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1654年會師長江的戰略設想 第三節 孫可望決策會師長江和計劃被擱置的原因

南明史籍中一種常見的偏向是以晚節定論，這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歷史的殿堂不等於忠烈祠。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話說：「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則可以死。……使必以一死為貴，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錢謙益、孫可望先後投降了清朝，大節有虧，自應遭到非議。然而這兩個歷史人物都是非常複雜的，尊重歷史事實就不能簡單對待。錢謙益在弘光朝廷覆亡的時候有苟且貪生之念固然是事實；但他內心裡念念不忘恢復明朝，實際行動上多次冒殺身之禍從事反清復明活動，也不容抹殺。如果抓住錢謙益1645年投降過清朝，短期被迫出任清禮部侍郎作為定論，那麼，王之仁、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姜瓖等人都可以一筆抹殺。孫可望的情況同錢謙益很不一樣，他是實力派人物。在1657年反兵內向進攻昆明以前，處理內部事務雖有不妥之處，總的說來功大於過。接管和改造南明永曆朝廷，創造一個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沒有任何人做到過。孫可望的缺點在於個人野心太大，特別是在對待永曆帝和原來平起平坐的李定國、劉文秀的關係上舉措失當。迫使李定國率軍由湖廣南下兩廣，雖然在客觀上開闢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經顯示出孫可望「國主」的權威運轉不靈。1654年他決策部署長江戰役是頗具戰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為重，不論是由他親自率領大軍東下，還是委託劉文秀為前線總指揮，戰役的進程必有可觀，明、清雙方的勝負尚難預料。可是，在這關鍵時刻孫可望利令智昏，妄圖推倒毫無防範能力的永曆朝廷，結果激起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歲月，事機全失。張名振、張煌言和錢謙益、姚志卓等人翹首以待的會合上遊「秦藩」之師奪取江南的恢復大計就此化為泡影。

劉文秀眼見孫可望作事乖張，內部既醞釀著一場重大的危機，自應以穩定政局為首務，「出師東伐」的計劃因此擱淺。五月初七日，劉文秀「以單騎出歷沅、靖諸營，遍觀諸險阻，勞恤軍吏，十日而畢。又訪求能知天文數術者，夏鴻臚言興隆山中有隱士李石說星數有驗，遣書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贈之衣金而歸；復以夏鴻臚薦賢謝之金」。這意味著劉文秀擔心內變，一面加強同清方接境地區的防務，一面針對孫可望周圍那些諂媚之徒編造的「天命在秦」的「輿論」加以驗證。六月，孫可望回到貴陽；七月初六日「大招討劉文秀擇日出師，由平越道，屯於天柱（今貴州天柱縣，與湖南接境）。在以後的半年裡，劉文秀毫無揮軍入楚之意，原因很可能是擔心孫可望發動宮廷政變。孫可望同李定國、劉文秀之間的矛盾在永曆朝廷內成了公開的祕密。《存信編》卷五記載，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撫南王劉文秀駐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簡討朱全古兼兵科給事中視師海上。先是，甲午（1654）秋文安之密與全古曰：『劉、李之交必合，眾志皆與孫離，但未知事機得失如何也。我當以冬還蜀，君可以春還吳楚上下流觀察形勢，各靖其志，無蹈危殆。』安之尋遁入郝（搖旗）、李（來亨）營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營吏部尚書範鑛請遣使宣諭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還吳，轉渡江，由海門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報命。」

這就為孫可望在1654年五、六月間確實途經安順、安莊衛往返雲、貴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

甲午（1654）夏，駐蹕舊亭，臨觀讚賞，俄而潭水且湧數丈（黃果樹瀑布下有犀牛潭），勢若錢塘怒潮，噴雲散霧，左右驚視，良久乃平。或曰：此神犀之效靈徵異也。爰命所司選勝為亭，以備臨眺。亭成而勝益著，因記諸石，以紀厥異雲。又題其石壁曰「雪映川霞」。

南明之不振，關鍵在於從來沒有一個能夠調動全部抗清力量的權威核心。清廷內部雖然也常有勾心鬥角，但大體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賞罰分明。清勝明敗，根本原因不是強弱異形，而是內部凝聚力的差異。1654年南明發動的兩場戰役都是有可能取勝的。在南線的廣東戰場上是西打，東不動；北線的長江戰役是東打，西不動。仗打成這個樣子，還談什麼勝券。查繼佐在《罪惟錄》裡記載南明幾個朝廷的覆敗都歸之為「天」，其實，完全是人為的。只要鄭成功以主力配合李定國，廣東必下無疑，尚可喜、耿繼茂難逃孔有德的下場。李、鄭聯軍如能收復廣東全省，明清局勢就將大不一樣。長江戰役中，明軍在水師上佔了絕對優勢，又有清統治區內大批複明志士的準備接應，西面可以投入的兵力也相當多。除了孫可望指定由劉文秀統軍攻常德或嶽州順江東下以外，夔東十三家軍隊所處的地理位置極為有利，戰鬥力也非常強。直到清軍進佔雲南（1661年，順治十八年）以後，張煌言還派職方司吳去鄖陽同十三家聯絡力圖扭轉敗局。上文也提及1654年長江戰役時錢謙益同文安之有書信往來，那末，為什麼夔東十三家的軍隊沒有採取行動的任何跡象呢？看來也是擁明勢力內部由於某種原因不能同心合力，孫可望作為永曆朝廷的實際行使最高權力的人物，沒有做好協調工作當然要負主要責任。

這次由當事人精心策劃的會師長江戰役，結果卻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沒有出動。就西南方面說，孫可望讓姚志卓帶回的資訊肯定是許下了從長江中遊東下的諾言。當時，他同李定國之間的嫌隙已經比較深，定國帶領兵馬向廣東推進，另行開闢戰場。孫可望直接指揮的軍隊駐於貴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數州縣，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戰場上取得輝煌戰果，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夢想取代永曆皇帝，需要坐鎮黔、滇，不願親自統兵東下。於是，孫可望決定起用因保寧戰役失利廢置昆明的撫南王劉文秀。史載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正月，劉文秀被任命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幾乎可以斷定這正是孫可望為了配合張名振展開大規模長江戰役而作出的部署。可是，事態的發展並不像孫可望想象的那麼順利。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和在貴陽的秦王「國主」行營之間的危機已經處於一觸即發的階段。永曆帝為了保持自己象徵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祕密求助於在廣西的安西王李定國率兵「救駕」。就抗清大業而言，孫可望拍板定調決定採納北線長江會師方案；李定國在順治十年（1653）、十一年（1654）致力於南線同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會師廣東的計劃。永曆八年（1654）朝廷給左僉都御史徐孚遠、兵部司臣張元暢的敕諭中說：「今胡氛漸靖，朕業分遣藩勛諸師先定楚粵，建瓴東下。漳國勛臣（指漳國公鄭成功）亦遣侯臣張名振等統帥舟師揚帆北上。爾務遙檄三吳忠義，俾乘時響應，共奮同仇，仍一面與勛臣成功商酌機宜，先靖五羊（即廣州），會師楚粵，俟稍有成績，爾等即星馳陛見……」從表面上看，南北兩線同時發動大規模的反攻，前景頗為樂觀。然而，作為原大西軍第三號人物的劉文秀清楚地意識到孫可望的驕橫跋扈已經嚴重地威脅到西南政局的穩定。他立志抗清復明，卻不願意為孫可望打天下。於是，他「屢辭招討，不獲；從容治裝者月餘，乃上道。至黔（指貴陽）時四月矣」。「行營諸文武郊迎，輒下車揖謝。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旂纛，授爵授文秀（文字有誤）。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國主威略，諸公侯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某菲材，誠恐不勝。』諸人聽之皆悅。越數日，乃自於營中請宴文武諸人，優觴半，起謂諸人曰：『皇上猶佛菩薩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輩大和尚事。』已啟言：『營鎮諸將領徵，歷經戰已久，不患不威勇，當通以忠義謀略，如《百將傳》請書宜各頒付，聽禮延文儒講論。』又言：『軍士皆（當）推心愛惜如子，諸營鎮不得虐使之，如鞭笞不合道者，我當參治。』」顯然，這是對孫可望的批評。他奉勸孫可望應該滿足於當好廟中主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薩，自己爬上寶座，弄得不倫不類，信徒星散。同時針對諸將有勇有謀，卻只知「國主」不知皇帝，提出要加強忠貞教育。孫可望聽不進去，一意孤行，在這年五、六月間由貴陽返回昆明，企圖舉行禪位禮，黃袍加身。關於孫可望在1654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五、六月間，曾由貴陽赴雲南昆明圖謀稱帝事，不僅在野史和地方志中有明確記載，孫可望本人在途經安莊衛（今貴州鎮寧縣）白水河大瀑布（即黃果樹瀑布）時觀賞風景，親自撰寫了一篇《望水亭記》，其中說：

概括起來說，1654年張名振、張煌言等的三入長江是復明勢力東西會合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戰略是由內地隱蔽著的復明分子錢謙益、姚志卓、朱全古、賀王盛等人經過調查研究，祕密策劃，東西聯絡後形成的，決策者是掌握永曆朝廷實權的秦王孫可望，積極執行者是定西侯張名振等人。只有弄清整個事件的背景和經過，才不致像目前所見各種史籍那樣把張名振、張煌言的三入長江之役看成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孤立行動，也不至於受親鄭文人的記載影響以為是鄭成功決策發動了這場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