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李定國迎永曆帝入雲南和孫可望的降清 第四節 劉文秀領兵入川

（順治）十三年丙申秋，劉文秀引兵入川稱蜀王，……帝制自為，官屬皆備。又以夾江縣之南安壖為己瑞，乃營而居之。十二月十五日復親至洪雅西南三十餘裡之乾埧陽，花溪、雅河所匯處，地雖狹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呼為天生城。其舍嘉定而規此者，以川東不復有歸路，且恐可望襲之也。於此平邱壟，毀室廬，伐大木，燒綠瓦，建造宮殿及百司府署，各營畫地而居，均文秀相度之。後至明年二月，已為定國促歸，謀與可望決勝負。未幾，病死矣。是役也，費民間幾許膏汗，竟不得一見，可嘆也。此地乃蔚丙戌（1646）以後寄跡之處，有數畝以供饘粥，至是悉為營地，……以身受其害故悉其誕妄無才略雲。

劉文秀的經營四川從他在永曆十年（1656）春派出大批部隊到他在永曆十一年（1657）二月奉詔返回昆明，首尾不到一年；他自己親駐四川的時間還不到五個月。當時的四川人士對劉文秀這次出師沒有取得多大成果非議甚多，主要是不了解他面臨的困難。李蕃在《雅安追記》中寫道：「秋九月，劉文秀由建、黎出雅州，至洪雅魚丘坪，修王城帥府，宮闕壯麗，勞民傷財。統兵數萬，不敢節成都，而來魚丘坪做帥府，使蜀中有司、紳士盡來朝賀，雖假借永曆年號，仍是獻賊根苗，真鼠賊矣。數月而返。」時人沈荀蔚記：

歐陽直時在劉文秀營中辦事，自記：丙申「五月，論平蜀功升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丁酉（順治十四年，永曆十一年，1657）隨蜀王奉調回滇。」又記：「丙申，安西將軍李定國奉旨冊晉王，自安龍奉永曆帝駕入滇。撫南劉文秀迎駕，奉旨冊蜀王，領兵入蜀，駐洪雅之天生城。丁酉，孫可望稱兵，蜀王文秀奉旨回滇，留高將軍鎮上南。」就當時實際情況而言，成都平原沃野千裡屢經戰亂後業已渺無人煙，社會生產幾乎完全停頓，重慶一帶也大致相似。在清軍控制下的川北保寧地區和明軍控制的川南、川東地區之間早已形成一片廣闊的無人區，解決不了糧餉問題，雙方都無法推進。順治十二年（1655）清四川左布政使莊應會在奏疏中寫道：「切川北—隅合計錢糧徵額每年止五千一百五十餘兩，各文官俸薪每年共該銀八千餘兩，一年賦額不足抵各官一年俸薪」，官兵糧餉更是全靠陝西挽運。正因為糧餉困難，順治九年吳三桂、李國翰部在保寧戰役中大敗劉文秀軍後不僅沒有乘勝南下，反而只留下四川巡撫李國英部留守保寧，全軍返回陝西漢中就糧。儘管當時清四川巡按郝浴就曾經主張收取成都平原墾荒屯田，以蜀糧養蜀兵，可是墾荒屯田除了需要足夠的兵力保障地方安定，還需要先投入大量糧食、種子和耕牛、農具作屯田之本。沒有這種兵力和財力無異是畫餅充饑。南明劉文秀率軍入川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從他先派部將入川，自己又親到夾江、雅州一帶巡視，最後確定在洪雅縣千邱坪建立帥府，在這裡興建「宮殿」、營房，聯絡「蜀中有司、紳士」，目的是在四川殘存百姓中樹立永曆朝廷的威望，同時著手屯田發展生產（上引《重修凌雲寺記》列名將領有「監理重慶屯田總兵」，沈荀蔚說他的數畝田悉為「營地」都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孫可望同永曆朝廷的關係趨於緩和，劉文秀經營四川的規模和成效必然更加可觀。清朝吳三桂、李國翰部軍隊是在孫可望降清以後，才在順治十五年（1658）由陝西漢中再度入川，會合李國英部南下。若不發生孫可望的叛變，劉文秀有將近三年的時間經營四川，他決不可能株守雅州一隅，必然是北收成都、順慶（今南充地區），東下重慶與夔東十三家會合，西南戰局將是另一種情形。儘管他在永曆十一年（1657）二月就奉詔率領主力返回昆明，仍然留下了高承恩都鎮守四川雅州地區，成績是非常明顯的。李蕃記：「丁酉（永曆十一年，1657）州守錢象坤。是時高承恩駐雅，兵馬聚集，幾無有司之政。田糧專上穀米豆草，不用民間錢糧，雖夫役徵繁，而井裡飽暖，民忘其勞焉。」直到1658年（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清軍三路入滇時，四川雅州、建昌地區仍在永曆朝廷控制之下，這不僅說明劉文秀經營四川功不可沒，也表明在平定孫可望叛亂之後，李定國多少顯得心胸偏窄，以永曆帝名義把劉文秀從貴陽召回，川、黔、湖廣（湖南西部）經略無人，加速了全線的崩潰。

永曆帝移居昆明以後，李定國、劉文秀仍然希望孫可望能夠以大局為重，捐棄前嫌，共圖興復。從劉文秀統兵北上四川可以證明他們沒有料到孫可望為了恢復自己獨攬大權的地位會不惜動用武力大打內戰。劉文秀既受封為蜀王，立即著手部署恢復四川。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春天，劉文秀派部將威寧伯高承恩統兵五千由雲南進入四川雅州（今雅安）。大約在同時，歸他調遣的另一支主力由徵虜左將軍祁三升任總理全川軍務，會同援剿後將軍狄三品、平虜營總兵楊威、懷遠營總兵賀天雲、監理重慶屯田總兵鄭守豹等統率兵馬進至嘉定府（府治在樂山）。九月，劉文秀取道建昌（今四川西昌市）、黎州（在今四川漢源縣北）、雅州到達洪雅縣（屬嘉定府），在該縣境內的千秋坪建立帥府。在這裡劉文秀撰寫了《天生城碑記》，其中說：「永曆十年，歲在丙申，聖天子厪宸慮，推轂命予秉鉞專徵，剪桐蜀土，為根本之地。期於水陸分道，力恢陝、豫，略定中原。」可見，這次進軍四川是永曆朝廷移入雲南以後作出的一項重大的軍事部署。劉文秀領兵經營四川，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永曆帝在李定國、劉文秀等人的擁戴下雖然基本上穩定了雲南地區的統治，貴州和湖南西部卻控制在孫可望手中，要打開局面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東出廣西、廣東，一是北上四川。東進兩廣，意味著由李定國統兵出徵，這在當時滇、黔對峙的情況下，永曆君臣是不敢貿然行事的；剩下的一條路就只能是由蜀王劉文秀出馬經營四川了。撥歸劉文秀指揮入川的祁三升、狄三品、楊武都是南明著名的將領，兵員有數萬當屬可信。然而，劉文秀開闢西南抗清第二戰場的行動能否成功，又要受到客觀條件很大的限制。首先，他入川後的駐節地不能離雲南太遠，以免孫可望一旦反戈內向，救援不及；其次，他率領大軍入川必須選擇社會生產破壞較小，基本上能夠就地解決糧餉的地區；第三，只有在立足已定，並且沒有後顧之憂的前提下，才能逐步向成都、重慶一帶推進，實現把四川經營為北攻保寧（閬中），東聯夔東十三家出戰湖北的戰略設想。後來的事實證明，孫可望心懷不軌，蓄意犯滇，迫使永曆朝廷召回劉文秀和他帶領的主力，經營四川收到的效果相當有限，從戰略上說是半途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