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國形勢 第二節 大順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失誤

佔領北京以後，李自成的麻痺輕敵思想進一步暴露出來。當時他身邊的軍隊總數大約有十萬人，受封侯爵的大將有劉宗敏、李過、劉芳亮、張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過來的軍隊，兵力也還可觀。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將張天琳鎮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將馬重僖為節度使，惟獨在京東山海關一帶沒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將去鎮守。他的著眼點僅限於招降撒入關內的吳三桂、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而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卻置之度外。開初，李自成對吳三桂、黎玉田率領的遼東官兵和山海關總兵高第的招降進行得很順利，吳三桂在大順政權「許以父子封侯」的條件下同黎玉田、高第一道歸附大順政權，吳三桂奉李自成之命率部由永平府前往北京「朝見新主」；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李自成在招降了遼東和關門明朝官軍後，似乎認為京東的問題已經解決，對清廷出兵幹涉的危險毫無認識。他在山海關地區的軍事部署只是派了幾天以前在居庸關投降的明朝總兵唐通率領原部八千兵馬接管山海關防務，而沒有派大順軍嫡系大將出鎮該地區。從他下令吳三桂率部進京和派原駐畿輔地區的明朝投降總兵馬科率原部一萬兵馬同黎玉田一道遠徵四川來看，證明他根本沒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來清兵在遼東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內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順政權從未同清軍交鋒，彼此無怨無仇，可以相安無事。也許是出於這種天真的考慮，他既不派大順軍主力前往山海關一帶布防，又把同清軍作戰最有經驗和實力的吳三桂部調來北京（召吳三桂本人入見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聯繫到李自成命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讓吳三桂率部執行南下之類的任務），充分說明李自成對清軍即將參加逐鹿中原的嚴峻形勢毫無認識。即使不發生吳三桂叛變，僅憑唐通八千兵馬也絕對抵擋不住清軍的進犯。何況，李自成進京後，如果對吳三桂安撫得當，並立即派遣大順軍高級將領率主力協同吳軍鎮守山海關一帶，吳三桂叛變的可能性很小，京東的局勢也將比較穩定。

應當承認大順政權追贓助餉政策的革命性，它證明李自成雖然已經即位稱帝，大將們受封侯、伯等爵，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民利益的基本宗旨。處於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於茫然失措的境地。李自成一方面採取了部分辦法招徠官紳，一方面又大範圍地以追贓助餉打擊這個階層。在追贓過程中官紳們巧取豪奪所得的家貲難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紳體面掃地以盡，這對於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確實是非始料所及的。官紳地主的歸附大順政權，正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變節，把過去痛罵的「闖賊」李自成當作新的靠山。然而，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員被錄用的佔少數，地方官員由於大順政權選用的原則是以未曾出仕的舉人為重點，吸收的明朝官員所佔比例很小，就整個官紳地主而言基本上處於被打擊的地位。他們在飽嘗鐵拳之後，不勝憤慨地說：「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當大順軍所向無敵時，官紳們懾於大順政權的兵威，一般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有一種記載說庶吉士周鍾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視，他積極參加大順政權的活動，常說「江南不難平也」。一些明朝官員私下對他說：「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周鍾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其實，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時是「禮賢下士」的，對官員的大批屠戮和謫戍是在坐穩了皇帝的寶座以後。周鍾的比擬並不適當，只是反映了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少數官員的一種希望。總之，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未能依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政策，在接管區內大搞追贓助餉，把業已倒向自己的官紳地主推回到敵對地位，是極不明智的。當人們津津樂道「闖王進京」後如何如何腐化變質終於導致「羣眾」不滿，歸於失敗的時候，本書作者卻認為正是由於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沒有完成封建化的質變，才被漢族官紳勾結滿洲貴族所扼殺。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汙衊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且不說不少親歷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佔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最大時限為二十三天。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幹年之後壯志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鬥力的。再說，大順軍失敗撤離北京後，清軍入京立即將北京中、東、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頭，總不會更得民心吧，為什麼沒有失敗呢？可見，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羣眾的支持；恰恰相反，由於它尚未完成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們的強烈不滿，因而不可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區，把漢族各階層人士結成抗清的一致勢力。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致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的優勢。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短淺，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明清之際，中國向何處去？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正確地總結這段歷史，才能汲取經驗教訓，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社會、政治、軍事遺產。

在軍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缺乏戰略眼光。從萬曆末年起遼東的滿洲貴族軍事力量日益崛起，成為明朝廷棘手的課題，而明末農民戰爭的全過程又是同明清之戰交織進行的。為了抵禦滿洲貴族的進犯，明朝廷多次從陝西三邊抽調兵將。按情理說，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徵，以推翻明王朝為目標時，就應當對下一步迎戰清軍做到胸有成竹。事實卻完全相反，他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將是同自己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這首先表現在他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大批主力部隊分佈在西北、湖廣襄陽等四府、河南等地；進佔山西、畿輔、山東以後，兵力進一步分散。這種部署對於穩定大順政權統治區的局勢雖然有積極作用，但是分兵駐防的結果勢必造成在京師和京東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例如，李自成在湖廣荊襄地區部署了以大將白旺為首的七萬兵馬，當大順軍向北京推進時，明軍左良玉部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河南劉洪起等地主武裝也同左良玉相呼應，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白旺上書請援，李自成當即決定派綿侯袁宗第帶領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由陝西奔赴湖廣先擊敗左良玉部，隨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亂，直到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滯留於河南與湖廣。這種局部的勝利只是導致了全局的失敗。白旺七萬之眾完全可以牽制住左良玉部，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統右營為大順軍攻城野戰的五大主力之一，本應調到北京地區，等到穩定遼東局勢以後再回頭收拾左良玉等手下敗將，是易如翻掌。李自成計不出此，說明他對用兵的輕重緩急缺乏戰略頭腦。

歷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1644年春天，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內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檢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擺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根，實現一匡天下的目的。這一任務實際上取決於兩點：一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將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盡量縮小打擊面，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為保護他們的利益。這二者是互相關聯的。崇禎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敗以外，主要原因是戰略上兩線作戰，陷於左支右絀的窘境，造成兩大對手力量不斷的膨脹。大順政權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遺產」，避免重蹈崇禎朝廷的覆轍，理應在最大程度上爭取漢族各階層的支持。自明中期以後，縉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爭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係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內的穩定和遏制並隨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

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農民起義中建立的政權都是封建政權。李自成起義軍從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下半年開始在河南一些府縣建立地方政權，1643年在襄陽建立中央政權，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國建號。按照這種觀點，甲申三月明王朝的滅亡不是被農民起義推翻，而是為一個新興的封建政權所代替。可是，持上述觀點的人卻缺乏把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的勇氣，因而陷於自相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學工作者認為李自成為首的農民政權推行的「免賦」政策並不是免徵而是減免，這是不正確的。大量史實表明，大順政權（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敗退回西安以前，在廣袤的地區內都是以追贓助餉代替按田畝計徵的賦稅。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餉。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佔領大名府，「布州縣偽官，毒掠縉紳」。進佔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高陽縣令王瑞圖到任後，「奉賊令逼索鄉紳，名曰助餉」。靈壽縣「偽令郭廉持符至靈壽，勒鄉紳捐餉，恣為橫暴」。肥縣縣令石傳聲下車伊始即「置鄉紳於獄，比餉銀」。臨城縣令段獻珠履任後，「索餉銀，毀坊扁，免荒稅」。派往山東的大順軍將領郭升「以精賊數萬略行齊魯，張官置吏，四齣赴任，旬日間遍於海岱。……奉其敕追掠縉紳，桁楊接踵，相望於道」。濟南府「有戶政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餉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餉。其被掠者以萬曆來科目為斷，計三十餘家。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絛、紅繡鞋之名」。陽信縣「夏四月，逆闖偽令搜羅邑紳子弟蠲貲助餉，各五百金，勒限追比」。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陽言蠲貲租，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北京聚集著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發現這一舉動在政治上已經造成不利影響，下令停止，被押官僚無論完贓與否一律釋放，但各地的追贓活動一直延續到大順軍戰敗西撤為止。與此同時，我們卻沒有見到大順政權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徵收賦稅的記載。某些文獻由於文字含混給人以大順政權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徵收賦稅的印象，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其內容，不難發現所「徵」得的銀、糧一般都是整數，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畝計徵的賦稅不可能是整數，只有追贓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另一種是徵發製造軍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鋼鐵等，也不能說是正規的賦稅制度。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制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餉的階段。

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採取正確的對策。首先，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餉政策，代之以輕徭薄賦、整頓吏治。就財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為維護貧苦農民利益實行三年免賦，以沒收明朝藩王家產和對官紳追贓助餉來解決數量日增的軍隊和政權經費的需要，有其歷史的必要性。佔領北京以後，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內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係密切的宗室、國戚、勛貴（指明朝開國、靖難以來所封世襲公、侯、伯爵）、太監的全部家產，可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即便需要向官紳士民徵派部分賦役，為數也相當有限。只要採取這一措施，就足以贏得絕大多數漢族官紳的支持，結成共同對付滿洲貴族的陣線。在這種情況下，清方面臨的不是原先腐朽沒落的明王朝，而是一個新興的、充滿活力的漢族為主的政權，雙方的力量對比將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順政權日益鞏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數量）、物資方面的劣勢肯定會越來越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