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1654年會師長江的戰略設想 第二節 錢謙益、姚志卓等人密謀策劃會師長江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錢謙益、姚志卓等人認為應當把握時機，提出了長江戰役的計劃。他們不僅主動擔負起聯絡東西兩方面的南明軍隊和內地反清義士的責任，還以出資、出力等方式親自參加了這一重大的軍事行動。值得注意的是，發動長江戰役，奪取江南為基業，並不是錢謙益等內地少數復明志士一廂情願的幻想；張名振、張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們認為這個方案切實可行；西南的孫可望作出了相應的決策，證明他也欣賞和支持這個戰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員也看到了潛在的危機，如刑科右給事中張王治就在一件題本中大聲疾呼：「江南為皇上財賦之區。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那麼，這一關係全局的重大軍事行動為什麼半途而廢了呢？

事實上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之役確是由內地反清復明人士聯絡東西，會師長江，恢復大江南北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參與密謀的有原弘光朝禮部尚書錢謙益、魯監國所封仁武伯姚志卓、魯監國政權都察院左都御史加督師大學士銜李之椿、兵部侍郎張仲符、明宗室朱周、原兵部職方司主事賀王盛、生員睦本等一大批複明志士。這些人在清統治區內祕密從事復明活動，風險極大。事敗之後他們首先銷毀證據，有的不幸被捕在審訊時也竭力避免供出細節，牽連同志；跡象還表明仕清的部分漢族官員因各種關係而暗中加以包庇。在這種史料不足徵的情況下，只能鉤稽材料盡量說明事件的來龍去脈。首先應注意，內地抗清人士的密謀活動由來已久，這裡僅就同張名振、張煌言發動長江之役的關係作一點勾畫。在西南永曆朝廷和東南海上水師之間搭橋的主要策劃人是錢謙益和姚志卓。錢謙益的生平事跡已有許多史家論述，姑不贅言。姚志卓，浙江錢塘人，曾組織義軍在浙東參加魯監國的抗清活動，先後轉戰於天目山區和江西廣信府境，受封為仁武伯。他的父親姚之朔也曾參加義舉，兵敗後由江西進入廣西永曆朝廷管轄區，同大學士方以智等人交往頗多，1649年（順治六年）七月病卒於廣西平樂。姚志卓兵敗後潛伏於清統治區，曾經不避艱險到過廣西、貴州，同永曆朝廷建立聯繫。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冬天，錢謙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於其家，定入黔請命之舉」。次年七月，「姚志卓入貴築（今貴州省貴陽市）行營（即孫可望行營），上疏安隆（即安龍，永曆帝駐地）。召見，慰勞賜宴，遣志卓東還，招集義兵海上。冢宰範鑛以朱全古萬裡赴義，題授儀制司主事」。同姚志卓一道赴黔的有原兵部職方司主事賀王盛派遣的生員眭本。賀王盛的座師雷躍龍當時正擔任孫可望行營的大學士；眭本的父親眭明永在順治二年松江抗清鬥爭中被殺，賀王盛憑藉這種關係讓眭本以「往雲貴請討伊父恤典」為名，建立同永曆朝廷的直接聯繫。三月間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進，姚志卓惟恐耽誤大事，自行前往貴州。十一月帶回永曆三年敕書、孫可望劄付、檄文、大學士雷躍龍五封回信和孫可望任命賀王盛為兵部侍郎的敕諭一道。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給賀王盛，賀王盛又「潛通海寇」，「有茅山道士張充甫系海賊張名振的匯流排索」。這裡說的「茅山道士張充甫」實際上是明魯監國政權的兵部侍郎，他的名字除張充甫外文獻中還有張沖甫、張沖符、張仲符、張中符等不同寫法，有關他的事跡還需要進一步查考。姚志卓自己又同錢謙益商議出資募軍。錢謙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這就是錢氏詩中注語所說：「姚神武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史籍記載張名振、張煌言入長江時，「平原將軍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偕其子永錫以眾來依，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營崇明」。姚志卓率領來會的「眾」當即錢氏夫婦出資募集的兵士。錢謙益同劉孔昭在弘光朝廷中共事，到長江戰役時仍有聯繫。《有學集》卷五中所收《鬱離公五十壽詩》，用韻和張煌言1654年入長江時作《壽誠意伯劉復陽》相近，錢謙益詩贈劉孔昭祝壽可證明他們之間必定有來往。錢謙益《後秋興三之三》詩尾句有自注雲：「夷陵文相國來書雲雲」，永曆朝廷大學士文安之是夷陵人，當時在貴州、四川一帶督師，也同錢謙益有書信往還。這些事實表明在幕後聯絡東南和西南復明勢力高層人物的正是錢謙益。

介紹了上述情況，不難看出姚志卓在1653年十一月從貴州帶回永曆朝廷和實權人物孫可望的大批文書，一個多月以後，張名振、張煌言等人就率領海師大舉入江，三次進至京口，迫近南京，時間之長，活動之頻繁，都同等待上遊明軍主力沿江東下密切相關。初入長江時，定西侯張名振於甲午年（1654）正月二十二日在金山寺題詩明雲「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張煌言有題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遊師未至，遂左次崇明》詩，其中有句雲：「一詔敷天並誓師」，「已呼蒼兕臨流早，未審玄驂下瀨遲。」這兩首詩從題目到內容都充分說明：溯流而上的張軍實際上是應詔而來的偏師，戰略意圖是「接濟秦藩（秦王孫可望）」由湖北、湖南東下的主力。只是由於「上遊師未至」，張軍徘徊終年，三度接應均無功而返。其間，參與密謀的賀王盛、眭本等人因叛徒出賣，被清政府逮捕，壯烈捐軀。

以錢謙益為核心策劃的聯絡東西會師江南的方案在順治十一年是有可能實現的。錢謙益長期醉心於收復江南徐圖北伐的計劃，早在永曆三年（順治六年，1649）給門生瞿式耜（時任永曆朝廷留守桂林大學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興之基業」是順江而下奪取江南。他把用兵比喻為弈棋，說：「人之當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著，有要著，有急著，善弈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著，即要著也；今之要著，即全著也。夫天下要害必爭之地，不過數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長、淮、汴京，莫非都會，則宣移楚南諸勛重兵全力以恢荊、襄，上扼漢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顧之間。江南既定，財賦漸充，根本已固，然後移荊、汴之鋒掃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歸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又說：「王師亟先北下洞庭，別無反顧支綴。但得一入長江，將處處必多響集，……我得以完固根本，養精蓄銳，恢楚恢江，克複京闕，天心既轉，人謀允臧。」瞿式耜向永曆帝轉報錢謙益密信疏中寫道：「蓋謙益身在虜中，未嘗須臾不念本朝，而規畫形勢，了如指掌，綽有成算。」這個以收復長江中下遊為重點的戰略方針，錢謙益稱之為「楸枰三局」，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南明敗局已定時，他還在詩中寫道：「腐儒未諳楸枰譜，三局深慚厪帝思」，流露出無限的惆悵。發動長江戰役，東南沿海水師同西南明軍主力會師收復江南，取得這塊財賦充盈、人才薈萃之地作為扭轉明清戰局的關鍵，確實是有相當戰略眼光的。如果說在永曆三年（1649）他提出這一計劃還只是一種設想，當時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錢謙益依據明清雙方力量的消長，判斷已經可以付諸實行了。讓我們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長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峽以上處於明軍控制之下，湖廣地區清軍主力是1652年（順治九年）清敬謹親王尼堪由北京帶領南下的滿洲八旗精銳，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國軍作戰陣亡後，這支清軍由貝勒屯齊統率，雖然在周家鋪戰役中擊敗了孫可望的軍隊，但清軍傷亡也相當大，士氣不高，急於回京休整。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疇為五省經略大學士，次年他調集漢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務時在奏疏中說：「四月初旬內官兵方到各縣，正在安插間，即值貝勒大兵班師」，說明這年春夏之交屯齊帶領滿洲兵馬北返。洪承疇調集的兵力全部不過一萬餘名，由於從北直隸、陝西、河南等地長途跋涉而來，「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間在寶慶（今湖南邵陽市）甚至發生「奪門私逃」的兵變。湖廣以下清軍江防兵力也非常單薄，清吏科右給事中郭一鶚的奏疏中說，他於順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見南北江岸建設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盜賊，法甚善也。及舟泊各處，止見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無兵丁者，自安慶以下則更寥寥不可問矣。至江寧府（南京），又見演武場操點水師，兵丁不過二百餘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兒戲；且戰舡狹小，僅容數人，視大艘（指張名振等海師用船）如望高山。如此形狀，安望其對壘破敵，決勝於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屢犯，如入無人之境，汛防官兵未聞乘風波戰，一挫其鋒，是徒有防守兵將之名，虛糜朝廷金錢，而毫無江防之實效」。

甲午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張名振統率的南明魯監國軍隊乘海舟三次進入長江，第一次進抵鎮江、瓜州，第二次進至儀徵，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時間裡積極活動於長江下遊和入海口。以戰績而言，即如張煌言後來所述：明軍「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徒單弱，卒鮮成功。」清方這時還沒有建立一支像樣的水師，長江下遊駐防兵力又很少，只好沿江戒嚴，重點保衛江南重鎮江寧（南京）。總督馬國柱在奏疏中自稱：「但能保全無恙，便為無罪。」實際上雙方沒有大的戰鬥。如果僅僅從表面現象來觀察，張名振等發動的三入長江戰役頗難令人理解。明軍旌旗炫耀，金鼓喧闐，幾百艘戰船浩浩蕩蕩直入長江清方要害之區，既不攻城掠地，又不同清方派出的援軍正面交鋒。一年之內，三次進入內河，一次比一次深入，又三次主動撤退，而且始終不離開長江入海口，這裡面大有隱情。清廷兵部在奏疏中說：「江南督撫各官每報賊船有數百號，每船有數百人，如是則足有數萬矣。若以數萬人之力，合而擊之，何堅不摧？崇明系彈丸之地，然數月不破者，乃賊之狡謀矣。賊意如破祟明，恐江東郡邑皆以崇明為誡，披甲登城矣。且賦既至京口，何不攻鎮江？既渡瓜、儀，何不進揚州？……今賊登上金山橫持斧鉞作賦，以假仁假義蠱惑人心。賊勢全可拔崇明，犯鎮江，劫揚州，然賊並不破城分封，與我死戰。……賊自海入江，皆張揚虛名。上起湖南，下至閩廣，賊必暗中串通。」同年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在破獲了平一統（永曆朝廷授討虜前將軍職）、闞名世（永曆朝廷授威遠將軍職）等人潛伏內地的復明志士後向清廷報告：「該臣□（看）得，海□（寇）跳梁，逼入內地，若非內有奸徒暗通□（線）索，何敢狂逞至此？」可見，清朝當局也多少察覺到復明勢力有東西聯絡、同時並舉的戰略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