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吳勝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第二節 寧波華夏等人的密謀反清

寧波諸君子「翻城」之役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大官僚地主為保全巧取豪奪積累起來的巨額資產在政治上表現的鮮廉寡恥，真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當審訊華夏時，問曰：「無鄉紳預謀邪？」華夏回答道：「悲夫，何言之苦也！大明無鄉紳久矣。即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為子孫計耳。否則擁姬妾傲物取快一時，如與大明結沒世不可解之仇矣。安得鄉紳？只苦這幾個秀才為著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昧。一戴紗帽，狼心狗行，無復人理。」這一番激烈陳詞雖主要針對謝三賓而發，卻揭露了明清易代之際多數大官僚地主的政治動向。大抵家資愈厚者，身家之念愈重，故國之思愈薄。可見，「鄉紳」一詞並不能準確地說明曾經出仕明朝的官僚的政治態度，也不能與「紳衿」等同。

清政府官員驚魂稍定，立即著手審理參與密謀的抗清志士。華夏自被捕到犧牲始終堅貞不屈。他正氣凜然地承認自己志在恢復大明，「只今尚恢復不來，兵馬莫集，糧草莫辦，徒耿耿耳」。清朝官員抓住密信中所說「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八字嚴訊同黨，意在一網打盡。華夏為了保護其他同謀者，拚死不招，說這只是虛造聲勢，「苟有可通，不能不大言以壯任事之氣，而又何借區區實布置為？」被夾刑暈而復甦後仍然大聲喊道：「崇禎先帝造謀，弘光皇帝統兵，其餘大學士範景文、四川御史陳良謨、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杭州府錢塘縣知縣顧鹹建、監國太常寺少卿陳潛夫一班忠義（均已死難者）皆予布置也。」1648年五月初二日，華夏英勇就義。劊子手要他跪下受刑，他挺立不屈，被擊傷腳後盤坐地上，大呼高皇帝者三，又呼：「藿食謀之，藿食死之」，然後被殺。屠獻宸、董德欽、楊文琦、王家勤、楊文瓚等也同時或稍後遇難。

黃斌卿原先不同意出兵，華夏等派出的使者再三申說浙東各地義師已布置就緒，專等海師接應，恢復寧波頗有把握。在馮京第的勸說下，黃斌卿才勉強同意。屆期他並不知道內應已被破獲，按照預定方案在十二月初四日上午率領舟山海師乘船數百艘直抵寧波東門。這時，清方已有戒備，原定內應的陳天寵、仲謨二將兵力有限，不敢響應；四明山寨的義師又已被清軍先行擊敗。黃斌卿見城內毫無動靜。估計破城無望，在城外同清江口協鎮總兵張傑等部交戰至黃昏，即下令返航。清軍趁勢追殺，黃部副將李讓戰死，船隻沉沒數十艘。

攻取寧波之役因謝三賓的告密而全盤失敗。謝三賓唯利是圖，本意是保住他「家富耦國」的家產並「求用於新朝」，沒想到「功」不見錄，清巡海道孫枝秀對他的巨額財產早已垂涎三尺，故意把他說成是「同謀」叛逆，捉拿入獄。審訊過程中，謝三賓醜態畢露，華夏記載：「先訊謝，謝頻叩地，稱述清功德及表已向推誠，靡敢失此生節至意。頌直指（即巡按御史）萬年德音，介福啟後，備諸乞憐態。且曰：『治民若有異心，未敢出兩次首也。』」儘管孫枝秀事先暗中派人告訴華夏說：「謝氏汝冤家，可力引之，當為汝報仇。」他卻在公堂審訊時義正詞嚴地說：「謝三賓最為寧郡人不齒，甲申之變，猶居鄉也；弘光皇帝蒙塵，彼竟降虜。迨錢刑部（肅樂）起義，王武寧（之仁）執詞問謝罪，彼願督餉自贖。監國幸越，不次入東閣，惟問暮夜金，即用千金買美姬行樂耳。坐陷錢塘，急切奔降，而大刊揭帖告當事，明歸心大清赤忱。是一反覆小人，行同狗彘也。此好事，豈有他分？惜與他同獄，未免抱愧耳。」謝三賓聽說華夏斥責自己是豬狗一般的小人決不會參加殉明抗清的「好事」，不禁連連叩頭稱：「長者，長者！」由於主謀華夏恥與謝三賓為伍，謝氏方能脫獄，正如華夏戊子（順治五年）正月獄中《與林霞舉書》中所說：「弟惜與三賓同禁數日，至今其座覺汙之。誰知三賓竟以弟得生，為之一嘆」

1647年（順治四年）冬，浙江寧波（鄞縣）發生了所謂「五君子翻城」之役。「五君子」是史籍中一個不十分準確的概念，它實際上指的是華夏、王家勤、屠獻宸、楊文琦、楊文瓚、董德欽、董志寧等人在寧波策劃的反清密謀。華夏等人在弘光朝以前都是生員，清兵侵入浙江後，他們奮不顧身地參加了抗清運動。華夏任魯監國兵部職方司郎中，董志寧、王家勤任大理寺評事，屠獻宸任兵部車駕司主事，楊文瓚任御史，董德欽任監紀推官，楊文琦任隆武朝廷監紀推官。1646年清軍渡錢塘江南下，他們身在故裡，心懷明室，力謀恢復。在清軍主力一部分撤回京師，一部分轉入福建、廣東，浙江駐軍相形單薄的情況下，華夏、董志寧等人認為這是趁虛而起的大好時機。當時，浙江各州縣雖已在清方控制之下，但在舟山羣島有明肅虜侯黃斌卿部水師，四明山中有王翊、李長祥等義軍扼險據守。正如史籍所載：丙戌「七月而江上潰，時浙東未下者翁洲彈丸地，而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為辭。」1647年冬，華夏、屠獻宸、董志寧、王家勤、楊文琦等人為了恢復浙東，密謀把各種抗清力量聯合起來，一舉攻克紹興、寧波。他們一面派人同在大蘭山（位於四明山區中部）結寨抗清的明兵部職方司主事王翊聯絡，一面通過在舟山的御史馮京第勸說黃斌卿帶領海師來接應。計劃由王翊會同立寨東山的李長祥部突襲紹興，得手後即與黃斌卿海師合攻寧波；華夏等人在寧波府城內祕密聯絡清海道孫枝秀麾下的中軍遊擊陳天寵、仲謨（二人曾在史可法部下任偏裨，藏有史可法頒給的劄書）屆時反正。王家勤自稱：「吾招集城東豪傑幾三千人，管江諸社為之魁，其餉吾一人可任也。」經過奔走聯絡，預定於十二月初四日乘清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禎移駐天臺，各官到渡口送行，城中無人料理之際，內外並起，一舉攻克寧波。不料，鄞縣降清未用的廢紳謝三賓探知消息，在十一月間向清分守寧紹臺道陳謨告密。秦世禎得到報告，立即改變行期，急調附近駐軍進攻大蘭山、東山、管江各義軍山寨。定海總兵張傑奉命突襲大蘭山，王翊倉猝率部轉移。清軍在王翊營中繳獲了明魯監國頒發的印、敕和書信，其中有華夏、董德欽、王家勤、屠獻宸、董志寧聯名在一幅小白絹上寫給王翊的密信，內雲：「敝府布置已定，越（指紹興）舉隨舉，定越之日，急指一旅到寧，以便壺漿。」又有屠獻宸用竹紙寫的致王翊書雲：「敝府發不待時，乞提師合慈，直搗定海，敝地亦從東直下，與抵關師合攻，亦要著也。」清政府依據謝三賓告密書揭和繳獲的書信按名搜捕，十二月初二日華夏首先被捕，屠獻宸、董德欽等也先後入獄，董志寧脫逃（後在順治八年於舟山殉難）。王家勤於同月十六日與總兵杜英侯、施仲吾等率領義軍在鄞縣管江莊同清軍作戰時被擒獲」。