜意。

過去的幾年裡，關於哈羅德·弗萊，我講了很多。但有時人們也向我問起奎妮。我承認有幾個讀者問過，為什麼？為什麼非得讓奎妮得那種毀容的癌症？我一直儘可能溫柔地解釋，但對於我來說，它還是一個情緒化的回答——因為我父親就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自己必須忠於事實。但以此作答，也同樣困擾著我，因為儘管我父親的癌症到最後可怕得難以直視，那畢竟不是他。比如，當我現在想起他時，我想到的是得癌症之前的那個是我父親的男人。我想到他的大笑，他在喊「你好嗎，蕾秋？」，或是他搬著梯子走過窗前。奎妮也是一樣。在成為書的結尾處我們在一間療養院裡發現的那個女人之前，她也有過聲音，有過人生。我想找出所有那些。當奎妮從她自己的視角複述這個故事時，她從不使用「癌症」這個詞，也幾乎不提她的外貌。癌症不是她的旅程。她的旅程是一段修復之旅。通過講述她的故事，她變得完整。

為了找到奎妮的家，她的海邊小屋，我和丈夫孩子回到特威德河畔貝裡克，參觀了諾森伯蘭郡絕佳的海岸線。我又回去過兩次。直到最後一次參觀——就在我提交手稿之前的那個周末，我們又走了一趟，才發現恩布爾頓灣以及懸崖上的海濱木屋。奎妮的小屋是我在頭腦裡創造的，但如果你去過恩布爾頓灣，就會發現沙丘上刻有一組沙階，或許曾經通往她的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