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孫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第五節 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和寶慶之敗

當李定國駐軍衡陽的時候，孫可望在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親自由貴州來到湖南沅州（今芷江）。他派大將白文選統領馬、步兵五萬餘名進攻辰州。二十一日，明軍分水、陸二路進抵辰州城下，把該城四面包圍。清辰常總兵徐勇命副將張鵬星領兵出戰，被明軍炮火擊斃。徐勇仍然妄圖據城頑抗。次日，白文選以大象為前驅，突破東門，大隊兵馬沖入城內，徐勇在混戰中被亂刀砍死，清分守辰常道劉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等文武官員也被俘處斬。孫可望決定「改沅州為黔興府，以州治興沅縣附郭，領一州九縣：曰靖州、曰興沅、曰黔陽、曰麻陽、曰通道、曰平溪」，並把該府改隸貴州省。

在清軍接連遭受重大挫折，主帥陣亡，士氣沮喪之際，孫可望作為南明的最高實權人物不僅沒有抓住戰機，部署決戰，反而妒賢忌能，導致內部矛盾激化。探討南明的歷史，有一個基本論點是可以通過大量事實證明的，這就是在力量對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潛在力量（包括清統治區內的復明勢力）並不遜於清方。其所以屢戰屢敗，喪師失地，根本原因在於各種抗清勢力之間矛盾重重，互相拆臺，甚至自相火併，使兵力相當有限的滿洲貴族坐收漁翁之利。1650年到1651年，孫可望憑藉在雲南休整之後建立起來的精銳之師為核心，通過「會盟」等形式把南明割據自雄的殘存兵力加以改編，同時在實際上掌握了永曆朝廷的大權，這對於消除內部腐敗紛爭，建立一支足以同清方抗衡的軍事力量和後方基地是一個重大貢獻。然而，孫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統籌全局、妥善處理內部關係的胸襟。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二月，他自稱「國主」，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把軍國大權集中於一身。在他看來，可能危及自己「國主」權威的人有三個，即永曆帝朱由榔和原在大西軍中地位相仿的安西王李定國、撫南王劉文秀。而他最忌諱的就是手握重兵並在原大西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國、劉文秀同仍保有皇帝虛名的朱由榔之間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據史書記載，李定國攻克桂林以後，儘管在獻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這位身居貴陽的「國主」，對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只送去了一份報捷奏疏，孫可望就大為不滿。保寧戰役之後，孫可望乘機解除了劉文秀的兵權，發往雲南閑住。這一舉措已經表現了孫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確的做法本應抽調兵將補充劉文秀部，讓他繼續經營四川。劉文秀被撤職，不僅他本人心灰意懶，在原大西軍部分將領中也引起憤慨不平。

1652—1653年（順治九年至十年）春，以原大西軍為主力的抗清運動很值得總結，正如吳三桂、李國翰在保寧擊敗劉文秀後沒有力量乘勝南下一樣，屯齊部清軍在寶慶戰役獲勝後也未能佔領整個湖南，而是同明軍長期相持於靖州、武岡一線。這就證明：一，滿洲八旗和它的附庸軍並不佔絕對優勢，戰爭的勝負同雙方的內部團結和組織指揮有密切關係。二，以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首領人物通過治理雲、貴，接管永曆朝廷的實際權力，避免了這個朝廷內部無休止的紛爭，創造了一致對清的局面，是戰役前期取得重大成果的主要原因。三，戰局的惡化部分同劉文秀指揮失誤有關，保寧戰役受挫固然造成較大損失，還不致影響全局。真正斷送復明運動良機的是孫可望個人野心惡性膨脹，舉動乖張，先誤於調令李定國全軍入湘，以致退入廣東的清軍乘虛而入，重佔梧州、桂林，使剛剛收復的廣西未能穩定；接著又逼走李定國，導致復湘之舉功敗垂成。

計六奇記載：

更嚴重的是，在李定國連殲清朝二王，復地千裡，軍威大震之時，孫可望妒嫉之心有增無已。李定國攻克桂林之後送到貴陽的繳獲物品只有清廷賜給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冊和人參數捆，沒有多少金銀財寶。孫可望聽信小人之言認定李定國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賞將士示恩於下。到李定國軍在衡陽戰役擊斃尼堪的消息傳來，竟有功高震主之嫌，孫可望已經容不下他了。不少南明史籍記載，當李定國部署衡陽戰役的時候，原議由馬進忠、馮雙禮移軍白杲市，定國主力駐於衡州，等待尼堪大軍過衡山縣，馬、馮二部抄至敵後，同定國部南北合擊，一舉全殲尼堪所統清軍。孫可望得知這一部署，惟恐定國大功告成，密令馮雙禮退師寶慶，馬進忠也隨之而走。由於孫可望的拆臺，李定國雖擊斃了清軍主帥尼堪，卻因兵單勢孤，在十二月間放棄了衡州。衡州戰役以後，孫可望又密謀定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只待定國到來即行拘捕，至於定國所統軍隊則轉交馮雙禮指揮。如果說孫可望解除劉文秀的兵權還多少體現了賞功罰敗的原則，謀害戰功卓越的李定國肯定極不得人心。因此，一些知道內幕的人趕往定國軍中告密，勸他絕勿前來赴會。由於這件事在原大西軍中屬於領導層的核心機密，史籍中關於開會地點和具體情節難免有出入。王夫之記載：

可望封定國為西寧王，馮雙禮興國侯，差楊惺先往封。至衡州，李定國曰：「封賞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可望慮定國功大權重難制，楚粵人心歸之，因為書召之。不至。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張虎督兵復辰州，連書催定國至靖州相會，意欲圖之。定國心腹人龔彝至沅州，見可望，探知其意，密書報定國，令勿來，來必不免。癸巳（1653）正月，定國行至武岡州，見書，嘆曰：「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廣西。

就當時明、清雙方在湖南的態勢而言，十一月二十二日孫可望親自指揮的軍隊攻克了辰州，次日李定國軍在衡陽擊斃清軍統帥尼堪，應當是孫、李會師全殲入湘清八旗兵進而擴大戰果的大好時機。時人丁大任說：

古語說：師克在和。孫可望逼走李定國很快就自食惡果。當時孫可望正親統大軍由靖州（今湖南靖縣）經武岡進至寶慶（今湖南邵陽），部下有大將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為十萬。三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將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由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於岔路口，距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營地周家鋪三十裡。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於明軍營於山頂，地勢險要，又遇上天雨，雙方列陣相峙。這天晚上孫可望率親軍由寶慶府來增援。十七日，明軍下山向清軍發起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激戰。結果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傷亡頗眾，被清軍繳獲馬七百餘匹，象一頭，清軍趁勝佔領寶慶府。但是，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正黃旗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徵、武京都在激戰中陣亡。

李定國本希望孫可望率部由辰州東進，同己部合擊湖南清軍（尼堪被擊斃後，入湘八旗兵由貝勒屯齊統領），若能全殲該軍，勢必使滿洲八旗實力大損，遠近聞風喪膽；然後會合夔東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東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勢如破竹的局面。當他得知孫可望置大局於不顧，蓄意謀害自己的時候，不勝憤慨，對部下將領說：「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艱，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指劉文秀）同起雲南，一旦絓誤，輒遭廢棄。忌我，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二月下旬，李定國率領所部四五萬兵馬放棄永州（今零陵），經永明（今湖南江永縣）越龍虎關撤入廣西，從此避免同孫可望見面。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誼被孫可望一筆勾銷了，原大西軍領導集團之間的裂痕使聯明抗清以來前所未有的復興良機變成曇花一現。

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定國不得已西行，將見可望。至紫陽渡。劉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定國大驚，遽引兵東走，縛筏為橋，渡湘水，渡已，橋絕。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

壬辰（1652，順治九年），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樓觀兵。清朝損兵以萬計，王公、文、武無不奔竄，而敬謹王不免焉。而辰州府，武岡、沅、靖三州並十縣尚為所據。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姦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財貨。有一於此，軍法無赦。有象陣，馬見之驚逸。用羅羅，能跣戰，不畏矢，執標槍大刀，常以少勝眾。……楚人曰：孫、李二將有五伯之假仁假義、王莽之謙恭下士。而永曆之為君，遠過乎劉禪，近勝於弘光，奄有雲、貴並廣西、四川、湖廣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門，春秋兩榜，隱成一小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