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大西軍的經營雲南 第三節 孫可望等的經營雲南

為了爭取地主士紳的支持，孫可望等相當注意爭取他們的合作。入滇之初，孫可望就在八月間親自去文廟祭祀孔子，接著命吏部尚書兼管翰林院事的嚴似祖主持考試生員，「取士三十三名，觀政選官」。對於生活有困難的士子還給予關懷，「開倉賑濟寒生，每人谷一鬥焉」。這些措施使主要出身於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感到出頭有日，大大減少了抵觸情緒。到1650年大西軍出兵「以復中原」的前夕，孫可望等還選派馬兆羲「考試滇南生童」，意在吸收知識分子出任收復地區的官職。當時，孫可望親統大軍出徵，李定國留守雲南，「馬兆熙（羲）考試畢，率雲、武二府生童赴李定國府謝。定國賞錢三百串，面雲：『諸生用心讀書，不日開復地方，就有你們官了』，等語。諸生謝出。由是文教漸復興也」。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以後，劉文秀北出四川，李定國東出兩廣、湖南，所佔地方派設了不少官員，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從雲貴人士中選拔的。

對雲南的井鹽生產也加強了管理，藉以消除陋規，增加財政收入。孫可望派總兵史文為鹽稅司，負責徵收鹽課和商稅。「黑、琅兩井之鹽歸官，令商人在省完工本，領票赴井支鹽。由是凡系鹽商悉大富，以白鏹為瓦礫矣。……每一下操，賞賚動以萬計」。清代人士劉孟弘說：「按全滇鹽政考，井有九：黑、白、琅、雲龍、安寧、阿陋、只舊、彌沙、景東也。黑井舊額歲徵課二萬六千六百兩，白井一萬五百兩，琅井二千四百兩，雲龍等六井共徵一萬六百四十九兩三錢六分。自明季投誠偽官史文開報黑井歲辦課九萬六千兩，每斤徵銀一分六釐；白井辦課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兩，每斤徵銀八釐；琅井辦課九千六百兩，每斤徵銀六釐」。可見，在大西軍餘部治理雲南期間，鹽業生產有很大的發展，來自鹽課的收入每年多達白銀十餘萬兩。通過鑄錢、整頓鹽課、商稅以及田賦制度的改革，為大西軍的穩定雲南進而出滇抗清奠定了經濟基礎。

整頓軍紀：大西軍初入雲南時為消滅政治上的敵對勢力曾經採取嚴厲的鎮壓手段，為解決糧餉又曾在短期內實行過「打糧」、「追餉」措施，因而在一段時間裡在雲南官紳士民中造成一種恐怖氣氛。孫可望等在站穩腳根後，立即改弦更張，申明軍紀，「凡發兵徵剿，所過大路，雞犬不驚，百姓賣酒肉者路旁不斷。如兵餘小子有擅奪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斬；如該主不首，連坐；該管官失察，責八十棍。立法若是之嚴，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史籍中記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有撫右營兵馬前往祿豐駝糧，回至草鋪歇下，有一兵失手誤傷百姓方二歲小兒一個。百姓喊叫，楊總兵得知，將兵拿去責四十棍，斷燒埋銀十兩。不意草鋪管莊報與劉文秀。及楊總兵押糧至省回話，劉文秀大罵，要責楊總兵一百棍，眾官力保方恕。將打死小兒之兵拿去，立刻綁出小西門外梟首，將頭傳送草鋪號令。」士卒誤傷小兒致死竟被砍頭示眾，執法顯然過嚴，但由此可見大西軍領導人為防止軍隊損害百姓利益，不惜矯枉過正。他們很快就得到雲南百姓的衷心擁護決不是偶然的。連封建文人也稱讚道：「孫可望等立法甚嚴，兵民相安。」

在宗教政策上，雲南各族人士多虔信佛教。大西軍初入滇時對這一特點注意不夠，如1647年李定國率軍攻克麗江（今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當地「俗多好佛，常以金銀鑄佛，大者丈餘，次者八九尺，再次者二三尺不等，如是羅列供養」。大西軍將士竟然把佛像「盡擊碎馱出」，充作軍餉。為時不久，孫可望等就改變了政策，明令保護宗教寺觀，甚至帶頭刻印佛教經典、鑄造供佛的香爐等器物。這裡自然有受習俗燻染轉而迷信佛教的一面，但客觀上尊重了當地居民的信仰，有利於加強民族團結和地方局勢的穩定。

大西軍在平定全滇之後，即「發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貴州之鎮遠，中路之雪山關，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在將近三年的時間裡，大西軍同清方和南明朝廷都沒有接觸，聯明以後雲南仍在原大西軍控制之下。孫可望等在雲南的統治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顯示了一些特色。大致可以說，它是張獻忠大西政權的延續，又在政策措施上作了部分改革。特別是糾正了獻忠奉行的過激行為，針對雲南地方特點注意團結少數民族，成績非常顯著。現分述如下：

二，在經濟政策上，大西軍初入雲南時面臨緊迫的糧餉問題，在很短的一個時期裡實行過打糧和對官紳、土司追餉的辦法。打糧即派兵四齣，把百姓剩餘糧草無代價地沒收，受打擊最重的雖然是地主，但難免掠及家有少許餘糧的農民，使他們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大西政權在四川的失敗是有過沉痛教訓的，因此，孫可望等人很快就代之以切實可行的賦稅政策。他們把雲南某些州縣和衛所管轄的軍民田地「分為營莊，各設管莊一人」，營莊由大西軍偏裨管理，在轄區內「踏看田地所出，與百姓平分，田主十與一焉。條編半徵，人丁不論上、中、下全徵」。就田賦而言，以十分為總額，入官四分，民得六分，農民的負擔是比較重的。但是，這一政策的特點是把原先地主向農民徵收的田租從一半以上減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剝削率；又保證了軍隊和政權的穩定收入。地主們雖然心懷不滿，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著，減少了敵對情緒。當時一個士子賦詩雲：「履畝科租法最奇，畜肥兵飽士民飢」，從側面反映了這一政策的效果。由於稅額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夠任意盤剝，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提高，當年秋成就「倍於曩昔」，次年又「大熟，百姓豐足」，再下一年仍是「大有年，兵民安樂如初」。入滇初期曾嚴格禁止釀酒，藉以避免浪費糧食，隨著生產的恢複發展，才解除了這一禁令。

改善軍隊供應：孫可望等人決定「將各州縣田地分與各營頭，即令彼處坐就食。凡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鬥，生下兒女未及一歲者，月給半分，至三歲者如家口。給馬分三等：頭號者，日支料三升；二號者，日支料二升；三號者，日支料一升。不時查驗，瘦者責治有差」。軍需供應也作了妥善的安排：「安雜造局四所，不論各行匠役，盡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槍之類有損壞者送至局內，掛下營頭、隊伍、姓名，三日即易以新什物。每賊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給一袍子；無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給鞋襪各一雙、大帽各一頂。如是養兵，果士飽馬騰。」

孫可望等還注意保護民間貿易，初入雲南時鑄造了大西政權的「大順錢」。為時不久，因廢除大西國號，改「鑄興朝通寶，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釐」，還有一釐的小平錢。這在雲南歷史上是值得大書一筆的。雲南盛產銅礦，明代雖曾奉朝廷命令鑄造銅錢，但多數輸入內地各省，當地居民直到萬曆時交易仍通用貝幣，稱為。天啟末至崇禎年間雖由政府提倡，逐漸使用銀錢，但民間積慣用者還很普遍。孫可望等鑄興朝通寶後，下令「禁民用貝，違其令者刖劓之。辛未（當為辛卯1651）通行」。至此，雲南在商品流通過程中才普遍用錢，同其他各省趨於一致，這對於活躍雲南和內地經濟上的交流具有深遠的意義。

四，在社會治安方面，大西軍初入雲南時，為了防止官紳和土司的破壞，一度沿襲在成都時期的戒備措施，對昆明的居民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和行動限制：「戶設一牌，書大小男婦姓氏懸之門首，以備查核。嚴門禁，不許婦女出入；凡男人出入，各以腰牌為據，牌上寫本身年貌住址。城外入城者持腰牌掛於月城之左廊，事畢出仍取去，門上放出。城內出者持腰牌掛於月城之左廊，事畢入仍取去；有牌，守卒始放入。遠來者面上列印為號，有印，門卒始放出。若是之嚴，總賊畏土司之眾多，恐有不測，深防若此。」至於各府、州、縣，雖然委任了文職印官，但實權大抵掌握在分佈各地的武將手裡。隨著形勢的穩定，社會生活日趨正常，孫可望等大西軍領導人不失時宜地放鬆了對居民的軍事管制。如昆明原歸都督王尚孔領導的四城督捕管轄，大約一年以後即撤銷四城督捕，「百姓皆歸昆明縣管理」。到己醜（1649年）元宵節，在昆明「大放花燈，四門唱戲，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婦入城觀玩者如赴市然」。自明末以來多年不見的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軍進滇不到兩年時間裡就出現了，連原先心懷敵意的士紳也為之讚歎，稱之為有「熙皞之風」。

加強軍隊建設和訓練：大西軍進入雲南以後，因地勢僻遠，同內地各方面勢力都脫離了接觸；然而，孫可望等人卻始終密切注視著國內極其尖銳複雜的階級搏鬥和民族徵戰的進程，隨時準備奔赴疆場，重顯身手。因此，他們以雲南為基地，秣馬厲兵，軍事訓練抓得很緊。史籍記載，大西軍平定雲南全省之後，「擁兵三十餘萬，家口倍之」，兵員數量顯然比入滇之初有較大的增長，其中既包括了對原明朝官軍的改編，也吸收了不少當地少數民族的軍隊。為了操練士馬，在昆明徵發數萬民工，擴建教場，「日夕操練士卒，三、六、九大操」，從而為不久以後出滇抗清準備了一支訓練有素的隊伍。

平定全滇在大西軍史冊上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對於南明永曆政權的延續尤有關鍵意義。就大西軍而言，張獻忠在世時固然有建軍立國的開創之功，但在1644年入川以前流動性過大，所建地方政權旋設旋失，入川後雖有意以四川為基業，在政策上卻屢犯過激錯誤，叛亂蜂起，獻忠犧牲前數十萬兵馬僅擁聚於西充一帶彈丸之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於主帥身亡之後，團結內部，不失時機地揮軍入滇，取得了一塊穩定的基地，休養補充士馬，整頓經營地方，為原大西軍在南明抗清鬥爭中重展雄風蓄積了力量。為了充分認識孫可望等取雲南為基業的重大意義，不妨同大順軍作個比較。到1645年李自成犧牲之時，大順政權已全盤瓦解，大順軍餘部既沒有建立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以致隊伍四分五裂；又沒有自己的地方政權，長期寄人籬下，直到後期才在夔東人煙稀少的高山大川之處建立了據點。儘管大順軍後期的主要領導人李過、高一功、李來亨具有寧死不屈的堅貞品質和卓越的指揮才能，但「長沙地小，不足迴旋」，給他們活動的舞臺太小了。人力、物力的嚴重不足大大限制了大順軍的積聚力量和開拓局面。在後期抗清鬥爭中，大順軍餘部的戰績遠不如大西軍，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一塊比較大又比較富庶的後方基地。大西軍自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起北出貴州、四川，東進廣西、廣東、湖南，幾次挫敗不可一世的清軍，成為全國抗清的主力，是同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收取和經營雲南分不開的。

孫可望還「立登聞鼓，凡政有不便於民，許地方頭人赴訴，立即除之；有可以便於民者，立即行之」。「又令地方上，不論紳士軍民，有為地方起見，即一得之愚，亦許進言，立引見，不許攔阻，即妄誕之言亦不深究。獎節孝，復鄉飲，浚海口，省耕省斂，凡有利於民者無不備舉。外則土司斂跡，內則物阜民安，為治若此，誠滇南不幸之幸也」。

三，在軍事方面，孫可望等採取了十分有力的措施，主要包括嚴肅軍隊紀律、加強訓練、改善軍需供應。

一，在政權建設方面，孫可望等大西軍領導人為爭取雲南漢族官紳和土司的支持，廢除了大西國號，許諾「共扶明後，恢復江山」，但當時還沒有同南明永曆朝廷建立聯繫，因此紀年暫用幹支。領導體制上，孫可望稱平東王，李定國為安西王，劉文秀為撫南王，艾能奇為定北王，四人地位大致相當，孫可望以大哥的身分充當「盟主」主持軍政重務。文獻紀載，可望「大書示命，號召全滇雲：孤率三兄弟，統百萬貔貅，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以楊畏知為華英殿學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嚴似祖為吏部兼禮部尚書，王應龍為工部尚書，丁序焜為戶部尚書，任僎為副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馬兆羲為學院，張虎為錦衣衛。沐天波仍明舊封為黔國公，「提調漢土官兵，加雲鶴服色」。府、州、縣官員也一概重新任命，委用的官吏「皆換偽印，獨天波佩舊印不改」。所頒新印篆文由明朝的九疊文改為八疊文。「且重廉吏，除貪酷，不時差人易服色，暗訪察，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斬首，傳示各府州縣」。命弓匠出身的大西軍老部下工部尚書王應龍行巡按事，巡察各地。「訪姚安知府謝儀貪酷，孫可望差官持令箭去，立拿於署前斬首傳示。全滇之官無一人敢要錢者」。這種雷厲風行的懲治貪汙，蕩滌了明朝相沿成習的汙泥濁水，保證了雲南吏治的清廉。

五，對於雲南少數民族和宗教在政策上也作了比較妥善的處理。孫可望等人利用明封黔國公二百多年在各土司中享有的威信廣行招徠，注意籠絡各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只要不持敵對態度就承認其統治權，並責成土司提供部分兵員和糧餉，不少土司的頭人成了大西軍下的將領。孫可望、李定國等人排除民族偏見，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將士能夠用其所長，如山區行軍作戰，組織象陣等等，從而擴大了兵源，形成了西南各族人民共同抗清的局面。清朝廷臣在奏疏中說：「孫寇所藉兵力，洞蠻為多」。時人李介也說：「定國所將半為倮、傜、佬，雖其土官極難鈐束，何定國御之有法也？」這表明大西軍領導人在團結西南少數民族問題上收到了顯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