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李定國迎永曆帝入雲南和孫可望的降清 第六節 孫可望叛降后的永曆政局

李定國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同劉文秀的關係上。就歷史淵源而言，李定國和劉文秀在原大西軍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聯明抗清後兩人既不像孫可望那樣心懷野心，又多次獨擋一面，指揮重大戰役，在迎接永曆入滇和平定孫可望叛亂等問題上都作出了貢獻。自然，劉文秀的戰功遠不及李定國，但在當時穩定南明局勢上，晉、蜀二王同為朝野所關注，合則兼美，離則兩傷。可惜，李定國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對劉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時艱。交水之戰後，李定國留在雲南，劉文秀領兵追拿孫可望，實際上負有穩定貴州以及與清方接境地區的任務。他雖然未能擒獲孫可望，但安撫地方和軍隊的工作做得相當出色。到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十月間，劉文秀見貴州形勢已經穩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軍仍據守著四川大部和湖廣武岡一線，就上疏奏請永曆帝移駐貴陽，這樣不僅可以體現進取精神，也便於就近指揮，振作士氣。永曆帝同意了這一建議，命禮部擇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國在進討盤踞永昌（今雲南保山）的王自奇時，得知永曆帝同意劉文秀遷都貴陽的建議後，大為不滿，「駐兵永昌，上疏告病，請卸兵事」。永曆帝拗不過李定國，「璽書慰勞，召回，遲延三月始赴闕」。永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國請盡撤川楚守邊各鎮將回雲南。遂罷幸黔之議」。這是李、劉之間裂痕的第一次明顯暴露。從當時形勢來說，劉文秀的建議基本上是正確的，李定國反對移蹕貴陽如果是考慮到永曆帝秉性怯弱，距敵越遠越好，加上移蹕之時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負擔，主張留駐昆明自有可取之處。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挾永曆帝撤回川楚守邊諸將顯然是針對蜀王劉文秀的。因為他的親信部隊主要集中在雲南，而劉文秀安撫了貴州、四川、湖廣的軍隊，定國不免有所顧忌，耽心移蹕貴陽之後，劉文秀的地位將凌駕於自己之上。這年三月，李定國又建議永曆帝召回劉文秀，不能不說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南明內訌、孫可望來降的時機調兵遣將準備大舉進攻，李定國卻心存芥蒂，把劉文秀和處於一線的將領調回大後方昆明，嚴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揮部署。這說明李定國在平定孫可望叛亂以後，對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慮，注意力過多地放在鞏固自己在永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延臣金簡等上疏進諫道：「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頓刃，待兩虎之一斃一傷以奮其勇；而我酣歌於漏舟，熟睡於積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於兵事者也，胡亦洩洩如是。」這裡說的二王是指晉王李定國和蜀王劉文秀。劉文秀對局勢的危險有清醒的估計，他在追逐孫可望的過程中，注意收集孫可望部下兵將，多達三萬餘人，加以改編訓練，打算用於守衛同清軍接境地區。他的豁達大度收到的效果非常明顯，孫可望雖然叛變了，跟著投降清朝的不過幾百人，而且沒有一個重要將領。這說明原先尊奉「國主」的大批將士在關鍵時刻是識大體的，不應心存畛域，加以歧視和打擊。可是，李定國卻缺乏廣闊的胸懷，採取了一些歧視原屬孫可望部下將士的錯誤做法，比如「以收穫孫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舊兵名日晉兵」，「由是孫可望之兵心懶矣」。甚至連在迎接永曆帝入滇和粉碎孫可望叛亂中作出了重大貢獻的劉文秀也受到冷遇。據記載，劉文秀追趕孫可望至貴州後，由於可望事先逃走，劉文秀就留在貴州從事善後事宜，重點是穩定內部，防止清軍乘釁進犯。事情剛有頭緒，李定國卻向永曆帝建議召回劉文秀。見面之後，永曆帝本應慰勞一番，卻一開口就質問孫可望是怎樣逃脫的？劉文秀回奏：「彼時殺敗孫可望之際，不料他走小路。臣帶多兵只從大路追去。及至盤江細問，把橋兵雲：不曾從此過。始知走小路奔逃，只得仍從大路追下，且可望僅馬上不滿百人，隨處有馬即換，他不說大敗之故，誰不應承？連夜前去。臣只一日一站追，故追不及。臣到貴州，馮雙禮雲已去四日矣。即再發兵追之，已莫可及，可望故此得脫。」永曆帝沉默了很久才說道：「若捉不住，原日也不宜追他。今追之不獲，反激之投他處，恐滇南之禍不遠矣。」朱由榔這一番話簡直是語無倫次，難道在交水之戰後讓孫可望返回貴陽重整兵馬就可以充當雲南的屏障嗎？劉文秀穩定貴州、四川、湖廣一帶功勞很大，李定國和永曆帝把他和主要將領召回昆明，使劉文秀的善後工作未能有效進行已是重大失誤，對劉文秀的亂加指責更使他心灰意懶。劉文秀的被召回，意味著被解除兵權，朝廷在晉、蜀二王之間已明顯地倚重李定國，一些目光短淺的舉措又使劉文秀深為不滿。他內心非常苦悶，甚至私下對人說：「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把李定國比作孫可望第二，失之偏激，但他對定國大權獨攬和處事不當表示反感大體上是正確的。這以後他日趨消極，「凡大朝日始上朝一走，常朝日俱不去」，「將一切兵馬事務悉交護衛陳建料理，亦不出府」。不久發病臥牀不起，永曆帝和李定國都曾去探望，再三寬慰，派醫調治。但心病無葯醫，四月二十五日劉文秀病卒。臨終前，劉文秀上遺表雲：「北兵日|逼，國勢日危，請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萬，可以充餉。臣之妻子族屬皆當執鞭弭以從王事。然後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為功。此臣區區之心，死而猶視者也。」劉文秀在病危之時對國家大事仍縈繞於心，所提建議都是從大局出發，不僅不贊成歧視原大西軍部分兵將，還主張應該同以原大順軍為主體的夔東十三家兵馬緊密團結，共赴國難。言外之意是對李定國執掌朝廷大權後在用人行政上的失誤提出了批評。

孫可望的叛變，是南明政權內部又一次大動蕩。孫可望投降清朝固然對永曆朝廷造成一些不利影響，但是，交水之戰和隨後的掃除親孫勢力，以大西軍為主體的雲、貴、川和湖廣、廣西的南明軍隊並沒有多大損失。平定內亂後，以昆明和貴陽為中心的兩個隱隱相對的實力集團得到了統一，這未嘗不是好事。如果李定國能夠同劉文秀等齊心協力，以永曆帝為號召，聯絡鄭成功、夔東十三家等各種復明力量，抗清形勢必尚可觀。

然而，李定國在處理善後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頗。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勛鎮，白文選由鞏國公晉封鞏昌王，馬進忠由鄂國公晉封漢陽王，馮雙禮由興國侯晉封慶陽王，馬寶由安定伯晉封淮國公，馬惟興由興山伯晉封敘國公，靳統武由平陽伯晉封平陽侯，祁三升由威寧伯晉封鹹寧侯，高文貴由廣昌伯晉封廣昌侯，其餘有功鎮將也分別升賞。狄三品、王會、張光翠等人「以黨附可望」的罪名降爵。駐守楚雄、永昌一帶的王自奇、張明志、關有才曾經接受孫可望的密令，準備東犯昆明。孫可望敗竄後，李定國本可以用朝廷名義對他們赦罪招撫，但他計不出此，親自率軍進攻迤西，「陣擒關有才，降張明志，自奇走騰越，窮蹙自刎。定國回省，適劉文秀獲張虎於水西，檻送省城，同關有才磔於市」。在大敵當前之際，以內訌中的「功罪」大申賞罰，對於爭取和團結內部，盡量減少損失，無疑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