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1654年會師長江的戰略設想 第五節 劉文秀進攻常德失利

按照劉文秀的部署，明軍進攻常德採取水陸並進的方針。他派盧明臣率領一支軍隊乘船由沅江前進，自己率軍由陸路進發。當時，正值漲水季節，盧明臣的軍隊乘坐一百多艘船隻順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縣，活捉清朝知縣李瑢。可是，劉文秀親自帶領的主力卻因為連日下雨，溪水猛漲，道路泥濘，行進非常困難，「馬步兵滯留數十日」，根本無法同盧明臣所統水路軍隊配合作戰。

從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春天開始，明清雙方在湖南戰場上長期處於相持局面。這是因為雙方都喫了苦頭，實力又大致相當的緣故。就南明方面來說，孫可望既同李定國鬧磨擦，自己親自指揮的寶慶周家鋪戰役又以敗北告終，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扼守著辰州（沅陵）、沅州、武岡一線，同清軍對峙。清朝方面也汲取了桂林、衡陽連遭重大挫折的教訓，在湖南的滿漢大員避免重蹈覆轍，力主持重，守著常德、長沙、寶慶地區，待釁而動。這年（1653）十一月，洪承疇以經略大學士的身分到達武昌。在摸清了雙方兵力部署之後，深知自己面臨的局勢相當棘手，憂心忡忡地向清廷奏報：

清朝五省經略洪承疇和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得到劉文秀大軍入湘的消息後，迅速作出對策，除了從衡州等地抽調軍隊回守省會長沙外，五月初十日，調遣荊州滿洲八旗兵趕赴常德，加強防禦力量。五月二十三日夜，盧明臣部進至常德城下，遭到優勢清軍伏擊，由於得不到陸路明軍的支援，激戰到次日，盧明臣中箭落水犧牲，水路明軍幾乎全軍覆沒。清軍乘勝加強了面對辰州的防務。劉文秀水、陸兩路夾攻的計劃既告失敗，盧明臣的陣亡又嚴重影響了士氣，他隨即放棄了攻取常德的計劃，帶領軍隊退回貴州。孫可望對劉文秀的舉措深表不滿，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權，讓他返回雲南昆明閑住。

湖廣地方遼闊，襟江帶湖，山川險阻，為從來形勝之地。今寇亂多年，用兵最久，人皆知逆賊孫可望等抗拒於湖南，而不知郝搖旗、姚黃、一隻虎等肆害於湖北。兼以土寇附合，苗賊脅從，羣聚搶攘，是湖廣腹裡轉為沖邊要害。臣今暫駐武昌，見聞最切。如辰、沅、靖州見為孫逆等賊盤踞，水陸不時侵犯。寶慶所屬之新化、城步各縣雖經歸附，而孤懸窵遠，屢報危急。永州府地界西粵，瑤賊出沒無常。桂東、桂陽又與江西之袁州、吉安各山縣接壤，有紅頭逆賊結聚，官兵見在會剿。至常德一府，前逼辰、沅，後通澧州，苗蠻雜處，時常蠢動。即衡州、長沙雖已收服，而逆黨觀望，實繁有徒。此湖南之情形也。以湖北論之，漢陽、黃州、安陸、德安四府粗安，而鄖陽之房縣、保康、竹山、竹溪四縣有郝搖旗、劉體純、袁宗第等諸寇，窟穴於羊角等寨，每營萬餘，虎踞縣界，殺擄肆行。鄖縣、鄖西、上津三縣，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賊竟擄舟渡江，兩岸蹂躪，逼鄖陽僅數十裡。近又自均州槐樹關渡河者萬計。襄陽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縣有一隻虎（李過，即李赤心）養子小李（即李來亨）、馬蹶子（即馬重禧）、黨守素、李世威等諸賊，位於七連坪等處，將居民逼扶（挾？）供糧。光化縣倚山濱江，殘廢無人。荊州府屬之歸州及巴東、興山長陽三縣接連西蜀，雖升補官員，從來未入版圖，無任可到，為姚黃、王二、王三等諸逆老營。而夔州之界，只有賊首譚詣、譚韜諸頭目數營，俱窟穴於巫山縣等處，遊搶於彝陵、酆都、遠安、松滋、枝江五州縣地方。鄖陽治臣朱國治屢報賊情緊急，亟圖會剿。此湖北之情形也。計今日官兵分佈機宜，湖南見有滿洲大兵、陝西滿兵及提督各總兵等官兵，分駐武岡、衡州、寶慶、常德一帶，可備防禦。然各郡窵遠，聯絡不及，實有首尾難顧之慮。若荊州屬縣，賊孽正熾，倘由澧州而犯常德，或截嶽州以犯湘潭，不惟我兵腹背受敵，而大江以南，恐至騷動，此尤當急為籌劃。臣與督臣祖澤遠會商，長沙系湖南、北總會之區，衡、永、辰、常、寶慶必由之路，即（既）可以接雲貴，又可以達廣西，武昌藉以為屏藩，江右倚以為保障，臣必往來駐紮其間，始可回應調度，相機進取。……

清實錄在記載上引奏疏，底下接著說：洪承疇「又疏言：頃者桂林雖雲恢復，其實附郭止臨桂一縣，外郡止靈川、興安、全州三州縣而已。逆賊李定國距省僅二百裡，眈眈思逞，滿洲援剿官兵豈能久留？將來恢復州縣，何以分守，兵至則賊退，兵去則賊複合。彼逸我勞，甚犯兵家之忌。又若孫逆探我兵出援，因以靖、沅賊兵截粵西險道，則我首尾難顧，反置孤軍於徼外，種種危形，顯然易見。……」

清廷收到洪承疇的奏疏以後，也知道單靠洪承疇節制的漢族兵馬難以同明軍一競高低，就在1653年（順治十年）十二月任命固山額真陳泰為寧南靖寇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藍拜、濟席哈、護軍統領蘇克薩哈等帶領滿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鎮守。敕諭中說：「爾等公同經略輔臣洪承疇悉心商確，擇湖南、湖北扼要之處駐劄，其用兵機宜，悉同經略議行。……」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陳泰被任命為寧南靖寇大將軍雖在1653年底，他統兵南下卻是相當晚的，大約是在屯齊部清軍1654年回京之後方才起行，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春夏之際陳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額真濟席哈（季什哈）和藍拜的軍隊才進入湖南，他本人帶領的軍隊行至湖北監利縣境因江水泛濫，河堤衝決，無法前進，直到病死軍中也未能參加戰鬥。二是清廷給他的敕諭措辭上頗有講究，只命他「鎮守」和「駐劄」湖北、湖南的扼要地方，而沒有「進取」、「剿滅」字樣，這充分反映了清廷統治者自知己兵有限，南明軍勢尚強，再也不敢孤注一擲了。清方在周家鋪戰役險勝之後，滿、漢大員屯齊和洪承疇等人滿足於株守湖南腹地，避免同近在咫尺的明軍決戰。明軍方面也同樣偃旗息鼓，毫無作為。孫可望在寶慶失利後自知斬將搴旗非己所長，決定重新起用撫南王劉文秀。可是，劉文秀自從保寧戰敗被剝奪兵權後，日趨消極。據史書記載，他廢居昆明時「益循循，謹訓子（劉震）讀書為儒者風，欲入雞足山學道」。1654年初在孫可望堅持下他出任「大招討」，由於上面已述的原因，他未能及時領兵出徵。直到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春，劉文秀才率領大將盧明臣（或作盧名臣）、馮雙禮等部馬、步兵丁六萬、象四十餘只，踏上了東攻湖廣的徵途。四月，劉文秀部集結於湖南辰州（府治在沅陵），計劃先攻佔常德，切斷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後收復長沙、衡陽、嶽州，得手後再北攻武昌。

身膺經略五省重任的洪承疇這樣連篇累牘地叫苦，有他不得已的隱衷。清廷委派他統率從各省抽調來的「精銳」漢兵經營五省，本意是推行以漢制漢政策，順治九年跟隨尼堪、屯齊等出徵的大批滿洲八旗兵被牽制在湖南，急需返京休息。所以，清廷在委任洪承疇之時，頗有言聽計從的樣子，實際上是讓歸附清朝的漢族官僚、兵將扮演徵服西南未定地區的主角。然而，洪承疇指定調集的兵馬只有一萬多人，加上原駐湖廣、廣西、四川的綠營兵也絕對難以同孫可望、李定國等指揮的南明軍隊相匹敵。跟隨他進入湖廣的一個幕僚寫道：「時可望營頭眾盟八十餘萬，各省俱備，獨秦人有萬餘。」對明軍兵員數估計過高，但南明兵力尚強當系事實。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洪承疇帶領調集的漢兵「精銳」到達湖南，駐防嶽州、長沙、寶慶一帶，貝勒屯齊立即班師回京，這支八旗兵的進軍是清朝入關以來損兵折將、被拖住時間最長又最無戰果的一次軍事行動。屯齊部八旗兵久戍得代以後，洪承疇知道僅僅憑藉自己麾下的兵力要對付孫可望直接指揮的湘西、貴州明軍和夔東十三家軍隊不僅不能克敵致勝，連守住湖北彝陵、荊州，湖南常德、長沙、寶慶一線都毫無把握。至於他經略範圍內的廣西大部分地區仍為南明大將李定國所控制，就更是力不從心。何況，當時湖南久經戰亂之後，地方殘破，「大敵在前，小寇在野。滿兵絡繹，加送迎之煩。而招徠一二難民亦復鼠竄。百姓不來，有司欲去」。經略駐節的長沙「滿城極目蕭條」，寶慶（今邵陽市）「城內城外無民無房，並蔬菜買賣俱無」。憑藉這樣一個爛攤子要同明軍相周旋，確實不容易。在這種情況下，洪承疇一面竭蹶從事，努力組織綠營等漢兵固守地方，一面請求朝廷另遣滿軍助戰，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繼茂迅速移鎮廣西梧州，實際意圖是把攻取廣西、牽制李定國部明軍的責任推給廣東當局。

孫可望任命劉文秀為大招討，本意是讓他在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率軍由湘出長江，同張名振等會師，奪取江南。當時屯齊部清軍北撤，陳泰部清軍尚未南下，正是一舉擊破清經略洪承疇拼湊的漢軍、進取江南的大好時機。由於孫可望的圖謀篡位，劉文秀只好按兵不動，導致東、西會師的計劃全盤擱淺。在幾經拖延之後，劉文秀才在1655年五月部署了進攻常德之役。這是原大西軍聯明抗清以來，最後一次主動出擊的軍事行動。劉文秀無功而返，隨之而來的是圍繞擁戴和取代永曆帝的內部傾軋，南明朝廷已經無力東顧了。清方在陳泰病死後，於1655年（順治十二年）八月任命固山額真阿爾津接替寧南靖寇大將軍職務。阿爾津同洪承疇統率的滿、漢官兵在軍事上也沒有取得什麼進展，基本上仍是在湖南西部同明軍相持。1656年（順治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洪承疇在奏疏中承認自己奉經略之命「將及三年，犬馬之勞不辭，而尺寸之土未恢」。這種局面直到南明內訌，孫可望叛變投降清朝才改觀。

劉文秀出師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出任大招討就很勉強，缺乏克敵致勝的信心，水師失利之後，他自己統率的主力並沒有同清方對陣即自行撤返。上文說過，陳泰本人帶領的清軍因道路被洪水淹沒受阻於湖北監利縣境，此後不久陳泰就病死於軍中。劉文秀在前鋒失利、主力完整的情況下本來還可以尋找戰機，他的不戰而返，說明他無意於此。其次，在戰術上劉文秀沒有考慮到當時的天時、地利。水、陸並舉的方針固然正確，但是在夏汛到來之際應該率陸路兵馬提前行動，然後才出動水師，由於他安排不當，致使水師孤軍深入，陷於呼應不靈的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