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金聲桓、李成棟的反清歸明 第三節 李成棟的進攻贛州和敗亡

且解南昌之圍，何必定先下贛州乎？贛州雖不降，亦僅足以自守。今以一兵駐南安綴贛州，使不敢出；而湖東、湖西皆有路可達南昌。臣由湖東來，建、撫各郡邑皆為我守，虜亦置之不問。自新城歷南豐、廣昌、寧都以至雩都，皆兩勛（指金、王）所設官徵糧守城，士民冠服如故。惟雩都城內仍是虜官，城外皆為我百姓，無剃髮者；間有剃髮者在津口守渡，以舟渡臣，自言系守城兵，報稱嶺南軍威之壯，兵甲之精，意若引領望其速來，則此輩情已可知。至於湖西一路，臣不深悉。聞吉安守將劉一鵬本與兩勛同舉事者，今雖為虜守，猶懷觀望。此兩路皆可進兵。今督師何騰蛟新復衡州，其勢甚銳，各路之兵盡壁長沙。誠令以偏師由衡州出吉安，數日可至，吉安必望風而降。而長沙一營直趨袁州，取臨江，其勢甚易。成棟舍贛州不攻，以全師駐信豐，下兵雩都，收召湖東義師，可得十數萬使為前驅，而會湖西之師兩路並進，分駐東西二隅，以全力與虜對壘，以遊兵統率義師更翻往來，四路迭進，以撓守圍之兵。義兵雖不足戰，而以填塹決圍則虜兵分而備御不及。城中受困已久，望見兩路旗麾，大兵雲集，勇氣自倍，奮死開門背城一戰，外內合擊，虜未有不敗，圍未有不解。解圍之後，而並力乘勢直下江南，江南可傳檄而定也。臣故曰：救江西為今日中興之急著；舍贛州而徑下尤為今日救江西之勝算也。

九月下旬，李成棟部越過梅嶺，分兵兩路，一由龍南、信豐，一由南安（今大庾）、南康，直逼贛州。十月初一日，李軍到達贛州城下，「連營數十餘座，炮火連天，環攻徹夜」。清南贛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升、副總兵高進庫、劉伯祿、先啟玉等見明軍勢大，商定「利在速戰」，即趁李軍營壘未固、濠溝未成之時，挑選精銳士卒突然開城出戰。次日凌晨，清南贛守軍分別從小東門、南門、西門出城，「奮命衝殺」。成棟軍立腳未穩，猝不及防，被清軍沖入營壘，將士驚惶敗退，自相蹂踐，陣勢大亂，兵員和器械損失很多。李成棟被迫撤軍南安，自己返回廣州。清南贛巡撫劉武元報告說：「賊帶紅衣大炮一百位，來攻贛城四十位，尚有六十位見在梅嶺。……今諸賊雖落膽敗遁，屯駐南安，糾合各處土賊，多攜大炮，勢必復來犯贛。而殘破城垣立見傾頹，萬一人心驚惶，戰守而無所恃，職死固不足惜，而朝廷四省咽喉盡輕棄於一旦耳。」明魯可藻也記載道：「成棟至南雄，扛舟過嶺，盡運所攜資械，氣甚壯。營柵未定，贛人突出一衝，爭渡不及，溺水者以萬計，幛房衣甲盡棄，神氣以是而沮，元氣以是而傷。」李成棟第一次進攻贛州失利是由於既不知己也不知彼，開戰以前還沒有作好充分準備就以氣吞萬裡如虎之勢直薄贛州城下立營猛攻；失利之後又過高地估計了贛州清軍的力量，沒有組織手頭兵力繼續進攻。十月初二日的受挫，從清、明兩方的記載來看，大約損失了兵卒伕役一萬，盔甲、大炮、馬騾、器械的一半。而成棟部下將領並沒有傷亡，運到梅嶺一帶的大炮器械尚多。贛州守城清軍僥倖得勝，但「兵馬有限」，估計最多只有五六千名。所以，劉武元等在險勝之後「激切啟請徵南大將軍（指譚泰）發兵急救」。李成棟初戰受挫後即放棄進攻，自行返回廣州，不僅使贛州清軍得到休整的機會，而且由於南昌方面來援的清軍及時到達，取勝的把握更加渺茫了。

臣頃度嶺（《所知錄》作「予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遇勛臣成棟出師下贛，兵威甚盛。成棟尚駐南雄，以俟贛州之降，監軍侍郎張調鼎見臣，言贛州降書疊至，旦暮可下，贛下即長驅而進，以解南昌之圍。臣以為贛未必下，而南昌事甚急也。臣所從間道去贛城三十裡，土人有言：城中兵每日早出暮歸，每騎須括糧三石，押運入城，今村中糧且盡矣。據此乃堅壁清野之計，無降意也。其言降者所以緩王師之出嶺而候南昌之信。以南昌卜也，我勝則降，彼勝則抗，情理易見。而勛臣信其必降，退居嶺上，聽其增修守御，誤矣！

張調鼎曾將錢秉鐙的意見傳達給李成棟，成棟不以為然，說他是書生不知軍計，未予採納。

經過短暫的休整和補充兵員、裝備，李成棟在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除夕赴肇慶面見永曆帝「請方略」，次年正月再次從廣州率軍北上南雄。二月下旬，成棟大軍已經全部度過梅嶺，進入江西境內。為了避免重蹈上年十月間匆促攻城招致失敗的錯誤，李成棟決定先佔贛州外圍各縣，然後進攻贛州。他親自率領主力駐於信豐，派宣平伯董方策等佔領雩都等縣。從清方來說，正月間攻克了南昌，贛州已無後顧之憂，而且徵南大將軍譚泰所派梅勒章京膠商等統領的正紅旗與正白旗滿洲兵也來到贛州，兵力有所增強。很明顯，雙方的態勢已經發生了變化。儘管在兵員數額上李成棟軍仍佔優勢，但清軍憑藉挫敗李軍攻贛和攻克南昌的聲威，正處於士氣高昂之際。按情理說，李成棟進至南雄以後，應當得到金聲桓、王得仁覆敗的消息，本該扼守梅嶺，穩紮穩打，待譚泰、何洛會、劉良佐等班師回京以後（譚泰等奉旨「凱旋」在三月間，清廷直到五月間才得到李成棟攻贛敗亡的消息。可見無論是清廷還是譚泰、何洛會等人在鎮壓金、王反清活動後都急於把這支清軍撤回北京），再徐圖入贛。換句話說，李成棟二次入贛只在戰術上作了一些改變，並沒有從戰略上考慮雙方條件的變化。南贛清軍將領劉武元、胡有升、梅勒章京膠商密議後，決定仍以「利在速戰」為方針，在明軍臨城之前主動出擊。二月十六日，清滿漢主力由贛州出發，向李成棟所駐的信豐進攻，同時派兵八百名前往雩都協防。二十八日，清軍進攻屯紮於渠嶺的明武陟伯閻可義部，連破閻部在該地設置的木城五座（按：木城是以木樁部分埋入土中相連而成的防禦工事）。二十九日午時，清軍進至距信豐五六裡處，李成棟揮軍迎戰，為清軍所敗，成棟退入城中。三月初一日，清軍開始攻城。當時信豐東門外桃江河水泛漲，不能涉渡。清軍即在西、北兩門外和南門旱路上挖濠栽樁，防止明軍突圍。成棟軍心不穩，於是日夜間出東門渡河逃竄。清軍佔領信豐，對城中居民濫加屠殺，同時乘勢尾隨追擊。李軍大亂，將領紛紛南竄，成棟在渡河時墜馬淹死。關於李成棟之死，清南贛巡撫劉武元、總兵胡有升奏報中說，三月初四日「生擒活賊審供，李成棟投河淹死等語」。初五日左協副將高進庫部下兵丁在河灘「捉獲大馬一匹，鍍金鞍轡俱全，送營報驗，審問活賊供稱系李成棟騎的戰馬，隨驗明轉解江西（指南昌）報功」。從南明史料來看，李部將士在信豐突圍時各自爭相逃命，直到撤至大庾嶺清點兵馬時才發現主帥無影無蹤，經過追查方知成棟落水淹死，當時的混亂可想而知。

江西和兩廣的相繼反正，驟然改變了明清相持的格局。永曆朝廷的無能突出地表現在缺乏全局戰略眼光，把時間都耗費在移蹕和加官晉爵等不急之務上，彷彿從此可以結束四處奔走的逃難生涯，靜聽各勛捷報了。李成棟反正之時如果立即出師北上，可以趕上金聲桓、王得仁攻取贛州之役，贛州清軍當時已彈盡糧絕，必下無疑。然後合兵北上，迎擊譚泰、何洛會清軍，取勝的把握要大得多。五月，金聲桓、王得仁被迫解贛州之圍回救南昌，江西的形勢明顯惡化。要想扭轉戰局，關鍵在於李成棟北上江西，與金、王所部內外夾攻，擊破清軍，收復全省。八月，成棟在廣州教場點兵撥將，親自統率大軍直趨南雄。「旌旗器仗焜耀一時，所攜糧餉、弓刀、銃炮、火藥等不可計數。其氣壯，意在必得」。出兵前後，李成棟多次致信清朝贛州守將，進行招降。劉武元、胡有升、高進庫等人採取緩兵之計，不斷派使者回信表示願意反正，藉以麻痺李成棟；實際上卻乘金聲桓、王得仁退後，贛州圍解，廣東明軍未到之時在附近鄉村搜括糧食，加固城防工事。錢秉鐙在奏疏中說：

1649年春天，永曆朝廷經歷了一場中興的幻滅。正月，何騰蛟在湘潭被俘殺；金聲桓、王得仁在南昌覆亡；三月，李成棟兵敗身死。噩耗接踵而來，朝廷上下一片驚惶。李成棟部將江寧伯杜永和原為成棟中軍，重賄諸將推自己為留後，讓武陟伯閻可義率眾扼守梅嶺，自己同其他將領返回廣州。成棟養子李元胤在肇慶行在，面見永曆帝痛哭流涕，永曆帝封元胤為南陽伯掛車騎將軍印；元胤辭免，仍舊以錦衣衛都督同知提督禁旅。永曆朝廷追贈李成棟為寧夏王，謚忠武，賜祭九壇，葬禮極為隆重，「甲馬數十隊以彩繒為之，一時灰燼」；「愛妾數人皆令盛服赴火死，盡用夷禮」。永曆帝派戎政侍郎劉遠生持手敕前往廣州慰勞諸將，打算利用劉遠生和李成棟是陝西同鄉的關係接管兩廣總督職務。不料，杜永和掌握著兩廣總督大印，公然開印視事；永曆朝廷無可奈何，只好預設。關於這件事，錢秉鐙有一段議論頗有見地。他認為「當時諸將惟成棟子元胤可用。使聞變之時，即令李元胤馳入其軍，攝行帥事，而召杜永和入代元胤禁旅之任。彼即拒朝命，無以拒元胤也。元胤果斷有智略，又其諸弟李元泰、李建捷皆軍府要職，最稱驍健。元胤至，諸將即有異志，元胤亦足以制之矣。於是移軍府於南龍，宿重兵於嶺上，北師雖銳未可長驅而入也」。永曆朝廷的當權人士既昧於洞察形勢的能力，又缺乏知人之明，以為趁李成棟溺水而死的機會可以通過任命劉遠生為總督把廣東一省軍政大權收歸朝廷。結果事與願違，杜永和聯絡諸將推自己為留後，實際上又節制不了原先同自己地位相仿的將領，廣東的局勢從此逆轉。杜永和等人毫無遠志，一味麇集於廣州等富庶之區，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