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一節 基本國策——「借虜平寇」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裡，特別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可以說「聯虜平寇」（或稱「借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奉行這一國策的背景已見上述。但是，還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歷史淵源。崇禎年間，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和大學士，深知朝廷兵力、財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曾經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具體內容是同清方達成和議，每年輸送白銀、緞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參、貂皮之類回報，實行互市；然後集中兵力掃除「流寇」。這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辦法，但並沒有藉助清方兵力對付義軍的意思。隨著整個局勢的惡化，一些幕僚人士開始從總結歷史經驗出發，考慮借用北方少數民族兵力共同鎮壓漢族內部的農民起義。茅元儀寫的《平巢事跡考》和姚康撰《太白劍》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黃巢起義作為借鑒，替執政大臣出謀劃策。這兩本小冊子毫無學術價值，編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茅元儀曾在大學士孫承宗幕中任職，姚康則曾充任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的幕僚。他們以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題目著書立論，用意是借歷史經驗說明唐朝平定像黃巢起義這樣大規模的農民反抗，光靠有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將不夠，還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溫這類義軍叛徒，才有中興之望。

左都御史劉宗周六月間也上疏建議「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總之，吳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決策大臣中無不認為是一大快事，都主張應該儘早同吳三桂取得聯繫，借清軍之力共滅「流寇」。

對於清初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史學界有不同意見。有的人認為從清兵入關佔領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認為由明至清階級矛盾一直處於主要地位。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因為如果認為階級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確解釋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運動，更不能公正評價大順、大西農民軍聯明抗清的正義性。而認為清軍入關就標志著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顯然不符合事實。甲申五月，無論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還是在南京繼統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順農民軍視為死敵。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徵服、民族壓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為主要矛盾。

章正宸、陳子龍等主張的自強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聯絡四鎮，四鎮既以「定策」封爵，已無進取之心，朝廷內部的紛爭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妥善經營北方事務。

到八月間，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東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議。時吏民人自為守，撫、鎮不至，無所稟承。清人傳檄責郡縣獻籍，漸奉遵依。識者惜之。」九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言：「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歲月，貽誤封疆，罪在於臣。適得北信，九陵仍設提督內臣，起罪輔馮銓，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詔求賢，偏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從之。」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張南明軍隊向北推進就地因糧用人，而是借口鎮兵缺餉，請求皇帝發詔求賢，讓河北、山東的官紳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棄山東、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史可法節制的四鎮之一東平侯劉澤清原是山東總兵，家在山東曹縣，儘管當時清方駐山東兵力極少，清廷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在啟本中自稱「手無一兵」，劉澤清並沒有趁勢收取桑梓之地。八月底，他派部將劉可成、阮應兆等率領一千多兵馬前往臨清祭祖，在曹縣「殺死鄉官一十七家、百姓無算」，又在濟寧同恢復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洩私憤。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數百名撤回淮安。劉澤清的這次「出兵」山東如入無敵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謂「待餉不進」、山東等地「我爭之非易」，完全是明末官場中慣用的敷衍之詞，倒是「貽誤封疆，罪在於臣」，可稱實供。明翰林院官楊士聰是山東濟寧人，他不勝感慨地寫道：「其下東省，止一人一馬，責取遵依，無不應者，積威之所劫也。及濟寧不應，亦遂慘淡而去；繼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東（指明代山東、登萊二撫轄地，即今山東省）豈遂為虜有乎？」

弘光朝廷在大順軍西撤後，對山東等地只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如五月十一日山東濟寧官紳叛殺大順政權官員，「傳檄各路，號召忠義，一路由沂州達登萊，一路由濟南達天津，一路由臨清達河朔，一路由宿、徐達淮陽，一路由曹、單達潁、壽，以潁州守任民育濟（寧）人也。民育見檄遣諸生李道生齎至南都。督輔史公手札褒獎」。弘光朝廷於六月間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丘磊為山東總兵；八月「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仍同陳洪範等料理酬北事宜」，十月十三日「馬士英奏賜永吉鬥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體」；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濚為登萊東江等處巡撫。似乎弘光君臣並沒有忘記山東，問題是沒有武力作後盾，委任的方面大員根本不敢赴任，朝廷雖一再催促也無濟於事。李清記：「王齊撫燮、王東撫濚辭朝後，皆濚怯不行，觀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於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檔案材料表明，弘光任命的巡撫、總兵僅派了幾個使者進入山東清軍未到的地方頒詔、遣牌，虛應故事就萬事大吉。七月，清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給內院的啟本中說：「南都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當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東總兵，遣牌至濟南繳。又聞有李中書齎捧哀詔沿河而來。」同月二十四日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中說：「目下大兵已西，而江南傳喜詔之官已封識濟寧之庫藏而去。」這種類似兒戲的舉動適足以示弱，清廷隨即命令方大猷將「濟寧庫藏……速行察解」。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大順政權的濟寧知州朱光和當地鄉紳潘士良、任孔當等人因為得不到南明弘光朝廷一兵一卒的支援，終於在清委山東巡撫方大猷的招致下，歸順了清朝。

時人張怡是在清軍進入北京以後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團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回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竇以通出入，防守頗嚴。引領南師，如望時雨。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糧於眾，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也。日復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參與濟寧、兗州、濟南反叛大順、恢復明政權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是役也，當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後無所憑，只以紳衿忠憤、鄉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無奈江南諸執政鼠鬥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於不問，可勝嘆哉！」張怡、鄭與僑痛斥了史可法、馬士英不顧民族大義，頓兵不進，坐看國土淪喪的卑怯行徑。實際上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為得計的坐山觀虎鬥，避免引火燒身的退讓政策必然導致的結果。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當時都是以大順政權為賊，視清方為友，存在著一種強烈的感激清方、畏懼清方的混合心理。

人們常常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給史可法和馬士英描繪成截然不同的臉譜。事實卻表明，史可法與馬士英之間的差異比後來的許多史學家想象的要小得多。他們兩人的品質高下主要是在個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並沒有多大分歧，都是「聯虜平寇」方針的贊決者。正是這一方針導致了弘光政權的土崩瓦解。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間上疏道：

在弘光朝廷的影響下，黃河流域明朝官員顛覆大順地方政權以後，表現出來的彷徨失所，兵部職方司監軍贊理主事凌駉的態度具有典型意義。他參與朱帥等人擒殺山東等地大順官員時，以明臣自居；朱帥投降清朝以後他也暈頭轉向地跟著清廷委派的官員瞎忙，自告奮勇招撫兩河（指今河南省）。八月初二日，清招撫山東、河南等處右侍郎王鰲永向清廷奏報：「原任監軍兵部職方司主事凌駉才猷博大，動合機宜，招撫兩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職銜，以便行事。」同月十三日多爾袞令旨批準「凌駉改授兵科給事中」。八月二十九日凌駉給清廷上疏，年號稱順治元年，用的卻是明朝授予的原銜和漢字官印；到九月十二日，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撫河南等處地方兵科給事中」官銜，上鈴滿漢合璧關防。與此同時他又給南明弘光朝廷不斷報告軍情。後來清軍南下，凌駉才恍然大悟，堅決反清，在河南歸德府被殺。他在那段時間裡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異常表現並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聯虜平寇」政策的影響。甲申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巡按御史凌駉便宜聯絡北直、河南鄉紳義士」，凌駉上言道：「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然使彼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恐亦無以服彼心而伸我論。為今日計，或暫假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並力南向，其禍必中江淮矣。……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餉守東。伏望皇上擇一不辱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這說明凌駉內心裡是向著弘光朝廷的。問題是包括史可法在內的南明君臣一味苟且偷安，以坐山觀虎鬥為上策，不願派兵北上。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羣臣討論派遣使臣同清方聯絡事宜。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參與了集議，又經過弘光帝召對後，感到當國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敵實出權宜，自強乃為本計，懇乞嚴諭使臣無傷國體，更祈大誡疆臣急修武備事」上疏言事。疏中說：「自東敵逆節，兵帑不解幾三十年，中國虛耗，實為禍本。但以運逢百六，寓宅東南，國家事力難支兩敵，而東敵會師殺賊，為我報仇，雖蓄謀難測，而執詞甚正。因之通好，少紓目前，以便並力於西，此亦謀國之苦心也。……以臣愚計，是行也，所授詞於使臣者，第雲彼以好來，我故以金帛報謝其酋長，犒勞其士卒，以見中朝之有禮；許之互市，以中其所須，使其馬首不亟南可已。若夫地界、歲幣等事或因遘機會有利國家是在大夫出疆之義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闢土，必當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若夫約敵滅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紇之師，事誠有之，然必中國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將，朔方、隴右之兵而後可。若專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滅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接著，他建議朝廷：「密敕諸將奮同仇之氣，大整師徒。俟冬春之間，敵騎牽制於三晉，我則移淮泗之師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關，令川漢之將聯絡莊浪甘寧之義旅，或攻其脅，或拊其背，使敵當其一面，而我當其三面，不特逆賊可以一舉盪滅，而大功不全出於敵，則中國之威靈震而和好可久矣。」

弘光朝廷初建之時，大順軍在西面佔領著湖北襄陽、荊州、德安、承天四府，東面進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馬士英等人針對當時的情況作出的軍事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隸（今江蘇、安徽兩省）一帶。隨著清兵佔領畿輔，大順軍西撤，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山東和河南東部一度出現歸屬莫定的局面。在三方對峙的態勢下，由於大順政權已無力東顧，這一廣袤地區就成了南明和清方爭奪的焦點。上文已經說過，畿南、山東、河南官紳發動叛亂，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是以恢復明室為號召的。弘光朝廷本應乘此有利時機出兵北上，盡量擴大自己的統治區。這樣，既可以防止清軍南下，也不失為一種自強之道。然而，史可法、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卻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們的內心怯弱是非常明顯的，且不說萬曆末年以來明廷在同滿洲貴族的徵戰中屢遭重大失敗，一年之內的事實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軍事支柱如左良玉、高傑、劉澤清都是避戰先逃的敗軍之將，大順軍既被清軍擊敗，可知強中更有強中手。於是，他們自以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軍，授以南下的口實。然後，卑詞遜禮結好於清廷，維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軍隊即使不北上同清方爭奪山東、河南，清廷遲早也會南下收取魯、豫，同弘光朝廷接壤爭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們始終抱著和談（款虜）的幻想，擺出一副謹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清廷的歡心。弘光朝廷這種先天的軟弱性，使清廷不費吹灰之力輕易接管了黃河中下遊大批州縣。這些地區的許多官紳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被迫歸附清朝。

「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弘光朝廷立國之初，在許多史籍中被描寫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壞在後來馬士英、阮大鋮結黨亂政，正人君子聯袂而去，以至於亡國。這是東林—復社人士的門戶之見。事實上，當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內）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大量材料證明，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起義農民為敵，而對多次犯中原，這時已經攘取畿輔等地的清方則一味退讓，在「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圍繞「定策」、「逆案」、「順案」爭權奪利。對他們來說，只要能保住江南這塊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榮家安身，黃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數以千萬計的百姓全被忘在腦後。倒是不肯入閣的崇禎朝大學士蔣德璟旁觀者清，在疏中說：「昔唐、宋在江南時，河淮以北皆虜，故不得不偏安。今奴雛（指順治帝）方幼，諸虜爭權，河淮之北，奴騎不到。而闖寇聞亦久奔，間有一二逃將士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椎牛灑酒，以待王師之至。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徵，指日清廓，大非晉、宋可擬也。」然而，他的話沒人聽。當政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惟恐出兵北上有同清廷爭地之嫌，一味以「通好」為上策。

先帝以聖明之主，遘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莫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近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雲假虜以破賊，或雲借虜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此時畿輔之間必為虜有。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讎。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事期速舉，講戒需遲。今胡馬闖（聞）已南來，而兇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之下，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易過。萬一虜至河上，然後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輕者先帝之仇恥，既示我弱，益長虜驕，不益嘆中國之無人，而北伐之無望邪！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指順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攝政王多爾袞）。應用敕書，速行撰擬，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幹名數，應給若幹廩費，一併料理完備。定於月內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兵擊敗大順軍，佔領北京。弘光君臣由於情報不明，對吳三桂同清朝的關係並不清楚，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神京，一個個興高採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五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馬士英疏「陳恢復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諮送督輔以備驅使。」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大學士王鐸起草的加封賞齎吳三桂、黎玉田的敕諭頗能說明問題。在《敕諭破賊總兵官》一文中寫道：「聞爾星統關兵大挫賊銳，……是用晉爾侯世爵，加坐蟒一襲，紵絲八表裡，銀二百兩，示寵異也。又爾部下士卒蓐食未飽，已令海上運漕十萬石、銀五萬兩接濟犒勞……。」在《敕諭遼東巡撫黎玉田》文中寫道：「茲特晉爾秩為兵部尚書，加賞紵絲十八端，銀一百兩，示旌也。且令漕米接濟，……。」王鐸入閣在六月間，弘光君臣還不知道吳三桂四月下旬已經投降清朝被封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這時正任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根本沒有同吳三桂一道勾引清兵。弘光朝廷的消息不靈，於此可見。

當朝廷大老沉浸於「借虜平寇」的幻想中時，個別中下級官員反而比較有遠見，主張應以自強為主。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勢視之晉、宋更為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他要求朝廷既需「念先帝、先後殉社稷之烈」，又應「念三百年生養黔黎盡為被髮左衽」，「斷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御必不堅」。他對形勢的分析是：「近傳闖渠授首，未可輕信。賊計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盡銳而出，與獻賊合，睥睨長江。……又聞虜踞宮闕，動搖山東。而當國大臣倉惶罔措，但紹述陋說，損威屈體，隳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臣竊羞之，臣切痛之。」「失今不治，轉弭秋高，虜必控弦南指，飲馬長、淮；而賊又馳突荊襄，順流東下。瓦解已成，噬臍何及？」章正宸指責當國大臣紹述的「陋說」是指崇禎年間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的同滿洲貴族和談；他不贊成把清軍看成義師，相反指出有披髮左衽的危險。六月，給事中馬嘉植上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召兵契丹，自昔為患。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侈功邀賞，將來亦何辭於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