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西軍的聯明抗清 第一節 孫可望請封秦王之糾葛

先秦王蕩平中土，掃除貪官汙吏。十年以來，未嘗忘忠君愛國之心。不謂李自成犯順，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敕重臣會觀詔書謹封。己醜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

楊畏知等於二月間從昆明出發，四月初六日到達肇慶，呈上書信並進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以表善意。在當時參與抗清的各種力量之中，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實力最強，他管轄下的雲南是抗清營壘中最穩定的地區。從南明處境來看，正處在何騰蛟、姜瓖、金聲桓、李成棟連續敗亡，險象環生之時；孫可望等人決策同永曆朝廷攜手抗清，本是這個小朝廷的最佳福音。可是，階級的偏見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卻在永曆朝廷內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廷臣會議時，贊成封孫可望為王的固不乏人，當政的一批人物卻因種種私慮表示堅決反對，如依附李成棟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惟恐擁有龐大實力的大西軍參加永曆朝廷將會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異議。開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說出「可望賊也，不可以封。劾畏知為賊遊說，請收之」。後來見朝臣中贊成封可望藉以收大西軍餘部為己所用的人居多數，又變換策略，「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力爭不可」，甚至連續七次上疏，拚命反對。鎮守貴陽和遵義一帶的軍閥皮熊、王祥也擔心大西軍出滇抗清，自己割據的地盤難保，上疏聲稱：「可望名雖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大學士嚴起恆等也頑固地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楊畏知以明朝舊臣、孫可望使者的雙重身分陳明利害：「可望兵強，可藉為用，何惜一封號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樹敵」？他建議封孫可望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國、劉文秀為公爵。延臣錢秉鐙除贊成楊畏知的意見外，又提出在封爵的同時趁機挑撥大西軍各將領之間的關係，建議朝廷一面封可望為郡王，命其居守雲南；一面封定國、文秀為公爵，「陰使人語之曰：此可望指也。敕書內極其獎勵，許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錫王號，……兩雄本不欲聽其駕馭，固利在專徵，又出邀上賞，必踴躍奉命」。另由定國、文秀合疏上請封艾能奇的中軍馮雙禮以五等之爵，造成「德歸兩雄而離心於可望」的局面。

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進入雲南，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經營雲南是為了有個穩定的後方進行休整，積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入滇兩年，由於政策措施正確得當，社會安定，生產迅速恢複發展，大西軍對雲南的統治日益穩定，實力已經大大增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明永曆朝廷吏治腐敗和內部互相傾軋，導致抗清陣營的分崩離析，疆土越來越縮小。大順軍餘部從1645年隆武朝廷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聯合抗清，以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統率的「忠貞營」成了抗清的主力。儘管南明統治集團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然而從朝廷以至督、撫重臣何騰蛟、瞿式耜、章曠等人卻出於階級偏見處處排斥、刁難這支忠心耿耿奮力抗清的農民武裝，乾著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他們視為嫡系的各種雜牌官軍卻只知禍國殃民，一旦形勢危急就叛變投敵，甘心充當清廷推行民族徵服政策的馬前卒。在這種情況下，抗清形勢的不斷惡化自然不可避免。

督師閣部堵胤錫是位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經親自出馬促成過大順軍餘部李錦、高一功等部同南明聯合抗清，這次又想努力推進與大西軍的聯盟。當他聽說孫可望請封秦王，朝廷僅封公爵，知道事情必定決裂，就在七星巖盛情款待孫可望派來的使臣隨將潘世榮、焦光啟，同兩人訂盟結好，穩住這兩位大西軍的老部將（正使楊畏知、龔彝都是明朝舊官，孫可望派潘世榮等隨同赴廣顯然有監視和探聽朝廷態度之意）；同時連續上疏朝廷請封可望為二字王，經永曆帝同意決定封孫可望為平遼王。就堵胤錫的本心而言，完全是從維繫明室、共同抗清的大局出發。他深知腐朽已極的永曆朝廷不要說恢復中原，就是勉撐危局也只有依靠大順軍和大西軍。金堡對堵胤錫的做法深表不滿，當面斥責道：「滇與忠貞皆國讎也，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在民族危機極為深重的時候，金堡之流仍然對共赴國難的原農民軍切齒痛恨，稱之為罪惡滔天的國讎，完全顛倒了敵友關係。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潯州守將慶國公陳邦傅由於忠貞營駐紮在相鄰的賓州、橫州，擔心自身利益難保，他的中軍胡執恭建議結好於孫可望，倚仗大西軍的聲勢同忠貞營相抗。他們利用永曆帝頒給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金印，於1649年（永曆三年）正月由胡執恭冒充朝廷使臣逕自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在陳邦傅、胡執恭偽撰的敕文中用了許多不倫不類的話，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命其「監國」，賜以「九錫」、「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等等。

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孫可望「脅封」的文字多極了，其中不少出自忠於明室的遺民之手。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孫可望提出聯明抗清時大西軍擁有十萬左右的兵力和雲南一省的地盤，求一個王爵千難萬阻；後來孫可望兵敗失勢，僅帶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順治皇帝立即派人趕赴湖南封他為義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祿。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為什麼能勝利，南明為什麼失敗的原因。

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導人正是從全國大局著眼，決定領兵出滇，開赴抗清前線。出兵以前，孫可望同楊畏知、沐天波商議時說道：「年來以雲南一隅之地，兵精糧足，欲圖大舉，以復中原。」他認識到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以朱明王朝為旗幟可以獲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於抗清事業。另一方面，孫可望決定請求永曆朝廷加封，也有藉此挾制李定國、劉文秀的意圖。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來不相上下，入滇以後可望雖被推為盟主，但他畢竟不能同張獻忠相比，李定國、劉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爺自居，並不能惟孫可望之命是從。許多史籍都記載，1648年孫可望借演武場升旗事件，把李定國按在地上打了一頓板子，以確立和提高自己在全軍中的領導地位。馮蘇記：「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儕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這說明孫可望的領袖地位並沒有真正形成。他為了名正言順地節制定國和文秀，想通過永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於二人。深悉其內幕的楊畏知說過：「請封，可望一人意也。其意欲得封爵出劉文秀、李定國上，足以駕馭兩雄，使受其節制耳。李定國為人直樸無偽，初遣使請封時，定國不悅曰：『我自為王，安所用請？』可望再三諭以封爵出自朝廷者為真，今皆假號也。定國曰：『若是，則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賊矣，勿反覆也。』」正是出於這些考慮，孫可望於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派楊畏知和戶部龔彝充當使者前往廣東肇慶，同永曆朝廷聯絡。隨身帶了孫可望的一封書信，內容如下：

孫可望並不知道永曆朝廷的腐敗紛爭一至於此，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極為滿意。他安排了隆重的儀式，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受秦王封後，率其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秦王升座受義兄弟三人並三軍士卒慶賀」。然後把敕書謄黃布告雲南各地，歡慶三天。這一連串盛大儀式表明孫可望和義兄弟李定國、劉文秀統轄下的大西軍以及他們管理得頗有條理的雲南全省已經遵奉南明永曆正朔，孫可望本人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誰知不久楊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帶來了封孫可望為平遼王的敕印。孫可望大為驚異，說：「我已封秦王矣！」楊畏知問明情況說那是假的；胡執恭爭辯說平遼王敕印也是假的，朝廷所封不過是景國公。其實，堵胤錫請封孫可望為平遼王得到了永曆帝的核準，並不是假的。魯可藻記：「御批：胤錫奏朕，已封平遼。朝廷雖小，詔令未可或更。」同年十月又記：「詔仍從堵胤錫原奏，封孫朝宗平遼王，敕令出楚。」次年行在禮部尚書郭之奇在奏疏中說：「滇封之議，創為平遼，已非典則，失名義。矯而為秦，變而為雍，遵何制而定何名，臣俱不得其解。」這些材料都可以證明永曆朝廷經過反覆周折後授予孫可望的封號是平遼王。胡執恭到昆明時並不知道朝廷採納了堵胤錫的建議把封號由原議景國公改為平遼王。孫可望既誤信了陳邦傅、胡執恭假造的敕印，舉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禮，弄得雲南軍民皆知，這時要降格為二字王，處境的尷尬可想而知。他極為憤慨地說：「為帝為王，吾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為人笑。」下令把楊畏知、胡執恭關進監獄，給朝廷送去啟本說：「於某日接敕封臣秦王，於某日接敕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除了把先後所接「敕書」抄送外，並且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後已經鄭重宣布，大小官員和軍民都已祝賀，無法改變，請朝廷定奪。平心而論，問題出在永曆濫發空白敕書和陳邦傅以公爵身分矯詔偽封一字王，孫可望不僅不負任何責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賀以後也確實難以退步。永曆朝廷在既成事實面前竟毫無靈活性，堅持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號稱「虎牙」的金堡在疏中義形於色地說：「可望應否封王，臣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議。」大學士瞿式耜則抓住孫可望來書「啟而不奏，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大做文章，說什麼「識者為之寒心，舉朝莫不色動」。又針對胡執恭所遞偽敕中載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痛切陳詞。其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孫可望原書只要求封秦王，並沒有提出偽敕內這些特殊的禮遇和權力。至於啟本中不稱臣、不奉正朔更是無可非議，因為從歷史淵源而言，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是張獻忠部下的大將，張獻忠在世時已經即位稱帝，與明政府本處於敵對地位；孫可望主動上書請封時用啟本已經是俯心相就，在未得到永曆朝廷的封爵前「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無可指責。只要永曆君臣不行事乖張，真偽並出，僅以一紙文書加以籠絡，孫可望等人自然會奉永曆正朔稱臣，實現化敵為友，聯合抗清。瞿式耜等人不顧實際情況，妄自尊大，在雙方達成協議之前就指責對方不稱臣奉正朔，是毫無道理的。至於陳邦傅等所撰偽敕，瞿式耜說「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師，而我先父師之；可望未納土請官，而我先納土請官之。料可望本無此想，今執恭固教之矣！」這些話並沒有錯，問題是瞿式耜不能從大局出發，在永曆君臣自己造成的被動情勢下，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比如真封秦王，另頒措詞得體的敕書。他實際上同金堡之流一樣對原農民軍懷有極深的偏見，反對聯合抗清。直到這年七月間，永曆幸臣文安侯馬吉翔建議封可望為澂江王，可望的使者不敢復命。朝廷又議於秦字上加一字，或興秦，或定秦，紛爭不已。倒是孫可望為打破僵局，派遣御史瞿鳴豐入朝，請求實封秦王，「即用原寶，但求上加敕書一道」。這個折衷辦法可說是兩全其美，維持秦王封號使孫可望在雲南軍民中可以交待過去；另頒敕書不用偽敕中的「父師事王」、「監國」、「九錫」、「總理朝綱」等不妥措詞，永曆朝廷也有個體面的下臺機會。可是，大學士嚴起恆、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等人頑固地拒絕真封秦王，毫無轉圜餘地。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西軍提出聯合抗清的建議以後，永曆朝廷不僅在封爵上多方刁難，還不顧大敵當前，加強了對大西軍的防範。「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這就充分說明阻礙和破壞抗清聯合陣線的罪魁禍首正是永曆朝廷中的掌權人物。

這場封滇與否的爭論持續了幾個月，楊畏知見封可望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請封可望為公爵，定國、文秀為侯爵，以便回滇復命。永曆朝廷勉強同意了，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名朝宗。

孫可望雖然對永曆朝廷極不滿意，仍不改初衷，決定出滇抗清。他派中書楊惺先前往行在報告出兵事宜，疏中說：「國姓豈敢冒，王封何敢承。臣等惟一意辦虜，功成之日，自聽公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