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鄭成功起兵與魯監國在浙閩抗清 第一節 鄭芝龍降清

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

龍曰：「識時務為俊傑。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苟與爭鋒，一旦失利，搖尾乞憐，那時追悔莫及。豎子渺視，慎毋多談。」

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概，未曾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我朝委系無人，文臣弄權，一旦冰裂瓦解，釀成煤山之慘。故得其天時，排闥直入，剪除兇醜，以承大統。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戡亂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吾父若藉其崎嶇，扼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其子成功勸曰：「吾父總握重權，未可輕為轉念。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高恃險，設伏以御，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餉。然後選將練兵，號召天下，進取不難矣。」

鄭芝龍既已決定投降清朝，首先撤回防守仙霞嶺的軍隊，使清軍得以順利進入福建；接著又謊稱「海寇」侵擾他的故鄉安平，在八月間率部返回泉州。九月十九日，清軍未遇任何抵抗就佔領了福州。鄭芝龍的引狼入室是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歸降的誠意，即如他在給清廷的題本中所說：「臣聞皇上入主中原，揮戈南下，夙懷歸順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駐兵，又曉諭各府、州積貯草秣，以迎大軍。」但他還摸不清楚清朝將給他多大的官職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於安平一帶，作為向清廷討價還價的資本。清軍統帥博洛將計就計，一面派固山額真富拉克塔等統兵直逼南安，顯耀清朝兵威；一面讓泉州鄉紳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尚書，福建晉江人，同鄭芝龍關係密切）寫信招降。鄭芝龍很不高興地說：「我懼以立王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博洛裝模作樣地「切責」了富拉克塔，下令把軍隊後撤三十裡，另外派遣內院學士額色黑等二人持書信到安平面見芝龍，信中說：「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主，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商地方故也。」鄭芝龍閱信後決定前往福州，成功對父親的所作所為頗不以為然，在這關鍵時刻更是極力勸阻。《臺灣外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這段對話不僅反映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揚鑣，也體現了鄭成功的戰略眼光。鄭成功和鄭鴻逵既然無法改變鄭芝龍投降清朝的決定，特別提醒他親自前往清軍大營所在的福州風險太大，不可輕率行事。然而，鄭芝龍自以為在福建、廣東海域擁有強大的水師，滿洲貴族的軍隊擅長騎射，缺乏水上作戰能力，勢必像明朝皇帝一樣借重於自己何況，二十年來通過壟斷海上貿易積聚的巨額財富更使他駑馬戀棧。他不聽勸告，帶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順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達福州，謁見貝勒博洛。見面之後，博洛偽裝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樣子，對他大加讚賞，還折箭為誓，許以重用。歡飲三天之後，博洛忽然在半夜傳令拔營回京，命鄭芝龍隨軍北上。芝龍心知中計，但已經輕入虎穴，隨身所帶士卒被安置於別營，自己孤身一人只好聽憑博洛擺布了。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記載道，當時福建各地應聘而來的明朝官紳齊集於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撫的請柬通知於次日在洪塘聚會，去了之後，「則胡笳四起，毳幕參差，兔網彌天，雉羅遍野。聚立而囁嚅者幾及百人。內院、撫軍席地而坐，執冊指名，首朱胤岡（朱繼祚字），次黃跨千（黃鳴駿字），又次餘公誠，餘系南中流寓在閩，亦被羅織。拊其背而徘徊，謂：『此三人者非尚書、閣老乎？可隨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為鄭飛黃（鄭芝龍字），亦與焉。彷徨有頃，名次及吳舊撫矣。軍門持冊手麾曰：『餘俱赴京聽用。』於是諸人哄然而退，不啻鳥出籠、魚入海也。時見兵即刻拔營起，四公竟載與俱行」。「神龍失勢，與蚯蚓同」，不管鄭芝龍是多麼大的一條巨鯨，一旦離開了戰艦精兵，就成了失水之魚。鄭芝龍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個人而言既然已經投降清朝，進京「面聖」正是自己的願望；不過，留在福建沿海的長子和兄弟擁有相當兵力，自己一旦進京，呼應不靈，恐怕海上從此多事。博洛的估計同他正好相反，以為掌握了鄭芝龍，鄭氏家族羣龍無首，又不能不為芝龍的安全著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聽。因此，他讓芝龍當面寫了幾封信，藉以招撫鄭氏子弟和部將，並且對芝龍說：「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這樣，鄭芝龍在清軍嚴密監護下被送到了北京。1648年（順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頭官銜，撥入旗下，實際上遭到軟禁。這段情節後來在鄭成功緻父書中有一段描寫：「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詞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返故裡亦不可得。彼言豈可信乎？」

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敵，何況偏安一隅。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

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吾父當三思而行。」

博洛回京之前，確實利用了鄭芝龍的聲望招降其舊部，奉芝龍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濟伯鄭芝豹和部下總兵十員，兵將十一萬三千名。當李成棟由吳淞總兵奉調由浙江、福建入廣東時，清方不僅利用了鄭芝龍「平國公」的牌劄招撫了白沙、甲子等廣東東部沿海地帶，而且原屬鄭芝龍部下的總兵施郎、梁立、黃廷、成升、洪習山還由武毅伯施福帶領率兵馬五千名跟隨佟養甲、李成棟進軍廣東，在撲滅順德縣「海寇」和鎮壓東莞、增城地區的張家玉抗清義師中起了不小的作用。直到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三月「□（虜）鎮撫施福、耿獻忠大小船數百號上梧州」，即在李成棟指揮下一直攻入廣西東部，對南明的危害是相當嚴重的。由於李成棟對南方兵將存在歧視心理，在奏疏中說從福建帶來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無資戰守」，甚至伺機剪滅和解散。施福、施郎、黃廷、洪習山等人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忍氣吞聲，大有懷才不遇、有功不賞之感。順治五年李成棟反清復明，他們收到鄭成功從鼓浪嶼（今屬福建省廈門市）發來的邀請，決定擺脫李成棟部將潮州總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鄭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