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永曆朝廷內部的黨爭 第一節 楚黨和吳黨

然而，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南明朝廷（從隆武政權開始）中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只有聯合原大順、大西農民軍共同抗清才有復興的希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學士堵胤錫、朱天麟、王化澄等人。在南明歷史上，最傑出的政治家有兩位，一位是堵胤錫，另一位是張煌言。堵胤錫在永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騰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擠，無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終於齎志以歿；張煌言偏處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實力派鄭成功的支持，空懷報國之志。歷史上常說「何代無才」，治世不能「借才於異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史書上，人們習慣於把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列為南明最堪稱讚的政治家，其實，他們不過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錫、張煌言相提並論。同堵胤錫、張煌言類似能夠依據形勢的變化高瞻遠矚的還有張家玉、楊畏知、朱天麟、王化澄等人。正是由於這些人在統籌全局上同維護崇禎朝以來政治格局的某些官紳的見解有明顯差異，他們當中一部分任職永曆朝廷的人因此被說成是同「正統派」（即楚黨）相對立的所謂「吳黨」。

如果仔細剖析一下所謂吳、楚黨爭，不難發現它實際上是勛鎮（帶有地方割據色彩的軍閥）之間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簡單一點說，主要是廣西軍閥慶國公陳邦博同廣東軍閥李成棟，李元胤父子之間為爭奪朝廷權力的鬥爭。瞿式耜是江蘇常熟人，按地域觀念應該算是吳人，為什麼卻同「楚黨」聯為一體呢？這是因為他原任廣西巡撫，後來任留守桂林大學士，希望統攬廣西全省軍政，可是陳邦傅憑藉實力以「居守」廣西的敕旨（他還行賄中書舍人把居守的詔敕寫成「世守」）為依據控制了廣西大部分地區。瞿式耜所能指揮的軍隊僅限於宣國公焦璉（原封新興侯）等部，行政權力也局促於桂林一隅之地。因此，他同陳邦傅在爭奪廣西權力上處處勾心鬥角。李成棟以廣東全省和廣西梧州反正來附，被封為惠國公。陳邦傅在永曆朝廷處境危迫時曾經向佟養甲、李成棟暗通款曲，有意投降清朝，這時卻以扈駕功邀封慶國公。李成棟知道他的底細，羞與為伍。於是，瞿式耜為首的勢力同反正來歸的「東勛」集團逐漸合拍，形成一個左右朝政的聯合陣線，即所謂楚黨。錢秉鐙在著作中曾披露其中內幕：「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瞿式耜）。留守令至肇，與劉湘客酌之。參疏八款，李成棟、陳邦傅、龐天壽、馬吉翔皆在所參。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豐採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反正時，邦傅潛通降啟，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恥與噲等為伍。得堡疏，大喜，故元胤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亦在參中也。」金堡在隆武朝廷中就有「敢諫」之名，永曆二年（順治五年，1648）十月他輾轉來到廣西桂林，對朝廷情況尚不了解，準備以尊主權為名疏參在外東、西二勛，在內司禮監太監龐天壽、文安侯馬吉翔，藉以一鳴驚人。疏稿呈瞿式耜審閱，瞿指示他到肇慶去同劉湘客商酌。經過劉湘客提示，刪去李成棟、龐天壽的名字，變成專參西勛。十二月上本，「傳揭到李成棟，成棟嘆服。吉翔、邦傅亦成棟之所惡也。自是丁時魁等益與李元胤固結」。由此可見，楚黨的幕後人物為瞿式耜和李元胤，稱之為楚黨是因為出頭露面的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都是湖廣人。

那末，以堵胤錫、陳邦傅、王化澄、朱天麟為後臺的「吳黨」是怎麼回事呢？嚴格說，永曆朝廷內並不存在吳黨。所謂的「吳黨」是楚黨把妨礙自己獨家攬權的勢力指派為結黨營私。堵胤錫、王化澄、朱天麟在永曆朝廷裡是比較正直的大臣，他們同陳邦傅、馬吉翔並沒有什麼瓜葛。問題是，陳邦傅在廣東反正以前足以同瞿式耜等人相抗衡，廣東反正以後力量平衡被打破，陳邦傅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先把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為首的忠貞營接進廣西南寧一帶安插，後來又拉攏雲南的大西軍餘部；而堵胤錫等人卻是從抗清大局著眼，主張南明朝廷應該聯合原大順軍和大西軍。儘管堵胤錫、王化澄、朱天麟等人和陳邦傅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天地懸隔，落實到具體事情上卻頗有類似之處。換句話說，「吳」、楚黨爭的內涵原來是東、西軍閥的爭權，後來卻衍伸為對待原農民軍的態度上的分歧。

在永曆朝廷大臣中，何騰蛟、瞿式耜聯為一體，竭力維護崇禎朝以來的「正統」觀念，歧視和排斥原農民軍。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保持著極深的階級偏見，妄圖憑藉殘明的文武官紳勢力實現「中興」，這實際上是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他們的這種政治態度在南明官紳中顯然有一定代表性。由於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相當弱，不得不同反正來歸的文官武將互相勾結，形成所謂的楚黨。

明末黨爭劇烈，官僚士大夫往往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多次給民族帶來重大災難。如果說在弘光以前的東林、魏黨之爭表面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到永曆時期就完全變成了爭奪朝廷權力的內部傾軋。按錢秉鐙的說法：「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東粵來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發未剃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為鎮。久之，遂分吳、楚兩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起、李用楫，外則制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奇實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時魁、蒙正發、袁彭年，……陝西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關白，居然一體矣。」「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於督師（何騰蛟）、留守（瞿式耜）門者，大半歸楚。吳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蹤跡祕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其他人則「浮沉吳、楚之間，或無所依附」。這種描述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正確。所謂「吳局」、楚局經歷了一個對立、分化、轉合的過程。廣東反正以前，是瞿式耜等人同廣西南潯軍閥陳邦傅之間的矛盾；李成棟反正以後，開初是未曾降清的扈從諸臣同反正來歸的廣東文官武將之間的矛盾。由於李成棟反清歸明，永曆朝廷管轄區驟然擴大到廣東全省以上，永曆帝也移蹕肇慶，進入李成棟父子的控制區。朝廷為取悅成棟等人，在用人行政上「重反正，薄守節」。甚至諱言是否曾經剃頭降清：「近奉新功令，休稱兩鬢完（原注：時禁自陳保發歸朝之語）」。以忠貞不二、扈駕有功自命的官僚對此頗有意見，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竭力反對永曆帝移駐廣東，就是耽心朝廷權力落入「東勛」手裡。朱由榔遷至廣東肇慶之後，瞿式耜憤憤不平，在1649年（永曆二年）九月的一封信中說：「吾之留守桂林，不止要照管東、西，通何督師之氣脈；亦為東邊用人行政，惟知奉承剃髮之人，全不顧朝綱清議，太看不得。與之同流合汙既不能，終日爭嚷又不耐，反不如身居局外，猶得清清白白做一人也。」可見，瞿式耜原先對李成棟集團的得勢耿耿於懷，不久，何騰蛟兵敗身死，馬吉翔又極力拉攏李成棟，瞿式耜力單勢孤，才通過袁彭年、劉湘客、金堡等人同反正來歸的「東勛」結合起來，共同對付馬吉翔、陳邦傅等原廣西實權人物。爭奪朝廷權力的格局錯綜複雜，「吳」、「楚」的概念本來很不準確，既不是以同鄉親友聯結而成，也不是以反正、隨駕（即曾否降清剃髮）劃分。

王化澄，崇禎七年進士，參與定策擁立永曆帝，官至東閣大學士。在孫可望請封秦王時，他力排眾議，聲稱：「江楚潰敗，兩粵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主張真封秦王，與大西軍餘部聯合抗清。這就觸犯了楚黨的大忌，被金堡等劾免。清軍佔領廣西後，王化澄躲入山中，被清將馬蛟麟捕獲，誓死不降，於順治九年三月十八日遇難。關於他的為人，《南疆逸史》卷二十二《王化澄傳》中說「正色立朝，人賴以安」。而楚黨人士的著作卻對他極盡詆毀之能事，說他「貪庸誤國」。

朱天麟，崇禎元年進士，歷仕崇禎、隆武、永曆三朝，永曆二年（順治五年，1648）任東閣大學士。李成棟反正後，袁彭年等五虎弄權，上疏攻擊跟隨永曆帝播遷的大學士嚴起恆、權臣陳邦傅、馬吉翔、太監龐天壽。永曆帝很不高興，由皇太後出面叫朱天麟擬嚴旨詰責。接著，又有金堡倚仗「東勛」兵力上疏劾奏陳邦傅無餉無兵，竊取勛爵。陳邦傅大怒，上疏反斥金堡任臨清州知州時曾經投降大順，又請朝廷派金堡為自己的監軍，「觀其十萬鐵騎」。朱天麟即票擬旨意道：「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軍即會議。」同任內閣大學士的嚴起恆早就想排擠朱天麟，暗中把這一票擬的旨意告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五虎得知消息，連夜約集給事中、御史十六人於正月十三日晨擁入行在宮門，聲稱「強臣箝結言官之口」，「吾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棄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聯袂去」。這時永曆帝正在穿堂召見太僕寺卿馬光，聽得外面一片喧嘩，嚇得「兩手振索，茶遂傾衣」。永曆帝心知五虎自恃有李成棟父子為靠山，才敢於大鬧朝堂，被迫於次日（十四日）特敕李元胤出面邀請參與鬧事的十六人仍入本衙門辦事。朱天麟即日解職，所票旨意改擬。五虎垮臺以後，朱天麟於九月間再次入閣辦事。在聯合大西軍問題上，孫可望堅持封秦王，不願改號，朱天麟說：「許之便。我勢日衰，彼力方壯，我以空名羈之，猶可號召以拒強敵，毋持迂議，自貽伊戚。」他的主張被嚴起恆等人拒絕。永曆六年（順治九年，1652）八月十八日朱天麟病卒於廣南府。

堵胤錫從隆武時期起就真心實意地聯合大順軍餘部，負責改編和聯絡忠貞營，後來又力主聯合據守雲南的大西軍，因此先後遭到何騰蛟、瞿式耜等「正人君子」的嫉恨。永曆三年（1649）秋，金堡上疏「劾其喪師失地，而結李赤心等為援，張筵宴孫可望使。且面責之曰：『滇與忠貞，皆國讎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呢？』胤錫失色，徐曰：『我幸苦邊事，如君言，竟無功耶？』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上引堵胤錫臨終上疏，對五虎及其後臺瞿式耜、李元胤的把持朝政導致復興無望深表不滿，可見堵胤錫的備受排擠是因為政見分歧和反對延臣結黨營私。

總之，堵胤錫、朱天麟、王化澄等人無非是贊成聯合原農民軍共同抗清，在政治見解上比較相似，就被編派為什麼「吳黨」頭子。仔細研究現存材料，不僅找不到他們同陳邦傅、馬吉翔私下勾結的跡象，他們之間也沒有抱成一團，操縱朝政的事，根本談不上結黨營私。楚黨則是確實存在的，他們是明朝反動統治者的「正脈」，其特色是奉行既要抗「虜」，又要平「賊」的方針。正因為楚黨實質上代表著崇禎以來明朝統治階級中的頑固勢力，在南明史籍中袒護楚黨的相當不少，也容易為清朝統治者所容納。在明、清統治集團眼中，大西、大順軍都是十惡不赦的「流寇」，只有在涉及李定國時才網開一面，因為他們認為李定國屬於「改邪歸正」之列。由於在各種南明史著中都讀到「吳」、楚黨爭，特別是持論者大抵頌揚楚黨，指斥本不存在的「吳黨」中的許多人物為「奸佞」，本書多費一點筆墨予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