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永曆朝廷內部的黨爭 第二節 所謂「五虎」

袁彭年，湖北公安縣人，袁中道之子，崇禎七年進士，歷仕崇禎、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後隨佟養甲、李成棟入粵，任廣東學政署布政使，曾起草告示稱「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向清朝獻媚。當他得知江西金聲桓反正，李成棟有意易幟時，立即參預其事，反正以後他以襄贊有功升任左都御史。從此憑藉成棟父子為靠山，驕狂自大，妄周把持朝政。永曆皇帝移蹕肇慶後已經處於李成棟的勢力範圍之內，用人行政權不由己，他甚至憤憤不平地說道：「以後官俱聽袁彭年升除罷。」有一次袁彭年同永曆帝當面爭執起來，「語不遜」，朱由榔以「君臣之義」責備他，袁竟然公然頂撞道：「使去年此日惠國（李成棟）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朱由榔氣得變了臉色，羣臣也為之咋舌，足見其氣焰囂張。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清軍再次攻佔廣州，袁彭年又顏降清，除行賄求免外，還哭訴自己在1648年參與李成棟復明是被迫的。清政府雖未治罪，但也認為他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不予錄用。

由於南明史籍中為五虎辯解者頗不乏人，揭露號稱五虎的主要人物的一些表現，對於澄清紛議有其必要。特別是蒙正發逃歸故裡後，借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古訓，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歡樂之暇舞文弄墨，在《三湘從事錄》的跋中擺出一副歷史評判者的架勢，大放厥詞：「正發衡而斷之曰：始終皆流賊之為害也！」事實證明，當蒙正發返回清朝統治下的湖廣享受清福的時候，原大西軍李定國部、原大順軍為主的夔東十三家，正在同清方作艱苦卓絕的鬥爭。蒙正發道貌岸然地痛斥「流賊」，既是他混跡南明政權中所代表利益集團本性的流露，也是和清朝統治者唱著同一個調子。

蒙正發逃歸故裡後，寫了一本《三湘從事錄》，在南明史籍中頗受重視。許多人以為他以當事人記載當時事比較可信，加以後來名聲頗大的王夫之給他寫了墓志銘，更抬高了這本小冊子的地位。王夫之的學術成就不在本書討論之列，但他的政治態度和經歷與蒙正發頗為類似，其立論的客觀性大可懷疑。只要把蒙正發的《三湘從事錄》、王夫之為蒙氏所撰墓志銘同史實核對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發不僅不像王夫之所說是位「力持綱紀，清冒濫，劾功罪，裁凌躐」，整頓朝政的正人君子；剛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個不顧綱紀，多方冒濫，混淆功罪，凌躐成性的卑汙小人。蒙正發原是湖北崇陽縣一名貢生，清軍佔領該地後，他志不忘明（這點應予肯定），逃入湖南平江、長沙，投奔何騰蛟，何以劄付授予推官職銜充任章曠（時以太僕寺少卿銜任監軍，後任監軍道、恢剿巡撫）的參軍，不過是章曠手下的幕僚而已。章曠在用兵上一無所長，召募了一批湖南等地的土兵作嫡系，從未打過一次勝仗。嶽州南面的新牆之役，是明清之間一次很小的對抗，章曠兵敗，只是在潼溪用鳥槍伏擊了少量清軍，這在明清雙方都是不值一提的小規模接觸（明軍既未攻克嶽州重鎮，清兵也未南下），蒙正發在《三湘從事錄》中自我吹噓也不過連用了兩個「僕屍數百」；到了王夫之筆下竟成了蒙正發「督南將覃裕春等大戰於潼溪，以八千人破數萬之鐵騎，斬馘無算。自南渡來無敢戰者，戰而勝自潼溪始。皆君親衝鋒鏑，誓死不退之力也」。真可說是妙筆生花了。其次，蒙正發出身很低，章曠為提高他的地位，讓他去參加隆武朝所開湖南鄉試，中式成為舉人，這在明朝官場上重進士輕舉人的習俗中本不算多大一回事，問題是在衡州舉行的這場鄉試的主考為崇禎十三年進士、巡按御史楊喬然，監臨是同年進士、郴桂道吳晉錫。蒙正發早已覬覦患病的章曠恢剿巡撫職務，章曠死後，何騰蛟題請吳晉錫繼任恢撫。蒙正發恨之入骨，竟然在自己的記載中把監臨說成是嚴起恆。科舉時代非常重視師生關係，蒙正發的移花接木不過表明他為了功名利祿不惜出賣老師罷了。第三，吳晉錫繼任巡撫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他是崇禎朝進士，歷任永州推官等職，弘光時期湖廣巡按黃澍到南京朝見，多方活動，建議何騰蛟由巡撫升任總督，自己接任巡撫，巡按一職即擬由永州司李吳晉錫擔任。何騰蛟任總督後，上疏推薦傅上瑞為長沙道、章曠為監軍道、吳晉錫為辰沅道，由於馬士英從中作梗，吳晉錫的任命未被批準；隆武時幾經周折才被任為按察司副使郴桂道，職位和章曠基本相等，而當時蒙正發還是一名貢生。章曠病死時把敕印交給他看管，這是官場中常見的事，蒙正發在著作中故意大肆渲染章曠的意思是讓他接任巡撫。這真是奇談，且不說永曆朝廷對蒙正發看不上眼，章曠的遺疏裡也隻字沒有提到他，更說不上有推薦他繼任之意。恢撫出缺時正值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大軍入湘，明軍一潰千裡之時，吳晉錫於八月二十三日受恢撫之命，次日清軍佔領武岡，吳時在病中，未能隨軍撤入廣西，改服裝為頭陀見清懷順王耿仲明，得釋放返歸故鄉。蒙正發在《三湘從事錄》中一面把自己未能攫得巡撫高官說成「欣躍如釋重負」，一面痛詆吳晉錫為「納印出降」。王夫之更煞有介事地說：「會章公以憂憤卒，何公欲以章公兵授君守永州。而永李吳晉錫賂何公左右，奪其軍授之。兵訌，晉錫降。」吳晉錫沒有見危授命固然是事實，蒙正發和王夫之後來也是見形勢不利逃回清朝統治下的故裡，蒙正發還曾受到清朝總兵全節的優待，這種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氣節」適足令人齒冷。第四，五虎案發後，除了袁彭年以外，丁時魁、劉湘客、金堡、蒙正發都被逮捕下詔獄，狠狠挨了一頓板子（延杖），金堡被打斷了腿，半死不活，借住在蒙正發船上。時人錢秉鐙有一段記載頗能說明蒙氏之為人：「湘客等受杖，金給事堡傷獨重，垂死，寄臥其同難某給事舟中。某楚傖心不樂，私自鬻舟。予適至，聞舟後有較錙銖聲，入視之，則業已成約交價矣。予語其人曰：『約成須俟金君瘡愈，乃過舟，不然將移至何所耶？』其人悟，急毀約。某大詬曰：『若能如價買舟以安金君乃成丈夫，奈何以人舟為己義也。』予搜囊得百金猶不足，而君（指廣西巡按吳德操）貺適至，脫手相付，正滿其數，快哉！某即日自移去。」這裡寫的同難給事中楚傖「某」，正是「五虎末將」蒙正發。錢秉鐙同瞿式耜、劉湘客、金堡等人關係頗深，曾上疏為金堡請寬典，文中不願顯指其人。他在後來的詩文中提到五虎事件時常常略去「虎爪」蒙正發，蓋亦深鄙其人。

丁時魁，湖北江夏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任禮部主事，隆武、永曆時歷任禮科給事中、吏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桂林失守後降清，被委任為廣西學道。王夫之記：「桂林陷，見執，孔有德召為幕客。居數月，病死黃岡。何履仕為治喪，割其辮擲棺外，曰：『鬥生（時魁字）不戴此辮以死，可不負梧州一頓棒，而今不免也，惜哉！」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任山東臨清州知州，隆武時任禮科給事中。在永曆朝廷中任工科左給事中，與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關係密切。後來同袁彭年等結為一黨，攻擊異己不遺餘力。例如在《駁何吾騶疏》中痛斥何吾騶、黃士俊在佟養甲佔領廣東期間未能死節：「黃士俊在佟虜坐中見先臣子壯極刑，四十三年狀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後與吾騶攜手同來，為國賊乎？……若叩頭養甲，滿口老爺，則吾騶之禮義遜讓也。臣為太祖高皇帝而罵之，何體面之有？」真是正氣凜然，大有與一切軟骨頭不共戴天之勢。可是，對於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職的袁彭年，金堡不僅不置一詞，反而引為知己。究其用心，不過是因為何吾騶、黃士俊早在崇禎年間即已入閣為大學士，必須找個題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團方可放心攬權。桂林失守後，金堡當了和尚，但他並不像熊開元、方以智那樣淡泊明志，而是出入於清朝達官顯貴之門，為尚可喜樹碑立傳的《平南王元功垂範》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劉湘客，陝西富平人，明諸生。隆武時任推官、御史，永曆時改授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大學士朱天麟、王化澄認為他不是科甲出身，任翰林院官不合體制，改為都察院僉都御史。桂林失守後，他潛藏深山鬱悒以終，在五人中是比較有氣節的。

上文說過，楚黨是大學士瞿式耜為首的一批朝臣同反正來歸的李成棟集團經過矛盾摩擦，轉而互相勾結的一個重要政治派別。由於瞿式耜留守桂林、李成棟經營廣州和北伐事宜，在肇慶的永曆朝廷上就形成了由李元胤坐鎮指揮，聯絡東、西，把持朝政的小集團，其主要成員有左都御史袁彭年、禮部侍郎劉湘客、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工科左給事中金堡、戶科右給事中蒙正發，故稱「五虎」。袁彭年為「虎頭」，劉湘客為「虎皮」，金堡在黨同伐異時最為積極，「經其指責，刻畫盡情使無置身之地」故稱之為「虎牙」，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為「虎爪」。五人結黨把持朝政，招權納賄，「言非虎黨不發，事非虎黨不成，星巖道上，遂成虎市」。五虎以君子自命，動輒引祖制舊章，「裁抑幹進，力整朝政」，實際上他們自己正是一批鑽營幹進的人物。魯可藻說：「總之，彭年欲大拜（指入閣為大學士），時魁欲掌憲（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堡欲掌吏科，肆行排擠，公道所以不服耳。」五人遇事強諫，不過是倚仗李元胤、瞿式耜的勢力排斥異己，達到控制朝廷的目的。為了說明問題，下面把五人的情況介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